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27-徐子軒：恐怖主義還是恐怖人性？
徐子軒：恐怖主義還是恐怖人性？
23:58 27/1/2015
■《查理周報》恐襲事件引起了全球新一輪反恐浪潮。資料圖片
在查理事件之後，歐洲迅速展開了一連串的行動對抗恐怖主義，有的具有象徵意義，如44國領袖齊聚巴黎的大遊行、法國總統奧朗德宣佈將派出戴高樂號航母打擊IS；有的乃是實際作戰，如布魯塞爾警方圍剿歸國聖戰士、柏林警方逮捕數名恐怖分子。跟着，20多國領袖在倫敦展開反恐𥧌會的會前會，美英提出建立反恐聯盟的邀請，成員不限西方國家，亦包括阿拉伯世界。在會上，各國領袖擔心的並非肆虐中東的IS，而是各國投身聖戰的公民，在返國後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危害。亦即，除了切斷恐怖組織的金流外，各國也要切斷這些源源不絕的人流。
讓我們初步檢視一下，近年來在歐美國家這些以宗教為名的犯行背景：2010年斯德哥爾摩爆炸事件，兇手al-Abdaly歸化瑞典籍將近20年，也有家室工作；2013年波士頓爆炸及槍擊事件，兇手Tsarnaev兄弟以難民身份旅居美國，同時享受相當社會福利已逾十年；2014年悉尼人質挾持槍擊事件，兇手Monis初以難民身份，後獲得公民資格，在澳大利亞居住將近20年；2014年渥太華國會槍擊事件，兇手Zehaf-Bibeau為加拿大出生，幾乎畢生生活在加拿大；2015年巴黎連環槍擊事件，兇手Kouachi兄弟與Coulibaly均是出生於法國受教育長大的「法國人」。這些人都在西方國家居住甚久，也都獲得不等的國民待遇，其共通處是穆斯林和以宗教為名的暴行，另還有一個特別明顯的特徵：他們都算是社會的邊緣人，也就是在他們所處的國家裏，或因社經地位低落、或因有色人種歧視，均對其處境心懷不滿，有的人甚至早已劣迹斑斑，充斥犯罪紀錄。換言之，脫掉那層穆斯林的面紗後，他們只是具有精神疾病徵兆的犯罪者，本質就如同無差別的隨機殺人犯。
進一步來說，對比起2001年的美國911事件、2004年的馬德里爆炸案，犯案人士大多來自於本國外，且是由文化（或說文明）因素所驅動的犯案。近年來的恐怖攻擊事件更像是受心理原因所驅動，他們當中有的根本與國際恐怖組織八竿子打不着，只是借用組織的恐怖名聲施暴，讓他們得以掌握某種權力感，主宰自己的人生；有的在歐美居住多年，理應受西方文化社會化，但他們透過對宗教教義的曲解，重新定義文明與殺戮的關係，讓他們的行為正當化，例如像是拯救人性、履行承諾等；也有的自小與社會疏離，培養出對人類或特定團體的敵意，於是找尋屬於自身血緣的依歸，信奉本不相關的宗教訴求，以千里之外的恐怖分子人生當作自己的腳本，試圖扮演英雄角色。林林總總都透露出，威脅往往潛伏在內部，隨着人心變化伺機而動。
因此，在處理恐怖攻擊事件時，政府不能僅着重於國家安全，並趁機擴權，如美國國安局的非法監聽，或進行如中國對付維吾爾族的嚴打肅殺。相較之下，歐洲由於成員分歧，較不容易行使如美中般的政府職權，也由於更注重個人自由、隱私等權利，在面對恐怖威脅上需要更多的技巧與協調，構成歐洲安全的嚴苛挑戰。幸運的是，即使出現少數抗議伊斯蘭的團體，如歐洲愛國者抵制西方伊斯蘭化（PEGIDA），但目前並未有將伊斯蘭妖魔化的趨勢，或者非理性的攻擊行為，顯示民主的精神仍未被破壞殆盡。接下來端視歐洲如何以社會公民文化與心理矯治系統，化解並控制深藏在人心中的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或貶抑感（devaluation）。
徐子軒
獨立研究員
23:58 27/1/2015
■《查理周報》恐襲事件引起了全球新一輪反恐浪潮。資料圖片
在查理事件之後，歐洲迅速展開了一連串的行動對抗恐怖主義，有的具有象徵意義，如44國領袖齊聚巴黎的大遊行、法國總統奧朗德宣佈將派出戴高樂號航母打擊IS；有的乃是實際作戰，如布魯塞爾警方圍剿歸國聖戰士、柏林警方逮捕數名恐怖分子。跟着，20多國領袖在倫敦展開反恐𥧌會的會前會，美英提出建立反恐聯盟的邀請，成員不限西方國家，亦包括阿拉伯世界。在會上，各國領袖擔心的並非肆虐中東的IS，而是各國投身聖戰的公民，在返國後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危害。亦即，除了切斷恐怖組織的金流外，各國也要切斷這些源源不絕的人流。
讓我們初步檢視一下，近年來在歐美國家這些以宗教為名的犯行背景：2010年斯德哥爾摩爆炸事件，兇手al-Abdaly歸化瑞典籍將近20年，也有家室工作；2013年波士頓爆炸及槍擊事件，兇手Tsarnaev兄弟以難民身份旅居美國，同時享受相當社會福利已逾十年；2014年悉尼人質挾持槍擊事件，兇手Monis初以難民身份，後獲得公民資格，在澳大利亞居住將近20年；2014年渥太華國會槍擊事件，兇手Zehaf-Bibeau為加拿大出生，幾乎畢生生活在加拿大；2015年巴黎連環槍擊事件，兇手Kouachi兄弟與Coulibaly均是出生於法國受教育長大的「法國人」。這些人都在西方國家居住甚久，也都獲得不等的國民待遇，其共通處是穆斯林和以宗教為名的暴行，另還有一個特別明顯的特徵：他們都算是社會的邊緣人，也就是在他們所處的國家裏，或因社經地位低落、或因有色人種歧視，均對其處境心懷不滿，有的人甚至早已劣迹斑斑，充斥犯罪紀錄。換言之，脫掉那層穆斯林的面紗後，他們只是具有精神疾病徵兆的犯罪者，本質就如同無差別的隨機殺人犯。
進一步來說，對比起2001年的美國911事件、2004年的馬德里爆炸案，犯案人士大多來自於本國外，且是由文化（或說文明）因素所驅動的犯案。近年來的恐怖攻擊事件更像是受心理原因所驅動，他們當中有的根本與國際恐怖組織八竿子打不着，只是借用組織的恐怖名聲施暴，讓他們得以掌握某種權力感，主宰自己的人生；有的在歐美居住多年，理應受西方文化社會化，但他們透過對宗教教義的曲解，重新定義文明與殺戮的關係，讓他們的行為正當化，例如像是拯救人性、履行承諾等；也有的自小與社會疏離，培養出對人類或特定團體的敵意，於是找尋屬於自身血緣的依歸，信奉本不相關的宗教訴求，以千里之外的恐怖分子人生當作自己的腳本，試圖扮演英雄角色。林林總總都透露出，威脅往往潛伏在內部，隨着人心變化伺機而動。
因此，在處理恐怖攻擊事件時，政府不能僅着重於國家安全，並趁機擴權，如美國國安局的非法監聽，或進行如中國對付維吾爾族的嚴打肅殺。相較之下，歐洲由於成員分歧，較不容易行使如美中般的政府職權，也由於更注重個人自由、隱私等權利，在面對恐怖威脅上需要更多的技巧與協調，構成歐洲安全的嚴苛挑戰。幸運的是，即使出現少數抗議伊斯蘭的團體，如歐洲愛國者抵制西方伊斯蘭化（PEGIDA），但目前並未有將伊斯蘭妖魔化的趨勢，或者非理性的攻擊行為，顯示民主的精神仍未被破壞殆盡。接下來端視歐洲如何以社會公民文化與心理矯治系統，化解並控制深藏在人心中的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或貶抑感（devaluation）。
徐子軒
獨立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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