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507-林行止-碼頭罷工告一段落，達禾斯人深切反省
一、葵涌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已「慘勝」落幕！此前二度評說此事，筆者先說「慘然」，繼指「昂然」，執筆時說今天該是「蕭然」進入第四十一天，哪知消息傳來，事件已告一段落。不過，下面所寫，談及的不限於這次罷工，而是涉及資方的態度問題，因此不失時效，原文刊登。
雖然五一勞動節後有外判商創新的百多名工人加入罷工大行列，罷工人數增至五百三十多名，令工潮聲勢持續，但市民對罷工基金的捐款熱情似已降溫，而在外判商永豐拋出各碼頭工種統一加薪百分之九點八另加四千元「開工利是」的「終極方案」後，情況似有轉機。昨午高院法官林雲浩拒絕批出限制罷工工人及工會人士在和黃總部長江中心外圍聚集禁制令（但必須拆除扶手電梯附近的部分帳篷及禁止罷工工人進入長江中心範圍的禁制令仍然生效），表面看是罷工工人又勝一仗，但由於資方提出的條件不能不慎重考慮，特別是和黃轄下貨櫃碼頭四家外判商昨天以書面聯署方式向勞工及福利局確認「終極方案」提出的加薪幅度，罷工的氣勢已大不如前。
發動罷工的碼頭業職工會總幹事何偉航堅持「雙位數加薪」，對「終極方案」的加薪幅度不滿，卻承認已「有所改善」，只要資方肯重返談判桌作實加薪承諾並答應不「秋後算賬」，其他爭取改良工作條件（如工作間沒有廁所、沒有晉食時間及長時間二十四小時工作）等要求，應有商量餘地。加上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訪問近二百名沒有參與罷工工人，有六成六接受加薪百分之九點八的安排，非罷工工人當然不能代表罷工工人的意向，但多少可看出碼頭工人的心 聲，對罷工工人的堅持，肯定產生負面作用。
永豐提出最終加薪幅度時，聲明不再加入任何由勞工及福利局主催的調解會，同時展示「由零開始」的決心，即如罷工工人復工無期，便會招聘新工取代罷工工人的工作，大言炎炎，確令政府尷尬（突顯了勞工及福利局的無能為力）和令罷工工人不滿，惟加薪未完全達標卻已近標，加上客觀環境不是那麼有利，這場曠日持久的罷工，似已近尾聲。筆者估計這場罷工很快便告一段落。
值得鄭重一提的是，在這次罷工開始後不久，香港社工學聯及左翼廿一便合作出版網誌《大眾碼經》（初名《碼經》；horse paper.wordpress.com），對工潮的台前幕後、裏裏外外，作詳細報道和發表不少同情罷工工人的分析—讀者不應期望它有絕對客觀的論述，惟其提供的種種具體資訊，參攷價值甚高。難能可貴的是這班不為名不圖利的「公共知識分子」，為彰顯公義而無償工作，令人肅然起敬亦令人對香港社會仍存希望！
二、香港是全球第三大繁忙的海港，碼頭生意興隆，然而，碼頭工作條件甚差，雖說這是工人的自由選擇，經此一役，肯定令香港—尤其是資本家—蒙羞；而罷工工人透露 他們的名義收入比近二十年前還不如，亦會在香港蓬勃經濟表象上投下巨大陰影。據美國中情局的資料（ciaworldfactbook.com，絕對沒有政治立場的資訊網站），香港的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與「大落後」的危地馬拉及洪都拉斯不相伯仲，而衡量貧富差距指標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為經合組織（OECD）平均水平的二倍，意味香港社會的經濟分配極不公平。在這種背景下，這場碼頭工人罷工不僅帶給香港經濟損失，且會打擊香港在國際上的聲譽。
在工人實際收入下降、工作條件惡劣的環境公諸於世及涉事碼頭四月整體貨櫃吞吐量比去年同期下降約二成的情形下，何以資方不肯作出讓步、吃點承受得起的小虧，盡早結束工潮，豈非人人受惠？看資方代表嚴磊輝、霍建寧和馬德富（排名以就此事表態先後為序）的理直氣 壯、真理在我的言文，足以顯示這幾位高級受薪者普遍存有「達禾斯人」心態。「達禾斯人」（Davos Man）是以寫《文明衝突》廣為人知的已故哈佛歷史學家亨廷頓（S.P.Huntington，一九二七—二○○八年）於一九九七年提出的名詞，用以形容那批在瑞士達禾斯舉行的年度「世界經濟論壇」的常客；用亨廷頓的話，這些商界精英分子，追求的只是他們企業的經濟利益，對他們所屬的國家忠誠度甚低，他們視國家疆界如無物，國家之於他們只是有助其達成走向世界的工具。他們把工 廠搬往（或把工作外判）低薪國家，本國失業率上升，他們不僅絕無悔意，且揚揚自得，因為本國多一個失業工人，低薪國多四人（甚且更多）就業，他們登高望遠，站在環球的高度，這有什麼不妥當？同理，香港少一個碼頭工人，也許內地增數名碼頭工人，他們對世界便無虧欠……。這種想法，成為放眼世界（商人無祖國）的精英分子振振有詞不肯真正與罷工工人坐下商討問題的主因！
三、在戴卓爾夫人和列根總統當政後約三十年間，西方世界經歷了最顯著的自由化運動—解除金融業管制、離岸經營合法化、推廣自由貿易及打破先進與落後國家藩籬的移民自由，環球化（globalization）成為對 本國和世界各國皆可蒙其利的大趨勢。環球化意味「世界是個自由市場」，人民自由遷徙等於勞工跨境工作，化國界為無形；解除金融業管制，大增資金「自由行」的程度。所有反對上述變化的觀點都被視為種族歧視、排外主義和保護主義……。這種環境，令鼓吹各國互通有無自由貿易的T．弗里曼成為「先知」，他於二○○ 五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紀簡史》大受歡迎，成為全球暢銷書，不在話下；而力主全球自由化並從中牟取巨利、不顧本國本地人死活只着重股東利益的精英分子，便是亨廷頓筆下的「達禾斯人」。
可是，好景甚暫，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紐約世貿中心慘劇」令不受邊界限制的世界自由市場（大同世界）理念毀於一旦，繼後二○○八年的金融崩潰（「海嘯」）令非既得利益階層對環球化自由市場的成效存疑，雖然傳統經濟學家及主流傳媒仍不遺餘力地主張自由化的好處，但正統政治在「九一一」後開始轉向，這固然是受選民投票意向的影響，然而，看到自由化不一定對參與其中的所有國家都有利，相信更為重要。在一 九八九年柏林圍牆被推倒至二○○一年這十一、二年的「自由化黃金期」漸成過去，西方主要國家的國策已從極端自由轉化至有限度自由，而這主要表現在英美相繼 收緊移民政策上，歐盟區亦步亦趨，法國的奧朗德去年五月便以進一步限制移民入境而「大冷勝出」、當上總統。在經濟線上，○八年的金融危機迫使政府不得不出 手挽救那些一度自稱沒有國籍（no longer hadnational identities）的企業（工業和銀行業），中國在繼續開放的自由化聲中，亦強化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地位。經此一役，重新國有化 （renationalized）的「走回頭路」蔚成時流，如今世界級的能源公司、船務及航空公司因相繼出問題而被收歸國營。金錢、貨物、勞工可以無視疆界自由流動是對有關各國最有利的想法，不過是另類烏托邦！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以有公有私有的混合形式存在，遠較完全私有化更具持續力和持久性和對本地經濟有利。絕對自由的環球主義，已和共產主義一樣被丟進歷史垃圾堆填區！「達禾斯人」在國際商業世界呼風喚雨的時代已成過去，善視本國本地工人，和他們和諧相處，是「新達禾斯人」應該確認的大趨勢。昨天（五月六日）麻州大學經濟學教授南茜．福貝（Nancy Folbre）在《紐時》的專欄，開篇便指「大企業掠取（rake）巨額利潤卻無法贏得民心」，愛惜羽毛的資本家應引以為誡。
雖然五一勞動節後有外判商創新的百多名工人加入罷工大行列，罷工人數增至五百三十多名，令工潮聲勢持續，但市民對罷工基金的捐款熱情似已降溫，而在外判商永豐拋出各碼頭工種統一加薪百分之九點八另加四千元「開工利是」的「終極方案」後，情況似有轉機。昨午高院法官林雲浩拒絕批出限制罷工工人及工會人士在和黃總部長江中心外圍聚集禁制令（但必須拆除扶手電梯附近的部分帳篷及禁止罷工工人進入長江中心範圍的禁制令仍然生效），表面看是罷工工人又勝一仗，但由於資方提出的條件不能不慎重考慮，特別是和黃轄下貨櫃碼頭四家外判商昨天以書面聯署方式向勞工及福利局確認「終極方案」提出的加薪幅度，罷工的氣勢已大不如前。
發動罷工的碼頭業職工會總幹事何偉航堅持「雙位數加薪」，對「終極方案」的加薪幅度不滿，卻承認已「有所改善」，只要資方肯重返談判桌作實加薪承諾並答應不「秋後算賬」，其他爭取改良工作條件（如工作間沒有廁所、沒有晉食時間及長時間二十四小時工作）等要求，應有商量餘地。加上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訪問近二百名沒有參與罷工工人，有六成六接受加薪百分之九點八的安排，非罷工工人當然不能代表罷工工人的意向，但多少可看出碼頭工人的心 聲，對罷工工人的堅持，肯定產生負面作用。
永豐提出最終加薪幅度時，聲明不再加入任何由勞工及福利局主催的調解會，同時展示「由零開始」的決心，即如罷工工人復工無期，便會招聘新工取代罷工工人的工作，大言炎炎，確令政府尷尬（突顯了勞工及福利局的無能為力）和令罷工工人不滿，惟加薪未完全達標卻已近標，加上客觀環境不是那麼有利，這場曠日持久的罷工，似已近尾聲。筆者估計這場罷工很快便告一段落。
值得鄭重一提的是，在這次罷工開始後不久，香港社工學聯及左翼廿一便合作出版網誌《大眾碼經》（初名《碼經》；horse paper.wordpress.com），對工潮的台前幕後、裏裏外外，作詳細報道和發表不少同情罷工工人的分析—讀者不應期望它有絕對客觀的論述，惟其提供的種種具體資訊，參攷價值甚高。難能可貴的是這班不為名不圖利的「公共知識分子」，為彰顯公義而無償工作，令人肅然起敬亦令人對香港社會仍存希望！
二、香港是全球第三大繁忙的海港，碼頭生意興隆，然而，碼頭工作條件甚差，雖說這是工人的自由選擇，經此一役，肯定令香港—尤其是資本家—蒙羞；而罷工工人透露 他們的名義收入比近二十年前還不如，亦會在香港蓬勃經濟表象上投下巨大陰影。據美國中情局的資料（ciaworldfactbook.com，絕對沒有政治立場的資訊網站），香港的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與「大落後」的危地馬拉及洪都拉斯不相伯仲，而衡量貧富差距指標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為經合組織（OECD）平均水平的二倍，意味香港社會的經濟分配極不公平。在這種背景下，這場碼頭工人罷工不僅帶給香港經濟損失，且會打擊香港在國際上的聲譽。
在工人實際收入下降、工作條件惡劣的環境公諸於世及涉事碼頭四月整體貨櫃吞吐量比去年同期下降約二成的情形下，何以資方不肯作出讓步、吃點承受得起的小虧，盡早結束工潮，豈非人人受惠？看資方代表嚴磊輝、霍建寧和馬德富（排名以就此事表態先後為序）的理直氣 壯、真理在我的言文，足以顯示這幾位高級受薪者普遍存有「達禾斯人」心態。「達禾斯人」（Davos Man）是以寫《文明衝突》廣為人知的已故哈佛歷史學家亨廷頓（S.P.Huntington，一九二七—二○○八年）於一九九七年提出的名詞，用以形容那批在瑞士達禾斯舉行的年度「世界經濟論壇」的常客；用亨廷頓的話，這些商界精英分子，追求的只是他們企業的經濟利益，對他們所屬的國家忠誠度甚低，他們視國家疆界如無物，國家之於他們只是有助其達成走向世界的工具。他們把工 廠搬往（或把工作外判）低薪國家，本國失業率上升，他們不僅絕無悔意，且揚揚自得，因為本國多一個失業工人，低薪國多四人（甚且更多）就業，他們登高望遠，站在環球的高度，這有什麼不妥當？同理，香港少一個碼頭工人，也許內地增數名碼頭工人，他們對世界便無虧欠……。這種想法，成為放眼世界（商人無祖國）的精英分子振振有詞不肯真正與罷工工人坐下商討問題的主因！
三、在戴卓爾夫人和列根總統當政後約三十年間，西方世界經歷了最顯著的自由化運動—解除金融業管制、離岸經營合法化、推廣自由貿易及打破先進與落後國家藩籬的移民自由，環球化（globalization）成為對 本國和世界各國皆可蒙其利的大趨勢。環球化意味「世界是個自由市場」，人民自由遷徙等於勞工跨境工作，化國界為無形；解除金融業管制，大增資金「自由行」的程度。所有反對上述變化的觀點都被視為種族歧視、排外主義和保護主義……。這種環境，令鼓吹各國互通有無自由貿易的T．弗里曼成為「先知」，他於二○○ 五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紀簡史》大受歡迎，成為全球暢銷書，不在話下；而力主全球自由化並從中牟取巨利、不顧本國本地人死活只着重股東利益的精英分子，便是亨廷頓筆下的「達禾斯人」。
可是，好景甚暫，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紐約世貿中心慘劇」令不受邊界限制的世界自由市場（大同世界）理念毀於一旦，繼後二○○八年的金融崩潰（「海嘯」）令非既得利益階層對環球化自由市場的成效存疑，雖然傳統經濟學家及主流傳媒仍不遺餘力地主張自由化的好處，但正統政治在「九一一」後開始轉向，這固然是受選民投票意向的影響，然而，看到自由化不一定對參與其中的所有國家都有利，相信更為重要。在一 九八九年柏林圍牆被推倒至二○○一年這十一、二年的「自由化黃金期」漸成過去，西方主要國家的國策已從極端自由轉化至有限度自由，而這主要表現在英美相繼 收緊移民政策上，歐盟區亦步亦趨，法國的奧朗德去年五月便以進一步限制移民入境而「大冷勝出」、當上總統。在經濟線上，○八年的金融危機迫使政府不得不出 手挽救那些一度自稱沒有國籍（no longer hadnational identities）的企業（工業和銀行業），中國在繼續開放的自由化聲中，亦強化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地位。經此一役，重新國有化 （renationalized）的「走回頭路」蔚成時流，如今世界級的能源公司、船務及航空公司因相繼出問題而被收歸國營。金錢、貨物、勞工可以無視疆界自由流動是對有關各國最有利的想法，不過是另類烏托邦！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以有公有私有的混合形式存在，遠較完全私有化更具持續力和持久性和對本地經濟有利。絕對自由的環球主義，已和共產主義一樣被丟進歷史垃圾堆填區！「達禾斯人」在國際商業世界呼風喚雨的時代已成過去，善視本國本地工人，和他們和諧相處，是「新達禾斯人」應該確認的大趨勢。昨天（五月六日）麻州大學經濟學教授南茜．福貝（Nancy Folbre）在《紐時》的專欄，開篇便指「大企業掠取（rake）巨額利潤卻無法贏得民心」，愛惜羽毛的資本家應引以為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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