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26-洪清田：香港學．誰視香港為無物？中西古今文明DNA的錯誤嫁接
洪清田：香港學．誰視香港為無物？中西古今文明DNA的錯誤嫁接
明報2014年6月26日
《白皮書》、陳佐洱和周南，和《環球時報》率領一眾網民，「自由行」君臨香港，把佔中、公投和政改作為「人心爭霸戰」，傾國之力，押上「恩主」的主權與愛國、公信力與正當性，引爆香港積壓百多年由傳統到現代夾雜中與西的「文明衝突」，一二天百億計的「駭打擊」橫飛中，七十萬人冒風頂浪站出來，第三天「駭打擊」悠長自止。
上天真是眷顧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給了一個香港「非常戰區」，千百年文明衝突／文明轉型可以這麼「平和、理性、文明」試行。歷史上不論中西古今都是山崩地裂、鬼哭神號的文明潮流的碰撞與轉型，香港這小艇撐過歷史深海區的unchartedwaters，為中國指引方向，傾國狂攻下businessasusual。不是第一次，百年前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五六十年前反右和大躍進、再而文革和八九六四，香港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為中國指引文明方向。
君臨香港
中國大陸逃避了二百年、找不到路和找錯路的文明轉型，往下這一百終要面對；香港自己踐行現代文之外，這次又一次為中國示範怎樣過「現代文明」坎。
中國今日君臨香港，也將君臨台灣和君臨世界。一個國家怎樣對待自己國民，也將怎樣對待外國國民；一個國家、民族、黨政權力體制怎樣的世界觀和秩序觀、怎樣維持秩序和踐行世界觀，對內和對外有機相連，必有一致性。
在中國「可控」、高安全系數下，中港在香港這安全場地「和平、理性、文明交手」，互忍互讓處理「深層次問題和矛盾」。香港一本百多年來（包括十七年來）的文明本色，產生人類歷史見的、最大可能的「均衡、公正、正常」（Equilibrium,Justice,Normalcy）；但如果香港這樣誤導中國、如果中國這樣（自行）被香港誤導，以為全世界都是香港（和台灣），都是「中國主場」，那可能會是一場歷史的悲劇。
國際關係的場地是另一個（真實）世界，由道德正義及現代價值到歷史帳及政商金軍實力，中國都沒有像在香港的（自認）坐享無限的天經地義公信力與正當性，不可能像「上帝之怒」（WrathofGod）那樣，恣意妄為打無遊戲規則的「超限戰」。國際場合，各方介入的「動弈戲」（game-play）不會是香港人這種「游離子社會群族」（plasmasociety）「玩」的，現實世界的安全系數高低的「可控性」，不會是香港這麼和平、理性、文明。
香港問題不單是香港問題、中國問題不單是中國問題。香港問題、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有機相連，過去、現在和將來必有一致性。
據報執筆者之一的強世功，二○○三年後帶頭把「香港問題」提升到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民族國運、文化道德和世界新秩序的綱領性終極「文明」層面，中國首次有意識進入「香港（中國）問題」，在這層面把中西古今文明DNA錯誤嫁接，和現代世界背道而馳。
誰進入了高風險區
中港和中外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指涉千百年計的「日常權利實務運作、虛實體制組織結構、文化價值世界觀存在意識身分認同」三層面。五四運動進入三層面，二戰後西方學術界、知識界和媒界極少涉及第三層，彭定康在香港撩起中西的千百年歷史及文化浪花，但西方不明所以，只以「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概括了事。過去三十年中國開放改革只重第一層，不涉第二、三層。
香港問題和中國問題、中國崛起的世界課題，都必須進入這三層面，才能理解問題和感應各方的切膚之痛，才能進出各方的是是非非、溝通和梳理共識，但第二、三層卻是高風險區，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中國反右大躍進文革、德國和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這樣錯誤上到文化道德的綱領性終極層面，帶動第一、二層一起天翻地覆，小錯變大錯、大錯變災難，終釀滔天大禍，而且是三十年間一波推一波，迄今沒有深刻、到位的反省（連與現實現象區配的文學作品也沒有）。現在對香港，中國正進入第二、三層，開始另一次「自折騰」新階段。
《白皮書》是中國少壯派對港官員2003年後奪取主導權卻愈搞愈糟，無能無力感臨界點爆了，發，衝上文化道德制高點嚎啕大哭，不顧一切把話「全盤、全面」說絕、說死、說盡。如天神要一錘定音，震懾天下，實則自我心理治療，卻自陷被動。
中國對港一大失策，是視香港如無物，輕視、蔑視「香港（中國）問題」這現實（一如滿清鴉片戰爭前後初期對西方），不知、不想知、不屑學香港百多年已取得的「源自中西、跨越中西、高於中西」的文明轉型的豐碩成果。中國從主觀唯心想像和記憶出發，為香港定位定性，虛妄中懵懵懂懂，脫離現實；香港出點問題過度反應，倒行逆施受挫，仍和客觀規律和客觀標準對幹，被歷史懲罰，一個災難又一個災難仍沒反省，轉不了彎；無能無奈無力感到了臨界點，一下子反過來誇大（錯誤界定）問題，不成比例發狂發，要畢其功於一役，要玉宇澄清，零雜質、零風險。
誰以主觀代客觀
中國對內對外六十多年來，無數次這樣「人定勝天與天鬥」「自折騰」。三十多年來為了「一國兩制」，中國忍忍忍，忍不可忍的，《白皮書》滿是「人定勝天與天鬥」的絕對自信自大和「不知怎辦、不知什麼」之間的反差落差。
二○○三年七一香港五十萬人上街「慶回歸」後，中國繼八九六四後進一步對港收緊政策，《白皮書》是十年總結，全線全面系統化「返祖」（atavism）回五千年不變傳統宗法權力和道德高地。黨、政、學、行政及外交各系各路新一代YoungTurks匯合，跳出香港「經濟城市」禁區，上到最高層次的政治文化歷史橫掃一切，宣示主權和爭奪論述權及話語權。
《白皮書》所反映的中國「以主觀代客觀」思維、世界觀和決策方式及邏輯，今天叫香港乖乖聽從安排，也會、已（調整後）叫台灣乖乖聽從安排，也會（調整後）叫世界乖乖聽從安排。
百多年來，面對西方先進性的壓迫，中國和日本都曾組織一隊隊人員走出去，全面、多方位、立體學西方政經、社會及文化，又在內部設立新機構進行知識轉移及應用於本土，再由本土應用經驗修正西方知識，為內外加值。大隈重信就這樣創立早稻田大學。但有知識不等於無問題，問題可能升級。學習初期能夠比較「以他者為主」，初見成效或備受侮辱和身分認同危機後，可能反向「以我為主」，「我」與「他者」內外文化基因re-configuration，產生異變（mutation）等更大問題。
知識是危險品，是思想感情和行為的基因和機制，可以大成，也可以大敗，一如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近百年德國和日本即因簡單、粗放、片面誤解、誤用知識而貽禍世界，萬劫不復。過程中大隈重信角最弔詭。他寫了《明治維新五十年》介紹日本經驗給中國，也送了給袁世凱，後來認定中國不可能自己改革「開化」成功，一變成為侵華健將，要代「開化」中國，「替天行道」。
如何有恩報恩
中國現在大概有百萬計的科學及技術、政經藝術及人文思想研究員，不計科學及技術，單只官方半官方的政經藝術及人文思想研究員也十萬計，「知識力量」驚人。亞洲（和香港）及西方的政經藝術及人文思想研究員，數量遠遠不及，更重要的是西方個人自由的工作方式大不同，大都是個體戶，研究只為個人位置和升遷，知識零碎、不成力量（這個個人主義「自由模式」自然有其長短優劣）；沒中國那種由官方按國家中長期目標設定、統籌和規劃的集體研究（這個集體主義「中國模式」自然有其長短優劣）。
亞洲（和香港）及西方和中國的「知識力量」對比，完全不成比例。這是一種Huntington沒有講的「軟」文化／文明衝突。歐洲四五百年間科學、經濟、軍事、社會、教育、文化藝術、哲學思潮迸發活力，但在存意識不脫農牧舊世界的「你我關係」，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陷入戰爭，內內外外爭相集體自。亞洲崛起，只是初階的經濟，科學、軍事、社會、教育、文化藝術、哲學思潮遠未到世界級，遑論「現代性」，仍活在農牧舊世界，各國各族都以為自己壯大了，完了一二百年的「強國夢」，一如歐洲百年前想的，強大後可以解決舊世界的「你我關係」，「有恩報恩、有仇報仇」。
有歐洲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煉獄的前車之鑑，亞洲何幸，但亞洲似沒抓住時機汲取歐洲災難的教訓。
（二之一，明天續）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碩士，武漢大學博士（經濟思想）。六十年代組織文社，自此行動、觀察、思考及寫作，參與改變香港，也為香港所改變。過去三十年和餘生立志於「香港學」，將「香港」放進千百年中西文化中觀照。迄今發表「香港學」四五百萬字，時人時事時局瞬息上下千百年，百轉千迴，都是童年世界的呼喚。
[文．洪清田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明報2014年6月26日
《白皮書》、陳佐洱和周南，和《環球時報》率領一眾網民，「自由行」君臨香港，把佔中、公投和政改作為「人心爭霸戰」，傾國之力，押上「恩主」的主權與愛國、公信力與正當性，引爆香港積壓百多年由傳統到現代夾雜中與西的「文明衝突」，一二天百億計的「駭打擊」橫飛中，七十萬人冒風頂浪站出來，第三天「駭打擊」悠長自止。
上天真是眷顧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給了一個香港「非常戰區」，千百年文明衝突／文明轉型可以這麼「平和、理性、文明」試行。歷史上不論中西古今都是山崩地裂、鬼哭神號的文明潮流的碰撞與轉型，香港這小艇撐過歷史深海區的unchartedwaters，為中國指引方向，傾國狂攻下businessasusual。不是第一次，百年前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五六十年前反右和大躍進、再而文革和八九六四，香港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為中國指引文明方向。
君臨香港
中國大陸逃避了二百年、找不到路和找錯路的文明轉型，往下這一百終要面對；香港自己踐行現代文之外，這次又一次為中國示範怎樣過「現代文明」坎。
中國今日君臨香港，也將君臨台灣和君臨世界。一個國家怎樣對待自己國民，也將怎樣對待外國國民；一個國家、民族、黨政權力體制怎樣的世界觀和秩序觀、怎樣維持秩序和踐行世界觀，對內和對外有機相連，必有一致性。
在中國「可控」、高安全系數下，中港在香港這安全場地「和平、理性、文明交手」，互忍互讓處理「深層次問題和矛盾」。香港一本百多年來（包括十七年來）的文明本色，產生人類歷史見的、最大可能的「均衡、公正、正常」（Equilibrium,Justice,Normalcy）；但如果香港這樣誤導中國、如果中國這樣（自行）被香港誤導，以為全世界都是香港（和台灣），都是「中國主場」，那可能會是一場歷史的悲劇。
國際關係的場地是另一個（真實）世界，由道德正義及現代價值到歷史帳及政商金軍實力，中國都沒有像在香港的（自認）坐享無限的天經地義公信力與正當性，不可能像「上帝之怒」（WrathofGod）那樣，恣意妄為打無遊戲規則的「超限戰」。國際場合，各方介入的「動弈戲」（game-play）不會是香港人這種「游離子社會群族」（plasmasociety）「玩」的，現實世界的安全系數高低的「可控性」，不會是香港這麼和平、理性、文明。
香港問題不單是香港問題、中國問題不單是中國問題。香港問題、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有機相連，過去、現在和將來必有一致性。
據報執筆者之一的強世功，二○○三年後帶頭把「香港問題」提升到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民族國運、文化道德和世界新秩序的綱領性終極「文明」層面，中國首次有意識進入「香港（中國）問題」，在這層面把中西古今文明DNA錯誤嫁接，和現代世界背道而馳。
誰進入了高風險區
中港和中外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指涉千百年計的「日常權利實務運作、虛實體制組織結構、文化價值世界觀存在意識身分認同」三層面。五四運動進入三層面，二戰後西方學術界、知識界和媒界極少涉及第三層，彭定康在香港撩起中西的千百年歷史及文化浪花，但西方不明所以，只以「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概括了事。過去三十年中國開放改革只重第一層，不涉第二、三層。
香港問題和中國問題、中國崛起的世界課題，都必須進入這三層面，才能理解問題和感應各方的切膚之痛，才能進出各方的是是非非、溝通和梳理共識，但第二、三層卻是高風險區，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中國反右大躍進文革、德國和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這樣錯誤上到文化道德的綱領性終極層面，帶動第一、二層一起天翻地覆，小錯變大錯、大錯變災難，終釀滔天大禍，而且是三十年間一波推一波，迄今沒有深刻、到位的反省（連與現實現象區配的文學作品也沒有）。現在對香港，中國正進入第二、三層，開始另一次「自折騰」新階段。
《白皮書》是中國少壯派對港官員2003年後奪取主導權卻愈搞愈糟，無能無力感臨界點爆了，發，衝上文化道德制高點嚎啕大哭，不顧一切把話「全盤、全面」說絕、說死、說盡。如天神要一錘定音，震懾天下，實則自我心理治療，卻自陷被動。
中國對港一大失策，是視香港如無物，輕視、蔑視「香港（中國）問題」這現實（一如滿清鴉片戰爭前後初期對西方），不知、不想知、不屑學香港百多年已取得的「源自中西、跨越中西、高於中西」的文明轉型的豐碩成果。中國從主觀唯心想像和記憶出發，為香港定位定性，虛妄中懵懵懂懂，脫離現實；香港出點問題過度反應，倒行逆施受挫，仍和客觀規律和客觀標準對幹，被歷史懲罰，一個災難又一個災難仍沒反省，轉不了彎；無能無奈無力感到了臨界點，一下子反過來誇大（錯誤界定）問題，不成比例發狂發，要畢其功於一役，要玉宇澄清，零雜質、零風險。
誰以主觀代客觀
中國對內對外六十多年來，無數次這樣「人定勝天與天鬥」「自折騰」。三十多年來為了「一國兩制」，中國忍忍忍，忍不可忍的，《白皮書》滿是「人定勝天與天鬥」的絕對自信自大和「不知怎辦、不知什麼」之間的反差落差。
二○○三年七一香港五十萬人上街「慶回歸」後，中國繼八九六四後進一步對港收緊政策，《白皮書》是十年總結，全線全面系統化「返祖」（atavism）回五千年不變傳統宗法權力和道德高地。黨、政、學、行政及外交各系各路新一代YoungTurks匯合，跳出香港「經濟城市」禁區，上到最高層次的政治文化歷史橫掃一切，宣示主權和爭奪論述權及話語權。
《白皮書》所反映的中國「以主觀代客觀」思維、世界觀和決策方式及邏輯，今天叫香港乖乖聽從安排，也會、已（調整後）叫台灣乖乖聽從安排，也會（調整後）叫世界乖乖聽從安排。
百多年來，面對西方先進性的壓迫，中國和日本都曾組織一隊隊人員走出去，全面、多方位、立體學西方政經、社會及文化，又在內部設立新機構進行知識轉移及應用於本土，再由本土應用經驗修正西方知識，為內外加值。大隈重信就這樣創立早稻田大學。但有知識不等於無問題，問題可能升級。學習初期能夠比較「以他者為主」，初見成效或備受侮辱和身分認同危機後，可能反向「以我為主」，「我」與「他者」內外文化基因re-configuration，產生異變（mutation）等更大問題。
知識是危險品，是思想感情和行為的基因和機制，可以大成，也可以大敗，一如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近百年德國和日本即因簡單、粗放、片面誤解、誤用知識而貽禍世界，萬劫不復。過程中大隈重信角最弔詭。他寫了《明治維新五十年》介紹日本經驗給中國，也送了給袁世凱，後來認定中國不可能自己改革「開化」成功，一變成為侵華健將，要代「開化」中國，「替天行道」。
如何有恩報恩
中國現在大概有百萬計的科學及技術、政經藝術及人文思想研究員，不計科學及技術，單只官方半官方的政經藝術及人文思想研究員也十萬計，「知識力量」驚人。亞洲（和香港）及西方的政經藝術及人文思想研究員，數量遠遠不及，更重要的是西方個人自由的工作方式大不同，大都是個體戶，研究只為個人位置和升遷，知識零碎、不成力量（這個個人主義「自由模式」自然有其長短優劣）；沒中國那種由官方按國家中長期目標設定、統籌和規劃的集體研究（這個集體主義「中國模式」自然有其長短優劣）。
亞洲（和香港）及西方和中國的「知識力量」對比，完全不成比例。這是一種Huntington沒有講的「軟」文化／文明衝突。歐洲四五百年間科學、經濟、軍事、社會、教育、文化藝術、哲學思潮迸發活力，但在存意識不脫農牧舊世界的「你我關係」，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陷入戰爭，內內外外爭相集體自。亞洲崛起，只是初階的經濟，科學、軍事、社會、教育、文化藝術、哲學思潮遠未到世界級，遑論「現代性」，仍活在農牧舊世界，各國各族都以為自己壯大了，完了一二百年的「強國夢」，一如歐洲百年前想的，強大後可以解決舊世界的「你我關係」，「有恩報恩、有仇報仇」。
有歐洲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煉獄的前車之鑑，亞洲何幸，但亞洲似沒抓住時機汲取歐洲災難的教訓。
（二之一，明天續）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碩士，武漢大學博士（經濟思想）。六十年代組織文社，自此行動、觀察、思考及寫作，參與改變香港，也為香港所改變。過去三十年和餘生立志於「香港學」，將「香港」放進千百年中西文化中觀照。迄今發表「香港學」四五百萬字，時人時事時局瞬息上下千百年，百轉千迴，都是童年世界的呼喚。
[文．洪清田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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