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15-劉細良：【讀書好】讀顧汝德論庸材誤港之結構性原因
劉細良：【讀書好】讀顧汝德論庸材誤港之結構性原因
20180615
《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顧汝德著）
【讀書好】
一九九三年，我在港同盟當研究主任時，獲邀加入中央政策組關於政制改革的小組，那時認識首席顧問Leo Goodstadt。廿年之後，我加入中策組工作了六年，到2012年離開。而這二十年來，我不斷閱讀Leo Goodstadt（顧汝德）關於香港管治的出版作品，他雖然在九七年離開了政府，但仍然著作不斷，持續思考香港的管治問題，這種人才十分難得。
失誤根本 人治問題
他先後出版過關於香港政商關係、銀行業監管政策、貧窮問題的研究，最新一本作品《A City Mismanaged：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這本書直指特區自九七以來管治失效的根本原因，他認為香港二十年管治的失敗，一切都在於特首個人的失敗（ failure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s individual）。「他（她）們不明白香港人的聰明、如何消息靈通，所以歷屆特首都自以為是，以為可以通過小恩小惠去收買香港人，永遠將長遠或大型的社會改革推遲或不理。」Leo Goodstadt認為管治失效並非源於結構性原因，基本法亦不是問題所在，反而是特區政府在落實基本法時選擇性執行才是問題所在，特首對基本法內社會權利的部份視若無睹，並且持續從商界利益角度看待公共政策，拒絕進行大型的社會改革，從根本解決矛盾及利益分配問題。對於九七年至今香港是管治失效，這判斷相信香港人，以至北京中央也沒有異議，但對於管治失效的成因，Leo Goodstadt認為是四位特首均欠領導才能，也欠缺公共政策管理的能力，這點我認為值得商榷。以我在政府工作六年的觀察，管治失效的結構性原因比個人才能、識見或領導才幹，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政府無力 依賴商界
第一個重點是政商關係，九七前由於香港是一套殖民地仁慈獨裁體制，總督由倫敦直接委派，港英政權是超然於本地商界利益之上，雖然官僚體系發展出一套親商界的政策框架，但從公共財政角度而言，政府仍然維持相對獨立性，對非經常收入例如賣地收入的依賴程度低。九七後最大轉變來自兩方面，一是基本法實施，香港引入了半桶水式民主制度，特首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由四百人、八百人增至上屆一千二百人，但萬變不離其宗，仍然以工商界及其相關的專業利益集團主導局面，這政治結構令特首受制於本地商界利益，其自主性比九七前的港督低得多。二是由於大量基建上馬，政府越加依靠非經常賣地收入去支撐大白象工程，令政府在房屋政策上的選項十分有限。
《A City Mismanaged：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管治之失：香港奮力求存》（顧汝德著）
庸材掛帥 治港無方
第二個重點是大型社會改革欠奉，我認為同樣是結構性問題，也是半桶水民主制度的惡果。任何制度革新，必須取得足夠民意授權去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由於特首是向一千二百位利益界別代表負責，要倡議社會改革，例如實行具所得再分配功能的稅制改革、或具再分配性質的退休保障改革，將會因欠缺足夠民意授權而注定失敗。Leo Goodstadt應該明白當年彭定康推老人金計劃流產，也是欠缺足夠民意支持去突破利益集團的掣肘。近年政府沉溺於一次性短期措施去紓困，其實是反映了四任特首所受的結構性制約越來越大，無計可施下惟有以「派糖」來應付，在水浸情況下將該財政年度的額外收入派回給市民。中央過去多次苦口婆心，叫特區政府解決深層次矛盾，但他們是否明白，這些深層次矛盾，其實源於政治體制的落伍、混亂，特首受小圈子利益集團掣肘，又沒有類似執政黨的班底，惟有起用業餘水平政客，他們欠缺政治及政策信念，但又掌握政策制訂大權，烏合之眾、一盤散沙，對北京而言易於指揮，但代價就是庸材治港。不信？看看吳克儉、陳帆、楊潤雄、楊偉雄、還有大批不知名的副局長及更大批不知名的中央政策組顧問……。
撰文：劉細良
20180615
《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顧汝德著）
【讀書好】
一九九三年，我在港同盟當研究主任時，獲邀加入中央政策組關於政制改革的小組，那時認識首席顧問Leo Goodstadt。廿年之後，我加入中策組工作了六年，到2012年離開。而這二十年來，我不斷閱讀Leo Goodstadt（顧汝德）關於香港管治的出版作品，他雖然在九七年離開了政府，但仍然著作不斷，持續思考香港的管治問題，這種人才十分難得。
失誤根本 人治問題
他先後出版過關於香港政商關係、銀行業監管政策、貧窮問題的研究，最新一本作品《A City Mismanaged：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這本書直指特區自九七以來管治失效的根本原因，他認為香港二十年管治的失敗，一切都在於特首個人的失敗（ failure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s individual）。「他（她）們不明白香港人的聰明、如何消息靈通，所以歷屆特首都自以為是，以為可以通過小恩小惠去收買香港人，永遠將長遠或大型的社會改革推遲或不理。」Leo Goodstadt認為管治失效並非源於結構性原因，基本法亦不是問題所在，反而是特區政府在落實基本法時選擇性執行才是問題所在，特首對基本法內社會權利的部份視若無睹，並且持續從商界利益角度看待公共政策，拒絕進行大型的社會改革，從根本解決矛盾及利益分配問題。對於九七年至今香港是管治失效，這判斷相信香港人，以至北京中央也沒有異議，但對於管治失效的成因，Leo Goodstadt認為是四位特首均欠領導才能，也欠缺公共政策管理的能力，這點我認為值得商榷。以我在政府工作六年的觀察，管治失效的結構性原因比個人才能、識見或領導才幹，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政府無力 依賴商界
第一個重點是政商關係，九七前由於香港是一套殖民地仁慈獨裁體制，總督由倫敦直接委派，港英政權是超然於本地商界利益之上，雖然官僚體系發展出一套親商界的政策框架，但從公共財政角度而言，政府仍然維持相對獨立性，對非經常收入例如賣地收入的依賴程度低。九七後最大轉變來自兩方面，一是基本法實施，香港引入了半桶水式民主制度，特首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由四百人、八百人增至上屆一千二百人，但萬變不離其宗，仍然以工商界及其相關的專業利益集團主導局面，這政治結構令特首受制於本地商界利益，其自主性比九七前的港督低得多。二是由於大量基建上馬，政府越加依靠非經常賣地收入去支撐大白象工程，令政府在房屋政策上的選項十分有限。
《A City Mismanaged：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管治之失：香港奮力求存》（顧汝德著）
庸材掛帥 治港無方
第二個重點是大型社會改革欠奉，我認為同樣是結構性問題，也是半桶水民主制度的惡果。任何制度革新，必須取得足夠民意授權去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由於特首是向一千二百位利益界別代表負責，要倡議社會改革，例如實行具所得再分配功能的稅制改革、或具再分配性質的退休保障改革，將會因欠缺足夠民意授權而注定失敗。Leo Goodstadt應該明白當年彭定康推老人金計劃流產，也是欠缺足夠民意支持去突破利益集團的掣肘。近年政府沉溺於一次性短期措施去紓困，其實是反映了四任特首所受的結構性制約越來越大，無計可施下惟有以「派糖」來應付，在水浸情況下將該財政年度的額外收入派回給市民。中央過去多次苦口婆心，叫特區政府解決深層次矛盾，但他們是否明白，這些深層次矛盾，其實源於政治體制的落伍、混亂，特首受小圈子利益集團掣肘，又沒有類似執政黨的班底，惟有起用業餘水平政客，他們欠缺政治及政策信念，但又掌握政策制訂大權，烏合之眾、一盤散沙，對北京而言易於指揮，但代價就是庸材治港。不信？看看吳克儉、陳帆、楊潤雄、楊偉雄、還有大批不知名的副局長及更大批不知名的中央政策組顧問……。
撰文：劉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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