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11-阮穎嫻：投資未來，但不是這樣的未來
阮穎嫻：投資未來，但不是這樣的未來
22:01 11/8/2017
(本文已於2017年8月10日 明報刊登，本文為長版）
任志剛先生上星期撰文解讀《基本法》第107條，響應新政府「投資未來」的說法。
關於107條的解釋，我相信各派都有站得住腳說法，沒有一定對錯，事實上20% 本地生產總值的公共支出是約定俗成，是過往官員自說自話，從來都沒有特別條款約束，今天終於有人指出來了。問題是多年來政府都在年度財預算案及多項政策推廣裡喃喃「量入為出」，任先生多年來卻只為聯繫匯率出過聲，現在加入了新政府才說以前這個「量入為出」的解讀有問題。
撇開政治，本文會從宏觀經濟及發展經濟角度回應：第一，任總對香港經濟增長有點妄自菲薄；第二，經濟周期的公共財政措施與長遠經濟發展應分別討論；第三，「投資未來」是對的，但投資在什麼範疇和項目才是最重要的。
香港經濟增長成績亮麗
首先，任總認為在公共財政上較以前放鬆一點可更有效應對經濟周期。所謂經濟周期措施，是政府在經濟周期裏進行相反操作，過熱時冷卻，蕭條時加柴。問題是經濟過熱或蕭條是相對概念——相對於什麼呢？例如經濟增長3%是過熱還是蕭條呢？
經濟學上有產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就是說實際產出應與潛在產出比較。潛在產出（potential output）是價格可自由調節時的產出。經濟蕭條，產出比產能少，當然不好；但經濟過熱，人工急升，本來不打算工作的人受工資吸引出來打工，產出多於潛在產能，使物價上升，令人的餘暇和休息時間少了，整體福利降低，也是不好。產出缺口最好等於零。
那麼，過去10年香港的經濟是好是壞？由於潛在產出不能直接觀察，所以產出缺口須估算。任總曾助陣「打大鱷」的金管局有一篇論文[1]，估算香港的產出缺口，說明香港勞動市場長期緊張，通脹也處於穩健水平，尤其在金融海嘯後，產出缺口很快回復正常，亦即說香港的逆周期措施成效顯著，並無因為「守財奴」政策衍生問題。
任總認為「香港在過去10年經歷有史以來偏低的經濟增長」。2007至2016年，香港的實質經濟增長為每年2.3%（名義經濟增長為4.2%），10年間增長了25.5%。同期，美國只實質增長了14.8%，歐盟更慘不忍睹，10年只有7.6%。已發展經濟體基數大，投資回報因飽和而下跌，經濟增長率不能與發展中國家相比，能長期維持實質增長2%已是不錯的成績。香港全民就業，成績相當亮麗，不明任總何以說「偏低」。
任總大篇幅用周期措施管理宏觀經濟的論點，卻得到「投資未來」的結論。在經濟分析上，周期措施是短期操作，「投資未來」長遠提高生產力，雖然他認為「公共財政鬆動」使兩者都可兼顧，但兩者做法不一樣，應分開處理而不是混為一談。
投資未來 要有眼光
任總可能覺得香港有潛力做得更好，但沒有好好運用，所以說「香港經濟增長偏低」。這個論點林奮強以前常常強調，說香港2010至2014年不作妥善投資將無法翻身，錯過機遇。現在「黃金時機」已過去，根據他的說法香港已經「死了」。這等同本身已成績很好的學生如果能加倍努力，可成「人中之龍」，可恨並沒有努力。努力讀書是好，但努力在錯的方向比起懶惰是更無法饒恕的罪行。以下討論應投資什麼。
根據索洛增長模型（Solow growth model），在已發展國家要找到回報率高的資本投資項目（如基建）不容易。資本投資如買機器、築橋建樓鋪路，是發展中國家快速冒起的方法；但隨着經濟成熟，回報會一路下跌，直至去到穩定狀態（steady state）。到了穩定狀態，任何再多的投資，回報很少，折舊的費用高，結果是回報不足抵償成本導致蝕錢。即使有再多資本投資，經濟會一直滯留在穩定狀態不能擴展。
近來政府投資很多基建項目如港珠澳、高鐵等，但高鐵被發現潛在回報率只有4%，遠低於正常政府工程項目8%至10%的要求，每月營運開支達8000萬元，即使算進零售旅遊商務等效益恐怕也不能回本，成為「長蝕」項目，須永久「豢養」。雖說高鐵是無法擺脫的政治任務，恐怕就是印證了這個惡果。在中國大陸，現在仍然可能隨便找些項目投資而加速增長，因為中國應未到穩定狀態。香港不是沒有值得投資的項目，但需花時間並有眼光去篩選，才能選中有足夠回報的項目。在這方面，公營比私人市場做得差，政府的投資眼光很弱。
人才、創科、制度是王道
發達國要發展經濟，必須提高生產力，教育和科技是最好方法。教育方面才剛撥了36億元，可惜當中只為中小學教師業界利益，以政治酬庸讓反對派跪拜。相反，《2022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顯示2022年香港仍缺本科畢業生。資深經濟學家王于漸教授的數據顯示2014年的大學學位回報率仍接近25%——這只是私人回報，仍未計其他對社會的好處，顯示大學教育仍非常值得投資。大專非大學的回報比不上大學，今次3萬元學券看來是投錯地方了。林太說到「教育是投資」，錢是花了，沒找經濟上最高回報的項目，卻找了政治上的高回報項目。
說到人才，王于漸教授分析新加坡為什麼經濟增長強於香港，答案在於人口結構。兩個地方同樣吸納大量新移民，新加坡的高技術人才比較多，而且人口年輕，年輕高學歷人才與推動創新有莫大關係。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失去勞動人口，但新移民學歷及技術也比不上新加坡。一般國家接收移民除非是難民否則都會篩選，香港在這件事上十分失敗。
除了人才，科技亦是提高生產力不二法門。香港的創科局除了年「燒」納稅人2億元外，最大政績為「阻礙共享汽車合法化」，新上任的創科局政治助理也只是創科門外漢，所以被戲謔應易名「反創科局」。以上種種，說明不是開了局、花了公帑，經濟自然會發展，錢是要花得合宜的。
最後，制度的健全和法治的彰顯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因素，但近來太多人主動破壞法治、動搖制度。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阿賽莫格盧（Acemoglu）和另一名學者James Robinson合著寫的Why Nations Fail，說明了「包容性經濟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讓所有人公平參與經濟，有合理的法規和制度，互相競爭制衡，才能長久地發展經濟。可惜近來香港已變得愈來愈「榨取性」（extractive）。「榨取性經濟制度」通過榨取大多數人的資源，把它們集中到少數政治精英身上，不保障大眾的財產權利，也不鼓勵創新，因為不符合精英利益。經濟失去公平性，經濟增長難以恆久。
一個識投資的政府應多多投資，但不會投資、「大花筒」、亂「燒錢」的，市民寧願你派錢。道理如同不會炒股的人不掂股票還能保本，碰了就輸身家。任總說「相信香港人都強烈希望政府能投資未來」，事實上「守財奴」曾俊華在特首選戰獲得六成民意支持，甚少人怪他「守財」，反讚他「惜財」。高鐵由2009年被人鬧到現在，所以說「香港市民熱烈要求投資」之說是窺探民情有誤。當香港變成「榨取性經濟」，政府使錢只會愈多落在利益輸送中。與其財產再分配給少數財閥精英，市民會寧願你分給大眾，至少總體福利改善了。
阮穎嫻
22:01 11/8/2017
(本文已於2017年8月10日 明報刊登，本文為長版）
任志剛先生上星期撰文解讀《基本法》第107條，響應新政府「投資未來」的說法。
關於107條的解釋，我相信各派都有站得住腳說法，沒有一定對錯，事實上20% 本地生產總值的公共支出是約定俗成，是過往官員自說自話，從來都沒有特別條款約束，今天終於有人指出來了。問題是多年來政府都在年度財預算案及多項政策推廣裡喃喃「量入為出」，任先生多年來卻只為聯繫匯率出過聲，現在加入了新政府才說以前這個「量入為出」的解讀有問題。
撇開政治，本文會從宏觀經濟及發展經濟角度回應：第一，任總對香港經濟增長有點妄自菲薄；第二，經濟周期的公共財政措施與長遠經濟發展應分別討論；第三，「投資未來」是對的，但投資在什麼範疇和項目才是最重要的。
香港經濟增長成績亮麗
首先，任總認為在公共財政上較以前放鬆一點可更有效應對經濟周期。所謂經濟周期措施，是政府在經濟周期裏進行相反操作，過熱時冷卻，蕭條時加柴。問題是經濟過熱或蕭條是相對概念——相對於什麼呢？例如經濟增長3%是過熱還是蕭條呢？
經濟學上有產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就是說實際產出應與潛在產出比較。潛在產出（potential output）是價格可自由調節時的產出。經濟蕭條，產出比產能少，當然不好；但經濟過熱，人工急升，本來不打算工作的人受工資吸引出來打工，產出多於潛在產能，使物價上升，令人的餘暇和休息時間少了，整體福利降低，也是不好。產出缺口最好等於零。
那麼，過去10年香港的經濟是好是壞？由於潛在產出不能直接觀察，所以產出缺口須估算。任總曾助陣「打大鱷」的金管局有一篇論文[1]，估算香港的產出缺口，說明香港勞動市場長期緊張，通脹也處於穩健水平，尤其在金融海嘯後，產出缺口很快回復正常，亦即說香港的逆周期措施成效顯著，並無因為「守財奴」政策衍生問題。
任總認為「香港在過去10年經歷有史以來偏低的經濟增長」。2007至2016年，香港的實質經濟增長為每年2.3%（名義經濟增長為4.2%），10年間增長了25.5%。同期，美國只實質增長了14.8%，歐盟更慘不忍睹，10年只有7.6%。已發展經濟體基數大，投資回報因飽和而下跌，經濟增長率不能與發展中國家相比，能長期維持實質增長2%已是不錯的成績。香港全民就業，成績相當亮麗，不明任總何以說「偏低」。
任總大篇幅用周期措施管理宏觀經濟的論點，卻得到「投資未來」的結論。在經濟分析上，周期措施是短期操作，「投資未來」長遠提高生產力，雖然他認為「公共財政鬆動」使兩者都可兼顧，但兩者做法不一樣，應分開處理而不是混為一談。
投資未來 要有眼光
任總可能覺得香港有潛力做得更好，但沒有好好運用，所以說「香港經濟增長偏低」。這個論點林奮強以前常常強調，說香港2010至2014年不作妥善投資將無法翻身，錯過機遇。現在「黃金時機」已過去，根據他的說法香港已經「死了」。這等同本身已成績很好的學生如果能加倍努力，可成「人中之龍」，可恨並沒有努力。努力讀書是好，但努力在錯的方向比起懶惰是更無法饒恕的罪行。以下討論應投資什麼。
根據索洛增長模型（Solow growth model），在已發展國家要找到回報率高的資本投資項目（如基建）不容易。資本投資如買機器、築橋建樓鋪路，是發展中國家快速冒起的方法；但隨着經濟成熟，回報會一路下跌，直至去到穩定狀態（steady state）。到了穩定狀態，任何再多的投資，回報很少，折舊的費用高，結果是回報不足抵償成本導致蝕錢。即使有再多資本投資，經濟會一直滯留在穩定狀態不能擴展。
近來政府投資很多基建項目如港珠澳、高鐵等，但高鐵被發現潛在回報率只有4%，遠低於正常政府工程項目8%至10%的要求，每月營運開支達8000萬元，即使算進零售旅遊商務等效益恐怕也不能回本，成為「長蝕」項目，須永久「豢養」。雖說高鐵是無法擺脫的政治任務，恐怕就是印證了這個惡果。在中國大陸，現在仍然可能隨便找些項目投資而加速增長，因為中國應未到穩定狀態。香港不是沒有值得投資的項目，但需花時間並有眼光去篩選，才能選中有足夠回報的項目。在這方面，公營比私人市場做得差，政府的投資眼光很弱。
人才、創科、制度是王道
發達國要發展經濟，必須提高生產力，教育和科技是最好方法。教育方面才剛撥了36億元，可惜當中只為中小學教師業界利益，以政治酬庸讓反對派跪拜。相反，《2022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顯示2022年香港仍缺本科畢業生。資深經濟學家王于漸教授的數據顯示2014年的大學學位回報率仍接近25%——這只是私人回報，仍未計其他對社會的好處，顯示大學教育仍非常值得投資。大專非大學的回報比不上大學，今次3萬元學券看來是投錯地方了。林太說到「教育是投資」，錢是花了，沒找經濟上最高回報的項目，卻找了政治上的高回報項目。
說到人才，王于漸教授分析新加坡為什麼經濟增長強於香港，答案在於人口結構。兩個地方同樣吸納大量新移民，新加坡的高技術人才比較多，而且人口年輕，年輕高學歷人才與推動創新有莫大關係。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失去勞動人口，但新移民學歷及技術也比不上新加坡。一般國家接收移民除非是難民否則都會篩選，香港在這件事上十分失敗。
除了人才，科技亦是提高生產力不二法門。香港的創科局除了年「燒」納稅人2億元外，最大政績為「阻礙共享汽車合法化」，新上任的創科局政治助理也只是創科門外漢，所以被戲謔應易名「反創科局」。以上種種，說明不是開了局、花了公帑，經濟自然會發展，錢是要花得合宜的。
最後，制度的健全和法治的彰顯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因素，但近來太多人主動破壞法治、動搖制度。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阿賽莫格盧（Acemoglu）和另一名學者James Robinson合著寫的Why Nations Fail，說明了「包容性經濟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讓所有人公平參與經濟，有合理的法規和制度，互相競爭制衡，才能長久地發展經濟。可惜近來香港已變得愈來愈「榨取性」（extractive）。「榨取性經濟制度」通過榨取大多數人的資源，把它們集中到少數政治精英身上，不保障大眾的財產權利，也不鼓勵創新，因為不符合精英利益。經濟失去公平性，經濟增長難以恆久。
一個識投資的政府應多多投資，但不會投資、「大花筒」、亂「燒錢」的，市民寧願你派錢。道理如同不會炒股的人不掂股票還能保本，碰了就輸身家。任總說「相信香港人都強烈希望政府能投資未來」，事實上「守財奴」曾俊華在特首選戰獲得六成民意支持，甚少人怪他「守財」，反讚他「惜財」。高鐵由2009年被人鬧到現在，所以說「香港市民熱烈要求投資」之說是窺探民情有誤。當香港變成「榨取性經濟」，政府使錢只會愈多落在利益輸送中。與其財產再分配給少數財閥精英，市民會寧願你分給大眾，至少總體福利改善了。
阮穎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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