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14-練乙錚：自由香港．9月秋斬．特姦特判．我版《十年》
練乙錚：自由香港．9月秋斬．特姦特判．我版《十年》
20:18 14/6/2016
民主不可及，自由不可失。2014年人大常委「8．31」決議，宣判了民主政改的死刑，令千萬港人痛心疾首，但香港至少還有自由。然而，其後一連串事件，特別是李波案和今月初發生的Lancôme受北京《環時》打壓、取消何韻詩演唱會，已令所有香港人連「港豬」在內都認識到，自由也危在旦夕了。爾後特府必「重啟政改討論」，但只會是為了虛耗社運精力、「明修棧道談民主，暗渡陳倉滅自由」的把戲，泛民不必太投入─認真你就輸。觀社運走勢，捍衞「自由香港」將成為基調，爭取民主反而是第二位；以「自由」這個最大公約數作綱領，亦會得到更多的一般民眾認同。
一、切割不成，秋斬？
9月份的立會選舉已經演化成為一個無名卻有實的「倒梁公投」。促成這個轉變的是，除了一貫反梁的泛民主派之外，當權派中也明確生出以部分商界及鄉事力量組成的「ABC團」與親梁派對着幹。「ABC團」者，絕非國共鬥爭史上的「AB團」也，但也夠中西環領導及港共/親共政黨頭痛；所以，近日各大報上都有保皇文章和五毛言論，或明或暗盡皆努力謀求在立會選舉與梁特的政績和人品之間切割，但綑綁勢成，兩者幾年來建立的利益互輸紐帶盤根錯節（看看行會和重要公職人選就知道），試問如何切？怎麼割？
上周「爆出」的特府中央政策組內部民調顯示，約六成立會選民會把參選人對梁特連任的態度看作他們投票的參考，而愈年輕的選民當中，這個比率就愈高。乍看，「六成」這數字，不逾傳統泛民/建制之間的「64黃金率」，何須擔心？給阿爺看了，還有「壓驚」作用，明顯對梁有利。然而，大家不要忘記，這些數字，很可能都低報了。筆者當年在中策組任職，到了後期，發覺組內做民調，從問法到結果都要政治正確，好讓領導看了不尷尬、出街效果正面。大家猜猜，梁氏當政這幾年，這種斧鑿是減弱了還是加厲了？
筆者估計，梁既已成為當權派的立會選舉票房毒藥，故進入最後拉票階段之時，反梁人士的最佳策略，不是花時間精力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站台，而是「踩場」到親梁或疑似親梁對手的台前，「質詢」他們對梁氏連任的態度，答案和表情一經媒體和網絡傳播，殺傷力非同小可。
特首選舉不民主，彈劾公投不能辦，人民給綁手綁腳，卻還是有辦法表達不滿，只不過換了另一種渠道和方式，而且運作得來還會產生對當權者而言十分不良的副作用。此乃政治民意場上的「質能互換、總量守恒」規律也。
二、特姦特判 v 特事特辦
第一家庭特事特辦的好戲，以為人父者把責任「賴落」冇記性、失魂魚的愛女身上而落幕。之後，當權派名人當中，很快又出了兩起同類事件（特瘜特割、特仔特生），可幸皆止於「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幾下手勢便化解了，當事者都不會給告到廉署，對今秋的立會選舉更「沒有影響」。
權力衍生出或演化成特權，是很容易的事，吏治稍有鬆弛，腐敗因子就水銀瀉地，滋生一簇一簇毒草。抗衡這種惡傾向，惟有靠適當立法和有效吏治。古老中華文明人兩千年前就知道這個道理，有關的立法很精妙，筆者介紹一二，大家便更清楚知到，原來我黨「和尚打傘」（無「髮」無天）那一筆，竟是這麼晚近的事，而遺害卻是那麼深廣。
1983年，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一批竹簡，內容非常豐富，其中包含近乎完整的《二年律令》和《奏讞書》，前者是漢初呂后執政第二年頒布施行的法律，後者則是一部含春秋至西漢期間22個議罪案例的司法文書彙編。呂后是漢高祖劉邦微時所娶的正室，邦死後，她自封太后，獨攬朝政，政治野心很大，管治能力卻十分高強，直替後來的「文景之治」打下基礎，所以太史公把她的事蹟歸到「本紀」裏，與帝王同列，稱讚有嘉：「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高后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稀）；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註1】
這裏說的「刑罰罕用」，無疑同時反映了適當立法和有效吏治。大家知道，漢承秦制，法律方面也繼承了秦律，而秦律背後是法家思想，不僅重刑罰，更重要的是貫串着韓非子「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概念【註2】。這在對官員十分嚴苛的《二年律令》裏體現得很清楚。例如，官員犯有貪污與行賄，以盜竊罪論處；凡六百石以上的政府官員和皇帝身邊的宦官家臣有放高利貸的，一律免職；任何官員犯罪，其舉薦人亦必須承擔薦人不當的罪責。
尤其有趣的是這一條：「諸與人和奸（通姦），及其所與皆完為城旦舂。其吏也，以強奸論之。」也就是說，一般平民有通姦的，男女皆判罰「完為城旦舂」；當官的通姦，則以更嚴重的強姦罪論【註3】。
「完為城旦舂」什麼意思呢？漢初刑罰分死刑和徒刑，「徒」是做苦工的意思，「徒刑」就是今天大陸人說的「勞動教養」，當時分成五等，「城旦舂」是其中最重的。「城旦」是專給男犯人判的刑，意思是築城；「舂」則是對女犯人判的，即舂米。城旦舂又分三種，其中以「完城旦舂」最輕，「完」就是身體完好的意思，即不涉肉刑。其他兩種較重的，分別是黥（音擎）城旦舂，即先行在臉上刺字；以及斬城旦舂，指先行斬掉腳趾，初判斬左邊的，再犯斬右邊的；都牽涉肉刑，然後才關起來罰做苦工。呂太后在生之時，所有城旦舂都是無期的。官吏犯通姦罪按強姦罪論，那就是說，起碼要在無期徒刑之上再加判刺面或斬趾了（元朝，強姦有夫之婦者死；明清二朝，強姦罪一律判絞刑）【註4】。
奇怪在於，《二年律令》裏，其他性質的犯罪，都沒有官吏犯了，論罪和懲罰要特別加等的做法，為何通姦就有？筆者認為，那是因為官吏手上有權，可以利誘，更可以威逼，兩者通常很難分辨，也會一併用上；含威逼的「和奸」，性質就是強迫的了，不可言「和」。這樣想，《二年律令》裏的規定便很合理。
官吏性犯罪懲罰加等這個做法，漢以後歷朝都沿襲；到了清朝，《大清律例》裏，「官吏」就特別指明包括文的和武的：「凡軍民官吏姦所部妻女者加姦罪二等」（部字作動詞解，指管轄、統領）【註5】。這條法律與今天大陸的相關法律比，十分有趣。
近年大陸習派「打貪」，揭出很多江派解放軍領導原來都嗜通姦，卻未聞這些武官給判刑加等；有的，反而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破壞軍婚罪」。一般而言，在大陸通姦非罪，那是大多數現代國家通例，但大陸平民與軍偶通姦的，平民一方卻可判罪，處3年有期徒刑；如果還有脅迫成分，平民犯者就以強姦論。但是，軍人與平民通姦的，軍人一方卻不會因此判罪。這些對軍隊的特殊保護（特姦特護），剛好與古代中華刑法裏所強調的精神相反【註6】。
受解放後吾國特權流風所被，特區這一制裏也慢慢染上，只不過，最近本地見到的那幾起「特X特Y」事例，相比都還很初步，來日方長，哪裏值得就大驚小怪了？
三、特首交多少人頭？
《十年》最近在幾個海外大城市的華人社區裏放映，反映不俗。這是一部「現實前瞻虛幻片」，筆者寫完了5月30日本欄文章〈昨日之怒：「香港人的 89．64」初心是什麼？〉之後，竟也心生一個虛幻，但主要不是前瞻而是後顧的：假如大陸60年來發生的6次大規模屠殺死人事件也發生在（1949年也解放了的）香港的話，會是些什麼圖象？
在主流經濟學裏，循類似的假想方法做的研究叫作「反事實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十多年來愈見流行。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就讓我們把大陸的屠殺事實搬到香港counterfactual一下吧。
有數得計，幻像並不太難描繪。大陸解放之後，最先進行的兩次屠殺，既有中共官方公開的規劃quota，更有事後確認的死亡人數，都可利用。殺千萬人而事先有「交人頭」的quota，筆者印象中只赤柬有過，恐怕也是師從吾國計劃經濟先進經驗的結果；不過，屠殺完畢之後還公布數字證明達到或超出目的的，古往今來大概只有咱們社會主義祖國。後來4次事件裏的死難人數，中共官方不公布了，但也有很多國際國內研究者的估算可資參考（數據出處的連結請看〈昨〉文）。
1949-1952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鎮反）：中共人民網的專題文章如是說：「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結果，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那是超額完成了，因為按1949年的大陸人口算，判死的佔了總人口的千分之一點六。同一年，香港人口220萬，千分之一點六的話，就是3548人。
要殺的3548名香港人，剛好塞滿一個伊館（3500人坐，48人站），說多不多，以香港今天常見的16座位保姆車載運的話，220架一次過就運完。鎮壓而沒有處死的，則只有2853人，還坐不滿8個康文署標準室內籃球場；這些未處死的人可以怎樣活下去，筆者想像不出。其實，1949年香港聚集了一大批南來的反革命分子，要殺的比例理應超過千分之一點六，故死人數字可能更高。
鎮反若發生在香港的今天，按現時人口730萬算，死人數字會是上述估計的3.32倍，亦即11773人，那就幾乎塞滿（94%）一個紅館。
1955年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肅反）：用類似的方法，可推算出在香港肅反的本地死亡人數。不過，肅反只是在當時大陸的黨政軍機關裏進行，殺了機關總人數的4.8%，故香港數字也應比照這個做法，只推算同比例的本地公務員中的暗藏反革命分子被殺之數。1955年香港有多少公務員，筆者沒法子找出，只能按今天的公務員人數（17萬）除以現時總人口（730萬），再乘以1955年的香港人口（236萬），得出估算值為5.5萬人。這個數目的公務員的4.8% = 2638人，就是當年要殺的香港公務員人數。
若以普通一列7卡港鐵繁忙時段每卡最多載客375人計算，剛好塞滿一列，就可把這批公務員全部運到歌連臣角（當時沒有港鐵，這句也是「反事實」）。但若肅反在香港的今天發生，要殺的公務員人數就會多一點，是8160名，需整整3列每列7卡的港鐵塞得稍為過滿才可運完；歌連臣角絕對應付不了，須運到粉嶺和合石。人數太多，筆者無法替他們對號入座。
1957年的反右：這個運動在大陸的高級知識分子當中進行，鎮壓quota是5%，實際數字是揪出「右派」55萬人；沒說是殺，但結果折磨而死（包括自殺）的，約6萬人。筆者沒有1957年香港知識分子的總人數，所以先拿近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的數字說事。2014/2015學年，香港8所教資會資助大學教員總人數（academic staff headcount）是24029；把這個人數的5%鎮壓掉，便是1201人，依5%比例推算出不堪折磨而死的人數，是131。
再依本地8所UGC大學教員人數攤分，四捨五入算出各校的（揪出/死亡）數字分別是：中大（274/30）；港大（270/30）；理大（202/22）；城大（153/17）；科大（134/15）；浸大（88/10）；教大（57/6）；嶺大（21/2）。人數不太多，幾乎可以對號入座。如果按人口比例把上述各（揪出/死亡）數字除以3.32，就推算出1957年的那套數字。
大學以外的知識分子圈，至少應包括下列7個「敏感」界別：演藝、出版、傳媒、法律、社福、工商、宗教。但是，筆者沒法估算出這些圈子裏的知識分子總人數和死難數，惟有粗略推算，把大學裏的死亡人數131乘以8等於1048，作為今天香港「反右」在知識分子當中導致的死亡總人數。
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按比例香港當時要餓死181249萬人，即總人口的6%，可坐滿4個半香港大球場。若發生在今天，則要坐滿11個大球場，亦相當於現時黃大仙或深水埗的總人口。
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按比例香港當時要鬥死5446人。受牽連人數就「冇得計」。若發生在今天，則要鬥死10193個香港人。
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北京和香港兩個城市當時的人口分別是1024萬和560萬，若也發生在香港的話，死在衝鋒槍和坦克履帶之下的香港人數的最低/最高估算是219/1641。若在今天香港發生，死難港人最低/最高數字分別會是285/2139。除了「反右」或是同一個數量級之外，89．64比起其他各次屠殺的死難人數要低，未能反映中共禍國殃民之大體實況，雖然它的象徵意義十分集中、明顯。
謝天謝地，上述場景都沒發生；這兒真的發生了的六七暴動，更是小意思，無與「鄰」比。大家感念不殺之恩，首先要多謝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而且正確大方地沒有在1949年解放香港。當然，也得謝謝1842年的大英帝國和大清帝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鴉片戰爭之後把香港暫時圈出大中華。不然的話，今天閣下可能不會坐在那裏讀這篇文章，筆者昨晚也可能寫不出什麼東西，因為大家可能已經物化，或者根本就沒有生存過。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註1：引文見維基文庫《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最後的「太史公曰」：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史記/卷009。
註2：這句話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第179段：http://ctext.org/hanfeizi/wai-chu-shuo-you-xia/zh#n2483。
註3：參考中國政法大學研究員崔永東發表在2003年《法學研究》第5期的論文〈張家山漢簡中的法律思想〉頁144「對官員性犯罪的懲罰」段：http://www.faxueyanjiu.com/ch/re ... quarter_id=5&falg=1。
註4：中文維基「城旦舂」條對秦、漢時期的城旦舂有很好的記述、解釋和分類：https://zh.wikipedia.org/wiki/城旦舂。
註5：見維基文庫《大清律例．刑律．犯姦》（『律』371.00條）：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大清律例/刑律 。歷朝的類似法律見《簡帛研究》網站文章〈漢代有關女性犯罪問題論考―讀張家山漢簡札記〉：http://www.jianbo.org/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81第2.1節「強姦罪」。
註6：見中文維基：https︰//zh.wikipedia.org/wiki/破壞軍婚罪 。
20:18 14/6/2016
民主不可及，自由不可失。2014年人大常委「8．31」決議，宣判了民主政改的死刑，令千萬港人痛心疾首，但香港至少還有自由。然而，其後一連串事件，特別是李波案和今月初發生的Lancôme受北京《環時》打壓、取消何韻詩演唱會，已令所有香港人連「港豬」在內都認識到，自由也危在旦夕了。爾後特府必「重啟政改討論」，但只會是為了虛耗社運精力、「明修棧道談民主，暗渡陳倉滅自由」的把戲，泛民不必太投入─認真你就輸。觀社運走勢，捍衞「自由香港」將成為基調，爭取民主反而是第二位；以「自由」這個最大公約數作綱領，亦會得到更多的一般民眾認同。
一、切割不成，秋斬？
9月份的立會選舉已經演化成為一個無名卻有實的「倒梁公投」。促成這個轉變的是，除了一貫反梁的泛民主派之外，當權派中也明確生出以部分商界及鄉事力量組成的「ABC團」與親梁派對着幹。「ABC團」者，絕非國共鬥爭史上的「AB團」也，但也夠中西環領導及港共/親共政黨頭痛；所以，近日各大報上都有保皇文章和五毛言論，或明或暗盡皆努力謀求在立會選舉與梁特的政績和人品之間切割，但綑綁勢成，兩者幾年來建立的利益互輸紐帶盤根錯節（看看行會和重要公職人選就知道），試問如何切？怎麼割？
上周「爆出」的特府中央政策組內部民調顯示，約六成立會選民會把參選人對梁特連任的態度看作他們投票的參考，而愈年輕的選民當中，這個比率就愈高。乍看，「六成」這數字，不逾傳統泛民/建制之間的「64黃金率」，何須擔心？給阿爺看了，還有「壓驚」作用，明顯對梁有利。然而，大家不要忘記，這些數字，很可能都低報了。筆者當年在中策組任職，到了後期，發覺組內做民調，從問法到結果都要政治正確，好讓領導看了不尷尬、出街效果正面。大家猜猜，梁氏當政這幾年，這種斧鑿是減弱了還是加厲了？
筆者估計，梁既已成為當權派的立會選舉票房毒藥，故進入最後拉票階段之時，反梁人士的最佳策略，不是花時間精力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站台，而是「踩場」到親梁或疑似親梁對手的台前，「質詢」他們對梁氏連任的態度，答案和表情一經媒體和網絡傳播，殺傷力非同小可。
特首選舉不民主，彈劾公投不能辦，人民給綁手綁腳，卻還是有辦法表達不滿，只不過換了另一種渠道和方式，而且運作得來還會產生對當權者而言十分不良的副作用。此乃政治民意場上的「質能互換、總量守恒」規律也。
二、特姦特判 v 特事特辦
第一家庭特事特辦的好戲，以為人父者把責任「賴落」冇記性、失魂魚的愛女身上而落幕。之後，當權派名人當中，很快又出了兩起同類事件（特瘜特割、特仔特生），可幸皆止於「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幾下手勢便化解了，當事者都不會給告到廉署，對今秋的立會選舉更「沒有影響」。
權力衍生出或演化成特權，是很容易的事，吏治稍有鬆弛，腐敗因子就水銀瀉地，滋生一簇一簇毒草。抗衡這種惡傾向，惟有靠適當立法和有效吏治。古老中華文明人兩千年前就知道這個道理，有關的立法很精妙，筆者介紹一二，大家便更清楚知到，原來我黨「和尚打傘」（無「髮」無天）那一筆，竟是這麼晚近的事，而遺害卻是那麼深廣。
1983年，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一批竹簡，內容非常豐富，其中包含近乎完整的《二年律令》和《奏讞書》，前者是漢初呂后執政第二年頒布施行的法律，後者則是一部含春秋至西漢期間22個議罪案例的司法文書彙編。呂后是漢高祖劉邦微時所娶的正室，邦死後，她自封太后，獨攬朝政，政治野心很大，管治能力卻十分高強，直替後來的「文景之治」打下基礎，所以太史公把她的事蹟歸到「本紀」裏，與帝王同列，稱讚有嘉：「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高后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稀）；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註1】
這裏說的「刑罰罕用」，無疑同時反映了適當立法和有效吏治。大家知道，漢承秦制，法律方面也繼承了秦律，而秦律背後是法家思想，不僅重刑罰，更重要的是貫串着韓非子「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概念【註2】。這在對官員十分嚴苛的《二年律令》裏體現得很清楚。例如，官員犯有貪污與行賄，以盜竊罪論處；凡六百石以上的政府官員和皇帝身邊的宦官家臣有放高利貸的，一律免職；任何官員犯罪，其舉薦人亦必須承擔薦人不當的罪責。
尤其有趣的是這一條：「諸與人和奸（通姦），及其所與皆完為城旦舂。其吏也，以強奸論之。」也就是說，一般平民有通姦的，男女皆判罰「完為城旦舂」；當官的通姦，則以更嚴重的強姦罪論【註3】。
「完為城旦舂」什麼意思呢？漢初刑罰分死刑和徒刑，「徒」是做苦工的意思，「徒刑」就是今天大陸人說的「勞動教養」，當時分成五等，「城旦舂」是其中最重的。「城旦」是專給男犯人判的刑，意思是築城；「舂」則是對女犯人判的，即舂米。城旦舂又分三種，其中以「完城旦舂」最輕，「完」就是身體完好的意思，即不涉肉刑。其他兩種較重的，分別是黥（音擎）城旦舂，即先行在臉上刺字；以及斬城旦舂，指先行斬掉腳趾，初判斬左邊的，再犯斬右邊的；都牽涉肉刑，然後才關起來罰做苦工。呂太后在生之時，所有城旦舂都是無期的。官吏犯通姦罪按強姦罪論，那就是說，起碼要在無期徒刑之上再加判刺面或斬趾了（元朝，強姦有夫之婦者死；明清二朝，強姦罪一律判絞刑）【註4】。
奇怪在於，《二年律令》裏，其他性質的犯罪，都沒有官吏犯了，論罪和懲罰要特別加等的做法，為何通姦就有？筆者認為，那是因為官吏手上有權，可以利誘，更可以威逼，兩者通常很難分辨，也會一併用上；含威逼的「和奸」，性質就是強迫的了，不可言「和」。這樣想，《二年律令》裏的規定便很合理。
官吏性犯罪懲罰加等這個做法，漢以後歷朝都沿襲；到了清朝，《大清律例》裏，「官吏」就特別指明包括文的和武的：「凡軍民官吏姦所部妻女者加姦罪二等」（部字作動詞解，指管轄、統領）【註5】。這條法律與今天大陸的相關法律比，十分有趣。
近年大陸習派「打貪」，揭出很多江派解放軍領導原來都嗜通姦，卻未聞這些武官給判刑加等；有的，反而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破壞軍婚罪」。一般而言，在大陸通姦非罪，那是大多數現代國家通例，但大陸平民與軍偶通姦的，平民一方卻可判罪，處3年有期徒刑；如果還有脅迫成分，平民犯者就以強姦論。但是，軍人與平民通姦的，軍人一方卻不會因此判罪。這些對軍隊的特殊保護（特姦特護），剛好與古代中華刑法裏所強調的精神相反【註6】。
受解放後吾國特權流風所被，特區這一制裏也慢慢染上，只不過，最近本地見到的那幾起「特X特Y」事例，相比都還很初步，來日方長，哪裏值得就大驚小怪了？
三、特首交多少人頭？
《十年》最近在幾個海外大城市的華人社區裏放映，反映不俗。這是一部「現實前瞻虛幻片」，筆者寫完了5月30日本欄文章〈昨日之怒：「香港人的 89．64」初心是什麼？〉之後，竟也心生一個虛幻，但主要不是前瞻而是後顧的：假如大陸60年來發生的6次大規模屠殺死人事件也發生在（1949年也解放了的）香港的話，會是些什麼圖象？
在主流經濟學裏，循類似的假想方法做的研究叫作「反事實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十多年來愈見流行。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就讓我們把大陸的屠殺事實搬到香港counterfactual一下吧。
有數得計，幻像並不太難描繪。大陸解放之後，最先進行的兩次屠殺，既有中共官方公開的規劃quota，更有事後確認的死亡人數，都可利用。殺千萬人而事先有「交人頭」的quota，筆者印象中只赤柬有過，恐怕也是師從吾國計劃經濟先進經驗的結果；不過，屠殺完畢之後還公布數字證明達到或超出目的的，古往今來大概只有咱們社會主義祖國。後來4次事件裏的死難人數，中共官方不公布了，但也有很多國際國內研究者的估算可資參考（數據出處的連結請看〈昨〉文）。
1949-1952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鎮反）：中共人民網的專題文章如是說：「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結果，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那是超額完成了，因為按1949年的大陸人口算，判死的佔了總人口的千分之一點六。同一年，香港人口220萬，千分之一點六的話，就是3548人。
要殺的3548名香港人，剛好塞滿一個伊館（3500人坐，48人站），說多不多，以香港今天常見的16座位保姆車載運的話，220架一次過就運完。鎮壓而沒有處死的，則只有2853人，還坐不滿8個康文署標準室內籃球場；這些未處死的人可以怎樣活下去，筆者想像不出。其實，1949年香港聚集了一大批南來的反革命分子，要殺的比例理應超過千分之一點六，故死人數字可能更高。
鎮反若發生在香港的今天，按現時人口730萬算，死人數字會是上述估計的3.32倍，亦即11773人，那就幾乎塞滿（94%）一個紅館。
1955年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肅反）：用類似的方法，可推算出在香港肅反的本地死亡人數。不過，肅反只是在當時大陸的黨政軍機關裏進行，殺了機關總人數的4.8%，故香港數字也應比照這個做法，只推算同比例的本地公務員中的暗藏反革命分子被殺之數。1955年香港有多少公務員，筆者沒法子找出，只能按今天的公務員人數（17萬）除以現時總人口（730萬），再乘以1955年的香港人口（236萬），得出估算值為5.5萬人。這個數目的公務員的4.8% = 2638人，就是當年要殺的香港公務員人數。
若以普通一列7卡港鐵繁忙時段每卡最多載客375人計算，剛好塞滿一列，就可把這批公務員全部運到歌連臣角（當時沒有港鐵，這句也是「反事實」）。但若肅反在香港的今天發生，要殺的公務員人數就會多一點，是8160名，需整整3列每列7卡的港鐵塞得稍為過滿才可運完；歌連臣角絕對應付不了，須運到粉嶺和合石。人數太多，筆者無法替他們對號入座。
1957年的反右：這個運動在大陸的高級知識分子當中進行，鎮壓quota是5%，實際數字是揪出「右派」55萬人；沒說是殺，但結果折磨而死（包括自殺）的，約6萬人。筆者沒有1957年香港知識分子的總人數，所以先拿近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的數字說事。2014/2015學年，香港8所教資會資助大學教員總人數（academic staff headcount）是24029；把這個人數的5%鎮壓掉，便是1201人，依5%比例推算出不堪折磨而死的人數，是131。
再依本地8所UGC大學教員人數攤分，四捨五入算出各校的（揪出/死亡）數字分別是：中大（274/30）；港大（270/30）；理大（202/22）；城大（153/17）；科大（134/15）；浸大（88/10）；教大（57/6）；嶺大（21/2）。人數不太多，幾乎可以對號入座。如果按人口比例把上述各（揪出/死亡）數字除以3.32，就推算出1957年的那套數字。
大學以外的知識分子圈，至少應包括下列7個「敏感」界別：演藝、出版、傳媒、法律、社福、工商、宗教。但是，筆者沒法估算出這些圈子裏的知識分子總人數和死難數，惟有粗略推算，把大學裏的死亡人數131乘以8等於1048，作為今天香港「反右」在知識分子當中導致的死亡總人數。
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按比例香港當時要餓死181249萬人，即總人口的6%，可坐滿4個半香港大球場。若發生在今天，則要坐滿11個大球場，亦相當於現時黃大仙或深水埗的總人口。
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按比例香港當時要鬥死5446人。受牽連人數就「冇得計」。若發生在今天，則要鬥死10193個香港人。
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北京和香港兩個城市當時的人口分別是1024萬和560萬，若也發生在香港的話，死在衝鋒槍和坦克履帶之下的香港人數的最低/最高估算是219/1641。若在今天香港發生，死難港人最低/最高數字分別會是285/2139。除了「反右」或是同一個數量級之外，89．64比起其他各次屠殺的死難人數要低，未能反映中共禍國殃民之大體實況，雖然它的象徵意義十分集中、明顯。
謝天謝地，上述場景都沒發生；這兒真的發生了的六七暴動，更是小意思，無與「鄰」比。大家感念不殺之恩，首先要多謝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而且正確大方地沒有在1949年解放香港。當然，也得謝謝1842年的大英帝國和大清帝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鴉片戰爭之後把香港暫時圈出大中華。不然的話，今天閣下可能不會坐在那裏讀這篇文章，筆者昨晚也可能寫不出什麼東西，因為大家可能已經物化，或者根本就沒有生存過。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註1：引文見維基文庫《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最後的「太史公曰」：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史記/卷009。
註2：這句話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第179段：http://ctext.org/hanfeizi/wai-chu-shuo-you-xia/zh#n2483。
註3：參考中國政法大學研究員崔永東發表在2003年《法學研究》第5期的論文〈張家山漢簡中的法律思想〉頁144「對官員性犯罪的懲罰」段：http://www.faxueyanjiu.com/ch/re ... quarter_id=5&falg=1。
註4：中文維基「城旦舂」條對秦、漢時期的城旦舂有很好的記述、解釋和分類：https://zh.wikipedia.org/wiki/城旦舂。
註5：見維基文庫《大清律例．刑律．犯姦》（『律』371.00條）：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大清律例/刑律 。歷朝的類似法律見《簡帛研究》網站文章〈漢代有關女性犯罪問題論考―讀張家山漢簡札記〉：http://www.jianbo.org/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81第2.1節「強姦罪」。
註6：見中文維基：https︰//zh.wikipedia.org/wiki/破壞軍婚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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