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30-陸昕慈：北京和香港的恐懼
陸昕慈：北京和香港的恐懼
20:05 30/1/2015
■一國兩制其實隱含了專制與開放的制度性矛盾。資料圖片
近來看中國政治與傳媒的歷史，歸納起來，執政者對傳媒（或異見者）所採取的管治方式，不外乎鎮壓（coercion）和籠絡（co-optation）兩種。而何時鎮壓，何時籠絡，關乎執政者對自身認受性（legitimacy）的信心和對外來危機的認知程度。面對民間世代爭取人權、公民權的浪潮，執政者在鎮壓和籠絡之間做選擇時，最容易犯的錯誤是反應過激（overreact）。而在港人爭取普選的過程中，北京所犯的正是這種錯誤；而促使北京反應過激的，則是在北京和香港民意之間擔當中間人的港府。
特首梁振英早前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指《學苑》曾發表《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專題，編印《香港民族論》一書，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等行為，認為是值得警惕。特首說得仍算委婉，未有直接用「港獨」一詞。而此後的一個星期，官方興起一陣批判港獨熱潮。16日，左報以〈梁振英嚴斥《學苑》市民應警惕「港獨」〉為題發表社評，給佔中學生和泛民扣上港獨的帽子，疾言厲色批評道「『佔中』期間之所以出現大量『武器』以及罕見的暴力，根源就在『香港民族自決』、就在『港獨』」。19日，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突然「左」得出奇，建議在《基本法》23條立法前，先引入《國家安全法》。21日，行會成員張志剛又在《明報》發表文章〈搞獨立就準備為搞獨立付代價〉，反駁以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批評特首的言論，又指「當中國不能容忍國家分裂，而『港獨』又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那就得付上搞『港獨』的代價……如果那些學生哥和後面的師傅只是鬧着玩，裝模作樣而已，但北京對這些言論和行動也不會視而不見，起碼是小心翼翼、步步為營，這又於香港的經濟發展、民主進程何益！」
老實說，張志剛這篇文章，以推心置腹的姿勢勸港人「莫談港獨」，是蠻有說服力的。可是他有意無意忽略了，將港獨這個話題提上傳媒議程的，正是港府。《學苑》的那幾篇文章，有多少人看過？《香港民族論》一書，又有幾多人看過？若不是特首義正辭嚴的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大部份港人對這種言論，都會與張一樣，視為「成功機會等於零」的妄言而已。特首點名之後，我去讀了讀《學苑》去年2月的這一期專題。除了主張過於激進（若不用「過於理想主義」形容）和不切實際之外，這五篇文章對於族群想像、人心回歸、世代之爭的歷史梳理和分析其實都相當出彩。若要深究為何得出如此極端的結論和主張，最大的原因可能是這些學生對於中國政治的標籤化理解，聚焦於北京鐵腕鎮壓的歷史污點（1959年藏人起義、1989年北京民運），對中共內部的改革力量鮮有了解；而對於民生議題中的港中矛盾（奶粉荒、新移民綜援）的理解，局限於口號式的批評，缺乏基於事實的理性分析。但無論如何，這些言論在香港是沒有多少市場的。若執政者有心淡化其威權形象，必先從自身改變開始；對民眾一味靠嚇，恐怕將適得其反。
1933年羅斯福就職美國總統時，美國正值經濟大蕭條谷底，人們對未來滿懷恐懼和不安。羅斯福就職當日（1933年3月4日），全國48個州中有32個地區的銀行都已經關閉，紐約美聯儲銀行亦無法開門，因為國庫存款都已被恐慌的客戶擠兌一空。面對於此，羅斯福發表了他一生中最有名的一次演講：「我們唯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而如今特首等人在做的，似乎是相反的事情。當政府需要用威嚇來警醒和控制（而非服務）人民，離極權統治也就不遠了。
若自2005年0708雙普選方案過於保守未能通過算起，歷經2010年民主黨促成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到2014年雨傘運動爭取2017普選，香港圍繞特首、立法會選舉的爭拗已歷經三輪，整整十年。時間一拖再拖，民怨越積越多，社會對於普選的期待亦越來越高。誠然，選舉方式不過是政治運作的一種；如更多的聰明人所言，普選亦不見得就能夠完全解決在中國陰影下，如今香港政治、經濟與民意之間糾結的關係；但是，成熟的政治應該更依賴商議、談判，而非武力和言語恫嚇。
中港矛盾的癥結糾纏於香港政制，港人心存對北京威權的恐懼，在追求高度自治時出現罔顧現實的「自決」聲音；而北京心中亦對香港存着港獨的恐懼，在主權問題上一貫毫不退讓，堅持「一國」高於「兩制」。雙方的這兩種恐懼，孰虛孰實，其實是不難分辨的。若果真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所言，對錯誤思潮要「是其是，非其非」的話，中港雙方要釐清的，顯然不是港獨這頂虛有其表的大帽子，而是「一國」與「兩制」之間的制度性矛盾。50年的一國兩制已經過去三分一，至今沒有人能夠解決鄧小平這一暫時性國策的內在矛盾。
陸昕慈
傳媒研究員
20:05 30/1/2015
■一國兩制其實隱含了專制與開放的制度性矛盾。資料圖片
近來看中國政治與傳媒的歷史，歸納起來，執政者對傳媒（或異見者）所採取的管治方式，不外乎鎮壓（coercion）和籠絡（co-optation）兩種。而何時鎮壓，何時籠絡，關乎執政者對自身認受性（legitimacy）的信心和對外來危機的認知程度。面對民間世代爭取人權、公民權的浪潮，執政者在鎮壓和籠絡之間做選擇時，最容易犯的錯誤是反應過激（overreact）。而在港人爭取普選的過程中，北京所犯的正是這種錯誤；而促使北京反應過激的，則是在北京和香港民意之間擔當中間人的港府。
特首梁振英早前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指《學苑》曾發表《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專題，編印《香港民族論》一書，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等行為，認為是值得警惕。特首說得仍算委婉，未有直接用「港獨」一詞。而此後的一個星期，官方興起一陣批判港獨熱潮。16日，左報以〈梁振英嚴斥《學苑》市民應警惕「港獨」〉為題發表社評，給佔中學生和泛民扣上港獨的帽子，疾言厲色批評道「『佔中』期間之所以出現大量『武器』以及罕見的暴力，根源就在『香港民族自決』、就在『港獨』」。19日，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突然「左」得出奇，建議在《基本法》23條立法前，先引入《國家安全法》。21日，行會成員張志剛又在《明報》發表文章〈搞獨立就準備為搞獨立付代價〉，反駁以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批評特首的言論，又指「當中國不能容忍國家分裂，而『港獨』又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那就得付上搞『港獨』的代價……如果那些學生哥和後面的師傅只是鬧着玩，裝模作樣而已，但北京對這些言論和行動也不會視而不見，起碼是小心翼翼、步步為營，這又於香港的經濟發展、民主進程何益！」
老實說，張志剛這篇文章，以推心置腹的姿勢勸港人「莫談港獨」，是蠻有說服力的。可是他有意無意忽略了，將港獨這個話題提上傳媒議程的，正是港府。《學苑》的那幾篇文章，有多少人看過？《香港民族論》一書，又有幾多人看過？若不是特首義正辭嚴的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大部份港人對這種言論，都會與張一樣，視為「成功機會等於零」的妄言而已。特首點名之後，我去讀了讀《學苑》去年2月的這一期專題。除了主張過於激進（若不用「過於理想主義」形容）和不切實際之外，這五篇文章對於族群想像、人心回歸、世代之爭的歷史梳理和分析其實都相當出彩。若要深究為何得出如此極端的結論和主張，最大的原因可能是這些學生對於中國政治的標籤化理解，聚焦於北京鐵腕鎮壓的歷史污點（1959年藏人起義、1989年北京民運），對中共內部的改革力量鮮有了解；而對於民生議題中的港中矛盾（奶粉荒、新移民綜援）的理解，局限於口號式的批評，缺乏基於事實的理性分析。但無論如何，這些言論在香港是沒有多少市場的。若執政者有心淡化其威權形象，必先從自身改變開始；對民眾一味靠嚇，恐怕將適得其反。
1933年羅斯福就職美國總統時，美國正值經濟大蕭條谷底，人們對未來滿懷恐懼和不安。羅斯福就職當日（1933年3月4日），全國48個州中有32個地區的銀行都已經關閉，紐約美聯儲銀行亦無法開門，因為國庫存款都已被恐慌的客戶擠兌一空。面對於此，羅斯福發表了他一生中最有名的一次演講：「我們唯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而如今特首等人在做的，似乎是相反的事情。當政府需要用威嚇來警醒和控制（而非服務）人民，離極權統治也就不遠了。
若自2005年0708雙普選方案過於保守未能通過算起，歷經2010年民主黨促成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到2014年雨傘運動爭取2017普選，香港圍繞特首、立法會選舉的爭拗已歷經三輪，整整十年。時間一拖再拖，民怨越積越多，社會對於普選的期待亦越來越高。誠然，選舉方式不過是政治運作的一種；如更多的聰明人所言，普選亦不見得就能夠完全解決在中國陰影下，如今香港政治、經濟與民意之間糾結的關係；但是，成熟的政治應該更依賴商議、談判，而非武力和言語恫嚇。
中港矛盾的癥結糾纏於香港政制，港人心存對北京威權的恐懼，在追求高度自治時出現罔顧現實的「自決」聲音；而北京心中亦對香港存着港獨的恐懼，在主權問題上一貫毫不退讓，堅持「一國」高於「兩制」。雙方的這兩種恐懼，孰虛孰實，其實是不難分辨的。若果真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所言，對錯誤思潮要「是其是，非其非」的話，中港雙方要釐清的，顯然不是港獨這頂虛有其表的大帽子，而是「一國」與「兩制」之間的制度性矛盾。50年的一國兩制已經過去三分一，至今沒有人能夠解決鄧小平這一暫時性國策的內在矛盾。
陸昕慈
傳媒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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