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李怡：相信蘇格拉底嗎？ 2011年01月19日 柏拉圖為了要知道什麼是生活，就照老師蘇格拉底的話，去森林找一朵最好看的花，過了三天三夜，他也沒有回來。蘇格拉底走進林中找他，發現柏拉圖已在樹林裏露營紮寨。蘇格拉底問他：「你找到最好看的花了？」柏拉圖指着身邊的一朵花說：「這就是最好看的花。」蘇格拉底問：「為什麼不把它帶回來呢？」柏拉圖說：「我如果把它摘下來，它馬上就枯萎。即使我不摘它，它也遲早會枯。所以我就在它還盛開的時候，住在它邊上，等它凋謝了，我再找下一朵。這已經是我找到的第二朵最好看的花了。」 這時，蘇格拉底告訴他：「你已經懂得生活的真諦了——生活是追隨與欣賞生命中的每一次美麗。」 古往今來，多少人在經歷着也探求着何謂愛情、婚姻、外遇、生活，被認為最有智慧的古代哲人蘇格拉底給出的答案是：愛情是一種很容易錯過的理想的追求；婚姻不一定能有最好的結果，但在理智判斷後即使不是最好的也要選擇，因為有也許總比沒有好；外遇是美麗的，光亮的，充滿誘惑的，但容易枯萎；而所謂生活，就是在有限生命中活在當下，追隨和欣賞每一次美麗。 蘇格拉底這段談話，近年在網絡又再流傳。這幾個問題是人人都會遇到，人人都會想，而且是歷久猶新的問題。蘇格拉底的回答是睿智的，可以細細琢磨，但即使道理明白了，也多半不會真正履行，因為置身其中的人往往是盲目的。盲目不一定不快樂，智慧也不一定快樂。有人提過一個問題：蘇格拉底快樂還是豬快樂？許多人包括我在內，都認為豬比較快樂。所以，要不要相信蘇格拉底？自己去判斷吧。 李怡

李怡：愛情．婚姻．外遇．生活 2011年01月18日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被認為是最具智慧的人。他的學生柏拉圖問他 什麼是愛情？他叫柏拉圖到麥田走一次，要不回頭地走，在途中摘一 棵最大最好的麥穗，但只可以摘一次。柏拉圖出去了半天，空手而回 ，他說：「一株株看似不錯，卻不知是不是最好，因為只可以摘一次 ，只好放棄，看看有沒有更好的，到發現走到盡頭時，才發覺手上一 棵麥穗也沒有。」這時，蘇格拉底告訴他：「那就是愛情——愛情是 一種理想，而且很容易錯過。」  柏拉圖有一天問老師：什麼是婚姻？蘇格拉底叫他到杉樹林走一次， 要不回頭地走，在途中要取一棵最適合用來當聖誕樹用的樹材，但只 可以取一次。柏拉圖出去半天後，一身疲憊地拖了一棵看起來直挺、 翠綠，卻有點稀疏的杉樹。他說：「因為只可以取一棵，好不容易看 見一棵看似不錯的，又發現時間、體力已經快不夠用了，所以不管是 不是最好就拿回來了。」蘇格拉底告訴他：「那就是婚姻——婚姻是 一種理智，是分析判斷， ⋯⋯ 綜合平衡的結果。」 柏拉圖問老師：什麼是外遇？蘇格拉底還是叫他到樹林走一次，可以 來回走，在途中要取一支最好看的花。柏拉圖出去兩個小時，帶回了 一支色彩豔麗但稍稍枯萎的花。他說：「找了兩小時，發覺這是最盛 開最美麗的花，但我採下帶回來的路上，它就逐漸枯萎下來。」 蘇格拉底告訴他：「那就是外遇——外遇是誘惑的。它猶如一道閃電 ，雖光亮，但稍縱即逝，是留不住的。」 柏拉圖有一天問老師蘇格拉底：什麼是生活？蘇格拉底還是叫他到樹 林走一次，可以來回走，在途中要取一支最好看的花。 柏拉圖有了以前的教訓，這次去了三天三夜都沒有回來。為什麼？明 天再談。  李怡

個多星期前在影視店，在她手裏帶回＜明明＞回家，是周迅主演的電 影。突然想再看一次，是因為看過蘇州河和小裁縫。明明和蘇州河意 念是類同，同被標明為我眼下選擇，卻參與不果的逃避。兩套相融十 多年，我想有些事還有停留在那處。日月想隨，如影為伴，明是恆事 ，擾擾每項，眾人內外，看得光遠。

明報：Shall We Talk？ 明報週刊第2197期 20101219 《溏心》《家好》《巾幗》《義海》金牌編審，張華標對無線灰心 祥仔雯女冧莊視帝視後，美中不足的是《義海豪情》贏不到最佳劇集，編審張華標垂頭，可恨的是明年已沒機會，他已離開無線，轉投黎智英的台灣壹電視，台慶頒獎禮那個星期，他特意從台北迴港，看舊僱主派成績表，那感覺依然切肉不離皮。 到底已服務三十年，由黃日華翁美玲《射鵰英雄傳》寫起，經過《西遊記》、《大鬧廣昌隆》破收視紀錄的年代，一直筆耕至《溏心風暴》、《家好月圓》、《巾幗梟雄》，三連冠最佳劇集，張華標是電視界的金牌編劇。 本應已轉到另一個戰場，但他對舊公司仍有話要說：「無線是我自細長大的地方，為什麼我會離開？其實真係灰。」 月花一萬的士費 張華標今年四月離職，但他萌起辭職的念頭，是兩年前的台慶頒獎禮。 「前年拿最佳劇集獎，公司要監製和編審上台，監製拿著咪，幾時輪到我說話？我站在他身後三步，他多謝太太，多謝兒子，多謝爸爸，多謝媽媽，多謝了很多沒份參與這劇集的人，而親手把劇本創作出的編劇、編審，卻提也沒提過，我好想落台，心想：『是時候離開這間公司了。』」 一部《溏心風暴》，一部《家好月圓》，經典金句無數，都是他編審的作品，任職創作主任，本應和負責製作的監製並駕齊驅，但他深感功\勞都被奪去了。 「監製只是製作叻，並不是寫劇本叻，但他代表了一切。劇本是一劇之本，任何人都識講，可惜明白的人不多。」 他最不忿有些監製從不參與創作，卻掌握劇本的最後修改權。 「有一次，我們寫了一句對白，甲對長者道歉：『請你原諒我，我以後不會再揭人私隱。』監製東改西改，改成『揭人假面具』，這是用字錯誤，揭人假面具是正義行為。我們有兩個編審、五個編劇，先要派出兩位女編劇進行遊說，監製不肯改，再派出兩個編審去遊說，又不得要領，結果要我出馬，經過一番劇烈爭吵，用到『我以後不寫了』，才爭取到。原來監製是終審庭，當一個人獨攬大權，毋須理由，就可以按個人喜好行事。」 另一次，他寫《家好月圓》一個開心場面，配鄧麗君《甜蜜蜜》，監製認為不適合，理由是：「鄧麗君死了，怎可以配上開心場面？」 「做編劇就是這樣，我們只得四日完成一集劇本，但為了這些爭拗，就花了一天。一星期有四晚捱到深夜兩點，我每個月要花一萬元，call幾架八折的士送女編劇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