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25-周保松：陽光曾經如此燦爛

周保松：陽光曾經如此燦爛

2017年9月25日 ·

2014年9月22日清晨六時，我一夜沒睡，穿著拖鞋從中大宿舍來到中文大學本部的百萬大道。一來我想去探望一下我的學生，二來我知道今天在這裏發生的一切，日後一定會寫在歷史上，我想去看看一切尚未發生的烽火台是何模樣。

那天天氣很好，大道寧靜，天空澄澈，我遠遠便見到烽火台「仲門」雕塑上掛著「罷課抗爭」四個大字。而在烽火台兩邊燈柱，有六七位學生會同學正忙著掛起兩條直幅，上書「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同學通宵未眠，但情緒高昂，偶爾傳來的笑聲，清脆爽朗，在安靜無人的校園迴盪。

兩年前，同樣是九月，八千多學生聚集在這裏舉行全港高等院校大罷課，反對香港政府推行的國民教育課程。想不到的是，兩年後，這裏即將會有另一場規模更大的大罷課，並且成為日後震驚世界的雨傘運動的序曲。

下午兩時，我再次回到百萬大道，那裏已是人山人海，坐滿來自香港不同院校的同學。他們清一色穿白衣，繫黃絲帶。正午陽光猛烈，人人流著汗，有傘的同學打開傘和其他同學共用，遂形成一片傘海。

不同團體的代表輪流上台發言，慷慨激昂，在在強調香港已到關鍵時刻，港人絕不可能接受中國人大常委會就2017年特首選舉安排而頒佈的「八三一框架」，因為這個框架將甚麼人可以有資格參選牢牢操控在中方手上，也就等於扼殺了香港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的可能。

我坐了好一會後，想找個高一點的角度拍攝一些全景照片，於是決定去大學圖書館的天台。上到去，才發覺那裏早已擠滿中外記者和擺滿各種攝錄機，少說也有上百人，真是連找個位置站立也不容易。我幾經艱難，擠到天台邊往下一看，馬上意識到這是歷史性時刻，也會迅即成為世界新聞焦點。

為什麼呢？平時安靜空曠的百萬大道，此刻竟是萬人齊集，那個場面，等於向中國也向全世界宣告，香港年輕一代爭取民主的決心。我們心裏都明白，在當權者眼中，我們甚麼也不是，即使喊得聲嘶力竭也可能改變不了現實分毫，但沒有人甘心認命，沒有人願意放棄發聲。

下午五時半，集會結束，我匆匆回家換了件衣服，然後直奔新亞書院圓形廣場。我前一晚才收到中大學生會邀請，要我在集會散場後，為同學做場公開講座。我一口答應，並且沒有多想就將題目定為「民主實踐與人的尊嚴」。

我對圓形廣場很熟悉，因為過去幾年我在這裏辦過好幾場哲學講座，請來錢永祥、賀衛方和關子尹先生主講。我曾經和同事笑說，要在圓形廣場做講座，最少要五百人才有氣場，我真希望將來有機會也能在這裏講一場。想不到這個願望提早實現。

去到現場，我發覺，整個廣場早已坐滿身穿白衣的年青人，少說也有二千多人。那是我從來未見過的景象。當其時，夕陽西下，水塔巍巍，我看著一張張年青的臉在陽光下閃耀，有著難以言說的感動和驕傲。我何其有幸，能夠和他們一起，共同追求和守護一些價值。

那天我說，民主作為一種政治理念，承載了自由、平等和博愛的理想。我們以平等公民的身份去實踐政治自由，共同參與政治社群的公共事務，並建立起平等尊重和休戚與共的公民友誼。只有這樣的民主社會，我們才有歸屬感，才能活出人的尊嚴。正因為此，我們參與政治的權利一旦被奪去，我們便會在自己的家園成為異鄉人，並承受無家可歸的傷痛。

我也告訴大家，爭取民主是條漫長路，中間難免有許多挫折，但我們的努力不會白費，因為我們活在世界之中，而不是世界之外。我們改變，世界就會跟著改變。我們一點一滴的努力，既在改變自己，也在改變世界。

我後來知道，那天，我的中學老師來了，我的大學同學來了，我的中大學生來了，當然還有許多我不認識的同學和市民也來了。我們坐在一起，從陽光遍地談到暮色四合再談到廣場燈亮，直到八時始散。

9月23日下午四時，我專程去到金鐘政府總部前面的添馬公園，為學聯第一天的「罷課不罷學」活動主講「論自由」。

這個活動的目的，是讓各大學的學生在罷課期間，仍然可以繼續學習，而且是更有意思的學習。學聯於是邀請了一百多位老師，在添馬公園三個地方，從早到晚舉辦不同講座，題目從政治到歷史到哲學到社會學到文學到電影到文化研究，應有盡有，開放給所有人參與。這樣規模的公共教育，在香港是第一次。

我當天去到現場，見到公園地方很大，而且陽光猛烈，大講台距離聽眾又很遠，於是逕直走到同學聚集的樹蔭下，再叫人找來一張小方凳，直接站上去講。演講開始後，本來頗為疏落的大草坪，很快聚滿上千人。

那天我從伯林的〈兩種自由的概念〉談起，提及伯林認為民主是一回事，自由又是另一回事，不能在概念上將兩者混淆。我指出這種說法頗為誤導，因為會很容易令人忽略「我要真普選」本身包含的自由精神。普選最基本的意思，是人民有選擇的自由，通過一人一票選出自己喜歡的代議士。

就此而言，實踐民主的過程，是在實踐人的政治自由。而香港最大的政治危機，是當權者長期剝奪公民的選擇自由，因而無從通過民主選舉來建立權力的正當性。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承認人生而自由平等，那麼在沒有得到人民授權前，沒有人有資格統治我們。

回歸以來，隨著香港人的自由意識、平等意識和主體意識日趨成熟，對民主的嚮往遂不可擋。我們是如此渴望，我們的命運能由自己來作主。這種渴望，是香港民主運動最強的力量。當權者愈懼怕這種力量，愈要壓制人民的自由，招來的反抗就會愈大。

我講完後，輪到聽眾發問，我看到數不清的手舉起，有大學生也有市民。提問的人會站起來，拿著麥克風，對著成千聽眾，說出自己的觀點和問題；我做完回應，另一位提問者會跟著站起來；我再做回應，然後輪到下一位。我們就這樣，來來回回，在陽光下，在政府總部前，自由地討論「自由」，平等地思考「民主」。

講座結束，還有二十多位同學和市民不願散去，我們遂在靠近海邊的地方坐下來，圍成一圈，繼續交流。同學們告訴我，他們之前沒有接觸過政治哲學，這是第一次。

9月24日，星期三，我再次回到添馬公園，但這次不是做講座，而是去上課。按照課程表，當天我要在中大教一門高年級的政治哲學原典課。我和同學們說，既然正在罷課，不如我們一起去金鐘讀書吧。大家說好。

當天下午四時半，我們一行二十多人齊集政府總部對出的草地，席地而坐，一起研讀羅爾斯的英文原著《正義論》。我這門課的教法，不是一般講授，而是帶著學生逐行逐句細讀，然後詳細解釋背後的微言大義。我一般讀得很慢，解得很深，藉此培養學生閱讀經典的興趣和能力。

我沒有料到的是，當我開始解說十來分鐘後，散落在公園四周的人們便一點一點聚攏過來。最初是幾十人，然後是上百人，最後是二三百人，裏面有學生，有上了年紀的老伯，有家庭主婦，還有穿著西裝的白領。他們或站或坐，專心聆聽。不僅聽，還會提出各種問題。我記得，我們當天就花了不少時間，討論人是否有必然的理由做個正義的人。

這堂課，我們由天亮上到天灰再上到天黑，前後歷三小時。七時多結束時，我才驚覺維港兩岸早已華燈璀璨，一片繁華昇平。許多聽眾前來向我道謝，並閒聊幾句。我特別記得有位在英國讀經濟學的同學告訴我，這是他三年來上過最快樂最有意思的課；還有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和我說，她聽了兩小時，聽得津津有味，沒想過有機會和大學生一起上課。

2014年的9月22、23和24日三天，我連續做了三場政治哲學公共講座，和無數不認識的香港人討論民主、自由和正義。在我的教學生涯中，這是從未有過的經歷。

那三天，我很累，但我很快樂。我也實實在在感受到，那些和我在一起的年輕人，臉上同樣洋溢著難以言說的快樂。那個時候，還沒有胡椒噴霧、催淚彈、警棍，也沒有恐懼、怨恨、分裂，更沒有無盡的傷痛和絕望。

我們在陽光下，追求知識，彼此扶持，共懷信念，並肩作戰。

這一年來，我時時惦記那三天遇到的年青人。我常常忍不住想，他們後來怎麼樣了？他們受傷了和被捕了嗎？他們如何走過這艱難的一年？他們仍然記得一年前的自己嗎？我老實承認，我放不下他們。

陽光曾經如此燦爛。

各位朋友啊，即使現在天怎麼黑，只要我們心裏好好保存那些陽光，希望就會一直在。我相信，總會有一天，我們會再次相聚，在廣場在公園，一起討論那些我們仍然在乎的價值和信念。

* 文章收在：《在乎》（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攝影：陳韜文。

周保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