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30-知識人的實踐。潘毅

知識人的實踐。潘毅
19:55 30/6/2014


潘毅，香港學者，以知識介入社會，獲國際認可，出版《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成為亞洲第一人獲社會學「奧斯卡」C. Wright Mills大獎，作品翻譯成多國語言。京奧後出版另一本中國建築工人研究《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剖析鳥巢水立方背後，工人在中國建築行業包工製下被剝削的悲慘世界，推動勞動保障改革。富士康代工生產線發生多宗工人自殺事件，她立即組織調查隊，完成報告發表《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
她堅持學者不應旁觀中國底層工人的痛苦，治學方式是人類學式的參與觀察，親身在工廠上班當打工妹，落工地煤礦，也成立NGO服務她的研究對象，所有跟她做研究的北京大學精英，都要去做NGO服務工人。她年輕已在學術圈成名，在科大取得教席，卻不願意將光陰消磨在開研討會、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的學術遊戲之中，所以轉到理工大學，只為了有空間做自已的工人階級研究。
人如其名，她對中國底層社會的關懷，廿五年來堅毅如一。廿五年前，潘毅在天安門廣場上與學生一起思考中國的未來，悲劇發生後，她遊歷了中國各地，觀察底層社會，自此認定了中國變革力量是工人，而非知識分子。廿五年來，她身體力行，用知識的力量為工人發聲，這份毅力，在她口中說出來，沒有激情，有的只是一份責任！


劉：劉細良
潘：潘毅


八九啟蒙

劉：你的研究路向多年來也很清晰，這路向可是大學年代已經形成的？
潘：也不算。我在中大唸歷史，畢業論文的研究對象是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那年是八九年，於是我想研究學生和民主發展的關係，或者歷史要改變的動力和因素，那很自然選了研究知識分子的抉擇。但若說到個人思想轉變，其實六四後我就已轉向勞工階層了。
劉：這是你反省的後果？覺得知識分子造反沒用？
潘：的確對運動有些反思。運動的口號很高，但我看不到運動能夠跟基層社會形成有機的連結。六四後我沒回香港，去了大陸不同地方，雖然當時不是很專注的考察，也有別的工作兼顧，不過是那時開始覺得自己並不了解基層社會。
劉：所以八九年是很重要的轉捩點？
潘：對，那是起點。之後回到香港，我經常到深圳考察，開始發現「唔對路喎」。當全國上下，甚至連知識分子也相信改革開放是正確的方向，至於農民工被剝削、大量工傷等問題，都不過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陣痛，我認同不了。對我來說，社會主義制度出現問題，這是技術性的錯誤；但中國走資本主義的路走了二十五年後，我可以這樣判斷，這是本質上的錯誤。
劉：到今日你仍然覺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並非中國的出路？
潘：對，不然我不會去搞合作社和公社了。但當年我在工廠區覺得不妥，還未能總結出那是資本主義的問題。
劉：但香港人也經歷過工廠妹時期，甚至小朋友的昔日的暑期工便是到工廠做童工，那時我們並不視之為剝削。
潘：那甚至是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七八十年代，香港人的確可以通過這路徑脫貧，但九十年代中國的處境並不一樣，我看不到農民工擁有成為老闆的機會，他們的收入和社經地位都太低了。當然仍有極少數人可攀上社會階梯，但這不代表整個社會在進步。
劉：自從中國加入世貿，加上後來的富士康事件，各界開始關注中國的勞工問題，但你對這課題有興趣的時候是九十年代，那時應沒有人理會。
潘：當時學界或傳媒界對這班人也沒興趣，他們心想，你去揭經濟發展的瘡疤幹麼？這些傷害是必然的。不過我所謂堅持了下來，也不是刻意的吧，那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
劉：而《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一書便是你的博士論文對吧？
潘：對，那本書原是我的田野考察，對象是深圳工廠。
劉：當時真的要跟女工一起幹活？
潘：我在電子廠拿着焊槍做了七、八個月。
劉：但研究女工，其實用訪問形式也可，是甚麼驅使你入工廠當女工？
潘：我倒覺得這選擇是很自然的，除非是研究者無法進去吧。按我的理解，你一定要深入心臟地帶，才能把對象看得清楚。我們太經常思考宏觀大事了，一反省便反省整個中國的前路問題，但細節體驗是很重要的。那段時期，所有問題即使瑣碎，但全都變得具體，例如女工們經常接觸化學藥水，臉全都白了。
劉：所以女工的問題也發生在你身上？
潘：我看見了，在我身上不太明顯的。
劉：但你不是臥底嗎？其他人不能知道你的學者身份？
潘：之前的報導說我是臥底，其實不是這樣的。這是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工廠也知道的。
劉：原來如此，所以也會分派較簡單的工作給你吧？
潘：這一定會，最危險的他們不會讓我做。而且當時女工們得一天工作十四小時，星期日也要上班，還得住在工廠裏面，但他們讓我星期日回香港休息，他們並不視我為正式員工。
而我本身是一個抽象思考比較強，喜歡鑽研理論的人吧，這段時間我一直思考，我可以用甚麼語言了解她們呢？可以怎樣介入她的生活呢？我也在那段時間認清了，若然中國有任何改變的力量，必然來自這批中國工人。農民工不是西方典型的無產階級，他們無法回到農村，但又因為沒有戶籍無法在城市生根，根本無路可走。但亦因為他們的特殊性，如果他們發揮到自己的力量，那力量會很大很大。
劉：這是你個人的學術關注，還是你自身對中國前途的思考？兩者可分開嗎？
潘：前期能夠分開，現在已經分不開了。前期還得寫論文到國際期刊，而學院的思路總是讓你脫離現實世界的。現在回望，也挺後悔走過那段路。我現在會忠告學生，不要像你老師年輕時那樣浪費時間了。
劉：但若不是寫了論文出版成書再得獎了，未必有人認識你吧？
潘：我完全無意玩學術遊戲。當時不過為了通過Tenure System（終身教職制），就把隔了多年後的博士論文拿去出版了。
劉：得獎的一刻，沒有一種「終於有人認同我研究」的感覺？
潘：絲毫也沒有。或者這樣說，當時我已經比較有「地氣」了，當然那「地氣」亦建基於我一定的學術基礎，但總之我已不再處於一個純研究的狀態。這書後來也成為英美重點大學的教科書，但即使很多人邀請我去演講，我都推卻了。當然書翻譯後他們也會請我去演講，這我倒是不能再推了，不然太不像話，所以結果我也去了法國、德國、波蘭各個地方演講。但推卻不是因為我驕傲，而是我想專注我的基層組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