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07-練乙錚-心魔鬥．悟．日台韓怎樣轉型
練乙錚：心魔鬥．悟．日台韓怎樣轉型
20131007
終於，「有人」得到和筆者相同的政治待遇，於本月2日給《文匯報》的頭號狙擊手「來論」攻擊，罪名是「罔顧事實」、「妖魔化中央」。無名之「有人」乃立會主席曾鈺成，這點該報讀者群中大概無人不知；不過如果大家以為不點名乃是一種手下留情的話，再看看4日《明報》中國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亞洲週刊》專欄作者蒯轍元的另一「來論」，當會馬上覺得那種「手下留情」的令人毛骨悚然：「必須指出，『心魔論』十分惡毒，不但把反對派和背後的外國勢力阻礙特首普選的責任歸咎中央，而且把中央守住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這條底線說成是『一國兩制』出了問題。如此明目張膽妖魔化中央、妖魔化『一國兩制』，即使出自反對派政客之口亦屬猖狂之極，何況是出自一名建制派『大佬』之口？」
一、尾生抱柱終無女 魂斷藍橋豈有男
這是宣示敵我矛盾、非常文革式的批鬥語言。以曾主席長期以來在「組織」內的地位，有人用上這樣的語言指向他，絕對不會是那些人的私人決定而必然是「組織」行為。而且，公開地在傳媒進行批鬥而不是私底下「和風細雨」地做曾主席的思想工作，顯然是鬥爭已經到了後期。
留意中共黨內鬥爭的人都知道，「不點名批判」到了如斯田地，就已經是一道最後通牒，如果當事人不馬上改轅易轍自我批判，則啓動開除出黨的程序就是下一步。 （結局之前，往往還會有最後一次嚴肅地尊稱鬥爭對象為「同志」，不過那只能算是「紅色幽默」；例如，去年4月10日的新華網頭條是〈授權發布：中共中央决定對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所以，我們要好好觀察，在未來幾周裏，曾主席會不會堅決地、公開地或者僅僅是含蓄地打倒上周的曾主席。
筆者與曾主席相識於四十年前，彼此不算熟，卻是同樣信奉馬列、熱愛毛主席；所不同者，乃是他屬於愛國陣營的「自己友」而筆者最終證明不過是「同路人」一名。那些年裏，大家一起經歷了「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四．五天安門事件」、「打倒四人幫」。每一次，大家都給共產黨糊弄；每一次，大家都在「想通了」之後掉頭、緊跟。不過，後來他比筆者（或者當年大多數的「同路人」）多掉頭緊跟了一次，那就是89.6.4的天安門大屠殺。如此對黨「一往情深不離不棄」，夫復何言。
正因如此，曾主席最近的「心魔論」，又一次引起筆者對這位老朋友的關注：莫非黨性最終復歸人性了？
抑或，曾主席將再一次「華麗轉身」，天人交戰幾天之後，依舊是一個那麼一往情深的藍橋尾生？
二、念下去吧，我的朋友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
三、大陸經濟轉型三困難
消費比重下降和投資比重偏高，是出口主導型經濟處於高增長時期的普遍現象。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尤其如此，人們於是喜歡以「瘦猛戰艦」和「豪華郵輪」 分別比喻日、美經濟。按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D. Dollar剛剛發表的論文所言，除了日本之外，東亞的南韓、台灣，也經歷過同樣狀況；所以，觀此三國（或地區．下同）何時轉型、開始轉型之時的GDP各部分比重，以及三國轉型的途徑，對瞭解大陸往後十多二十年的經濟走勢及其獨特的困難處，大有幫助。
先請看一點簡單事實：
（一）以購買力平價計算，2011年的大陸人均GDP為8,189美元。日台韓達到此水平的年份分別是1970、1982、1987。此三國經濟轉型（以投資佔GDP比例持續下降為標誌），不約而同差不多也是在達到這個發展水平之時開始的。
（二）未達此發展水平之前，三國的投資比重一直增加，至轉型點之際，都達到GDP的35%左右的最高水平；其後此比重穩步減低至目前的20-26%水平，減幅是10-15個百分點左右。
大陸的前期走勢也一樣，不過在達到領導人覺得要轉型之際，投資卻已高佔GDP的43%，並且還不斷增長，現時已達50%+。因此，大陸今後的投資比重要壓縮的幅度，要比其他三國當年的壓縮幅度大得多。這是大陸必須面對的第一個獨特困難。
（三）在達到轉型點之前，三國的GDP都有長達二十年左右的年均10%高速增長期，與大陸的成績差不多，然後都進入5%以下的低增長期。
出現這個變化的兩個主要原因都一樣：其一是，高投資比重必然導致邊際投資收益遞減（這是經濟學最堅實的定律之一）；由此導致邊際利潤下跌，企業於是減少投資。其二是，發展初期，本國與先進國之間的科技差距大，輸入技術的餘地也大；但隨着經濟發展和外國進口科技的增加，輸入更多先進技術的餘地減少，往後的經濟增長速度自然減弱。（發展本國高科技是極長線投資，談何容易。）這兩個因素導致的GDP增幅下滑，在大陸已經出現。
（四）投資比重下跌快，必須找到足夠旺盛的替代增長，才能保持GDP不下跌。理論上，替代增長只能來自私人消費、出口、政府消費（指政府的營運成本）這三方面。三國在這方面的重要經驗雷同：替代增長都來自出口增長。特別要注意的是，在進入轉型期之後，這三國的私人消費佔GDP比重基本平穩，沒有增加，而政府消費的比重更不斷下降，不僅不能擔當替代增長的角色，還需要找替代增長。
日台韓的投資比重下降之後，「替代增長都來自出口增長」這一個事實很關鍵。此前，日韓平均出口淨值都是負的，經濟轉型之後轉變為正，赤字外貿變為盈餘（台灣有點不一樣，較早出現了盈餘，但後來降為持平，然後回復盈餘，真正提供替代增長）。但是，大陸恐怕已經沒有這個有利空間，因為其出口赤字變盈餘早在達到轉型點之前已經出現；往後要進一步大幅增加出口以替代投資比重下跌，在當今歐美市場疲弱狀態之下，可說已經沒有可能。D. Dollar的論文十分強調這點。這是大陸要面對的第二個獨特困難。
（五）私人消費佔GDP比重是國民生活質素重要參考。大陸與三國處於相同的人均GDP水平進入轉型期之際，大陸的人均消費和總體消費佔GDP比重嚴重偏低（去年是36%），對比三國，大概低了15-20個百分點。這就是論者常常說的「國富民窮」現象。
然而，更重要的問題是，大陸私人消費比重如此偏低，當投資比重從50%+的水平下跌之際，私人消費增長必須是投資下跌速度的差不多1.4倍，才可以保持GDP不至於下跌。然而，三國的經驗說明，轉型開始之後，消費比重基本保持不變；大陸則不僅要變，而且變的速度要很高。這是大陸要面對的第三個獨特困難。
個別分析員看好大陸經濟轉型，如前Morgan Stanley的Stephen Roach便指出，大陸上半年的服務業年增長率達8.3%，比製造及建築業的平均年增長率7.6%高，就是好兆頭。然而，半年的局部表現其實不能清楚顯示大勢；長期以來偏低而且不斷下降的私人消費比重這回事，要解釋必得從結構性因素找，找到了，才可對症下藥。這個不容易，中外經濟學界提供的各種傳統解釋， 至今未聞有所突破。因此，筆者向大家介紹一個非傳統解釋。
《信報》大多數讀者都熟悉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魏尚進，最近夥同美國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的張曉波（音譯），發表了一篇觀點新穎、實證嚴格的論文，以大陸人口 陰陽大失調解釋為何大陸私人消費總體偏低、儲蓄率和投資比重為何偏高，乃至嚴重影響大陸的宏觀經濟轉型。篇幅關係，這篇精彩文章的內容，要留待下周才可介紹給讀者。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氣短集》之十
20131007
終於，「有人」得到和筆者相同的政治待遇，於本月2日給《文匯報》的頭號狙擊手「來論」攻擊，罪名是「罔顧事實」、「妖魔化中央」。無名之「有人」乃立會主席曾鈺成，這點該報讀者群中大概無人不知；不過如果大家以為不點名乃是一種手下留情的話，再看看4日《明報》中國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亞洲週刊》專欄作者蒯轍元的另一「來論」，當會馬上覺得那種「手下留情」的令人毛骨悚然：「必須指出，『心魔論』十分惡毒，不但把反對派和背後的外國勢力阻礙特首普選的責任歸咎中央，而且把中央守住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這條底線說成是『一國兩制』出了問題。如此明目張膽妖魔化中央、妖魔化『一國兩制』，即使出自反對派政客之口亦屬猖狂之極，何況是出自一名建制派『大佬』之口？」
一、尾生抱柱終無女 魂斷藍橋豈有男
這是宣示敵我矛盾、非常文革式的批鬥語言。以曾主席長期以來在「組織」內的地位，有人用上這樣的語言指向他，絕對不會是那些人的私人決定而必然是「組織」行為。而且，公開地在傳媒進行批鬥而不是私底下「和風細雨」地做曾主席的思想工作，顯然是鬥爭已經到了後期。
留意中共黨內鬥爭的人都知道，「不點名批判」到了如斯田地，就已經是一道最後通牒，如果當事人不馬上改轅易轍自我批判，則啓動開除出黨的程序就是下一步。 （結局之前，往往還會有最後一次嚴肅地尊稱鬥爭對象為「同志」，不過那只能算是「紅色幽默」；例如，去年4月10日的新華網頭條是〈授權發布：中共中央决定對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所以，我們要好好觀察，在未來幾周裏，曾主席會不會堅決地、公開地或者僅僅是含蓄地打倒上周的曾主席。
筆者與曾主席相識於四十年前，彼此不算熟，卻是同樣信奉馬列、熱愛毛主席；所不同者，乃是他屬於愛國陣營的「自己友」而筆者最終證明不過是「同路人」一名。那些年裏，大家一起經歷了「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四．五天安門事件」、「打倒四人幫」。每一次，大家都給共產黨糊弄；每一次，大家都在「想通了」之後掉頭、緊跟。不過，後來他比筆者（或者當年大多數的「同路人」）多掉頭緊跟了一次，那就是89.6.4的天安門大屠殺。如此對黨「一往情深不離不棄」，夫復何言。
正因如此，曾主席最近的「心魔論」，又一次引起筆者對這位老朋友的關注：莫非黨性最終復歸人性了？
抑或，曾主席將再一次「華麗轉身」，天人交戰幾天之後，依舊是一個那麼一往情深的藍橋尾生？
二、念下去吧，我的朋友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
三、大陸經濟轉型三困難
消費比重下降和投資比重偏高，是出口主導型經濟處於高增長時期的普遍現象。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尤其如此，人們於是喜歡以「瘦猛戰艦」和「豪華郵輪」 分別比喻日、美經濟。按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D. Dollar剛剛發表的論文所言，除了日本之外，東亞的南韓、台灣，也經歷過同樣狀況；所以，觀此三國（或地區．下同）何時轉型、開始轉型之時的GDP各部分比重，以及三國轉型的途徑，對瞭解大陸往後十多二十年的經濟走勢及其獨特的困難處，大有幫助。
先請看一點簡單事實：
（一）以購買力平價計算，2011年的大陸人均GDP為8,189美元。日台韓達到此水平的年份分別是1970、1982、1987。此三國經濟轉型（以投資佔GDP比例持續下降為標誌），不約而同差不多也是在達到這個發展水平之時開始的。
（二）未達此發展水平之前，三國的投資比重一直增加，至轉型點之際，都達到GDP的35%左右的最高水平；其後此比重穩步減低至目前的20-26%水平，減幅是10-15個百分點左右。
大陸的前期走勢也一樣，不過在達到領導人覺得要轉型之際，投資卻已高佔GDP的43%，並且還不斷增長，現時已達50%+。因此，大陸今後的投資比重要壓縮的幅度，要比其他三國當年的壓縮幅度大得多。這是大陸必須面對的第一個獨特困難。
（三）在達到轉型點之前，三國的GDP都有長達二十年左右的年均10%高速增長期，與大陸的成績差不多，然後都進入5%以下的低增長期。
出現這個變化的兩個主要原因都一樣：其一是，高投資比重必然導致邊際投資收益遞減（這是經濟學最堅實的定律之一）；由此導致邊際利潤下跌，企業於是減少投資。其二是，發展初期，本國與先進國之間的科技差距大，輸入技術的餘地也大；但隨着經濟發展和外國進口科技的增加，輸入更多先進技術的餘地減少，往後的經濟增長速度自然減弱。（發展本國高科技是極長線投資，談何容易。）這兩個因素導致的GDP增幅下滑，在大陸已經出現。
（四）投資比重下跌快，必須找到足夠旺盛的替代增長，才能保持GDP不下跌。理論上，替代增長只能來自私人消費、出口、政府消費（指政府的營運成本）這三方面。三國在這方面的重要經驗雷同：替代增長都來自出口增長。特別要注意的是，在進入轉型期之後，這三國的私人消費佔GDP比重基本平穩，沒有增加，而政府消費的比重更不斷下降，不僅不能擔當替代增長的角色，還需要找替代增長。
日台韓的投資比重下降之後，「替代增長都來自出口增長」這一個事實很關鍵。此前，日韓平均出口淨值都是負的，經濟轉型之後轉變為正，赤字外貿變為盈餘（台灣有點不一樣，較早出現了盈餘，但後來降為持平，然後回復盈餘，真正提供替代增長）。但是，大陸恐怕已經沒有這個有利空間，因為其出口赤字變盈餘早在達到轉型點之前已經出現；往後要進一步大幅增加出口以替代投資比重下跌，在當今歐美市場疲弱狀態之下，可說已經沒有可能。D. Dollar的論文十分強調這點。這是大陸要面對的第二個獨特困難。
（五）私人消費佔GDP比重是國民生活質素重要參考。大陸與三國處於相同的人均GDP水平進入轉型期之際，大陸的人均消費和總體消費佔GDP比重嚴重偏低（去年是36%），對比三國，大概低了15-20個百分點。這就是論者常常說的「國富民窮」現象。
然而，更重要的問題是，大陸私人消費比重如此偏低，當投資比重從50%+的水平下跌之際，私人消費增長必須是投資下跌速度的差不多1.4倍，才可以保持GDP不至於下跌。然而，三國的經驗說明，轉型開始之後，消費比重基本保持不變；大陸則不僅要變，而且變的速度要很高。這是大陸要面對的第三個獨特困難。
個別分析員看好大陸經濟轉型，如前Morgan Stanley的Stephen Roach便指出，大陸上半年的服務業年增長率達8.3%，比製造及建築業的平均年增長率7.6%高，就是好兆頭。然而，半年的局部表現其實不能清楚顯示大勢；長期以來偏低而且不斷下降的私人消費比重這回事，要解釋必得從結構性因素找，找到了，才可對症下藥。這個不容易，中外經濟學界提供的各種傳統解釋， 至今未聞有所突破。因此，筆者向大家介紹一個非傳統解釋。
《信報》大多數讀者都熟悉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魏尚進，最近夥同美國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的張曉波（音譯），發表了一篇觀點新穎、實證嚴格的論文，以大陸人口 陰陽大失調解釋為何大陸私人消費總體偏低、儲蓄率和投資比重為何偏高，乃至嚴重影響大陸的宏觀經濟轉型。篇幅關係，這篇精彩文章的內容，要留待下周才可介紹給讀者。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氣短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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