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227-沙龍：「一九八四」降臨香港
沙龍：「一九八四」降臨香港
【學苑二月號】
22:10 27/2/2015
原圖為中指指向「門常開」，影像經《蘋果》處理。
香港大學學生刊物《學苑》，早前被特首梁振英於施政報告點名批評散播港獨思想。
最新《學苑》二月號無懼打壓，繼續發表多篇文章，探討本土意識和港人身份認同。《蘋果》獲授權轉載如下：
梁振英上任以來，香港經歷前所未有的分化，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打壓亦漸趨頻仍。自雨傘革命後，特首言辭轉趨銳利、作風更為強硬。有指梁振英為了能夠於2017年連任，刻意在香港營造政治對立的局面，目的讓中央以為香港正出現分離主義、將成為反共基地，令中共不想在這個非常時期撒換特首。
在2012年梁振英參選期間，梁慕嫻指控梁為共產黨地下黨員，網上亦有改圖將毛澤東頭像改為梁振英。梁振英當然否認指控，但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梁振英的政治手段、敵我矛盾的鬥爭手法，與過去的極權主義國家和獨裁者有相似之處。本文試從歷史的角度切入，由思想控制、政治鬥爭和語言偽術三方面，看看梁振英跟極權政府有何雷同。
思想控制
美國國際關係學者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為極權主義總結了數項特點，其中包括壟斷大眾媒體和指導性的意識形態。
極權主義必須透過大眾媒體灌輸意識形態，而壟斷媒體便是馴服群眾和進行洗腦的首要手段。梁振英自2012年上任至今，李慧玲被解僱、劉進圖事件、整頓港台、練乙錚遭控告誹謗，到最近《學苑》被梁點名批評。可見梁振英為了封鎖對自己及其幕後集團不利的消息，打壓異己的力度一直加強。極權政府多利用媒體控制意識形態：納粹德國時期，有一個名叫「國民教育和宣傳部」的部門，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為宣傳部長，消滅一切反對聲音，包括媒體、文藝作品，更下令在德國的大學進行焚書活動。即使極權國家沒有將媒體國有化，也可控制輿論。事實上，納粹德國時期不少報刊都不是納粹黨辦的，但它通過審查、控制股份、勒令停刊等手段，操控私營報社，令政府可以在不收歸國有的情況下仍然控制民間媒體。當時德國有兩份高舉自由主義的報章：《柏林日報》和《法蘭克服日報》，希特拉上台後，《柏林日報》的東主被政府要求出售股份；而《法蘭克服日報》的猶太裔東主和編輯亦遭撤換。雖然香港尚未有納粹的荒唐，但眼見當下媒體逐一被收編，新聞報道自我審查，噤若寒蟬，「河蟹」反對意見，為建制塗脂抹粉。香港媒體的「河蟹」程度，跟納粹比較，程度雖不同，但性質一樣。與此同時，電視劇劇情公式化、庸俗化，壓抑民眾的批判思維，無異鼓勵大眾不作思考。希特拉（Adolf Hilter）說過：「民眾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氣」，政府的福氣，即是獨裁者的福氣。
雨傘革命由年輕人主導，加上本土、港獨思潮抬頭，這一切都觸動中共神經，港共政權於是組織「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由中聯辦和解放軍全力支持，企圖奪回青年意識形態的主導權。這總會的誓詞要「報效祖國」，身穿解放軍制服，教授解放軍的「鵝步」，將中共的意識形態強加在香港的青少年身上，令國民教育借屍還魂。翻閱歷史，我們得知不少極權國家都有成立所謂的「少年軍」和「先鋒部隊」：蘇共時期有「蘇聯先鋒少年隊」、北韓的「朝鮮少年團」招募7至13歲的青少年在金正日和金日成誕辰入隊。1930年代，納粹德國將「希特拉青年團」推廣至全國，主要由14至18歲的青少年參加，強迫他們學習使用武器和灌輸反猶太主義。希特拉強迫所有青年參加「希特拉青年團」，所有青年都「被參軍」，包括年少時的本篤十六世也在德國參加過青年團。「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成立典禮當日，有報道指有學校強迫學生參加典禮和換上制服，令參與觀禮的青少年「被參軍」。或者梁振英、吳克儉等高官也喜歡參考納粹德國的做法，喜歡「代表」其他人，卻無視自己不是民意代表的事實。其實，不少香港家長都希望子女進入「黃埔軍校」，學懂獨立、自律、遵守規矩，但請香港家長不要自欺欺人——在解放軍支配下的軍事訓練團，獨立人格只會遭壓抑，所謂的「遵守規矩」就是在意識形態上盲目地跟從「指導思想」，最後只會適得其反。
雖然「台獨」、「港獨」、「香港民族」等議題敏感，但縱使討論話題再敏感、再激進，這種思維也確實存在。一個七百多萬人的城市，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經歷和價值取向，如果我們七百萬人的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都是一式一樣，這才是真正的恐怖。
還有，千萬不要為國民教育和香港青少年軍總會這類東西辯護，訛稱香港是自由社會，要尊重一些希望參加這些課程和組織的少年和家長。第一，香港不是「民主自由」社會，筆者在上期已經詳闡述，不再複述。第二，不要將香港的建制泛民對壘，跟民主社會的左翼右翼拉鋸相提並論──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前者較後者接受政府干預市場，採取劫富濟貧的措施，支持同志平權，反對歧視；相反，共和黨經濟理念較保守，主張保障工商界的利益，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意識形態趨向保守。不過，民主共和兩黨都在民主制度下競逐，擁護美國的民主制度，跟香港情況截然不同；當香港人投票給建制派，客觀上便是支持背後的中共政權，以及建制派支持的二十三條、國民教育等政策。簡單來說：這都是反民主的。其實，泛民建制之爭，就是民主和反民主之爭，這不是單純的政見不同，它並不像民主國家，是民主政治下的保守自由之爭。
群聚鬥爭
李偲嫣、周融、高達斌在梁振英上台後陸續出現，他們一致聲稱自己無政黨聯繫，只是因為接受不了泛民「拖垮政府」、「搞亂香港」，所以要站出來反對「政棍」，卻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正挑動群眾對立，更「搞亂香港」。
觀乎世界各地，絕大部分撐政府組織和遊行都只會出現在非民主國家，包括俄羅斯、北韓、巴林等地。北韓在2012年3月號召十多萬人遊行，聲稱要「粉碎」李明博；同年8月，北韓勞動黨召集學生和軍人在金日成廣場用火炬拼出「金正恩」等字眼，對獨裁者歌功頌德。此外，俄羅斯也有一個名叫「納什」（Nashi）的親普京青年組織，其宗旨高舉自由、反法西斯、反納粹，但是它所作所為卻是南轅北轍，被普京利用為對付國內反對派的機器。2011年，俄國舉行國家杜馬選舉後，有一連串反普京的大型示威，示威者指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選舉舞弊，隨後「納什」組織親普京遊行跟反普京陣營對壘。這個組織將異見人士定性為「法西斯分子」，企圖利用暴力手段與對方展開鬥爭，它亦被指策劃襲擊西方駐俄大使。雖然香港的愛字頭沒那樣暴力，但他們組織的撐政府遊行跟北韓和俄羅斯並無二致。
民主國家不會有專門撐政府的團體，這些組織的思維是：幫政府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便是消滅提出問題的人。事實上，政府擁有行政和行使武力的權力，本身便是一道高牆，何需特意支持？反抗者永遠是雞蛋、永遠是弱者，就是因為議會失效，他們在制度內發聲卻不獲理會，才會走上街頭反抗。
最近政府豪花36萬製作宣傳片，其中「麻X煩」的對白惹起爭議，還挑動「無樓人士」對農民、環保人士的仇恨。其實這種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群眾鬥群眾的方式，除了普京，也跟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思維如出一轍：文革時期著名的「一月風暴」，當年王洪文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在1967年1月上海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並於1月下旬召集萬名身份不明的群聚到反對他們的「上海柴油機廠工人革命聯合造反司令部」（簡稱「上柴聯司」）搗亂。「工總司」於是以誹謗、扣帽子等方式指「上柴聯司」搞「三停」（停水、停電、停產），更賊喊捉賊，指其令上海大亂，誣衊它企圖炸毀上海煉油廠，亂扣帽子。王洪文更藉煽動上海煉油廠內的派系鬥爭，拉一派打一派，指「上柴聯司」私設公堂、對工人嚴刑拷打。
雖然今天香港沒有武鬥，沒有「造反有理」的荒謬，但是從李偲嫣、陳廣文在大學論壇中跟反對派對駡、粗口橫飛的行為，和周融組織的簽名撐政改運動等等，都有群眾鬥群眾的影子。他們扣泛民帽子，指他們「收外國錢」、「賣國賊」，並將「佔中」定性為「暴亂」，都是共產黨式的鬥爭手法，跟文革時期「戴高帽」、批鬥走資派不惶多讓，他們不需要理由、不需要法律理據，只要共產黨將你政治定性，你便「水洗都唔清」。到底這是港共政權幕後發功，還是真的有港人因厭倦「反對派」而站出來？答案清楚不過。
是非不分 指鹿為馬
梁振英由參選那一天，就一直玩弄語言偽術，什麼「撒回和不撒回之間有很大的空間」、「在我的印象中，我沒有說過我沒有僭建」、「沒有人說過人大常委作決定時，是不知道有公民提名或其他看法的」云云。梁振英在選舉時靠着個人的演講技巧取得民望，可能他得意忘形，時時刻刻玩弄語言，以為可以一次又一次避過誠信危機。但他想不到的是，他這樣做只會進一步拖跨他的民望。這些所謂的語言偽術，目的就是顛倒是非，將本來簡單易明的對錯觀念複雜化，愚弄大眾。
在政改的問題上，他為真普選下定義：只有在符合人大831框架下和《基本法》的普選，才是「真普選」，背離憲法的選舉都不是真普選。還有建制中人指「一人一票就是普選」等等，都是企圖欺瞞市民，混淆視聽。網絡評論人鄧力行在網上節錄了李天命《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李天命指「鹿」和「馬」容易分辨，所以當有人真的指鹿為馬時，其他人便容易戳破謊言，但由於「民主」和「自由」這些概念相對複雜，所以較易被當權者混淆視聽。「（當權者指）通常說的自由民主是假自由假民主，我們所說的另一種自由民主，那才是真自由真民主。」不錯，東德政府全名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北韓全名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不尊重人民的政權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很有理由相信他們對「民主」和「人民」的定義有別於常人理解。
同樣道理，自稱為「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其所指的「國際」可能只是「以朝為師」、「以俄為師」，並不是我們一般人所理解的「與國際接軌」，否則也不會有打壓言論自由和撐政府組織這些東西。真正的國際都會是不會在城市各處張貼「國際都會」四字，國際城市便是國際城市，這不用說出來的。你見過紐約政府辦公室和紐約巴士廣告寫上什麼「美洲國際都會」嗎？這根本反眏出政府沒有自信，這樣做完全是精神自瀆。
李天命在《語》一書指：「天才認為：『只要開動萬能的宣傳機器，重複又重複、重複又重複、重複又重複地向人宣稱他們擁有的是另一種自由民主並且是真正的自由民主，那麼，日子久了，他們就會相信。』」《一九八四》一書有句名言：「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這句話寫上在英國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的牌匾，真理部轄下有多個部門，其中一個便是負責編寫新語（Newspeak） 的研究部，當情況許可，人們便可以說「二加二等於五」。有指「二加二等於五」不是《一九八四》作者創作的：據說，納粹德國軍官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有一次向元首希特拉表達忠誠說：「只要元首願意，二加二便等於五！」謊話即使多無稽、多誇張，說了幾次還會引人懷疑，但說了一百次人們便相信了。尤其是在極權社會，當身邊的人都願意相信謊言，願意為謊言辯護，這謊話便成了人們感知現實的共識。最後，我們便活在以假當真的世界──接受假普選並不算最恐佈，強迫自己相信假普選就是真普選才是最令人毛骨悚然。
詞語的原意被曲解，但可惜的是，人們永遠不會察覺事情的嚴重性。「假」雖然成為「真」，但納粹德國再兇猛，都逃不過滅亡的命運；大躍進時期農業產量再假、再浮誇，中共始終要承受大饑荒的代價；那麼以假當真的香港，會有什麼命運呢？
僅存的自由空間
《基本法》第22條列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港澳辦主任魯平1993年3月在《人民日報》撰文，指2007年後「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那麼為什麼有人撕破臉，不要臉的一直違反承諾，一直威脅著香港人的自由？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當中有一個章節名為「烏托邦」（The Great Utopia） ，指在集體主義的社會下，「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變成「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積極自由」是每人都有自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Liberty to）；而「消極自由」則是比較被動的，是「免於被他人干涉的自由」（Liberty from）。回歸後，我們擁有的是「消極自由」，而這自由正被中共以滲透和干預的方式奪去，包括評論員遭恐嚇、新聞自我審查、二十三條、國民教育——我們被壓制得只有瑣細的自由空間。
在僅存的自由空間內掙扎求存
有兩個人在遠處看到巴士到站，其中一人感到自己力有不逮，所以放慢腳步，靜待下一班車；另一人儘管機會渺茫，但迎頭趕上，司機最後從倒後鏡看到這個追趕的人，讓他上車。常人是看到機會才去爭取，只有很少人在絕望中依然奮力爭取。
當民調指有更多人支持「袋往先」，很多人便自然會被身邊的人動搖，人的立場就如骨牌一樣，一個一個被身邊支持「袋住先」的人說服。筆者總是覺得，在支持「袋往先」的人當中，有不少是「溫和民主派」，他們的心態便是在中共限制下爭取最大的「消極自由」，他們覺得跟中共對抗是徒勞無功，於是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的底線往後退。試想想：若果他們願意在民調中仍然堅持真普選的理念，那麼支持反對「袋往先」的比率便不會像今天的五五比，而是壓倒性優勢。這樣，即使中共依然一意孤行，歷史至少也會記載中共是逆廣大民意而行。
在政改問題上，民意依然是重要的戰場，請不要給機會讓極權主義者利用，讓他們指通過831人大決議是民意所向。請不要讓那些滿口歪理、指鹿為馬的人繼續管治香港。香港人，請不要做那個容易放棄的人。誰都知道，香港人是很現實的，當他們看到風險高的事，都會避之則吉，不會鋌而走險——但若果所有事都可預測、可計算，這就不是人生。歷史告訴我們，所有事情的發生都是意想不到的，當你今天站在高牆那邊，這高牆明天可能在歷史洪流中倒下。只有良知和真理，是永恆不變的。
在僅存的自由空間，若果香港人還不爭氣，還相信「馬照跑、舞照跳」，那是該死的。須要知道，一個不相信民主的社會是很危險的：1920年代的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就是因為厭倦了政黨爭拗而分別選擇了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希特拉，當希特拉鏟除了國內反對勢力後，社會再沒有人爭拗，民眾還在眉開眼笑，他們不知道國人的沉默只會為國家和全世界帶來浩劫。《通往奴役之路》論及集體主義，他以經濟計劃的推行作例，指當經濟計畫在實行上會有不同意見，這便提供機會讓當權者用強權手段推行計劃。海耶克認為關鍵在於：人們相信計劃遭阻撓是因為當權者的權力不夠大所致，他們轉而支持中央集權和政治強人。這就如香港人覺得拉布、司法覆核阻礙經濟發展，很討厭，轉而支持中共在港的代理人，他們不知道當香港沒了反對派和限制權力的制度，我們會更危險。
政治強人之所以可以冒起，責任不僅落在野心家本身，更落在「沉默大多數」身上：當你看到極權在港肆虐，共產黨鬥爭模式在我城肆無忌憚時，若你仍保持緘默的話，那麼歷史只能慨嘆：人總要犯相同的錯誤。
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語錄
「人民大多數比我們想像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傳的本質就是堅持簡單和重覆。」
「謊言講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
「是他們選擇我們執政的，他們活該如此。」
「混雜部分真相的說謊比直接說謊更有效。」
「必須把收音機設計得只能收聽德國電臺。」
「報紙上的言論，應當趨於一致的目的，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說所迷惑。」
「大眾傳播媒介只能是黨的工具，它的任務是向民眾解釋黨的政策和措施，並用黨的思想理論改造人民。」
「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複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
「報紙的任務就是把統治者的意志傳遞給被統治者，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
「我們的宣傳對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
（全文完）
【學苑二月號】
22:10 27/2/2015
原圖為中指指向「門常開」，影像經《蘋果》處理。
香港大學學生刊物《學苑》，早前被特首梁振英於施政報告點名批評散播港獨思想。
最新《學苑》二月號無懼打壓，繼續發表多篇文章，探討本土意識和港人身份認同。《蘋果》獲授權轉載如下：
梁振英上任以來，香港經歷前所未有的分化，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打壓亦漸趨頻仍。自雨傘革命後，特首言辭轉趨銳利、作風更為強硬。有指梁振英為了能夠於2017年連任，刻意在香港營造政治對立的局面，目的讓中央以為香港正出現分離主義、將成為反共基地，令中共不想在這個非常時期撒換特首。
在2012年梁振英參選期間，梁慕嫻指控梁為共產黨地下黨員，網上亦有改圖將毛澤東頭像改為梁振英。梁振英當然否認指控，但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梁振英的政治手段、敵我矛盾的鬥爭手法，與過去的極權主義國家和獨裁者有相似之處。本文試從歷史的角度切入，由思想控制、政治鬥爭和語言偽術三方面，看看梁振英跟極權政府有何雷同。
思想控制
美國國際關係學者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為極權主義總結了數項特點，其中包括壟斷大眾媒體和指導性的意識形態。
極權主義必須透過大眾媒體灌輸意識形態，而壟斷媒體便是馴服群眾和進行洗腦的首要手段。梁振英自2012年上任至今，李慧玲被解僱、劉進圖事件、整頓港台、練乙錚遭控告誹謗，到最近《學苑》被梁點名批評。可見梁振英為了封鎖對自己及其幕後集團不利的消息，打壓異己的力度一直加強。極權政府多利用媒體控制意識形態：納粹德國時期，有一個名叫「國民教育和宣傳部」的部門，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為宣傳部長，消滅一切反對聲音，包括媒體、文藝作品，更下令在德國的大學進行焚書活動。即使極權國家沒有將媒體國有化，也可控制輿論。事實上，納粹德國時期不少報刊都不是納粹黨辦的，但它通過審查、控制股份、勒令停刊等手段，操控私營報社，令政府可以在不收歸國有的情況下仍然控制民間媒體。當時德國有兩份高舉自由主義的報章：《柏林日報》和《法蘭克服日報》，希特拉上台後，《柏林日報》的東主被政府要求出售股份；而《法蘭克服日報》的猶太裔東主和編輯亦遭撤換。雖然香港尚未有納粹的荒唐，但眼見當下媒體逐一被收編，新聞報道自我審查，噤若寒蟬，「河蟹」反對意見，為建制塗脂抹粉。香港媒體的「河蟹」程度，跟納粹比較，程度雖不同，但性質一樣。與此同時，電視劇劇情公式化、庸俗化，壓抑民眾的批判思維，無異鼓勵大眾不作思考。希特拉（Adolf Hilter）說過：「民眾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氣」，政府的福氣，即是獨裁者的福氣。
雨傘革命由年輕人主導，加上本土、港獨思潮抬頭，這一切都觸動中共神經，港共政權於是組織「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由中聯辦和解放軍全力支持，企圖奪回青年意識形態的主導權。這總會的誓詞要「報效祖國」，身穿解放軍制服，教授解放軍的「鵝步」，將中共的意識形態強加在香港的青少年身上，令國民教育借屍還魂。翻閱歷史，我們得知不少極權國家都有成立所謂的「少年軍」和「先鋒部隊」：蘇共時期有「蘇聯先鋒少年隊」、北韓的「朝鮮少年團」招募7至13歲的青少年在金正日和金日成誕辰入隊。1930年代，納粹德國將「希特拉青年團」推廣至全國，主要由14至18歲的青少年參加，強迫他們學習使用武器和灌輸反猶太主義。希特拉強迫所有青年參加「希特拉青年團」，所有青年都「被參軍」，包括年少時的本篤十六世也在德國參加過青年團。「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成立典禮當日，有報道指有學校強迫學生參加典禮和換上制服，令參與觀禮的青少年「被參軍」。或者梁振英、吳克儉等高官也喜歡參考納粹德國的做法，喜歡「代表」其他人，卻無視自己不是民意代表的事實。其實，不少香港家長都希望子女進入「黃埔軍校」，學懂獨立、自律、遵守規矩，但請香港家長不要自欺欺人——在解放軍支配下的軍事訓練團，獨立人格只會遭壓抑，所謂的「遵守規矩」就是在意識形態上盲目地跟從「指導思想」，最後只會適得其反。
雖然「台獨」、「港獨」、「香港民族」等議題敏感，但縱使討論話題再敏感、再激進，這種思維也確實存在。一個七百多萬人的城市，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經歷和價值取向，如果我們七百萬人的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都是一式一樣，這才是真正的恐怖。
還有，千萬不要為國民教育和香港青少年軍總會這類東西辯護，訛稱香港是自由社會，要尊重一些希望參加這些課程和組織的少年和家長。第一，香港不是「民主自由」社會，筆者在上期已經詳闡述，不再複述。第二，不要將香港的建制泛民對壘，跟民主社會的左翼右翼拉鋸相提並論──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前者較後者接受政府干預市場，採取劫富濟貧的措施，支持同志平權，反對歧視；相反，共和黨經濟理念較保守，主張保障工商界的利益，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意識形態趨向保守。不過，民主共和兩黨都在民主制度下競逐，擁護美國的民主制度，跟香港情況截然不同；當香港人投票給建制派，客觀上便是支持背後的中共政權，以及建制派支持的二十三條、國民教育等政策。簡單來說：這都是反民主的。其實，泛民建制之爭，就是民主和反民主之爭，這不是單純的政見不同，它並不像民主國家，是民主政治下的保守自由之爭。
群聚鬥爭
李偲嫣、周融、高達斌在梁振英上台後陸續出現，他們一致聲稱自己無政黨聯繫，只是因為接受不了泛民「拖垮政府」、「搞亂香港」，所以要站出來反對「政棍」，卻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正挑動群眾對立，更「搞亂香港」。
觀乎世界各地，絕大部分撐政府組織和遊行都只會出現在非民主國家，包括俄羅斯、北韓、巴林等地。北韓在2012年3月號召十多萬人遊行，聲稱要「粉碎」李明博；同年8月，北韓勞動黨召集學生和軍人在金日成廣場用火炬拼出「金正恩」等字眼，對獨裁者歌功頌德。此外，俄羅斯也有一個名叫「納什」（Nashi）的親普京青年組織，其宗旨高舉自由、反法西斯、反納粹，但是它所作所為卻是南轅北轍，被普京利用為對付國內反對派的機器。2011年，俄國舉行國家杜馬選舉後，有一連串反普京的大型示威，示威者指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選舉舞弊，隨後「納什」組織親普京遊行跟反普京陣營對壘。這個組織將異見人士定性為「法西斯分子」，企圖利用暴力手段與對方展開鬥爭，它亦被指策劃襲擊西方駐俄大使。雖然香港的愛字頭沒那樣暴力，但他們組織的撐政府遊行跟北韓和俄羅斯並無二致。
民主國家不會有專門撐政府的團體，這些組織的思維是：幫政府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便是消滅提出問題的人。事實上，政府擁有行政和行使武力的權力，本身便是一道高牆，何需特意支持？反抗者永遠是雞蛋、永遠是弱者，就是因為議會失效，他們在制度內發聲卻不獲理會，才會走上街頭反抗。
最近政府豪花36萬製作宣傳片，其中「麻X煩」的對白惹起爭議，還挑動「無樓人士」對農民、環保人士的仇恨。其實這種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群眾鬥群眾的方式，除了普京，也跟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思維如出一轍：文革時期著名的「一月風暴」，當年王洪文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在1967年1月上海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並於1月下旬召集萬名身份不明的群聚到反對他們的「上海柴油機廠工人革命聯合造反司令部」（簡稱「上柴聯司」）搗亂。「工總司」於是以誹謗、扣帽子等方式指「上柴聯司」搞「三停」（停水、停電、停產），更賊喊捉賊，指其令上海大亂，誣衊它企圖炸毀上海煉油廠，亂扣帽子。王洪文更藉煽動上海煉油廠內的派系鬥爭，拉一派打一派，指「上柴聯司」私設公堂、對工人嚴刑拷打。
雖然今天香港沒有武鬥，沒有「造反有理」的荒謬，但是從李偲嫣、陳廣文在大學論壇中跟反對派對駡、粗口橫飛的行為，和周融組織的簽名撐政改運動等等，都有群眾鬥群眾的影子。他們扣泛民帽子，指他們「收外國錢」、「賣國賊」，並將「佔中」定性為「暴亂」，都是共產黨式的鬥爭手法，跟文革時期「戴高帽」、批鬥走資派不惶多讓，他們不需要理由、不需要法律理據，只要共產黨將你政治定性，你便「水洗都唔清」。到底這是港共政權幕後發功，還是真的有港人因厭倦「反對派」而站出來？答案清楚不過。
是非不分 指鹿為馬
梁振英由參選那一天，就一直玩弄語言偽術，什麼「撒回和不撒回之間有很大的空間」、「在我的印象中，我沒有說過我沒有僭建」、「沒有人說過人大常委作決定時，是不知道有公民提名或其他看法的」云云。梁振英在選舉時靠着個人的演講技巧取得民望，可能他得意忘形，時時刻刻玩弄語言，以為可以一次又一次避過誠信危機。但他想不到的是，他這樣做只會進一步拖跨他的民望。這些所謂的語言偽術，目的就是顛倒是非，將本來簡單易明的對錯觀念複雜化，愚弄大眾。
在政改的問題上，他為真普選下定義：只有在符合人大831框架下和《基本法》的普選，才是「真普選」，背離憲法的選舉都不是真普選。還有建制中人指「一人一票就是普選」等等，都是企圖欺瞞市民，混淆視聽。網絡評論人鄧力行在網上節錄了李天命《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李天命指「鹿」和「馬」容易分辨，所以當有人真的指鹿為馬時，其他人便容易戳破謊言，但由於「民主」和「自由」這些概念相對複雜，所以較易被當權者混淆視聽。「（當權者指）通常說的自由民主是假自由假民主，我們所說的另一種自由民主，那才是真自由真民主。」不錯，東德政府全名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北韓全名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不尊重人民的政權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很有理由相信他們對「民主」和「人民」的定義有別於常人理解。
同樣道理，自稱為「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其所指的「國際」可能只是「以朝為師」、「以俄為師」，並不是我們一般人所理解的「與國際接軌」，否則也不會有打壓言論自由和撐政府組織這些東西。真正的國際都會是不會在城市各處張貼「國際都會」四字，國際城市便是國際城市，這不用說出來的。你見過紐約政府辦公室和紐約巴士廣告寫上什麼「美洲國際都會」嗎？這根本反眏出政府沒有自信，這樣做完全是精神自瀆。
李天命在《語》一書指：「天才認為：『只要開動萬能的宣傳機器，重複又重複、重複又重複、重複又重複地向人宣稱他們擁有的是另一種自由民主並且是真正的自由民主，那麼，日子久了，他們就會相信。』」《一九八四》一書有句名言：「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這句話寫上在英國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的牌匾，真理部轄下有多個部門，其中一個便是負責編寫新語（Newspeak） 的研究部，當情況許可，人們便可以說「二加二等於五」。有指「二加二等於五」不是《一九八四》作者創作的：據說，納粹德國軍官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有一次向元首希特拉表達忠誠說：「只要元首願意，二加二便等於五！」謊話即使多無稽、多誇張，說了幾次還會引人懷疑，但說了一百次人們便相信了。尤其是在極權社會，當身邊的人都願意相信謊言，願意為謊言辯護，這謊話便成了人們感知現實的共識。最後，我們便活在以假當真的世界──接受假普選並不算最恐佈，強迫自己相信假普選就是真普選才是最令人毛骨悚然。
詞語的原意被曲解，但可惜的是，人們永遠不會察覺事情的嚴重性。「假」雖然成為「真」，但納粹德國再兇猛，都逃不過滅亡的命運；大躍進時期農業產量再假、再浮誇，中共始終要承受大饑荒的代價；那麼以假當真的香港，會有什麼命運呢？
僅存的自由空間
《基本法》第22條列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港澳辦主任魯平1993年3月在《人民日報》撰文，指2007年後「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那麼為什麼有人撕破臉，不要臉的一直違反承諾，一直威脅著香港人的自由？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當中有一個章節名為「烏托邦」（The Great Utopia） ，指在集體主義的社會下，「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變成「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積極自由」是每人都有自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Liberty to）；而「消極自由」則是比較被動的，是「免於被他人干涉的自由」（Liberty from）。回歸後，我們擁有的是「消極自由」，而這自由正被中共以滲透和干預的方式奪去，包括評論員遭恐嚇、新聞自我審查、二十三條、國民教育——我們被壓制得只有瑣細的自由空間。
在僅存的自由空間內掙扎求存
有兩個人在遠處看到巴士到站，其中一人感到自己力有不逮，所以放慢腳步，靜待下一班車；另一人儘管機會渺茫，但迎頭趕上，司機最後從倒後鏡看到這個追趕的人，讓他上車。常人是看到機會才去爭取，只有很少人在絕望中依然奮力爭取。
當民調指有更多人支持「袋往先」，很多人便自然會被身邊的人動搖，人的立場就如骨牌一樣，一個一個被身邊支持「袋住先」的人說服。筆者總是覺得，在支持「袋往先」的人當中，有不少是「溫和民主派」，他們的心態便是在中共限制下爭取最大的「消極自由」，他們覺得跟中共對抗是徒勞無功，於是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的底線往後退。試想想：若果他們願意在民調中仍然堅持真普選的理念，那麼支持反對「袋往先」的比率便不會像今天的五五比，而是壓倒性優勢。這樣，即使中共依然一意孤行，歷史至少也會記載中共是逆廣大民意而行。
在政改問題上，民意依然是重要的戰場，請不要給機會讓極權主義者利用，讓他們指通過831人大決議是民意所向。請不要讓那些滿口歪理、指鹿為馬的人繼續管治香港。香港人，請不要做那個容易放棄的人。誰都知道，香港人是很現實的，當他們看到風險高的事，都會避之則吉，不會鋌而走險——但若果所有事都可預測、可計算，這就不是人生。歷史告訴我們，所有事情的發生都是意想不到的，當你今天站在高牆那邊，這高牆明天可能在歷史洪流中倒下。只有良知和真理，是永恆不變的。
在僅存的自由空間，若果香港人還不爭氣，還相信「馬照跑、舞照跳」，那是該死的。須要知道，一個不相信民主的社會是很危險的：1920年代的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就是因為厭倦了政黨爭拗而分別選擇了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希特拉，當希特拉鏟除了國內反對勢力後，社會再沒有人爭拗，民眾還在眉開眼笑，他們不知道國人的沉默只會為國家和全世界帶來浩劫。《通往奴役之路》論及集體主義，他以經濟計劃的推行作例，指當經濟計畫在實行上會有不同意見，這便提供機會讓當權者用強權手段推行計劃。海耶克認為關鍵在於：人們相信計劃遭阻撓是因為當權者的權力不夠大所致，他們轉而支持中央集權和政治強人。這就如香港人覺得拉布、司法覆核阻礙經濟發展，很討厭，轉而支持中共在港的代理人，他們不知道當香港沒了反對派和限制權力的制度，我們會更危險。
政治強人之所以可以冒起，責任不僅落在野心家本身，更落在「沉默大多數」身上：當你看到極權在港肆虐，共產黨鬥爭模式在我城肆無忌憚時，若你仍保持緘默的話，那麼歷史只能慨嘆：人總要犯相同的錯誤。
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語錄
「人民大多數比我們想像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傳的本質就是堅持簡單和重覆。」
「謊言講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
「是他們選擇我們執政的，他們活該如此。」
「混雜部分真相的說謊比直接說謊更有效。」
「必須把收音機設計得只能收聽德國電臺。」
「報紙上的言論，應當趨於一致的目的，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說所迷惑。」
「大眾傳播媒介只能是黨的工具，它的任務是向民眾解釋黨的政策和措施，並用黨的思想理論改造人民。」
「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複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
「報紙的任務就是把統治者的意志傳遞給被統治者，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
「我們的宣傳對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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