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19-明報：逆流達人許寶強，對抗極權，就是要擴闊生活方式
明報：逆流達人許寶強，對抗極權，就是要擴闊生活方式
2018/8/19
【明報專訊】剛過去的星期二，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出席了香港外國記者會（FCC）的午餐會，以「香港民族主義」為題發表演說。
因為他的港獨立場，事前已引起廣泛關注。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高調表態，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亦於演說翌日，嚴正指斥FCC邀請陳浩天演講構成「協助煽動分裂國家」，「毫無疑問也是違法的」。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許寶強近日的新著，仔細剖析中共對香港的極權管治思維。
邀約訪問的電話接通後，許寶強卻回應說﹕「我不想談港獨這件事，因為這是一種agenda setting。我們為何要跟隨這種agenda呢？」
對香港當前的困局，他認為我們可以談的還多的是。
從威權管治到極權臨近
與許寶強見面當天，正是陳浩天應邀發表演說翌日，翻開報紙，看見各大報章均對此大肆報道。雖在電話裏說好不談此事，見面時，記者仍嘗試以此引入。許寶強先以他新著《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文化經濟學》的書名談起。「香港在政治上的威權專制其實從來如是，現在可以說是變本加厲，但不是突變。」
他留意到近年社會多了關於威權管治的討論，指出其實威權在殖民管治時已存在。當年港英政府以行政主導，立法會一開始也沒有民選機制。九七回歸前後，中央不承認「直通車」，成立臨時立法會，否定了彭定康離開前最後一屆立法會上，議員嘗試推翻殖民地管治上較專制法例的決定。「據我理解，九七政權移交後，中共其實不想改動殖民政治專制體制，很多限制民間社會活動、限制集會言論的法例，比如現在的《公安條例》，比如取締香港民族黨這種法例，其實就是港英時代針對當時左派團體的法例。」
香港新近的變化，他以「極權臨近」形容，「『極』是Totalitarianism。Total power是什麼呢？Total是全面的，包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提起去年八大校長發表反對港獨的聯署聲明，「這是史無前例的，以前港英政府統治時沒有大學校長需要講政治聲明」。從政治體制延伸至不同層面的專權，除了學術自由，近年亦有港台歌手被指因表演期間的不當言行，被禁絕於中國大陸市場。「極權臨近的意思，就是影響我們的生活，一定要表態，不然可能有麻煩。」這正正是哈維爾筆下描述後極權社會裏以謊言統治的政治文化狀態，「大家要submit to一些自己不相信的狀况」。
討論港獨 無意中迎合極權
「談論港獨」這件事，在許寶強眼中是一項政治操作，「你愈禁，就愈多國際傳媒報道，港獨就好像變成了一件大事」。他指這種「玩法」早在梁振英上任時已經出現，當年他在立法會簡介《施政報告》時，率先點名抨擊香港大學刊物《學苑》刊載有關香港民族論的專題文章，「香港媒體對施政報告那麼關注，這樣一說，肯定成為明日頭條，這是完全能夠料到的，這就是agenda setting」。一本大學生刊物本來不會有太多人看，此舉馬上攫取了大家的目光，如同這次FCC的午餐會，機構過往請過什麼嘉賓、講過什麼題目，普羅大眾未必有印象，「陳浩天的演講，本來有幾多人知？有幾多人會聽？我相信香港大部分人都不關心這些事，所以這是non-issue，這樣做就把它變成了issue」。如此，各界便自覺或不自覺地迎合了極權——「日常的各方面都讓人沒法離開單一的政治權力宰制，包括你吃什麼、講什麼，音樂要唱什麼。」
許寶強認為政權特意挑出「港獨」強調，使傳媒紛紛聞歌起舞、聚焦報道，全香港也跟着這方向討論，「當我們跟着談論，便沒法從這種agenda跳出來。無論贊成還是反對港獨，港獨就成為了一個issue，但我們還有其他議題選擇的嘛。」他相信FCC亦不會長期瞄準單一議題，這次處理符合記者專業——讓多元觀點得以表達，從中開拓新的討論，呈現於大眾面前，讓大家自行判斷。
民粹沒有觸及問題核心
書中特別分析了極權主義臨近時代「民粹政治」的威脅。民粹的操作是利用空洞的能指（signifier），比如「愛國」、「愛港」、「市場」、「自由」這些概念，裝載任何情感和需要。許寶強指出，民粹因為由多方配合，難以預料最終傾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放棄了具體問題的分析和判斷，「民粹就是不處理問題的真正內核，而透過空洞能指將情緒投入去，甚至外化一個假想敵人，取消了真正問題」。
香港時見民粹操作，許寶強舉出近日港鐵沙中線月台沉降事件的例子，指比起所謂「行之有效」的監管為何失效、工程出現什麼紕漏、處理體制出現什麼變化等具體問題，討論往往轉移到簡單的外部敵人，「建制派會指有人興風作浪，反對中共管治的人就會指是中共問題」。同樣，提及港獨，亦鮮有關於港獨內涵的討論，只不斷圍繞港獨是否應該，「而『港獨』其實承載了各種情感的投入，愛國者就覺得港獨傷害民族感情，支持者就覺得這樣才能反對中共的干預，將香港各方面的問題歸咎政權」。因此，他認為民粹是不理想的，「結果就不會談論比如街市問題具體是怎樣發生，房屋為何住不到，所有問題都處理不到」。
傘運現場開課 緊守教育原則
許寶強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任教逾二十載，一直深受學生愛戴，去年離任後轉職客席副教授。「教育工作我覺得不是民粹工作。教育是陪伴學生發展，他們有問題，就陪他們走一段路，讓他們能夠深化對問題的理解，開拓更多更有深度的問題，讓他們繼續探討下去，而民粹通常是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教育沒那麼直接，『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相信很多人都記得二○一四年雨傘運動現場，許寶強的身影。他身穿格子恤衫，在添馬公園帳幕前的石階上手執咪高峰，就「如何罷課不罷學」的題目開講。「政權要求辦教育的人一定要先反港獨，我覺得irrelevant。除非學生很關心港獨，課堂上發自心底裏想問這些問題，我就會跟他們討論。」根據他的觀察，不只港獨，主流學生也並不關心政治事件，然而雨傘運動時期卻是他執教二十多年來很例外的狀况， 「那是學生最願意跟你談論文化政治議題的階段」。
他笑言從前課上也教過阿倫特、哈維爾、鮑曼，甚至傅柯的權力與規訓，學生都不以為然，當他們去過廣場、參加過靜坐或佔領就不同了，因為雨傘運動提供了對照的場景。「阿倫特經歷被納粹驅趕流放海外，所以會思考權力與暴力有什麼分別。雨傘運動中勇武派和和理非非之間的爭辯體現到他們的思考，學生考慮衝不衝龍和道時，這些反思就變得很相關了。」他理解自己在雨傘運動中主要是教育上的參與，「我希望嚴守很認真做教育這個原則」。他認為無論哪種專業，或是對倫理價值、審美的追求，緊守原則並嘗試從重建民間社會相互聯繫中獲得力量，是抗衡壟斷權力源頭的一種方法。
「經濟化」把人變成獸
許寶強與系內的陳允中和羅永生當年一同高調支持雨傘運動，去年三人卻同時宣布離開學系，引起與政治壓力有關的猜測，他早已在其他媒體訪問中否定。「我之前已經有離開的想法。」他指本地的大學教育追求國際排名，難從學生的實際經驗出發。此外，各大院校都受資本權力影響，資金批核多以是否有助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為考慮，因此從教育角度出發愈來愈難做。
資本權力除了影響教育發展，作為政權以外的另一壟斷權力源頭，也是社會裏主導的論述準則。書中提到，當代公共討論中，「政治化」的空洞能指往往承載「忽略公眾利益」、「為反而反」等負面控訴，結合現今「物質至上」、「搵食大晒」的統織（hegemony），「去政治化」便成為了「經濟化」論述的一體兩面，「反政治化其實就是要將人變成經濟動物」。當一切被窄化成以經濟衡量，「經濟」變成「價值」，「發展」就是「道德」，一切與之相違的都被視作不能接受。
「極權什麼時候最容易操作呢？就是將我們所有重視的東西窄化成單一價值準則，將人變成獸，《動物農莊》中當人變成畜類，只關注吃得飽、睡得暖的時候，就最容易操作。」許寶強在他的另一著作《資本主義不是什麼》講述了世界被「經濟化」的歷史進程，比如「市場」由包含文化發展場所面向的墟市，怎樣演化成純粹的經濟概念。他指，以往希特勒以優種的雅利安人統治下世界大同的圖景，指稱為人類發展的必然軌道，「經濟化」則為當下極權的政治文化工程，市場運作被塑造成「自然」且不容挑戰的邏輯，彷彿是唯一可以依循的發展規律，當我們亳不猶豫地接受，就很容易順服於掌握這種邏輯的權力來源。
我們可以如何抗衡極權？許寶強提示極權作為單一權力來源，會持續殺滅其他權力來源。「比如宗教，當你是虔誠教徒，認為最高權力來自你信奉的上帝、佛祖，習近平說什麼可能就是次要了。你可能不惜為信仰犧牲，這對極權的政權來說便是威脅。」「假如你相信藝術，認為終極權力是美學，當與『美』有衝突的事發生，可能為藝術犧牲，對極權政權順服的程度就可能會低很多。」他認為反極權的方法，可以是發展民間社會各方面的其他權力源頭（other sources of power），並且保有不順服的權利（right to nonconformity）。
發掘其他教育方式
「搞教育可不可以不順應單一模式？」始終有志於教育的許寶強，多年來一直思考教育的出發點，「到底學習是什麼？」二○一五年就此出版《缺學無思》，更與數名「共學者」籌組「流動共學」，在主流體制以外逆流而上，舉辦民間成人教育，讓「罷課不罷課」流動民主課室在傘後得以延續。自封為市場推廣主任的他，簡介課程大概分為三種，分別是從當下時代與社會關注引伸的學術課題，比如情感政治和資本主義，另一種是生活DIY課程，涵蓋瑜伽、創作、釀酒等，最後一種是針對當下社會狀態的時事沙龍。他期望這些不提供學位、不設學分卻收費的課程，可以排除阻礙理想學習的因素。他們正在設計網上工具，鼓勵共學者倡導有興趣的課題，他們會嘗試組織資源配合。
他笑言不敢給香港寄語，只想到如果大家都能根據自己的意欲，擴展生活的可能性，毋須每每針對政治方向着手，嘗試活出其他的可能，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猜想極權的操作就會變得有限。
文//潘曉彤
圖//馮凱鍵、潘曉彤、網上圖片
編輯//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8/8/19
【明報專訊】剛過去的星期二，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出席了香港外國記者會（FCC）的午餐會，以「香港民族主義」為題發表演說。
因為他的港獨立場，事前已引起廣泛關注。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高調表態，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亦於演說翌日，嚴正指斥FCC邀請陳浩天演講構成「協助煽動分裂國家」，「毫無疑問也是違法的」。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許寶強近日的新著，仔細剖析中共對香港的極權管治思維。
邀約訪問的電話接通後，許寶強卻回應說﹕「我不想談港獨這件事，因為這是一種agenda setting。我們為何要跟隨這種agenda呢？」
對香港當前的困局，他認為我們可以談的還多的是。
從威權管治到極權臨近
與許寶強見面當天，正是陳浩天應邀發表演說翌日，翻開報紙，看見各大報章均對此大肆報道。雖在電話裏說好不談此事，見面時，記者仍嘗試以此引入。許寶強先以他新著《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文化經濟學》的書名談起。「香港在政治上的威權專制其實從來如是，現在可以說是變本加厲，但不是突變。」
他留意到近年社會多了關於威權管治的討論，指出其實威權在殖民管治時已存在。當年港英政府以行政主導，立法會一開始也沒有民選機制。九七回歸前後，中央不承認「直通車」，成立臨時立法會，否定了彭定康離開前最後一屆立法會上，議員嘗試推翻殖民地管治上較專制法例的決定。「據我理解，九七政權移交後，中共其實不想改動殖民政治專制體制，很多限制民間社會活動、限制集會言論的法例，比如現在的《公安條例》，比如取締香港民族黨這種法例，其實就是港英時代針對當時左派團體的法例。」
香港新近的變化，他以「極權臨近」形容，「『極』是Totalitarianism。Total power是什麼呢？Total是全面的，包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提起去年八大校長發表反對港獨的聯署聲明，「這是史無前例的，以前港英政府統治時沒有大學校長需要講政治聲明」。從政治體制延伸至不同層面的專權，除了學術自由，近年亦有港台歌手被指因表演期間的不當言行，被禁絕於中國大陸市場。「極權臨近的意思，就是影響我們的生活，一定要表態，不然可能有麻煩。」這正正是哈維爾筆下描述後極權社會裏以謊言統治的政治文化狀態，「大家要submit to一些自己不相信的狀况」。
討論港獨 無意中迎合極權
「談論港獨」這件事，在許寶強眼中是一項政治操作，「你愈禁，就愈多國際傳媒報道，港獨就好像變成了一件大事」。他指這種「玩法」早在梁振英上任時已經出現，當年他在立法會簡介《施政報告》時，率先點名抨擊香港大學刊物《學苑》刊載有關香港民族論的專題文章，「香港媒體對施政報告那麼關注，這樣一說，肯定成為明日頭條，這是完全能夠料到的，這就是agenda setting」。一本大學生刊物本來不會有太多人看，此舉馬上攫取了大家的目光，如同這次FCC的午餐會，機構過往請過什麼嘉賓、講過什麼題目，普羅大眾未必有印象，「陳浩天的演講，本來有幾多人知？有幾多人會聽？我相信香港大部分人都不關心這些事，所以這是non-issue，這樣做就把它變成了issue」。如此，各界便自覺或不自覺地迎合了極權——「日常的各方面都讓人沒法離開單一的政治權力宰制，包括你吃什麼、講什麼，音樂要唱什麼。」
許寶強認為政權特意挑出「港獨」強調，使傳媒紛紛聞歌起舞、聚焦報道，全香港也跟着這方向討論，「當我們跟着談論，便沒法從這種agenda跳出來。無論贊成還是反對港獨，港獨就成為了一個issue，但我們還有其他議題選擇的嘛。」他相信FCC亦不會長期瞄準單一議題，這次處理符合記者專業——讓多元觀點得以表達，從中開拓新的討論，呈現於大眾面前，讓大家自行判斷。
民粹沒有觸及問題核心
書中特別分析了極權主義臨近時代「民粹政治」的威脅。民粹的操作是利用空洞的能指（signifier），比如「愛國」、「愛港」、「市場」、「自由」這些概念，裝載任何情感和需要。許寶強指出，民粹因為由多方配合，難以預料最終傾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放棄了具體問題的分析和判斷，「民粹就是不處理問題的真正內核，而透過空洞能指將情緒投入去，甚至外化一個假想敵人，取消了真正問題」。
香港時見民粹操作，許寶強舉出近日港鐵沙中線月台沉降事件的例子，指比起所謂「行之有效」的監管為何失效、工程出現什麼紕漏、處理體制出現什麼變化等具體問題，討論往往轉移到簡單的外部敵人，「建制派會指有人興風作浪，反對中共管治的人就會指是中共問題」。同樣，提及港獨，亦鮮有關於港獨內涵的討論，只不斷圍繞港獨是否應該，「而『港獨』其實承載了各種情感的投入，愛國者就覺得港獨傷害民族感情，支持者就覺得這樣才能反對中共的干預，將香港各方面的問題歸咎政權」。因此，他認為民粹是不理想的，「結果就不會談論比如街市問題具體是怎樣發生，房屋為何住不到，所有問題都處理不到」。
傘運現場開課 緊守教育原則
許寶強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任教逾二十載，一直深受學生愛戴，去年離任後轉職客席副教授。「教育工作我覺得不是民粹工作。教育是陪伴學生發展，他們有問題，就陪他們走一段路，讓他們能夠深化對問題的理解，開拓更多更有深度的問題，讓他們繼續探討下去，而民粹通常是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教育沒那麼直接，『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相信很多人都記得二○一四年雨傘運動現場，許寶強的身影。他身穿格子恤衫，在添馬公園帳幕前的石階上手執咪高峰，就「如何罷課不罷學」的題目開講。「政權要求辦教育的人一定要先反港獨，我覺得irrelevant。除非學生很關心港獨，課堂上發自心底裏想問這些問題，我就會跟他們討論。」根據他的觀察，不只港獨，主流學生也並不關心政治事件，然而雨傘運動時期卻是他執教二十多年來很例外的狀况， 「那是學生最願意跟你談論文化政治議題的階段」。
他笑言從前課上也教過阿倫特、哈維爾、鮑曼，甚至傅柯的權力與規訓，學生都不以為然，當他們去過廣場、參加過靜坐或佔領就不同了，因為雨傘運動提供了對照的場景。「阿倫特經歷被納粹驅趕流放海外，所以會思考權力與暴力有什麼分別。雨傘運動中勇武派和和理非非之間的爭辯體現到他們的思考，學生考慮衝不衝龍和道時，這些反思就變得很相關了。」他理解自己在雨傘運動中主要是教育上的參與，「我希望嚴守很認真做教育這個原則」。他認為無論哪種專業，或是對倫理價值、審美的追求，緊守原則並嘗試從重建民間社會相互聯繫中獲得力量，是抗衡壟斷權力源頭的一種方法。
「經濟化」把人變成獸
許寶強與系內的陳允中和羅永生當年一同高調支持雨傘運動，去年三人卻同時宣布離開學系，引起與政治壓力有關的猜測，他早已在其他媒體訪問中否定。「我之前已經有離開的想法。」他指本地的大學教育追求國際排名，難從學生的實際經驗出發。此外，各大院校都受資本權力影響，資金批核多以是否有助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為考慮，因此從教育角度出發愈來愈難做。
資本權力除了影響教育發展，作為政權以外的另一壟斷權力源頭，也是社會裏主導的論述準則。書中提到，當代公共討論中，「政治化」的空洞能指往往承載「忽略公眾利益」、「為反而反」等負面控訴，結合現今「物質至上」、「搵食大晒」的統織（hegemony），「去政治化」便成為了「經濟化」論述的一體兩面，「反政治化其實就是要將人變成經濟動物」。當一切被窄化成以經濟衡量，「經濟」變成「價值」，「發展」就是「道德」，一切與之相違的都被視作不能接受。
「極權什麼時候最容易操作呢？就是將我們所有重視的東西窄化成單一價值準則，將人變成獸，《動物農莊》中當人變成畜類，只關注吃得飽、睡得暖的時候，就最容易操作。」許寶強在他的另一著作《資本主義不是什麼》講述了世界被「經濟化」的歷史進程，比如「市場」由包含文化發展場所面向的墟市，怎樣演化成純粹的經濟概念。他指，以往希特勒以優種的雅利安人統治下世界大同的圖景，指稱為人類發展的必然軌道，「經濟化」則為當下極權的政治文化工程，市場運作被塑造成「自然」且不容挑戰的邏輯，彷彿是唯一可以依循的發展規律，當我們亳不猶豫地接受，就很容易順服於掌握這種邏輯的權力來源。
我們可以如何抗衡極權？許寶強提示極權作為單一權力來源，會持續殺滅其他權力來源。「比如宗教，當你是虔誠教徒，認為最高權力來自你信奉的上帝、佛祖，習近平說什麼可能就是次要了。你可能不惜為信仰犧牲，這對極權的政權來說便是威脅。」「假如你相信藝術，認為終極權力是美學，當與『美』有衝突的事發生，可能為藝術犧牲，對極權政權順服的程度就可能會低很多。」他認為反極權的方法，可以是發展民間社會各方面的其他權力源頭（other sources of power），並且保有不順服的權利（right to nonconformity）。
發掘其他教育方式
「搞教育可不可以不順應單一模式？」始終有志於教育的許寶強，多年來一直思考教育的出發點，「到底學習是什麼？」二○一五年就此出版《缺學無思》，更與數名「共學者」籌組「流動共學」，在主流體制以外逆流而上，舉辦民間成人教育，讓「罷課不罷課」流動民主課室在傘後得以延續。自封為市場推廣主任的他，簡介課程大概分為三種，分別是從當下時代與社會關注引伸的學術課題，比如情感政治和資本主義，另一種是生活DIY課程，涵蓋瑜伽、創作、釀酒等，最後一種是針對當下社會狀態的時事沙龍。他期望這些不提供學位、不設學分卻收費的課程，可以排除阻礙理想學習的因素。他們正在設計網上工具，鼓勵共學者倡導有興趣的課題，他們會嘗試組織資源配合。
他笑言不敢給香港寄語，只想到如果大家都能根據自己的意欲，擴展生活的可能性，毋須每每針對政治方向着手，嘗試活出其他的可能，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猜想極權的操作就會變得有限。
文//潘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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