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29-趙永佳、呂大樂：尋找香港「左派」的故事
趙永佳、呂大樂：尋找香港「左派」的故事
明報2014年6月29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在二戰後初期，在香港親中共並且跟親國民黨陣營對抗的社會力量，人們通稱為「左派」，而親國民黨或國民政府的，則稱為「右派」。《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一書沿用這慣常用語，稱呼書中描述的社會運動為香港「左派」。此舉既無貶意，這跟當時及後來另一些如「土共」、「港共」、「左仔」等包含某種否定或鄙視的稱呼並不相同，但我們亦沒有將他們等同為激進政治、「進步」思潮的意思。
香港大部分戰後出生的所謂「嬰兒潮世代」，相信在其成長期，都會對「左派」運動有一些經驗和印象。趙永佳於六十年代在灣仔堅拿道居住，「左派」組織、團體是他的成長回憶中一個重要部分。他的外婆在戰前從東莞來港，成為「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捲煙女工。戰後公司被納入「左派」系統，而她也加入了愛國工聯會陣營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工會。公司舊址就改建成後來的南洋戲院，是他小時候看電影常到的地方。
「左派」是成長的重要部分
後來她由煙草公司退休，到銅鑼灣一家西餐廳做「洗大餅」的洗碗工作，又輾轉加入了「洋務工會」。洋務工會所組織的乃是在西式企業（多是服務業）中工作的職工。五、六十年代，工聯會的組織工作做得很細緻，每年春節都有工會幹部來向他外婆這位老會員拜年。因此，在他的成長經驗中，「左派」組織是平常生活中的一個部分。例如羅素街（時代廣場現址）旁是電車車廠，電車掛上回廠的牌子，就是經波斯富街轉入這個車廠。而附近不遠，就是電車工會的會址。工會處於街上的舊樓之中，而當年那些樓宇的天台都是相通的，話說電車大罷工之時（所謂「羅素街血案」事件），工人就是在工會天台上集會。他還記得曾在工會的天台上踢球，但卻完全不知道那個「球場」，原來曾發生工人運動中的重大歷史事件。
從他家向銅鑼灣方向走幾分鐘，就是波斯富街。現在的軒尼詩大廈，當年是一家「國貨公司」（應該是中國國貨公司）。而在國貨公司樓上，是工聯會屬下的「工人診療所」。六十年代的公共醫療系統非常落後，灣仔區的政府診所位於現在修頓球場旁邊的「貝夫人診療所」，由堅拿道過去路程比較遠，而且輪候的人又多，所以當他生病時，外婆通常都會帶他往「工人診療所」看病。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進入診所大堂，就有一幅毛主席的肖像及一塊大橫額，寫上「為人民服務」。外婆當年覺得「工人診療所」比政府診所還要好，常常告訴他說，診所的針藥很便宜，所以到那裡扎一針，很快便會痊癒。當然他是不太喜歡打針的，但小時候的病都是在「工人診療所」治好，卻是事實。
「為人民服務」也會傷及無辜
當然，對「左派」的記憶也不全是「和風細雨」的。到了1967年，「五月風暴」爆發後，他正在慶幸不用如常回校上課之際，當時分租家中「頭房」的一位在灣仔消防局對面店鋪打工的店員，就曾被一枚消防局門外放置的炸彈所傷。外婆在之後的大半月每天都要為他「煲湯」療傷。「為人民服務」的「左派」，同時也會傷及無辜。
對一部分人來說，跟「愛國組織」有所接觸，是很生活化的事情。但對另一部分的人來說，「左派」則完全屬於另一個生活世界，既不了解，亦無接觸。
呂大樂在北角碼頭旁邊的「廉租屋」長大，住在同一層的鄰居之中，只有一是明顯地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他們家裏掛有毛像，日常生活亦似乎略有別於其他街坊，十分低調，彼此沒有什麼往來。而在該社區內的家庭，基本上不談政治。但寧靜的日子不能避免的受到「六七暴動」的衝擊。屋的升降機內外都被人寫上「黃皮狗」、「打倒帝國主義」（是用簡體字寫的，當時是小二學生，看不懂當中的意思）。英皇道的僑冠大廈（華豐國貨公司所在地點）上空出現直升飛機，而同時就是因為戒嚴而不敢外出，但亦可嗅到催淚彈的氣味。從成年人的表情知道事態嚴重，但小孩子卻只是一知半解。他就讀的是聖猶達小學，後門靠近蘇浙小學。某天發生炸彈爆炸，有人命傷亡，而二年級班房窗口的玻璃都震碎了，結果特別休假一周。
國貨公司差不多是唯一接觸點
在往後的日子裏，每天上學及放學例必經過國貨公司和「左派書店」，對於櫥窗上所展示大陸政治、經濟、社會近貌的照片，總是半信半疑。而事實上他亦沒有興趣去查個究竟。畢竟，對一名小學生來說，文革這個題目似乎太過沉重了。在日常的生活層次上，奉一般成年人勸喻，跟大陸有密切關係的，還是保持距離為妙——但有一點除外。對普羅大眾來說，他們日常生活中所享用的消費品，不少都是大陸國貨。從英雄牌墨水筆、回力牌帆布運動鞋，到零食大白兔糖，統統均由國貨公司供應。對很多跟「左派」系統沒有什麼聯繫的人而言，國貨公司就差不多是唯一的接觸點了。
「左派」是神秘的
在呂大樂眼中，「左派」是神秘的。在北角長大的他，可以說不可能沒有察覺到他們的存在，但彼此之間卻鮮有接觸；兩者各有他們的生活世界，在一般情底下，互不相干。小時候讀的報紙是《星島日報》，每年10月隨報附送青天白日旗，年份是以民國的年曆為準。雖然他跟國民黨的、「右派」的系統沒有任何連繫，但在成長過程中所接觸到的主流，是以中華民國為中心的。一切有關「左派」的事情，均屬於主流以外。
可是，當他於香港大學讀一年級的時候，卻無意中經一位補習學生的介紹，成為了某間「愛國學校」的兼職教師。當時「四人幫」已倒台，而中國正從「毛時代」轉變過來。而香港的「左派」在追隨大陸於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轉變時，思想出現頗多矛盾和混亂的地方。昔日批判與否定的事物、價值，重新獲得肯定，有時甚至成為新的目標。而在更具體的安排上，「左派」逐步開始先接觸、後投入於港英殖民政府所建立的制度、主流。以前（粗略地指1950至1978期間）「左派」差不多是一個完全自成一體、自給自足的社會系統，裏面有它的學校、活躍於不同行業的企業單位、報刊、文化機構及團體、街坊組織、工會、商會、體育團體等等，基本上可以完全獨立於殖民政府所建構的主流制度而運作。那樣的一個社會系統曾經是殖民制度以外的一種選擇，並且有一定的吸引力（例如對殖民地的批判，又或者被視為進步文化的代表）。對來自於系統以外，對其文化完全陌生的呂大樂而言，那一年的兼職教學生涯，可謂大開眼界。
基於生活圈子和經驗上的差異，香港人對「左派」運動的認識，多來自新聞媒體，尤其是報刊。當然，我們可以想像有些人是自覺和主動的親近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意見，那是一個自我選擇的過程。也有一些是自覺的跟「左派」和「右派」保持距離，嘗試尋找第三類觀點。但也有不少人會像趙永佳一樣，外婆是愛國工會老會員，但爸爸卻是「右派」集賢起落貨工會（曾加省港大罷工）的「醫事顧問」；他家中讀的是《香港時報》，（除熟讀體育版的本地波經之外）對來自所謂「自由陣營」的論述最清楚。
有趣的是，在舊日冷戰底下的政治環境裏，親台的、屬於建制的言論往往可以中立、客觀的形象示人。我們不是說「左派」沒有他們的問題，而是想指出，當時不少從港英或親國民黨陣營的角度出發，來記錄和演繹「左派」的活動，當中存在政治上的偏見，而並非全面、平衡的理解。這種情況在1967年暴動之後尤其明顯。整個「左派」的系統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理念，一是很簡單地視為別有用心，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自由、安寧之輩，不然就根本不將「左派」放入當代香港社會發展和歷史當中，假設他們的存在最多也只不過是個小集團，而並無更重要之社會、政治含義。
缺少「左派」歷史便不完整
但本書各篇文章的作者，正想指出忽視了「左派」運動的歷史位置，便很難全面瞭解戰後香港的社會、政治發展。香港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前的25年間的歷史，部分是一群愛國群眾懷抱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跟港英殖民政府和「右派」對抗的鬥爭史。缺少了「左派」這一頁，香港戰後的歷史便會顯得不夠完整。
在選題方面，本書包含了兩個之前較多討論的「熱門」題目：一是關於「六七暴動」，另一則是有關「左派」工會。關於前者，葉健民所寫的「六七暴動的罪與罰」，乃以收藏於香港及倫敦的檔案文件為研究材料，重新了解當年抗爭的暴力程度，並反思殖民政府那種寧枉勿縱的處理手法。那些所謂在緊急狀態下所採用的非常手段，是否完全合乎法治精神，有其值得商榷之處。梁寶霖和梁寶龍寫「愛國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是從社會政治生態的環境來看工聯會的發展歷程。他們既看工聯會如何在急劇轉變中的環境裡尋找定位，回應勞工訴求，同時也嘗試分析它如何在政治夾縫中扮演一個頗為矛盾的角色。
在這兩個較為「熱門」的題目以外，我們選取了幾個較少人研究的界別和團體。這很大程度上是呼應前面所提到「左派」作為一個社會系統的觀點，及突顯它們在港人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在體育界，趙永佳、呂大樂和梁懿剛以愉園足球會為例以說明，這類社會團體在香港戰後歷史扮演的角色。在文學界，張詠梅以《文匯報》中一個「長壽」小說專欄《港Q正傳》來勾畫「左派」如何「想像」戰後香港的殖民與資本主義。而李少恩更以「南國粵劇團」和「左派」工人的業餘劇團運動來描述文藝活動對戰後「左派」運動開展、團結群眾的重要性。劉翠珊對愛國學校怎樣和教育界主流結合，並在港英及特區政府支持下，完成「主流化」、「正常化」的分析，以及趙永佳和冼基樺討論於電影界銀都電影如何擺脫以往愛國電影界的鬥爭性格，並成為串連中、港、台電影產業鏈的推手，也是有助進一步探討這個社會系統在轉變中的生態環境裏如何演變。
對於香港「左派」的歷史研究，本書還只是初起步。我們暫時能夠了解的，只是該社會系統的某些方面而已。儘管有所不足，我們仍希望此文集能在傳統建制和「左派」革命論述之間走出另一條路，並發掘更多不同「左派」團體的歷史，以豐富我們對香港「左派」運動的認識，藉此為戰後香港歷史補上一筆。
文×趙永佳、呂大樂
編輯蕭麗雯
明報2014年6月29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在二戰後初期，在香港親中共並且跟親國民黨陣營對抗的社會力量，人們通稱為「左派」，而親國民黨或國民政府的，則稱為「右派」。《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一書沿用這慣常用語，稱呼書中描述的社會運動為香港「左派」。此舉既無貶意，這跟當時及後來另一些如「土共」、「港共」、「左仔」等包含某種否定或鄙視的稱呼並不相同，但我們亦沒有將他們等同為激進政治、「進步」思潮的意思。
香港大部分戰後出生的所謂「嬰兒潮世代」，相信在其成長期，都會對「左派」運動有一些經驗和印象。趙永佳於六十年代在灣仔堅拿道居住，「左派」組織、團體是他的成長回憶中一個重要部分。他的外婆在戰前從東莞來港，成為「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捲煙女工。戰後公司被納入「左派」系統，而她也加入了愛國工聯會陣營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工會。公司舊址就改建成後來的南洋戲院，是他小時候看電影常到的地方。
「左派」是成長的重要部分
後來她由煙草公司退休，到銅鑼灣一家西餐廳做「洗大餅」的洗碗工作，又輾轉加入了「洋務工會」。洋務工會所組織的乃是在西式企業（多是服務業）中工作的職工。五、六十年代，工聯會的組織工作做得很細緻，每年春節都有工會幹部來向他外婆這位老會員拜年。因此，在他的成長經驗中，「左派」組織是平常生活中的一個部分。例如羅素街（時代廣場現址）旁是電車車廠，電車掛上回廠的牌子，就是經波斯富街轉入這個車廠。而附近不遠，就是電車工會的會址。工會處於街上的舊樓之中，而當年那些樓宇的天台都是相通的，話說電車大罷工之時（所謂「羅素街血案」事件），工人就是在工會天台上集會。他還記得曾在工會的天台上踢球，但卻完全不知道那個「球場」，原來曾發生工人運動中的重大歷史事件。
從他家向銅鑼灣方向走幾分鐘，就是波斯富街。現在的軒尼詩大廈，當年是一家「國貨公司」（應該是中國國貨公司）。而在國貨公司樓上，是工聯會屬下的「工人診療所」。六十年代的公共醫療系統非常落後，灣仔區的政府診所位於現在修頓球場旁邊的「貝夫人診療所」，由堅拿道過去路程比較遠，而且輪候的人又多，所以當他生病時，外婆通常都會帶他往「工人診療所」看病。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進入診所大堂，就有一幅毛主席的肖像及一塊大橫額，寫上「為人民服務」。外婆當年覺得「工人診療所」比政府診所還要好，常常告訴他說，診所的針藥很便宜，所以到那裡扎一針，很快便會痊癒。當然他是不太喜歡打針的，但小時候的病都是在「工人診療所」治好，卻是事實。
「為人民服務」也會傷及無辜
當然，對「左派」的記憶也不全是「和風細雨」的。到了1967年，「五月風暴」爆發後，他正在慶幸不用如常回校上課之際，當時分租家中「頭房」的一位在灣仔消防局對面店鋪打工的店員，就曾被一枚消防局門外放置的炸彈所傷。外婆在之後的大半月每天都要為他「煲湯」療傷。「為人民服務」的「左派」，同時也會傷及無辜。
對一部分人來說，跟「愛國組織」有所接觸，是很生活化的事情。但對另一部分的人來說，「左派」則完全屬於另一個生活世界，既不了解，亦無接觸。
呂大樂在北角碼頭旁邊的「廉租屋」長大，住在同一層的鄰居之中，只有一是明顯地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他們家裏掛有毛像，日常生活亦似乎略有別於其他街坊，十分低調，彼此沒有什麼往來。而在該社區內的家庭，基本上不談政治。但寧靜的日子不能避免的受到「六七暴動」的衝擊。屋的升降機內外都被人寫上「黃皮狗」、「打倒帝國主義」（是用簡體字寫的，當時是小二學生，看不懂當中的意思）。英皇道的僑冠大廈（華豐國貨公司所在地點）上空出現直升飛機，而同時就是因為戒嚴而不敢外出，但亦可嗅到催淚彈的氣味。從成年人的表情知道事態嚴重，但小孩子卻只是一知半解。他就讀的是聖猶達小學，後門靠近蘇浙小學。某天發生炸彈爆炸，有人命傷亡，而二年級班房窗口的玻璃都震碎了，結果特別休假一周。
國貨公司差不多是唯一接觸點
在往後的日子裏，每天上學及放學例必經過國貨公司和「左派書店」，對於櫥窗上所展示大陸政治、經濟、社會近貌的照片，總是半信半疑。而事實上他亦沒有興趣去查個究竟。畢竟，對一名小學生來說，文革這個題目似乎太過沉重了。在日常的生活層次上，奉一般成年人勸喻，跟大陸有密切關係的，還是保持距離為妙——但有一點除外。對普羅大眾來說，他們日常生活中所享用的消費品，不少都是大陸國貨。從英雄牌墨水筆、回力牌帆布運動鞋，到零食大白兔糖，統統均由國貨公司供應。對很多跟「左派」系統沒有什麼聯繫的人而言，國貨公司就差不多是唯一的接觸點了。
「左派」是神秘的
在呂大樂眼中，「左派」是神秘的。在北角長大的他，可以說不可能沒有察覺到他們的存在，但彼此之間卻鮮有接觸；兩者各有他們的生活世界，在一般情底下，互不相干。小時候讀的報紙是《星島日報》，每年10月隨報附送青天白日旗，年份是以民國的年曆為準。雖然他跟國民黨的、「右派」的系統沒有任何連繫，但在成長過程中所接觸到的主流，是以中華民國為中心的。一切有關「左派」的事情，均屬於主流以外。
可是，當他於香港大學讀一年級的時候，卻無意中經一位補習學生的介紹，成為了某間「愛國學校」的兼職教師。當時「四人幫」已倒台，而中國正從「毛時代」轉變過來。而香港的「左派」在追隨大陸於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轉變時，思想出現頗多矛盾和混亂的地方。昔日批判與否定的事物、價值，重新獲得肯定，有時甚至成為新的目標。而在更具體的安排上，「左派」逐步開始先接觸、後投入於港英殖民政府所建立的制度、主流。以前（粗略地指1950至1978期間）「左派」差不多是一個完全自成一體、自給自足的社會系統，裏面有它的學校、活躍於不同行業的企業單位、報刊、文化機構及團體、街坊組織、工會、商會、體育團體等等，基本上可以完全獨立於殖民政府所建構的主流制度而運作。那樣的一個社會系統曾經是殖民制度以外的一種選擇，並且有一定的吸引力（例如對殖民地的批判，又或者被視為進步文化的代表）。對來自於系統以外，對其文化完全陌生的呂大樂而言，那一年的兼職教學生涯，可謂大開眼界。
基於生活圈子和經驗上的差異，香港人對「左派」運動的認識，多來自新聞媒體，尤其是報刊。當然，我們可以想像有些人是自覺和主動的親近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意見，那是一個自我選擇的過程。也有一些是自覺的跟「左派」和「右派」保持距離，嘗試尋找第三類觀點。但也有不少人會像趙永佳一樣，外婆是愛國工會老會員，但爸爸卻是「右派」集賢起落貨工會（曾加省港大罷工）的「醫事顧問」；他家中讀的是《香港時報》，（除熟讀體育版的本地波經之外）對來自所謂「自由陣營」的論述最清楚。
有趣的是，在舊日冷戰底下的政治環境裏，親台的、屬於建制的言論往往可以中立、客觀的形象示人。我們不是說「左派」沒有他們的問題，而是想指出，當時不少從港英或親國民黨陣營的角度出發，來記錄和演繹「左派」的活動，當中存在政治上的偏見，而並非全面、平衡的理解。這種情況在1967年暴動之後尤其明顯。整個「左派」的系統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理念，一是很簡單地視為別有用心，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自由、安寧之輩，不然就根本不將「左派」放入當代香港社會發展和歷史當中，假設他們的存在最多也只不過是個小集團，而並無更重要之社會、政治含義。
缺少「左派」歷史便不完整
但本書各篇文章的作者，正想指出忽視了「左派」運動的歷史位置，便很難全面瞭解戰後香港的社會、政治發展。香港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前的25年間的歷史，部分是一群愛國群眾懷抱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跟港英殖民政府和「右派」對抗的鬥爭史。缺少了「左派」這一頁，香港戰後的歷史便會顯得不夠完整。
在選題方面，本書包含了兩個之前較多討論的「熱門」題目：一是關於「六七暴動」，另一則是有關「左派」工會。關於前者，葉健民所寫的「六七暴動的罪與罰」，乃以收藏於香港及倫敦的檔案文件為研究材料，重新了解當年抗爭的暴力程度，並反思殖民政府那種寧枉勿縱的處理手法。那些所謂在緊急狀態下所採用的非常手段，是否完全合乎法治精神，有其值得商榷之處。梁寶霖和梁寶龍寫「愛國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是從社會政治生態的環境來看工聯會的發展歷程。他們既看工聯會如何在急劇轉變中的環境裡尋找定位，回應勞工訴求，同時也嘗試分析它如何在政治夾縫中扮演一個頗為矛盾的角色。
在這兩個較為「熱門」的題目以外，我們選取了幾個較少人研究的界別和團體。這很大程度上是呼應前面所提到「左派」作為一個社會系統的觀點，及突顯它們在港人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在體育界，趙永佳、呂大樂和梁懿剛以愉園足球會為例以說明，這類社會團體在香港戰後歷史扮演的角色。在文學界，張詠梅以《文匯報》中一個「長壽」小說專欄《港Q正傳》來勾畫「左派」如何「想像」戰後香港的殖民與資本主義。而李少恩更以「南國粵劇團」和「左派」工人的業餘劇團運動來描述文藝活動對戰後「左派」運動開展、團結群眾的重要性。劉翠珊對愛國學校怎樣和教育界主流結合，並在港英及特區政府支持下，完成「主流化」、「正常化」的分析，以及趙永佳和冼基樺討論於電影界銀都電影如何擺脫以往愛國電影界的鬥爭性格，並成為串連中、港、台電影產業鏈的推手，也是有助進一步探討這個社會系統在轉變中的生態環境裏如何演變。
對於香港「左派」的歷史研究，本書還只是初起步。我們暫時能夠了解的，只是該社會系統的某些方面而已。儘管有所不足，我們仍希望此文集能在傳統建制和「左派」革命論述之間走出另一條路，並發掘更多不同「左派」團體的歷史，以豐富我們對香港「左派」運動的認識，藉此為戰後香港歷史補上一筆。
文×趙永佳、呂大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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