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02-練乙錚：六四：我的大中華獨白
練乙錚：六四：我的大中華獨白
2016年6月2日
信報
臨生之物與母體離裂，陣痛乃必然事；而且，自然之道把痛楚都判予母體，破腹而出的，卻大都完好無損。此道看似不公，但後設思考卻指出兩個理由：母體有更能經受痛感的能力，而臨生之物少痛無痛，才能順利生出並有餘力應付新環境的挑戰。於人於世，例外少不免，但這個說法大體上也成立。
分娩、婚嫁，痛的苦的都是父母居多；社會上的新舊思潮更替，也有這個傾向。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時，新派義無反顧要「覆孔孟，鏟倫常」，舊文化人的悲憤與哀痛，撇開其中小部分既得利益考量（例如科舉存廢），都是深刻而真摯的。
蔣經國：點止民主咁簡單？
在社會變革的關鍵時刻，假若老舊一方按捺不住心有不甘，視新生一方的總體言行為挑釁而把痛楚反加諸後者身上，試圖阻撓甚或不惜以比對付大敵更兇惡的手段和態度對付之，則無論哪一方成功失敗，短期和長遠的效果都不好。台灣反共強人蔣經國放棄以政權暴力維持國民黨的統治，反用各種方法以其雄厚政治資本襄助「黨外」（本土/台獨）力量成長，因為他清楚看到，以國民黨在台灣的外來少數派地位，始終無法抵擋共產黨愈來愈大的壓力，唯一的出路，是為了反共保台寧可放棄大中華，便是自己的中國黨失去政權、台灣最後由本土/獨派領導，也在所不惜。
大家當可看出，這是從一個新的角度理解蔣經國。流行的專制/開放觀點認為，他的貢獻是造就了台灣的民主發展。這當然沒錯，但是今天再這樣看，無疑片面。其實，小蔣這位老舊反共人的最明智抉擇，在於知道要把注押在本土/獨派那邊，否則，台灣無以反共，民主也就成為空話；否則，對岸一句「血濃於水」，再加幾桶黃金，台灣的防線就全面崩潰。後來的發展，這個崩壞局面已見端倪；假若沒有強大的綠營，台灣已經「解放」。這個事例，在香港社運世代新老交替的當下，尤具提示意義。
戰後一輩港人包括筆者在內，大中華觀念可謂與生俱來、至死方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這裏說的是真正有文化傳承價值的大中華，與中共那種「只問你歸不歸到老子麾下大一統」的政治權宜偽大中華，有根本的不同甚或相反的涵義。問題是，有這種老舊大中華情懷的社運人，在今天社運面臨「窮」與「變」的時刻，應該如何自處、怎樣對應？
從中華儒學源頭找靈感
儒家雖然講「忠君愛國」，但對國家的基本態度是開放的，用近現代的學術語辭來形容，就是包含了一種「公民民族主義」，價值觀念高於地域、血緣和群體意識本身，合則來、不合則去，「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捲而懷之」（劈炮走人）；孔子甚至覺得自己的母國太不像話，不止一次打算「浮海」、「居夷」（搞移民），沒有「身土不二」的想法。《論語》裏的「國家意識」最強烈處，也不過是帶一種無奈的無可無不可：「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第十八）。儒者對自己的信念有一種自然而然超越時空的執着，卻不會強加於人，大不了寧願「捲而懷之」而已。
孔子對待學生、晚輩，思想上也持十足開放的態度。《論語》記載孔子的學生宰予不僅怠惰、有白天睡大覺的「壞習慣」，還在關鍵的人倫（孝）問題上與老師針鋒相對。孔子當然不客氣地指斥他，直說他「不仁」，那是很嚴厲的批評，可是卻沒有把他看成壞蛋、叛徒。最後，宰予不僅沒開除出校，還成為孔子10個最出色的門生之一，地位與子貢一樣；這10個優異生，後世儒家稱作「孔門十哲」。
關於宰予的故事，見《論語》先進第十一。可是，在同一篇裏，孔子卻對另一個學生真正反臉、視為叛逆。那個學生叫冉求（即冉有）；冉求畢業後，曾經替魯國的統治者季氏當家臣，季氏比周天子還富有，冉求還替他設計稅項多斂財。孔子知道了，勃然大怒：「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然而冉求到底也不壞，孔子後來說他能夠「以道仕君」，他還跟隨老師周遊列國，甚至也成為「孔門十哲」之一，地位等同子路。）
由此可見，在大中華的道統裏，晚輩若有不同於老師的主見，於核心處離經叛道的，老師可以批判卻不會意氣用事視之為仇敵，但若是道德上有明顯缺失的，卻絕對不寬容。放在今天香港社運的政治意境裏，這就是說，老一輩大中華社運人，看着年輕人背棄大中華（不只是唾棄「偽大中華」）、徹底否定過往泛民主派的抗爭路線要另起爐灶，也不能心生怨懟，更不能因而疏遠之，視之為陌路人甚或敵對分子。真正要鄙棄、鳴鼓而攻之的，僅僅是那些為五斗米跑到政權裏助紂為虐的「非吾徒」；但這種背叛人到底很少，除非你相信11院校的領袖生都是拿了共產黨的錢替中共當無間道。
對獨派的認真批判：還沒有
傳統泛民人才濟濟，但老實說，筆者還未見到他們對新出現的本土/獨派思潮與主張作出過系統的深入的、縱不一定令人信服也至少是認真的分析批判。沒錯，每一次年輕人太激進做了儍事說了錯話（例如最近因六四悼念起爭拗而觸發的「鴇母龜公事件」），傳統泛民就有話說，卻不過是以皮毛對付皮毛，意氣回應意氣，談不上認真。什麼叫「認真的批判」？大家或者可以看看馬克思、恩格斯。
為了指正好幾個「年輕黑格爾主義者」的不徹底的唯物論，老馬寫了一整本《德意志意識形態》，闡述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看法，從黑格爾哲學出發，最終推導出唯物史觀（其中包含了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提綱〉的11點批判內容）。
為了暴露一個他認為是過分溫和的半吊子無產階級革命綱領中的錯處，老馬又寫了一本《哥達綱領批判》，清楚定義了他主張的社會主義理論：如何組織工人政黨，何謂無產階級專政，怎樣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最終的共產主義社會，等等。
更有意思的是，為了回應一位柏林大學教授杜林對馬克思《資本論》的抨擊，恩格斯寫了一本堪稱「馬克思主義百科全書」作反駁，題為「歐根．杜林先生的科學變革」，即後來的《反杜林論》。杜林是一位不同路數的社會主義者，同樣受到普魯士專制政權的打壓，甚至被革去大學教席；他的論述對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很有影響，可是他看不起馬克思，說他「思想和文體不成樣子，語言下流……有英國式的虛榮心……中國式的博學……」，就好像現在的獨派年輕人看不起傳統泛民一樣。
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精華，絕大部分是在論戰中形成的；馬、恩的思想後來取得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主導地位，就是這兩個老頭子面對批評作出認真回應的成果。問題是，馬、恩的思想在關鍵處有大錯，最後在全球範圍潰敗了，也正正在於他們躲避了來自社會主義運動之外的最嚴重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以老馬的學識和智慧，實足以與差不多和他同時期的最好的經濟學大師如Jevons、Menger、Walras、Marshall特別是後者作思想與學理上的比併，並在過程中修正自己學說裏的不足，特別是經濟理論方面的謬誤，那就不會因為他的主義的政治勝利而在經濟上害苦了世界上幾乎一半的人口，後遺症一直存在到今天，例如大陸一直無法改革一大批殭屍國企，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老馬（老馬有足夠的學問好奇心，他在晚年試圖讀懂微積分，留有一批「數學手稿」，可惜就在入門處也走上歪路——搞不通極限論，因為沒有掌握Cauchy和Weierstrass的觀點，結果無法把這套數學工具應用到他未完成的《資本論》裏）。
只安於悲憤怠懈？
由此可見，社運中認真的思想交鋒和批判十分重要，不僅關係到自身派別的理論建設和實踐成敗，還是一個對人民的命運是否負責任的問題。運動中遇到的棘手問題，很多都沒有現成答案，學院裏的研究常常追不上，社運人要自己動腦動手解決。然而，傳統泛民並未有效回應本土/獨派新思潮對原有抗爭路線的批判。此時此地的《反杜林論》還未書寫。面對30年來最嚴重的競爭與挑戰，包括對「六四維園會」這樣的招牌活動的衝擊，似乎有人的反應止於悲憤而安於怠懈。
但也有可能並不如此，而是有更根本的原因：2014年的抗爭和打壓在在顯示，原來的路線——「民主回歸」的政治綱領以及「和理非非」的抗爭手段，都已發揮到極致，卻完全碰壁。這不啻是一記重擊，便是清醒得過來，心智也不一定可以即時恢復。「君子有時而窮」。
怎麼辦呢？其一是依「古法」：窮則變。其二是從「西法」：If you can't beat 'em join 'em。
「古法」有一定風險。窮而要變，但怎麼變，沒人告訴你，出路惟有自己找。不過，如果明白「未證實可以成功的路線，要比證實/『睇白』已經失敗的路線有價值」，那麼，變陣求勝的膽子就會大一些。
舉筆者最喜歡的帆船比賽例子說明：在比賽的最後衝刺階段，如果居第二位（或更後）的賽者明顯落後而且估計追不上，此時最優策略不是死跟領先者，而是改變航向；道理是，如果風向不變，航向也不變，領先的還是領先，死跟在後面是輸定了，但若改變航向，之後如果風向也變，而且變得對自己有利，那樣「得風氣之先」，便有可能反敗為勝（如果改了航向而之後的風向變得對自己更不利，也不相干了，因為反正都輸）。該變到什麼新航向，全靠經驗直覺，但必須當機立斷。
Can't beat 'em：'em指誰？
「西法」裏說的'em，可指兩個不同意思。2014年，全香港的人，包括傳統泛民社運人，都輸給了北京，因此'em可指阿爺。根據「西法」和這個'em的意義，傳統泛民可主動向北京投降，不待招安，徑自向阿爺表忠。敢寫包單，這絕對不會、遠遠不會是傳統泛民人的主流歸宿，否則筆者也不必費心力寫今天這篇文章了。事實上，真的那樣死心塌地換了陣營的前泛民人只有寥寥數個，並不如一些本土/獨派描的那麼黑。
'em另指的意思——至今尚有點勉強的意思，就是本土/獨派。說勉強，因為不是本土/獨派的路線贏了，而是傳統泛民的路線證實輸了。「證實」一辭，容或是筆者主觀，但確有不少傳統泛民如是說。至於本土/獨派路線，由於自決、建國等概念，至今都是空中樓閣，「贏了」自是無從說起。然而，在爭取邊際支持者特別是新進場年輕人支持者這個意義上，本土/獨派無疑佔了上風，而筆者估計這個優勢還會不斷擴大，傳統泛民can't beat 'em。那麼，join 'em嗎？有困難。對方不一定信任，還會說你「抽水」等很難聽的話，但主要問題是，很多傳統泛民人難過自己的大中華原則關（真不明白蔣經國是如何闖過那關的！）。如何是好？
筆者給一實例，看看能否幫助一些人解決問題。設想你是大學裏的教授，正在指導一個學生寫一篇博士論文。有一天，這個學生提出一些根據，認為你的一套理論，起碼在那論文的範圍內，有致命弱點，而他的新假設新想法卻或者可以前行。你深思熟慮之後，雖不完全同意他對你的理論的批判，卻一時三刻無法破解，而且還隱約感覺到那批判很可能正確。此時，你的做法可以是讓他嘗試按他的假設往他提出的方向探索；你不接受他的基本想法，卻可以幫助他在前行的時候解決具體問題，以你的經驗學識為他去錯指正，幫助他少走冤枉路。這樣做，在學術界常有，沒有什麼過關不過關的問題。
大中華文化價值：捲而懷之？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併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併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這是元末明初小說家羅貫中著的《三國演義》第一回裏的第一句。今年初，新東補選之後，筆者評論說，今後一段時間裏的香港選舉形勢乃「天下三分」，而在港人與中國感情關係近幾十年的分/合走勢周期裏，這一會兒是「分」。
這其實沒有什麼可憂。華夏文化裏由始至今，對合與分都保持着一種灑脫豁達，與中原政治人那種長戚戚的大一統意底牢結相映成趣。清文人毛綸、毛宗崗父子校訂《三國演義》的時候，借把明代才子楊慎那首《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加到是書的開頭處，可謂神來之筆。雖然，最後一章羅貫中自己寫的結尾詩裏那句「漢室江山盡屬曹」，說的那種「合」，卻是令大中華讀書人包括筆者在內挺倒胃口的。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2016年6月2日
信報
臨生之物與母體離裂，陣痛乃必然事；而且，自然之道把痛楚都判予母體，破腹而出的，卻大都完好無損。此道看似不公，但後設思考卻指出兩個理由：母體有更能經受痛感的能力，而臨生之物少痛無痛，才能順利生出並有餘力應付新環境的挑戰。於人於世，例外少不免，但這個說法大體上也成立。
分娩、婚嫁，痛的苦的都是父母居多；社會上的新舊思潮更替，也有這個傾向。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時，新派義無反顧要「覆孔孟，鏟倫常」，舊文化人的悲憤與哀痛，撇開其中小部分既得利益考量（例如科舉存廢），都是深刻而真摯的。
蔣經國：點止民主咁簡單？
在社會變革的關鍵時刻，假若老舊一方按捺不住心有不甘，視新生一方的總體言行為挑釁而把痛楚反加諸後者身上，試圖阻撓甚或不惜以比對付大敵更兇惡的手段和態度對付之，則無論哪一方成功失敗，短期和長遠的效果都不好。台灣反共強人蔣經國放棄以政權暴力維持國民黨的統治，反用各種方法以其雄厚政治資本襄助「黨外」（本土/台獨）力量成長，因為他清楚看到，以國民黨在台灣的外來少數派地位，始終無法抵擋共產黨愈來愈大的壓力，唯一的出路，是為了反共保台寧可放棄大中華，便是自己的中國黨失去政權、台灣最後由本土/獨派領導，也在所不惜。
大家當可看出，這是從一個新的角度理解蔣經國。流行的專制/開放觀點認為，他的貢獻是造就了台灣的民主發展。這當然沒錯，但是今天再這樣看，無疑片面。其實，小蔣這位老舊反共人的最明智抉擇，在於知道要把注押在本土/獨派那邊，否則，台灣無以反共，民主也就成為空話；否則，對岸一句「血濃於水」，再加幾桶黃金，台灣的防線就全面崩潰。後來的發展，這個崩壞局面已見端倪；假若沒有強大的綠營，台灣已經「解放」。這個事例，在香港社運世代新老交替的當下，尤具提示意義。
戰後一輩港人包括筆者在內，大中華觀念可謂與生俱來、至死方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這裏說的是真正有文化傳承價值的大中華，與中共那種「只問你歸不歸到老子麾下大一統」的政治權宜偽大中華，有根本的不同甚或相反的涵義。問題是，有這種老舊大中華情懷的社運人，在今天社運面臨「窮」與「變」的時刻，應該如何自處、怎樣對應？
從中華儒學源頭找靈感
儒家雖然講「忠君愛國」，但對國家的基本態度是開放的，用近現代的學術語辭來形容，就是包含了一種「公民民族主義」，價值觀念高於地域、血緣和群體意識本身，合則來、不合則去，「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捲而懷之」（劈炮走人）；孔子甚至覺得自己的母國太不像話，不止一次打算「浮海」、「居夷」（搞移民），沒有「身土不二」的想法。《論語》裏的「國家意識」最強烈處，也不過是帶一種無奈的無可無不可：「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第十八）。儒者對自己的信念有一種自然而然超越時空的執着，卻不會強加於人，大不了寧願「捲而懷之」而已。
孔子對待學生、晚輩，思想上也持十足開放的態度。《論語》記載孔子的學生宰予不僅怠惰、有白天睡大覺的「壞習慣」，還在關鍵的人倫（孝）問題上與老師針鋒相對。孔子當然不客氣地指斥他，直說他「不仁」，那是很嚴厲的批評，可是卻沒有把他看成壞蛋、叛徒。最後，宰予不僅沒開除出校，還成為孔子10個最出色的門生之一，地位與子貢一樣；這10個優異生，後世儒家稱作「孔門十哲」。
關於宰予的故事，見《論語》先進第十一。可是，在同一篇裏，孔子卻對另一個學生真正反臉、視為叛逆。那個學生叫冉求（即冉有）；冉求畢業後，曾經替魯國的統治者季氏當家臣，季氏比周天子還富有，冉求還替他設計稅項多斂財。孔子知道了，勃然大怒：「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然而冉求到底也不壞，孔子後來說他能夠「以道仕君」，他還跟隨老師周遊列國，甚至也成為「孔門十哲」之一，地位等同子路。）
由此可見，在大中華的道統裏，晚輩若有不同於老師的主見，於核心處離經叛道的，老師可以批判卻不會意氣用事視之為仇敵，但若是道德上有明顯缺失的，卻絕對不寬容。放在今天香港社運的政治意境裏，這就是說，老一輩大中華社運人，看着年輕人背棄大中華（不只是唾棄「偽大中華」）、徹底否定過往泛民主派的抗爭路線要另起爐灶，也不能心生怨懟，更不能因而疏遠之，視之為陌路人甚或敵對分子。真正要鄙棄、鳴鼓而攻之的，僅僅是那些為五斗米跑到政權裏助紂為虐的「非吾徒」；但這種背叛人到底很少，除非你相信11院校的領袖生都是拿了共產黨的錢替中共當無間道。
對獨派的認真批判：還沒有
傳統泛民人才濟濟，但老實說，筆者還未見到他們對新出現的本土/獨派思潮與主張作出過系統的深入的、縱不一定令人信服也至少是認真的分析批判。沒錯，每一次年輕人太激進做了儍事說了錯話（例如最近因六四悼念起爭拗而觸發的「鴇母龜公事件」），傳統泛民就有話說，卻不過是以皮毛對付皮毛，意氣回應意氣，談不上認真。什麼叫「認真的批判」？大家或者可以看看馬克思、恩格斯。
為了指正好幾個「年輕黑格爾主義者」的不徹底的唯物論，老馬寫了一整本《德意志意識形態》，闡述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看法，從黑格爾哲學出發，最終推導出唯物史觀（其中包含了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提綱〉的11點批判內容）。
為了暴露一個他認為是過分溫和的半吊子無產階級革命綱領中的錯處，老馬又寫了一本《哥達綱領批判》，清楚定義了他主張的社會主義理論：如何組織工人政黨，何謂無產階級專政，怎樣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最終的共產主義社會，等等。
更有意思的是，為了回應一位柏林大學教授杜林對馬克思《資本論》的抨擊，恩格斯寫了一本堪稱「馬克思主義百科全書」作反駁，題為「歐根．杜林先生的科學變革」，即後來的《反杜林論》。杜林是一位不同路數的社會主義者，同樣受到普魯士專制政權的打壓，甚至被革去大學教席；他的論述對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很有影響，可是他看不起馬克思，說他「思想和文體不成樣子，語言下流……有英國式的虛榮心……中國式的博學……」，就好像現在的獨派年輕人看不起傳統泛民一樣。
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精華，絕大部分是在論戰中形成的；馬、恩的思想後來取得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主導地位，就是這兩個老頭子面對批評作出認真回應的成果。問題是，馬、恩的思想在關鍵處有大錯，最後在全球範圍潰敗了，也正正在於他們躲避了來自社會主義運動之外的最嚴重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以老馬的學識和智慧，實足以與差不多和他同時期的最好的經濟學大師如Jevons、Menger、Walras、Marshall特別是後者作思想與學理上的比併，並在過程中修正自己學說裏的不足，特別是經濟理論方面的謬誤，那就不會因為他的主義的政治勝利而在經濟上害苦了世界上幾乎一半的人口，後遺症一直存在到今天，例如大陸一直無法改革一大批殭屍國企，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老馬（老馬有足夠的學問好奇心，他在晚年試圖讀懂微積分，留有一批「數學手稿」，可惜就在入門處也走上歪路——搞不通極限論，因為沒有掌握Cauchy和Weierstrass的觀點，結果無法把這套數學工具應用到他未完成的《資本論》裏）。
只安於悲憤怠懈？
由此可見，社運中認真的思想交鋒和批判十分重要，不僅關係到自身派別的理論建設和實踐成敗，還是一個對人民的命運是否負責任的問題。運動中遇到的棘手問題，很多都沒有現成答案，學院裏的研究常常追不上，社運人要自己動腦動手解決。然而，傳統泛民並未有效回應本土/獨派新思潮對原有抗爭路線的批判。此時此地的《反杜林論》還未書寫。面對30年來最嚴重的競爭與挑戰，包括對「六四維園會」這樣的招牌活動的衝擊，似乎有人的反應止於悲憤而安於怠懈。
但也有可能並不如此，而是有更根本的原因：2014年的抗爭和打壓在在顯示，原來的路線——「民主回歸」的政治綱領以及「和理非非」的抗爭手段，都已發揮到極致，卻完全碰壁。這不啻是一記重擊，便是清醒得過來，心智也不一定可以即時恢復。「君子有時而窮」。
怎麼辦呢？其一是依「古法」：窮則變。其二是從「西法」：If you can't beat 'em join 'em。
「古法」有一定風險。窮而要變，但怎麼變，沒人告訴你，出路惟有自己找。不過，如果明白「未證實可以成功的路線，要比證實/『睇白』已經失敗的路線有價值」，那麼，變陣求勝的膽子就會大一些。
舉筆者最喜歡的帆船比賽例子說明：在比賽的最後衝刺階段，如果居第二位（或更後）的賽者明顯落後而且估計追不上，此時最優策略不是死跟領先者，而是改變航向；道理是，如果風向不變，航向也不變，領先的還是領先，死跟在後面是輸定了，但若改變航向，之後如果風向也變，而且變得對自己有利，那樣「得風氣之先」，便有可能反敗為勝（如果改了航向而之後的風向變得對自己更不利，也不相干了，因為反正都輸）。該變到什麼新航向，全靠經驗直覺，但必須當機立斷。
Can't beat 'em：'em指誰？
「西法」裏說的'em，可指兩個不同意思。2014年，全香港的人，包括傳統泛民社運人，都輸給了北京，因此'em可指阿爺。根據「西法」和這個'em的意義，傳統泛民可主動向北京投降，不待招安，徑自向阿爺表忠。敢寫包單，這絕對不會、遠遠不會是傳統泛民人的主流歸宿，否則筆者也不必費心力寫今天這篇文章了。事實上，真的那樣死心塌地換了陣營的前泛民人只有寥寥數個，並不如一些本土/獨派描的那麼黑。
'em另指的意思——至今尚有點勉強的意思，就是本土/獨派。說勉強，因為不是本土/獨派的路線贏了，而是傳統泛民的路線證實輸了。「證實」一辭，容或是筆者主觀，但確有不少傳統泛民如是說。至於本土/獨派路線，由於自決、建國等概念，至今都是空中樓閣，「贏了」自是無從說起。然而，在爭取邊際支持者特別是新進場年輕人支持者這個意義上，本土/獨派無疑佔了上風，而筆者估計這個優勢還會不斷擴大，傳統泛民can't beat 'em。那麼，join 'em嗎？有困難。對方不一定信任，還會說你「抽水」等很難聽的話，但主要問題是，很多傳統泛民人難過自己的大中華原則關（真不明白蔣經國是如何闖過那關的！）。如何是好？
筆者給一實例，看看能否幫助一些人解決問題。設想你是大學裏的教授，正在指導一個學生寫一篇博士論文。有一天，這個學生提出一些根據，認為你的一套理論，起碼在那論文的範圍內，有致命弱點，而他的新假設新想法卻或者可以前行。你深思熟慮之後，雖不完全同意他對你的理論的批判，卻一時三刻無法破解，而且還隱約感覺到那批判很可能正確。此時，你的做法可以是讓他嘗試按他的假設往他提出的方向探索；你不接受他的基本想法，卻可以幫助他在前行的時候解決具體問題，以你的經驗學識為他去錯指正，幫助他少走冤枉路。這樣做，在學術界常有，沒有什麼過關不過關的問題。
大中華文化價值：捲而懷之？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併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併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這是元末明初小說家羅貫中著的《三國演義》第一回裏的第一句。今年初，新東補選之後，筆者評論說，今後一段時間裏的香港選舉形勢乃「天下三分」，而在港人與中國感情關係近幾十年的分/合走勢周期裏，這一會兒是「分」。
這其實沒有什麼可憂。華夏文化裏由始至今，對合與分都保持着一種灑脫豁達，與中原政治人那種長戚戚的大一統意底牢結相映成趣。清文人毛綸、毛宗崗父子校訂《三國演義》的時候，借把明代才子楊慎那首《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加到是書的開頭處，可謂神來之筆。雖然，最後一章羅貫中自己寫的結尾詩裏那句「漢室江山盡屬曹」，說的那種「合」，卻是令大中華讀書人包括筆者在內挺倒胃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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