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26-符理民：冠冕堂皇，一派荒唐
符理民：冠冕堂皇，一派荒唐
信報 2014年6月26日
「佔中」運動開始，香港社會開始出現新的活力，因為「佔中」的最終目標是現代文明社會體現人的價值和尊嚴的一種行為，把過往士大夫的尊貴庶民化。國父孫中山曾說「政治，就是眾人之事」；「佔中」要表達的就是眾人之事，這是一個理想，也是國人典型的「中國夢」！因此，即使此夢此刻難以成真（可能由於香港社會的現代文明還不夠），要進入博物館也會有歷史價值，但最起碼我們發過這種夢，要比沒有發過這個夢和不敢發這個夢要好得多！
香港有不少現實主義的反「佔中」人士是十分正常的，這就是社會進化的元素，是必然現象，相信「佔中」人士也會接受反對意見。至於是否合法合理，這是一個可以討論到2047年就不必再討論的論題，若在香港用投票的方式表達意見都視為非法，請問香港的核心價值何在？
這次「佔中」投票人數超過73萬，超過香港總人口10%，這不是一個小的比例，我們的特區政府應該正視這個存在的現實，理直氣壯地為港人爭取真普選的權利，這是特首的歷史使命！過往的香港政治是搞500人的選舉，這是眾人之事嗎？這可能是模仿內地選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的模式。
可惜的是，目前見報的大貪官有不少都是這些「選」出來的人物，不知是這種選舉模式有問題，還是這種模式中選出來的人容易出問題。香港小圈子選舉甚至曾提出什麼一人可以有兩票，把社會階級劃分得愈來愈明顯，這些都是香港特色的政治小丑劇，國父在天之靈看了都會笑。這是沒有選舉價值的選舉，很快就會掃進歷史的垃圾桶裏去。
為了對付「佔中」，各種官吏不斷來港，冠冕堂皇，尋找各種數據對「佔中」放狠話，但這些言論實在是一派荒唐，當中以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為最——「近年有超級對沖基金來港落戶，其目的成疑」。
能夠吸引超級對沖基金來港作業是香港金融界努力的成果，是金融界普遍期待的現象，是令香港金融中心更加國際化的標誌，相信包括反對「佔中」的金融界人士也十分希望對沖基金來港落戶，這是共同的目標。但陳佐洱放此言論，是否要趕走這些基金？這是想香港好，還是要加速香港下行？若中央內部認為個別基金來港目的成疑，大可下令證監會對某些看不順眼的基金不發牌照就可解決問題，何用公開指摘，這樣只會令一眾基金大感疑惑，金融界從業員也一頭霧水。
其實，錢志健只不過是一個小規模基金公司經理，更不是吸引那些超級對沖基金來港或對這些基金有影響力的關鍵人物，但因為他的職業是基金經理而又參與「佔中」，因此就放言警告超級對沖基金，認為來港另有目的，這是一種怪論，只能說明陳佐洱對香港的金融體系不了解，不然，就是在他身邊的金融顧問是庸才，因為這種講法的目的不明、邏輯不清，根本解釋不通。
他又說「香港的經濟總量相對全國經濟總量從過去的20%跌至3%」。這是經濟學的數據，應該是用於中央的宏觀經濟分析，但用此數據說明香港的競爭力降低，實在少見。香港回歸後失去國際性的光環，國際競爭力只有走低，能做的是令走低的速度減慢，從而尋找新的出路，任何一位對香港經濟發展有研究的經濟學家都應該明白，這就是香港被邊緣化，這是歷史的必然現象。
不知道陳佐洱是否記得佔總量20%是什麼年代，為何當時有此能耐？當時是「港督」還是「特首」？如今只剩下3%，這些年來是香港人變了，還是「領導人」換了？陳佐洱是政治官吏，應該得到原諒，但建議他用這個數據來解釋香港競爭力的經濟學家之水平實在太低了。
陳佐洱還要提及當年中央助香港新機場解困，強調這是中央如何關照香港。其實，這是十分正常的協助，不要說是事發在香港，即使是鄰近國家，也應該伸出友誼之手，何況香港已經回歸，一個分隔多年，但健康漂亮、事業有成的孩子剛剛回到母親懷抱，有急需、要母親給予從未哺過的母乳，這應該是母親迫不及待想做的事。
若反過來強調這是中央給予的好處，子民不要忘記，這就變成恩典，變成家長對孩子的教訓。按此邏輯，改革開放的頭二十年，香港對內地的貢獻又如何計算呢？這是可以成為經濟學教科書的題材。華東水災，當年香港的藝人帶領全港市民大籌款，口號是「血濃於水」，香港當年這種感人的愛國情懷又應該如何計算呢？此刻提出如此現實主義的功利觀點，不正是為目前中港兩地日漸緊張的關係再添一把火嗎？
還要一提的荒唐是，早前有位欽差大臣到港提出「新香港人」的論調，實在令人吃驚。這不是在分裂香港製造矛盾嗎？若「新香港人」才是「愛國愛港」，那所有香港人都是中國公民，中國公安部完全可以指令香港民政署要求港人宣誓「愛國愛港」，領取「新香港人」良民證方可進出國內，這樣「階級分類」不就是解決問題了嗎？
其實，香港的內部矛盾不難解決，特區政府做得非常好，新移民基本上都能迅速融入香港社會，學習粵語、努力工作、享受生活，但這些一品官員卻不斷製造新的矛盾（可能有矛盾才有欽差大臣到港發官威的機會）。想起當年改革舵手鄧小平對着鏡頭說：「他是胡說八道！香港問題我說了算！」（關於耿飆的駐軍言論）。相信他老人家在世一定狠批「新香港人」言論。
回想九七前中央要說服香港接受「一國兩制」，當然首先要在超級富豪身上下工夫。官吏們說：你們放心，到時派駐香港的一定是個級別非常低的官員，一切都是中央說了算。能成為超級富豪的都是傑出人士，首富當場指出：即使派一個非常低級別的官員，我們也必須視為代表中央。
的確如此，這就是中華帝國的官吏制度——欽差大臣。我們可以看到，不論官員在台上還是在台下，已退還是未退，來到香港就可以放幾句話，以示官威。其實，特區官員情緒上也應會感到無奈（因此可能要放多些假），隨便一個級別的官員，其言論就可以實質上凌駕特首，來港幾天就可以過幾天「特首」癮，作為普通香港市民的筆者是感到「氣頂」。特首是香港的領導人，雖然問題一大堆——上任特首的愛將許仕仁正受審訊、現任特首的粉絲張震遠估計也會官司纏身、特首公信力大減……，但畢竟還是我們的特首，應該獲得尊重。
對這些荒唐的官吏，毛澤東主席有句可話以引用：「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還有一句是毛主席的詩詞，有些過分，但貼切：「不須放屁！」
筆者本來打算網上投票，但最後還是決定前去票站，要親身領略自己的價值和體會做人的尊嚴。
時事評論員
信報 2014年6月26日
「佔中」運動開始，香港社會開始出現新的活力，因為「佔中」的最終目標是現代文明社會體現人的價值和尊嚴的一種行為，把過往士大夫的尊貴庶民化。國父孫中山曾說「政治，就是眾人之事」；「佔中」要表達的就是眾人之事，這是一個理想，也是國人典型的「中國夢」！因此，即使此夢此刻難以成真（可能由於香港社會的現代文明還不夠），要進入博物館也會有歷史價值，但最起碼我們發過這種夢，要比沒有發過這個夢和不敢發這個夢要好得多！
香港有不少現實主義的反「佔中」人士是十分正常的，這就是社會進化的元素，是必然現象，相信「佔中」人士也會接受反對意見。至於是否合法合理，這是一個可以討論到2047年就不必再討論的論題，若在香港用投票的方式表達意見都視為非法，請問香港的核心價值何在？
這次「佔中」投票人數超過73萬，超過香港總人口10%，這不是一個小的比例，我們的特區政府應該正視這個存在的現實，理直氣壯地為港人爭取真普選的權利，這是特首的歷史使命！過往的香港政治是搞500人的選舉，這是眾人之事嗎？這可能是模仿內地選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的模式。
可惜的是，目前見報的大貪官有不少都是這些「選」出來的人物，不知是這種選舉模式有問題，還是這種模式中選出來的人容易出問題。香港小圈子選舉甚至曾提出什麼一人可以有兩票，把社會階級劃分得愈來愈明顯，這些都是香港特色的政治小丑劇，國父在天之靈看了都會笑。這是沒有選舉價值的選舉，很快就會掃進歷史的垃圾桶裏去。
為了對付「佔中」，各種官吏不斷來港，冠冕堂皇，尋找各種數據對「佔中」放狠話，但這些言論實在是一派荒唐，當中以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為最——「近年有超級對沖基金來港落戶，其目的成疑」。
能夠吸引超級對沖基金來港作業是香港金融界努力的成果，是金融界普遍期待的現象，是令香港金融中心更加國際化的標誌，相信包括反對「佔中」的金融界人士也十分希望對沖基金來港落戶，這是共同的目標。但陳佐洱放此言論，是否要趕走這些基金？這是想香港好，還是要加速香港下行？若中央內部認為個別基金來港目的成疑，大可下令證監會對某些看不順眼的基金不發牌照就可解決問題，何用公開指摘，這樣只會令一眾基金大感疑惑，金融界從業員也一頭霧水。
其實，錢志健只不過是一個小規模基金公司經理，更不是吸引那些超級對沖基金來港或對這些基金有影響力的關鍵人物，但因為他的職業是基金經理而又參與「佔中」，因此就放言警告超級對沖基金，認為來港另有目的，這是一種怪論，只能說明陳佐洱對香港的金融體系不了解，不然，就是在他身邊的金融顧問是庸才，因為這種講法的目的不明、邏輯不清，根本解釋不通。
他又說「香港的經濟總量相對全國經濟總量從過去的20%跌至3%」。這是經濟學的數據，應該是用於中央的宏觀經濟分析，但用此數據說明香港的競爭力降低，實在少見。香港回歸後失去國際性的光環，國際競爭力只有走低，能做的是令走低的速度減慢，從而尋找新的出路，任何一位對香港經濟發展有研究的經濟學家都應該明白，這就是香港被邊緣化，這是歷史的必然現象。
不知道陳佐洱是否記得佔總量20%是什麼年代，為何當時有此能耐？當時是「港督」還是「特首」？如今只剩下3%，這些年來是香港人變了，還是「領導人」換了？陳佐洱是政治官吏，應該得到原諒，但建議他用這個數據來解釋香港競爭力的經濟學家之水平實在太低了。
陳佐洱還要提及當年中央助香港新機場解困，強調這是中央如何關照香港。其實，這是十分正常的協助，不要說是事發在香港，即使是鄰近國家，也應該伸出友誼之手，何況香港已經回歸，一個分隔多年，但健康漂亮、事業有成的孩子剛剛回到母親懷抱，有急需、要母親給予從未哺過的母乳，這應該是母親迫不及待想做的事。
若反過來強調這是中央給予的好處，子民不要忘記，這就變成恩典，變成家長對孩子的教訓。按此邏輯，改革開放的頭二十年，香港對內地的貢獻又如何計算呢？這是可以成為經濟學教科書的題材。華東水災，當年香港的藝人帶領全港市民大籌款，口號是「血濃於水」，香港當年這種感人的愛國情懷又應該如何計算呢？此刻提出如此現實主義的功利觀點，不正是為目前中港兩地日漸緊張的關係再添一把火嗎？
還要一提的荒唐是，早前有位欽差大臣到港提出「新香港人」的論調，實在令人吃驚。這不是在分裂香港製造矛盾嗎？若「新香港人」才是「愛國愛港」，那所有香港人都是中國公民，中國公安部完全可以指令香港民政署要求港人宣誓「愛國愛港」，領取「新香港人」良民證方可進出國內，這樣「階級分類」不就是解決問題了嗎？
其實，香港的內部矛盾不難解決，特區政府做得非常好，新移民基本上都能迅速融入香港社會，學習粵語、努力工作、享受生活，但這些一品官員卻不斷製造新的矛盾（可能有矛盾才有欽差大臣到港發官威的機會）。想起當年改革舵手鄧小平對着鏡頭說：「他是胡說八道！香港問題我說了算！」（關於耿飆的駐軍言論）。相信他老人家在世一定狠批「新香港人」言論。
回想九七前中央要說服香港接受「一國兩制」，當然首先要在超級富豪身上下工夫。官吏們說：你們放心，到時派駐香港的一定是個級別非常低的官員，一切都是中央說了算。能成為超級富豪的都是傑出人士，首富當場指出：即使派一個非常低級別的官員，我們也必須視為代表中央。
的確如此，這就是中華帝國的官吏制度——欽差大臣。我們可以看到，不論官員在台上還是在台下，已退還是未退，來到香港就可以放幾句話，以示官威。其實，特區官員情緒上也應會感到無奈（因此可能要放多些假），隨便一個級別的官員，其言論就可以實質上凌駕特首，來港幾天就可以過幾天「特首」癮，作為普通香港市民的筆者是感到「氣頂」。特首是香港的領導人，雖然問題一大堆——上任特首的愛將許仕仁正受審訊、現任特首的粉絲張震遠估計也會官司纏身、特首公信力大減……，但畢竟還是我們的特首，應該獲得尊重。
對這些荒唐的官吏，毛澤東主席有句可話以引用：「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還有一句是毛主席的詩詞，有些過分，但貼切：「不須放屁！」
筆者本來打算網上投票，但最後還是決定前去票站，要親身領略自己的價值和體會做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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