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28-周永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悲哀

周永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悲哀

2020年8月28日星期五

6月中，我在這專欄寫了一篇文章，談的是市民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喜與憂。6月新冠肺炎疫情好像受到控制，連續10多天沒有本地確診個案，政府大幅放寬限聚令，市民也趁着父親節來個「報復式」消費，市面一下子恢復疫症爆發前的熱鬧。我以為疫症快將過去，所以暫且總結市民如何在疫境中度過這半年難忘的歲月。

政府「張弛有道」是被疫情牽着鼻子走

好景不常，到了7月初，疫情出現大轉身，本地確診數字突然飈升，先是每天數十宗，7、8月間更上升到過百宗，8月中才稍為回落。政府雖形容控疫措施「張弛有道」，但看在市民眼裏，政府明顯「亂了陣腳」，所謂張弛，只是被疫情牽着鼻子走，完全看不出政府的策略和部署。還好，衛生防護中心的張竹君醫生，在每天的疫情發布會上，總算保住市民的信心，相信香港的醫護人員不但有能力，且有無比的決心克服疫情帶來的危機。

7、8月間疫情經歷的驚濤駭浪，筆者看到的，是一個一個社會問題的浮現，心中難免悲嘆：悲的是這些問題存在已久，且隨着時間變得愈來愈嚴重；嘆的是，面對這些問題（10多年前溫家寶總理說這些是香港的「深層次社會問題」），政府的應對顯得一籌莫展，市民看不到解決的曙光。這些由於疫情而浮現的社會問題是什麼？

綜援代繳私院宿費 令長者缺妥善照顧

第一是疫情顯露政府的安老政策非但未到位，且陷眾多長者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30多年前，筆者是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的委員，那時香港人口開始老化，長者數目增多，而由於香港的特殊歷史背景，上了年紀的市民不少孑然一身，一旦無法自我照顧便需入住院舍。但政府資助的院舍供應不足，私營院舍便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提供的服務卻良莠不齊，一些私營院舍的條件十分惡劣，入住長者猶如置身地獄。當日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能夠做的，是為私營院舍訂立法例，確立如走火通道和人手比例等最基本要求。

30多年過去了，私營院舍的情况有沒有改善？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打擊最大的年齡群組，是上了年紀的市民，特別是在私營院舍接受照顧的長者，而受感染去世的也是他們。市民從電視熒幕可看見私營院舍的情况：空間狹窄不用說，最令人詬病的，是人手嚴重不足，住院長者能夠得到的照顧，僅比臥牀病人好一些；這樣的生活質素，涉及的是5萬名入住私營院舍的長者，他們要這樣生活，可能是1年、5年、10年，或更長。

為什麼私營院舍的長者要忍受這樣的生活？直接的答案是：因八成入住私營院舍的長者都是依靠綜援給他們繳費，而每月約8000、9000元的綜援金，不及非政府機構經營的院舍所得的資助的一半。社會福利署也有向私營院舍「買位」或提供住院券，給予私院額外補助，但私營院舍不會做蝕本生意，只會「睇餸食飯」，不賺取過分利潤已算是有良心的經營者。不過，無論經營者有沒有良心，所得的綜援金就是這麼多，情况只有十分差和沒有這麼差的分別，以至私營院舍不時爆出醜聞。政府當然知道私營院舍的問題，但要改善服務，就必須另設計劃取代現行由綜援代繳費用的安排，但政府願意改變嗎？不改變綜援代繳費用的安排，市民只能看着萬計長者繼續在欠缺妥善照顧的情况下生活下去。

網上教學不利基層家庭兒童

第二是基層家庭兒童成為「網上教學」的犧牲者。今年農曆年過後，學生因應疫情不用回校上課，學校的應變方法是「網上教學」，鼓勵學生「停課不停學」。那時候，我在本專欄指出，網上教學誠然可避免學生失去學習的機會，繼續吸收課本知識，但失去了與老師和同學親身接觸和互動的機會，難免妨礙個人的成長。我更指出，網上教學對基層家庭的子女尤其不利：他們家中未必有電腦或上網裝置、住所狹小未必適合在家中學習、父母未必有時間或能力從旁協助。學生到5、6月時，因疫情緩和分批返校上課，但未到原定暑假開始又不用返校了。

教育局已公布，下學年開課後，學校仍然網上教學。學生何時可以返校上課？看來要視乎疫情會否出現第四波、第五波。網上教學會否成為常態？或成為教學另一種形式？現在斷言或許尚早，但一旦學生不用天天上課，對基層家庭的子女而言，可說是個人成長的噩耗！

17年前「沙士」爆發，雖然不到半年已平靜下來，但不同階層家庭明顯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疫情過後，筆者受政府委託，進行一項關於基層家庭子女的研究，看看為什麼每次危機出現，他們都是最「輸蝕」（losing out）的一群。這種現象，其實不用調查也可觀察得到，但調查可得到較科學性的結論。

網上教學令社會不平等變得更醜陋

研究發現：對比中上家庭子女，基層家庭子女在以下4方面都輸在起跑線上：（1）語言的運用和表達能力（use of language），特別是英語，中上家庭子女進入小學時已可用簡單英語對答，基層家庭子女多沒這個能力；（2）人際溝通能力（social skills）：中上家庭子女的生活圈子較闊，能夠掌握不同的溝通技巧，基層家庭子女的生活圈子較窄，社交能力受到限制；（3）社會視野方面（social exposure）：中上家庭子女更有優勢，一些小學時已到外國旅遊，基層家庭子女的活動範圍常局限於居住的社區；（4）自信心和自我形象方面（self-confidence and self-image）：中上家庭子女自信心較強，一般來說，他們覺得可以達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基層家庭子女不少缺乏自信，認為自己未必可以做到想做的事。

筆者提出以上研究，想指出的是：社會階層間的差別雖然無可避免，生在富貴或貧寒家庭也非個人所能選擇，但學校教育除了傳遞知識和培育學生的品格外，還有更重要的社會功能：就是透過學校裏平等和開放的環境，及藉着老師與學生及同學間的接觸和互動，把存在社會階層間和貧富不均造成的差異，可以盡量縮窄甚至消除，使社會的不平等不至成為同學們成長的障礙。筆者或許太理想化了！若課堂教學未必能夠達到這「平等化」（equalizing）的社會功能，網上教學更是倒過來令本來不平等的情况變得更加醜陋。

新冠肺炎疫情不知還要拖延多少時間：長者是疫情中最受害的一群，而基層家庭兒童在「網上教學」中蒙受損失最大。

至於一般市民的生活，下次再談。

此外，聽了警方關於7．21事件的說法，更覺有建立反修例風波資料檔案的必要，否則日後官方對百萬市民參與的社會運動，變成：一小撮別有用心人士，為了一己政治目的，藉《逃犯條例》的修訂，在社會興波作浪，肆意破壞，危害安寧。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