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08-劉若英：易副官
劉若英：易副官
2011年05月08日
他真正的名字是甚麼，我不是很確定，但可能也不重要。對我而言，他就是易副官，知不知道他的本名，並不會改變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我從小就叫他「易」。他那個易，聲音不是往下，不是容易的「易」，我喊他，都是往上揚起的，像「移──」而且，尾音永遠要拖長。家裏其他的人都喊他「易副官」。一直到我走進他的告別式現場之前，我都以為他的全名就叫「易副官」。
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間小房間，一進大門穿過院子的第一間。甚麼人來來去去，進出我家，都必須經過他的窗口。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頭，卻掩不住灰白交錯的髮色，小時候我說他像猿人。他常常就叼根菸坐在他那小房間的窗口，豎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的指令。
人們喜歡說小孩子單純，但我從來不這樣認為，因為我就是一個不單純的例子。我從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負的。既然可以欺負，我就不會放過他。他不會去告狀，也不會生氣，不會報復，更不會記恨。甚至可以說，我想要甚麼，他都盡量滿足我，我闖了禍，他的任務就是盡量幫我隱藏。
易走了以後，我常常怕自己會忘記他，畢竟我懂事的時候，他已經很老很老了。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我能記得他多少？但後來發現，我愈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愈鮮明。
他跟着公公多久沒有人算得清楚。傳說他十三歲就是湖南老家的家僕，而後公公進學，他就變成書僮，每天跟着去學堂，一站就是一上午，公公放學再安全地把他送回家。黃埔軍校開辦，十四歲的公公在「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感召下，謊報年齡，上了黃埔軍校。於是，易，就也跟着去從軍。公公報效國家，易副官報效我公公。
離開黃埔後，公公赴俄念書，易跟不去，就在家鄉等他回來。公公回國，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母，生了我叔叔，又成了我叔叔的保母。後來公公撤退到台灣，有了姑姑，當然，他又成了姑姑的保母。直到連孫少爺孫小姐都長大了，易搖身一變，又成了家裏掌廚的。這不奇怪，因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湖南家鄉菜。從小我便當裏的菜都是他給準備的，他的臘肉與糖醋排骨都是絕品，也都是我自此沒有再品嘗過的味道。
搬去跟祖父母住的時候，我三歲，他六十八歲。從那一天起，他的新任務，就是當我的保母。小時候家裏幾乎不讓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也因為自家有院子，所以我遊樂場就完全建立在那個當時覺得很大的前院裏。而我最重要的玩伴，就是這位已經七十好幾的「易」。
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着我，他穿着拖鞋，因為他沒能把球打到我面前而生氣地摔球拍，過去踩他的腳，罵他：「你根本就不會打球。」他的桌上永遠有一個裝滿糖果跟零錢的透明玻璃罐。我會爬上他那張破舊的籐椅望着，他就會打開罐子給我兩顆糖。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紙仔細摺起來，中間打一個結，做成一個個穿蓬蓬裙的小公主，逗我說那就是我。我當時覺得他無聊透了，這個招數用了那麼多年也不換一下。就像他每次都用兩根大拇指各自彎曲，然後接起來，跟我說他的大拇指可以分開──鬼才相信。
另外一個第一次，就是我從那個糖罐子裏偷錢，原因是我想跟同學去學校巷口的那家雜貨店抽獎，另外，我還想吃一種會弄得滿嘴紅的芒果乾。後來聽姑姑說，家裏所有的小朋友都是從那糖果罐下手。也許易是故意把錢放在那裏的。
我的公主床後頭是一個小窗，每天早上我不需要鬧鐘，易會在那個窗口問我，今天想吃甚麼早餐啊？鹹麵包？菠蘿？還是肉鬆的？還是稀飯？燒餅？通常他還沒有念完，隔壁的窗口就會出現一個聲音──我婆婆。「易副官，不准那麼寵她，哪有每天問的！」即便如此，他還是每天問。然後我才起床。
家裏不准我們在攤子小吃，嫌不衞生，我總是羨慕同學可以隨意坐在路邊吃蚵仔麵線跟刨冰。有天趁婆婆不在家，我就叫他在巷口把關，大剌剌地坐在攤子上吃起麵線。事後證明這是一個很不到位的安排。我看着老闆用着淺淺的碗，舀進稠稠的面線，撒上香菜跟大蒜，然後抖着手端給我，確實，老闆的大拇指都伸進麵線裏了，但衞生不重要，突破禁忌才是重點。就是這麼巧，婆婆搭車回家了，易副官的速度怎麼比得上汽車？我剛想說再來一碗時，一隻塗着蔻丹的手已經把我拎上車。我回頭找易，只見他追着車子跑，滿頭大汗。
我的小學就在我家後頭走路十五分鐘的距離。他每天接送我上下學，就像他當年陪公公去學堂一樣。因為他為我所做的事是如此理所當然，我從來不會珍惜，只抱怨為甚麼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自己背書包而是他幫我提着？有幾次放學，我故意在校門口把書包丟給他，自己跑回家。以他的年紀，再加上腳上那雙黃色的塑膠拖鞋，我總比他先到家，公公聽到我門鈴聲就會說：「易副官沒去接你嗎？」我就會說：「不知道，沒看到。」小孩子事實上是不單純的。
真想用小叮噹的任意門回到那個時候，把當時的我毒打一頓。
爸爸是船長，跑遠洋的，兩三年才回來一次。我嘴上從來不提爸爸，因為他實在太遙遠了。我對他的印象有時不是腦海裏的，而是照片上的。但是每每聽說他要回來，我就會穿上我最喜歡的衣服坐在院子裏，呆呆往門口望着。易總會走過來無聲地拍拍我的衣服，幫我把縐褶拉平，像是能看穿我的心意。
終於，帥氣的船長爸爸回來了，全家圍坐在餐桌前，聽他說國外的奇聞軼事，雖然我完全聽不懂，燈光還是出奇溫暖。婆婆告訴他，易幫我買了輛腳踏車，瞬間爸爸突然翻臉，像是忽然想到要行使他做父親的責任，說不可以。
「第一，危險；第二，不可以寵她。怎麼可以小孩要甚麼就給甚麼。第三，就算要買也不能是易買。」他立刻叫家裏傭人把車丟出去。我突然嚇壞，使出全身的力氣大哭起來；是因為我將失去得來不易的腳踏車？或是爸爸終究破壞了我對他的美好等待？我現在已不復記憶，但就在爸爸大發雷霆的時候，易大怒的聲音從屋外出現了：「你小時候就多乖啊？還不是成天跟人打架？你就會罵，孩子你帶過幾天？」爸爸住口了。
沒幾天，爸爸又離開出海，我的腳踏車也被偷了。
我想易應該知道我是叛逆的。小時候我除了整他，不太愛說話，常常對着窗外發呆，他也從來不問我在想甚麼，只是搬張凳子也陪着我坐在那裏，安靜無話。最多抽根菸，然後咳嗽。
我一直不知道易的身體不好，我只記得他老咳嗽。大家說他是抽菸抽太多。有天早上他送我去學校後，說去看病，就再也沒有回來。我當時以為他只是需要休息幾天。然後，婆婆帶着我去一個肺結核的醫院，他說易住在裏面，但不讓我進去，說怕傳染。那個下午，我等在外頭，踢了好久的石頭，很想哭。
再兩個月，一個休假天，我躺在易副官那張鋪着凉席的床上，光着腳丫。糖罐子裏的糖都快吃完了，他還沒有回來。他是那個下午走的。
他的桌上，除了糖罐，還有一樣東西，易常常望着它發呆。那是一張照片，影中人留着長髮。我問過他，他說是家鄉的媳婦。兩個人似乎沒有見過幾次面就結婚了。然後，他就來了台灣。他說得很平靜，然後轉過身去把床墊翻過來給我看，藏着一疊疊紮好的十元大鈔。他說很快他就會回去，到時再給她過好日子。對當時的我，這種話題沒多大意思。多年後，我常在香港機場轉機時，看見那些老榮民身上背着一包包的東西準備回鄉，臉上有着疲憊和期盼。我會很感傷，感傷「易」沒能等到這一天。
易服務了我家四代人，我不能替他說他是「無怨無悔」，但犧牲奉獻的概念是他教給我的。時代耽誤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許惟有這種陰錯陽差，能向我們展示極致的忠誠和美。
易出殯的那一天，我們全家着孝，我公公帶着全體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頭。他是家僕、是書僮、是副官、是管家、是保母、是大廚，是我永遠的親人和老師。也許我有幸，哪輩子也能當上他的保母。
劉若英
2011年05月08日
他真正的名字是甚麼，我不是很確定，但可能也不重要。對我而言，他就是易副官，知不知道他的本名，並不會改變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我從小就叫他「易」。他那個易，聲音不是往下，不是容易的「易」，我喊他，都是往上揚起的，像「移──」而且，尾音永遠要拖長。家裏其他的人都喊他「易副官」。一直到我走進他的告別式現場之前，我都以為他的全名就叫「易副官」。
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間小房間，一進大門穿過院子的第一間。甚麼人來來去去，進出我家，都必須經過他的窗口。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頭，卻掩不住灰白交錯的髮色，小時候我說他像猿人。他常常就叼根菸坐在他那小房間的窗口，豎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的指令。
人們喜歡說小孩子單純，但我從來不這樣認為，因為我就是一個不單純的例子。我從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負的。既然可以欺負，我就不會放過他。他不會去告狀，也不會生氣，不會報復，更不會記恨。甚至可以說，我想要甚麼，他都盡量滿足我，我闖了禍，他的任務就是盡量幫我隱藏。
易走了以後，我常常怕自己會忘記他，畢竟我懂事的時候，他已經很老很老了。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我能記得他多少？但後來發現，我愈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愈鮮明。
他跟着公公多久沒有人算得清楚。傳說他十三歲就是湖南老家的家僕，而後公公進學，他就變成書僮，每天跟着去學堂，一站就是一上午，公公放學再安全地把他送回家。黃埔軍校開辦，十四歲的公公在「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感召下，謊報年齡，上了黃埔軍校。於是，易，就也跟着去從軍。公公報效國家，易副官報效我公公。
離開黃埔後，公公赴俄念書，易跟不去，就在家鄉等他回來。公公回國，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母，生了我叔叔，又成了我叔叔的保母。後來公公撤退到台灣，有了姑姑，當然，他又成了姑姑的保母。直到連孫少爺孫小姐都長大了，易搖身一變，又成了家裏掌廚的。這不奇怪，因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湖南家鄉菜。從小我便當裏的菜都是他給準備的，他的臘肉與糖醋排骨都是絕品，也都是我自此沒有再品嘗過的味道。
搬去跟祖父母住的時候，我三歲，他六十八歲。從那一天起，他的新任務，就是當我的保母。小時候家裏幾乎不讓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也因為自家有院子，所以我遊樂場就完全建立在那個當時覺得很大的前院裏。而我最重要的玩伴，就是這位已經七十好幾的「易」。
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着我，他穿着拖鞋，因為他沒能把球打到我面前而生氣地摔球拍，過去踩他的腳，罵他：「你根本就不會打球。」他的桌上永遠有一個裝滿糖果跟零錢的透明玻璃罐。我會爬上他那張破舊的籐椅望着，他就會打開罐子給我兩顆糖。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紙仔細摺起來，中間打一個結，做成一個個穿蓬蓬裙的小公主，逗我說那就是我。我當時覺得他無聊透了，這個招數用了那麼多年也不換一下。就像他每次都用兩根大拇指各自彎曲，然後接起來，跟我說他的大拇指可以分開──鬼才相信。
另外一個第一次，就是我從那個糖罐子裏偷錢，原因是我想跟同學去學校巷口的那家雜貨店抽獎，另外，我還想吃一種會弄得滿嘴紅的芒果乾。後來聽姑姑說，家裏所有的小朋友都是從那糖果罐下手。也許易是故意把錢放在那裏的。
我的公主床後頭是一個小窗，每天早上我不需要鬧鐘，易會在那個窗口問我，今天想吃甚麼早餐啊？鹹麵包？菠蘿？還是肉鬆的？還是稀飯？燒餅？通常他還沒有念完，隔壁的窗口就會出現一個聲音──我婆婆。「易副官，不准那麼寵她，哪有每天問的！」即便如此，他還是每天問。然後我才起床。
家裏不准我們在攤子小吃，嫌不衞生，我總是羨慕同學可以隨意坐在路邊吃蚵仔麵線跟刨冰。有天趁婆婆不在家，我就叫他在巷口把關，大剌剌地坐在攤子上吃起麵線。事後證明這是一個很不到位的安排。我看着老闆用着淺淺的碗，舀進稠稠的面線，撒上香菜跟大蒜，然後抖着手端給我，確實，老闆的大拇指都伸進麵線裏了，但衞生不重要，突破禁忌才是重點。就是這麼巧，婆婆搭車回家了，易副官的速度怎麼比得上汽車？我剛想說再來一碗時，一隻塗着蔻丹的手已經把我拎上車。我回頭找易，只見他追着車子跑，滿頭大汗。
我的小學就在我家後頭走路十五分鐘的距離。他每天接送我上下學，就像他當年陪公公去學堂一樣。因為他為我所做的事是如此理所當然，我從來不會珍惜，只抱怨為甚麼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自己背書包而是他幫我提着？有幾次放學，我故意在校門口把書包丟給他，自己跑回家。以他的年紀，再加上腳上那雙黃色的塑膠拖鞋，我總比他先到家，公公聽到我門鈴聲就會說：「易副官沒去接你嗎？」我就會說：「不知道，沒看到。」小孩子事實上是不單純的。
真想用小叮噹的任意門回到那個時候，把當時的我毒打一頓。
爸爸是船長，跑遠洋的，兩三年才回來一次。我嘴上從來不提爸爸，因為他實在太遙遠了。我對他的印象有時不是腦海裏的，而是照片上的。但是每每聽說他要回來，我就會穿上我最喜歡的衣服坐在院子裏，呆呆往門口望着。易總會走過來無聲地拍拍我的衣服，幫我把縐褶拉平，像是能看穿我的心意。
終於，帥氣的船長爸爸回來了，全家圍坐在餐桌前，聽他說國外的奇聞軼事，雖然我完全聽不懂，燈光還是出奇溫暖。婆婆告訴他，易幫我買了輛腳踏車，瞬間爸爸突然翻臉，像是忽然想到要行使他做父親的責任，說不可以。
「第一，危險；第二，不可以寵她。怎麼可以小孩要甚麼就給甚麼。第三，就算要買也不能是易買。」他立刻叫家裏傭人把車丟出去。我突然嚇壞，使出全身的力氣大哭起來；是因為我將失去得來不易的腳踏車？或是爸爸終究破壞了我對他的美好等待？我現在已不復記憶，但就在爸爸大發雷霆的時候，易大怒的聲音從屋外出現了：「你小時候就多乖啊？還不是成天跟人打架？你就會罵，孩子你帶過幾天？」爸爸住口了。
沒幾天，爸爸又離開出海，我的腳踏車也被偷了。
我想易應該知道我是叛逆的。小時候我除了整他，不太愛說話，常常對着窗外發呆，他也從來不問我在想甚麼，只是搬張凳子也陪着我坐在那裏，安靜無話。最多抽根菸，然後咳嗽。
我一直不知道易的身體不好，我只記得他老咳嗽。大家說他是抽菸抽太多。有天早上他送我去學校後，說去看病，就再也沒有回來。我當時以為他只是需要休息幾天。然後，婆婆帶着我去一個肺結核的醫院，他說易住在裏面，但不讓我進去，說怕傳染。那個下午，我等在外頭，踢了好久的石頭，很想哭。
再兩個月，一個休假天，我躺在易副官那張鋪着凉席的床上，光着腳丫。糖罐子裏的糖都快吃完了，他還沒有回來。他是那個下午走的。
他的桌上，除了糖罐，還有一樣東西，易常常望着它發呆。那是一張照片，影中人留着長髮。我問過他，他說是家鄉的媳婦。兩個人似乎沒有見過幾次面就結婚了。然後，他就來了台灣。他說得很平靜，然後轉過身去把床墊翻過來給我看，藏着一疊疊紮好的十元大鈔。他說很快他就會回去，到時再給她過好日子。對當時的我，這種話題沒多大意思。多年後，我常在香港機場轉機時，看見那些老榮民身上背着一包包的東西準備回鄉，臉上有着疲憊和期盼。我會很感傷，感傷「易」沒能等到這一天。
易服務了我家四代人，我不能替他說他是「無怨無悔」，但犧牲奉獻的概念是他教給我的。時代耽誤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許惟有這種陰錯陽差，能向我們展示極致的忠誠和美。
易出殯的那一天，我們全家着孝，我公公帶着全體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頭。他是家僕、是書僮、是副官、是管家、是保母、是大廚，是我永遠的親人和老師。也許我有幸，哪輩子也能當上他的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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