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04-阮穎嫻：不要讓政治經濟抹煞天才的教育機會

阮穎嫻：不要讓政治經濟抹煞天才的教育機會

2021年5月4日星期二

天才有着非凡的智力和創造力，尋常人難以完成的工作，天才卻能不費吹灰之力完成，使常人自嘆不如。天才少見，常人也難以猜度他們到底在想什麼，覺得他們怪怪的。可是，天才對於人類知識和福祉的貢獻十分之大。舉些例子，很多人提起天才，就會聯想到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他發現的相對論顛覆了當時物理學，自此人對世界和宇宙起源等有了新的理解。他也發現光電效應，在現今社會應用廣泛，太陽能電池和人造衛星等，沒有它都不行。所以，沒有愛因斯坦，人類社會發展可能要倒退很多年！音樂家莫扎特也是公認的天才，幾歲就會作曲，人生短短35年，就寫出600首作品，當中旋律優美、膾炙人口者不計其數，不少人形容他的樂曲是天籟，此曲只應天上有。他為不少人的人生添上了歡樂。

天才對人類的貢獻

天才對知識的貢獻有多大？最近有經濟學者做了一項有趣的研究，回答這個問題。他們蒐集了大量國際數學奧林匹克（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以下簡稱IMO）參賽者的資料。IMO每年舉辦一次，每個國家或地區可以派出最多6位選手參賽，參賽者必須在20歲以下，中學程度。比賽中，選手要分兩天做6道數學題，題目包括代數、幾何、數論和組合數學等。評審會根據選手的答案評分，按分數高低設金銀銅牌。一般來說，約有25%選手得到銅牌，15%選手得到銀牌，得到金牌的不足10%。

由於參賽名額有限，每位選手都經過千挑萬選，天資聰敏。即使如此，面對這些艱深的題目，每年捧蛋的選手也不計其數。因此，能夠在比賽中脫穎而出、得到金牌者，一年只有數十人，天才之名當之無愧。

研究追蹤了這些在1981至2000年參賽的選手，他們日後的事業發展。研究發現，這些選手中，有22%取得了數學博士學位，其中約有三分之一在頂尖學府畢業。這些IMO選手合共發表了逾1.5萬篇學術論著，論文被引用逾16萬次。

得到IMO金牌的天才，日後成就過人。他們平均發表的論文數目，比頂尖大學博士畢業的數學家高出3倍。另外，1994至2018年獲得菲爾茲獎（Fields Medal，數學界的一項最高榮譽）的26位數學家之中，有14人曾參加IMO，10位得過金牌，當中包括華裔數學家陶哲軒（Terence Tao），他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以及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Grigori Perelman），他不單破解千禧七大難題之一「龐加萊猜想」，更以放棄100萬美元獎金、還叫傳媒不要採訪他而成為傳奇。得到IMO金牌的天才，日後贏得菲爾茲獎的概率，比一般畢業於頂尖大學的數學家高出50倍。由此可見，天才對於人類知識的增長十分重要。

天才的出身和成就

因此，說天才是上蒼對人的恩賜並不過分。問題是，天才可以生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度，但不是每個地方都可以成就天才。生活在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享受到優越的教育資源，天資可以發揮。相反，生在落後的國家，即使天賦異稟，沒有後天的培養，也未必能成大器。

根據經濟學者貝加（Gary Becker）的人力資源模型，受教育程度不僅取決於才華，還取決於他們所面臨的財務約束。讀書是需要錢的，有些人家境富庶，投放在人力資源上的約束較小；不然要自己儲錢、半工讀或借學貸，成本就較高，約束較大。

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人比較窮，教育制度及融資市場較不完善，所以即使是天才，也可能需要及早開始工作，書讀不多，無法培養人才。或他們的國家沒有好的大學，但出國進修十分昂貴，等等。這樣就無法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華。在香港，若有出身貧寒的人很有天賦，總是能拿到獎學金。

上述研究分析IMO參賽者的數據，發現來自低收入國家的參賽者，即使在IMO比賽的分數和其他人一樣，日後的成就，無論是成為專業數學家的比例、論文數或引用率，都比其他參賽者遜色。主要原因是，他們受到財政資源的限制，無法到在科技和知識領域領先的國家如歐美等地留學，以致才能不能善用。按現有數據推算，假若這些「不幸」的天才的才能得以正常發揮，讓他們活在發達國家，他們可以使數學界的論文數增加10%，引用數增加約20%。他們的損失也是全人類的損失。

有見及此，有些世界富豪早就放眼低收入國家，希望透過獎學金鼓勵有天賦的人，在對提升人類整體的文明上出一分力。受資助的當然不止是數學界別而已，以上研究用數學成績做研究，是因為數學的天才比較容易量度，較少爭拗，數學科對天分的要求相對其他學科也高。

政治張力窒礙人類文明進程

有很多因素會阻礙學術交流。疫情使學者不能到各處演講及進行學術會議，本應會拖慢了人類文明的進程，但有了科技，很多會議都在網上廣播，就不成障礙。

但國家之間劍拔弩張就不同了。美國由於忌憚中國學生及學者，在政策上令留學生數目減少。就算沒有明文規定，有些優秀的大學在錄取學生時，考慮到政治因素，如果同時收到兩個能力相等的申請，但一個來自印度一個來自中國，很可能會較傾向收取來自印度的學生，以免在簽證等各個環節上出問題。這些大學的入學競爭相當激烈，本來就不愁優秀的申請人，這是因為不確定性作出取捨。

這在中國學生中造成了憂慮。有些學生的志向，是去美國頂級大學深造最尖端的科技，在知道這樣的政治形勢後，覺得自己機會大減，哭了出來。

同時，由於美國的態度，使更多中國學生轉投英國讀書，英國大學財政狀况向來麻麻，其實十分需要海外留學生帶來的學費。一些香港的大學，碩士課程在保持收生數量及質素一向較困難，受惠於海外抗拒的態度，聽這些院校的同事說收生反而改善了，畢竟中國學生是香港碩士課程的大客。

因為政治的張力窒礙了學術交流，其實是人類文明的一大損失。在學院待過的人都知，有好的研究環境，才容易激盪出、發明出使人類文明更進步的創新理念。

參考資料：

Ruchir Agarwal and Patrick Gaule (2020) Invisible Geniuses: Could the Knowledge Frontier Advance Fast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Vol. 2, No. 4, December 2020.

阮穎嫻

作者是港大經管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