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06-批判地理達人鄧永成，土地供應與公義的矛盾人，鄧永成寄語學生：當香港被規劃時……
批判地理達人鄧永成，土地供應與公義的矛盾人，鄧永成寄語學生：當香港被規劃時……
2018/5/6
【明報專訊】鄧永成說，他有好一些學生，畢業後加入了規劃署。梁振英來到要「盲搶地」，指令下來，學生心裏萬般不同意也得照做：「變成矛盾人，但在體制之中也無辦法，你要諒解。」
「但我不曾有過掙扎，或者說，我一早已經掙扎過。」
有時候人生的轉向就是一念之間。回到還未是浸大地理系教授的日子，80年代初，在加拿大取得城市規劃碩士學位後，父親離世，回港盡長子責任照顧家庭：「剛巧規劃署請人，便去試下。」未幾，政府寄來通知書，他獲取錄了。手握高薪厚職的公務員生涯通行書，他暗下思忖，回想求學時期讀到過的種種，這樣做可以改變到社會、 改變到城市嗎？不。他將鐵飯票放下，在當年還叫浸會書院的地方，擔起一份小小的助理講師教職：「人工低很多，但那個年代，至少還容許我這樣做。」
不止點用塊地 追究城市邏輯
草根生「把書讀好」 留洋開眼界
鄧永成沒有手提電話，他說他終日都在辦公室，要找他方便，見面數次，總是穿同一款式的格子襯衫，做學問的人大概都把心思留給書本，像很多年前那個簡單的年代。「我們這些傳統工人階級家庭出身，在殖民地環境下成長，腦裏想着的，基本上就是把書讀好。」因為中學時期學過地理，上到大學理所當然選修地理科，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以全系第一名畢業，內心卻不是味兒，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當時覺得，把書讀好，就是這樣？」帶着疑問，他到多倫多大學攻讀碩士，遇上論文指導老師Shoukry Roweis。
「第一堂聽他的開場白，講城市理論，大開眼界，那時才發現，咦，原來應該認真去超越土地用途本身，追尋背後的邏輯是什麼。」Shoukry Roweis一輩的學者，50年前受六八學運啟蒙，反建制，批判資本主義，他和另一學者Allan Scott創立了多倫多學派，與整個學術界一同思考如何應對60年代伊始，資本主義下的城市高速發展。
規劃師做不了的：教書找問題癥結
「我還記得跟他做project，講完一大輪，突然拋低兩本書叫我回去看。」枕頭書上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記錄不同學者如何分析詮釋馬克思的理論思想，他沒有讀過馬克思，看得一頭霧水：「唯有回去讀基本，整個人生階段，就是從一心只打算把書讀好，卻愈讀愈多反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影響，後來覺得即使成為了規劃師，可以做到的也比較局限，我希望找出問題的癥結，於是決定去教書。」
土地辯論恐招惡果
斥供應增多依然是納米房
「我還記得到浸會教之前，有一段時間在港大幫手做研究，那時凌嘉勤還在港大讀書，後來他常誤會了我是他tutor，所以講笑地說，如果論先後的話，我可能比他還要早排隊去了當規劃署長了。」分岔口前的一刻轉向，幾十年後，他來到「土地大辯論」桌上的另外一方，成為「民間土地資源專家組」其中一員，與政府委任的「土地專責小組」正面對陣，日前諮詢文件出台，用結論來開始討論，定調香港現時屋住情况「貴」、「細」、「擠」，唯有持續增加土地供應，方可紓緩住屋需要，鄧永成沒好氣。
「我一向都說整個大辯論是廢的，今天香港面對的不是供應問題，而是公義問題。」納米單位又細又擠，是因為樓價高企，唯有將貨就價，將面積縮細：「但政府便不斷告訴你，我哋要增加供應，問題是供應增多後依然是納米房來。」然後像大曬冷般一口氣搬出一大堆土地選項，你反對A和B嗎？沒相干，我們接受民意，但為解決貴細擠，只好向C和D下手，強政勵治，急市民所急：「政府要1200公頃，黃元山那邊就叫價7000，然後施永青又壓價3500，大家都在製造輿論，沒有針對問題，像許寶強最近寫，『無聊工作』，但問題是這些無聊工作，最後招致很大的惡果，就是令到整個制度千秋永續 ，表面上拗覓地選項，實質是將至為核心的問題暗渡陳倉，然後大型辯論完結，政府便去馬。」
回歸割裂規劃視野
全國一盤棋 城市全無獨立發展邏輯
「最核心的問題是，為什麼會出現今次的大辯論？第一，是要延續和發展商合謀的體制；第二，是將香港和大陸進一步整合。」以1997年為分界線，殖民地政府苦於領土問題，規劃眼光局限於深圳河以南：「只能作為一個isolated city來做。」回歸後，香港失去這種偶然的「城市規劃自主性」，被併入國家的規劃藍圖：「由珠江三角，到大珠江三角，再來便是泛珠江三角。」今次大辯論所說的1200公頃土地，只有200多公頃用來興建房屋，其餘是基建、經濟用途，卻沒有交代實際用途是什麼。
土地辯論千頃地實際用途無交代
「新界東北的討論時，陳劍青提出了『被規劃』的概念，某個角度就是，從前殖民地和中國割裂，一切與規劃有關的考慮是殖民地內的事，或多或少是市場主導；但在中國，所有的東西也是由黨國滲透，像今天的大灣區，或以前我們叫環珠江口宜居灣區，什麼一小時生活圈，到最簡單，高鐵一下插入來香港。」
這一番光景，他以前便在不少大陸城市見證過。80年代，他到劍橋攻讀博士學位，論文嘗試爬梳自50年代起中國城市規劃發展的軌迹：「那時剛好開始中英草簽，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在圖書館讀外國雜誌，講大陸開始改革，那個報道批死幾十年都未改到，當時我反應便好大，你這些CIA report來，覺得無非是想唱衰中國。」把心一橫親身回到中國一看，才驚覺社會主義底下的計劃經濟，如何主宰一座城市的生死：「比如我在這個城市放一家鋼鐵廠，由中央告訴你有幾大規模，有幾多資源，需要什麼人力，接着由國家調動，一切主導城市的發展方向。」一切由國家說了算，80年代他到過一些城市，港澳同胞用外匯券吃飯，剩下的冷飯菜汁，竟然有一大堆人來搶：「整個城市沒有建設的，為什麼？因為國家說要將資源放到工業建設、或者放在國防，不同的土地利用，形成了城市之間的差別。」「尤其我在西方國家住過，別的國家經歷過摩登時代，城市是一個自主的獨立體，但在中國，自秦開始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後，國家的介入更加大，像我們常說，全國一盤棋，基本上一個城市不會有自己獨立的發展邏輯。」
港大學有負產生知識責任
「多得教資會」
香港正在走回頭路，種種端倪顯而易見，但令鄧永成不明所以的是，本地的大學，作為知識的生產場所，為何沒有好好地研究，把這些現象好好地講清楚？
「多得教資會過去10年的所作所為，你會發現，今天學界中很多人埋頭苦幹，為的不是真心想去了解社會，而是為了去交數。」為了滿足「定期出文」的要求，學界有篤數成風：「依附現有的理論框架，比如有10個factors，今次轉一個，可以出一篇文，明天轉一個，又出一篇。」從前的大學尚有空間，讓學生深耕學品，鄧永成的博士論文，前後足足花了20年在北京的城市規劃問題，俱往矣︰「而家大家叫sausage factory，總之愈早畢業愈好，缺乏紮實的學術訓練，你可以讀完4年沒有去過圖書館，甚至沒有好好地看過書。」
建立批判地理學會的志向
於是2004年，他辦了「香港批判地理學會」，宗旨有三，「為香港尋找他選」、「挑戰現狀，確認可行方法改變香港城市空間」、「研究適合的地理時空觀，為理解表象行為作指引」，目標是結合有志之士，從學術上探討香港的未來。「然後這又回到最基本的一個問題，到底知識是能夠改變命運，或者如福柯所講，知識控制人民？知識某程度上改變了我，但某程度又的確在控制人民，最簡單，法文中的師範大學，譯過來是什麼？Normalising University，將人規範化。」浸大的地理室中有一年代久遠的地球儀，小黑點上寫着「H.K. Victoria」，換去名字，位置終究沒差，惟今天系統操控知識，南方不再是南方，母語不再是母語。
「我的責任，是令同學困惑」
「我常跟同學說，你以前在中學接收到的、在坊間聽到的，不是唯一的想法、唯一的做法。我現做的就是告訴你，你可以試圖這樣看。」學生喜歡改變對社會的看法又好，去參與或改變它也好，總之他要將知識交到他們手上：「我成日同同學講，我的責任，就是confuse你。」
受害者名單有什麼人？「哈哈，如果你要這樣說，陳劍青啦，楊夏至，還有卓佳佳，還有更多同學，所謂『覺醒』了，但畢竟他要走入社會，有些會選擇做政府工，只能將以前的抹走去，然後嘗試適應。」
變成矛盾人。「但我會體諒的，今天真的很惡劣，很多同學也無辦法，但衰點講句，啟蒙後的東西，會一直存在的，到了一個適合的情况下，會再走出來。我想，假如能夠做到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嗯，都OK的。」
文//梁仲禮
圖//鍾林枝
編輯//何敏慧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8/5/6
【明報專訊】鄧永成說，他有好一些學生，畢業後加入了規劃署。梁振英來到要「盲搶地」，指令下來，學生心裏萬般不同意也得照做：「變成矛盾人，但在體制之中也無辦法，你要諒解。」
「但我不曾有過掙扎，或者說，我一早已經掙扎過。」
有時候人生的轉向就是一念之間。回到還未是浸大地理系教授的日子，80年代初，在加拿大取得城市規劃碩士學位後，父親離世，回港盡長子責任照顧家庭：「剛巧規劃署請人，便去試下。」未幾，政府寄來通知書，他獲取錄了。手握高薪厚職的公務員生涯通行書，他暗下思忖，回想求學時期讀到過的種種，這樣做可以改變到社會、 改變到城市嗎？不。他將鐵飯票放下，在當年還叫浸會書院的地方，擔起一份小小的助理講師教職：「人工低很多，但那個年代，至少還容許我這樣做。」
不止點用塊地 追究城市邏輯
草根生「把書讀好」 留洋開眼界
鄧永成沒有手提電話，他說他終日都在辦公室，要找他方便，見面數次，總是穿同一款式的格子襯衫，做學問的人大概都把心思留給書本，像很多年前那個簡單的年代。「我們這些傳統工人階級家庭出身，在殖民地環境下成長，腦裏想着的，基本上就是把書讀好。」因為中學時期學過地理，上到大學理所當然選修地理科，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以全系第一名畢業，內心卻不是味兒，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當時覺得，把書讀好，就是這樣？」帶着疑問，他到多倫多大學攻讀碩士，遇上論文指導老師Shoukry Roweis。
「第一堂聽他的開場白，講城市理論，大開眼界，那時才發現，咦，原來應該認真去超越土地用途本身，追尋背後的邏輯是什麼。」Shoukry Roweis一輩的學者，50年前受六八學運啟蒙，反建制，批判資本主義，他和另一學者Allan Scott創立了多倫多學派，與整個學術界一同思考如何應對60年代伊始，資本主義下的城市高速發展。
規劃師做不了的：教書找問題癥結
「我還記得跟他做project，講完一大輪，突然拋低兩本書叫我回去看。」枕頭書上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記錄不同學者如何分析詮釋馬克思的理論思想，他沒有讀過馬克思，看得一頭霧水：「唯有回去讀基本，整個人生階段，就是從一心只打算把書讀好，卻愈讀愈多反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影響，後來覺得即使成為了規劃師，可以做到的也比較局限，我希望找出問題的癥結，於是決定去教書。」
土地辯論恐招惡果
斥供應增多依然是納米房
「我還記得到浸會教之前，有一段時間在港大幫手做研究，那時凌嘉勤還在港大讀書，後來他常誤會了我是他tutor，所以講笑地說，如果論先後的話，我可能比他還要早排隊去了當規劃署長了。」分岔口前的一刻轉向，幾十年後，他來到「土地大辯論」桌上的另外一方，成為「民間土地資源專家組」其中一員，與政府委任的「土地專責小組」正面對陣，日前諮詢文件出台，用結論來開始討論，定調香港現時屋住情况「貴」、「細」、「擠」，唯有持續增加土地供應，方可紓緩住屋需要，鄧永成沒好氣。
「我一向都說整個大辯論是廢的，今天香港面對的不是供應問題，而是公義問題。」納米單位又細又擠，是因為樓價高企，唯有將貨就價，將面積縮細：「但政府便不斷告訴你，我哋要增加供應，問題是供應增多後依然是納米房來。」然後像大曬冷般一口氣搬出一大堆土地選項，你反對A和B嗎？沒相干，我們接受民意，但為解決貴細擠，只好向C和D下手，強政勵治，急市民所急：「政府要1200公頃，黃元山那邊就叫價7000，然後施永青又壓價3500，大家都在製造輿論，沒有針對問題，像許寶強最近寫，『無聊工作』，但問題是這些無聊工作，最後招致很大的惡果，就是令到整個制度千秋永續 ，表面上拗覓地選項，實質是將至為核心的問題暗渡陳倉，然後大型辯論完結，政府便去馬。」
回歸割裂規劃視野
全國一盤棋 城市全無獨立發展邏輯
「最核心的問題是，為什麼會出現今次的大辯論？第一，是要延續和發展商合謀的體制；第二，是將香港和大陸進一步整合。」以1997年為分界線，殖民地政府苦於領土問題，規劃眼光局限於深圳河以南：「只能作為一個isolated city來做。」回歸後，香港失去這種偶然的「城市規劃自主性」，被併入國家的規劃藍圖：「由珠江三角，到大珠江三角，再來便是泛珠江三角。」今次大辯論所說的1200公頃土地，只有200多公頃用來興建房屋，其餘是基建、經濟用途，卻沒有交代實際用途是什麼。
土地辯論千頃地實際用途無交代
「新界東北的討論時，陳劍青提出了『被規劃』的概念，某個角度就是，從前殖民地和中國割裂，一切與規劃有關的考慮是殖民地內的事，或多或少是市場主導；但在中國，所有的東西也是由黨國滲透，像今天的大灣區，或以前我們叫環珠江口宜居灣區，什麼一小時生活圈，到最簡單，高鐵一下插入來香港。」
這一番光景，他以前便在不少大陸城市見證過。80年代，他到劍橋攻讀博士學位，論文嘗試爬梳自50年代起中國城市規劃發展的軌迹：「那時剛好開始中英草簽，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在圖書館讀外國雜誌，講大陸開始改革，那個報道批死幾十年都未改到，當時我反應便好大，你這些CIA report來，覺得無非是想唱衰中國。」把心一橫親身回到中國一看，才驚覺社會主義底下的計劃經濟，如何主宰一座城市的生死：「比如我在這個城市放一家鋼鐵廠，由中央告訴你有幾大規模，有幾多資源，需要什麼人力，接着由國家調動，一切主導城市的發展方向。」一切由國家說了算，80年代他到過一些城市，港澳同胞用外匯券吃飯，剩下的冷飯菜汁，竟然有一大堆人來搶：「整個城市沒有建設的，為什麼？因為國家說要將資源放到工業建設、或者放在國防，不同的土地利用，形成了城市之間的差別。」「尤其我在西方國家住過，別的國家經歷過摩登時代，城市是一個自主的獨立體，但在中國，自秦開始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後，國家的介入更加大，像我們常說，全國一盤棋，基本上一個城市不會有自己獨立的發展邏輯。」
港大學有負產生知識責任
「多得教資會」
香港正在走回頭路，種種端倪顯而易見，但令鄧永成不明所以的是，本地的大學，作為知識的生產場所，為何沒有好好地研究，把這些現象好好地講清楚？
「多得教資會過去10年的所作所為，你會發現，今天學界中很多人埋頭苦幹，為的不是真心想去了解社會，而是為了去交數。」為了滿足「定期出文」的要求，學界有篤數成風：「依附現有的理論框架，比如有10個factors，今次轉一個，可以出一篇文，明天轉一個，又出一篇。」從前的大學尚有空間，讓學生深耕學品，鄧永成的博士論文，前後足足花了20年在北京的城市規劃問題，俱往矣︰「而家大家叫sausage factory，總之愈早畢業愈好，缺乏紮實的學術訓練，你可以讀完4年沒有去過圖書館，甚至沒有好好地看過書。」
建立批判地理學會的志向
於是2004年，他辦了「香港批判地理學會」，宗旨有三，「為香港尋找他選」、「挑戰現狀，確認可行方法改變香港城市空間」、「研究適合的地理時空觀，為理解表象行為作指引」，目標是結合有志之士，從學術上探討香港的未來。「然後這又回到最基本的一個問題，到底知識是能夠改變命運，或者如福柯所講，知識控制人民？知識某程度上改變了我，但某程度又的確在控制人民，最簡單，法文中的師範大學，譯過來是什麼？Normalising University，將人規範化。」浸大的地理室中有一年代久遠的地球儀，小黑點上寫着「H.K. Victoria」，換去名字，位置終究沒差，惟今天系統操控知識，南方不再是南方，母語不再是母語。
「我的責任，是令同學困惑」
「我常跟同學說，你以前在中學接收到的、在坊間聽到的，不是唯一的想法、唯一的做法。我現做的就是告訴你，你可以試圖這樣看。」學生喜歡改變對社會的看法又好，去參與或改變它也好，總之他要將知識交到他們手上：「我成日同同學講，我的責任，就是confuse你。」
受害者名單有什麼人？「哈哈，如果你要這樣說，陳劍青啦，楊夏至，還有卓佳佳，還有更多同學，所謂『覺醒』了，但畢竟他要走入社會，有些會選擇做政府工，只能將以前的抹走去，然後嘗試適應。」
變成矛盾人。「但我會體諒的，今天真的很惡劣，很多同學也無辦法，但衰點講句，啟蒙後的東西，會一直存在的，到了一個適合的情况下，會再走出來。我想，假如能夠做到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嗯，都OK的。」
文//梁仲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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