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25-尹瑞蘭：推理與批判性思考
尹瑞蘭：推理與批判性思考
2017年8月25日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接受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主持的有線新聞節目訪問，香港有部分的年輕人抗拒，甚至視國家為香港最大的敵人，「跟共產黨有關係的，反而是通識教育六個單元中，有一個叫做『現代中國』，是沒課本的嘛，教師自己去找資料，是有一部分教師很反共，所以他自然就令到我們的年輕一輩呢，在這二十年裏面，有一種思維就是反對中國執政黨。」因此范太建議「現代中國」單元不應在中學文憑試通識教育試卷中有必答題，「你必答題呢，其實對那些出題目的老師都有壓力的。如果你問一些關於六四呀，又會有些人說你在推動」，「但其實為什麼要有通識教育？就是希望我們學生每樣東西都懂一點，那所以在現代中國那個單元不需要有必答題，讓他們自己選答」。根據范太的推理，部份香港年輕人抗拒中國共產黨是因為通識科的「現代中國」這個單元出了問題，筆者今天就談談「推理」。
「推理」(Inference)是指「找出並得出合理結論所需的因素；形成猜測和假設；考慮相關的資訊，從資料、陳述、原理、證據、判斷、信念、觀點、概念、描述、疑問或其他表達形式中推導出結論」(Facione, 2011)。范太的推理是這樣的：通識老師自行搜集教學材料→部份通識老師反共→在通識課堂中教授反共思想→(結論)部份年輕人反共。筆者現在嘗試根據范太的推理，看看是否得出相同的結論。
首先，教育局強調通識科沒有教科書，書單上只有參考書，所以相信有半數通識科老師是「依書直說」的教學(廖國雄，2017)。因為沒有可應用的通識教科書，教師需因應學生的需要自設教材，如果有既定的教科書，便失去了開設通識教育科的原意，且亦限制了學生的思維發展(郭康健，2007)。即是整個通識科全速六個單元都沒有教科書。其次說部份通識老師反共，究竟全香港有幾多通識老師是反共的呢？有沒有針對通識老師的政治立場而做的調查呢？如果說有部份通識老師是反共的，我相信亦有部份通識老師是親共的，亦有些是政治中立的。第三，這些部份的反共通識老師在通識課堂中教授反共思想，是事實嗎？有證據嗎？還是只是「個人認為」反共的通識老師一定會在通識課堂中教授反共思想？那麼，親中的通識老師在通識課堂中教授親共思想有沒有問題呢？范太因為以上三點的推理就得出結論：部份年輕人反共，完全不是建基於資料或證據，而是根據主觀，這樣的推理未免太粗疏、甚至可以說是偏頗吧。
再者，范太建議「現代中國」單元不應在中學文憑試通識教育試卷中有必答題，其實根據教育局網頁的資料指出，通識科採取跨單元教學，而考題也是以跨單元方式設計的，所以「考生回答問題時，需要綜合運用從不同單元和以不同語言所編寫的學習材料中所掌握的知識和概念，並從現實層面對社會議題作多角度分析，例如在討論能源問題時，會涉及個人、社會及科學不同範疇的知識」，因為通識科根本就是以議題探究為本，所以並不存在某個單元不應成為必答題這一回事。
最後，通識科導致年輕人反共這結論，通識科在2009年新高中學制中出現，2012年是第一屆考生，從2012年至2017年六屆共有370233人報考通識科。究竟當中有幾多人是抗拒共產黨的？有幾多人是因為上過有反共思想的通識老師的課堂，而由原本不反共而後來變得反共的？通識科真的是反共的溫床嗎？
尹瑞蘭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博士及兼職講師
2017年8月25日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接受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主持的有線新聞節目訪問，香港有部分的年輕人抗拒，甚至視國家為香港最大的敵人，「跟共產黨有關係的，反而是通識教育六個單元中，有一個叫做『現代中國』，是沒課本的嘛，教師自己去找資料，是有一部分教師很反共，所以他自然就令到我們的年輕一輩呢，在這二十年裏面，有一種思維就是反對中國執政黨。」因此范太建議「現代中國」單元不應在中學文憑試通識教育試卷中有必答題，「你必答題呢，其實對那些出題目的老師都有壓力的。如果你問一些關於六四呀，又會有些人說你在推動」，「但其實為什麼要有通識教育？就是希望我們學生每樣東西都懂一點，那所以在現代中國那個單元不需要有必答題，讓他們自己選答」。根據范太的推理，部份香港年輕人抗拒中國共產黨是因為通識科的「現代中國」這個單元出了問題，筆者今天就談談「推理」。
「推理」(Inference)是指「找出並得出合理結論所需的因素；形成猜測和假設；考慮相關的資訊，從資料、陳述、原理、證據、判斷、信念、觀點、概念、描述、疑問或其他表達形式中推導出結論」(Facione, 2011)。范太的推理是這樣的：通識老師自行搜集教學材料→部份通識老師反共→在通識課堂中教授反共思想→(結論)部份年輕人反共。筆者現在嘗試根據范太的推理，看看是否得出相同的結論。
首先，教育局強調通識科沒有教科書，書單上只有參考書，所以相信有半數通識科老師是「依書直說」的教學(廖國雄，2017)。因為沒有可應用的通識教科書，教師需因應學生的需要自設教材，如果有既定的教科書，便失去了開設通識教育科的原意，且亦限制了學生的思維發展(郭康健，2007)。即是整個通識科全速六個單元都沒有教科書。其次說部份通識老師反共，究竟全香港有幾多通識老師是反共的呢？有沒有針對通識老師的政治立場而做的調查呢？如果說有部份通識老師是反共的，我相信亦有部份通識老師是親共的，亦有些是政治中立的。第三，這些部份的反共通識老師在通識課堂中教授反共思想，是事實嗎？有證據嗎？還是只是「個人認為」反共的通識老師一定會在通識課堂中教授反共思想？那麼，親中的通識老師在通識課堂中教授親共思想有沒有問題呢？范太因為以上三點的推理就得出結論：部份年輕人反共，完全不是建基於資料或證據，而是根據主觀，這樣的推理未免太粗疏、甚至可以說是偏頗吧。
再者，范太建議「現代中國」單元不應在中學文憑試通識教育試卷中有必答題，其實根據教育局網頁的資料指出，通識科採取跨單元教學，而考題也是以跨單元方式設計的，所以「考生回答問題時，需要綜合運用從不同單元和以不同語言所編寫的學習材料中所掌握的知識和概念，並從現實層面對社會議題作多角度分析，例如在討論能源問題時，會涉及個人、社會及科學不同範疇的知識」，因為通識科根本就是以議題探究為本，所以並不存在某個單元不應成為必答題這一回事。
最後，通識科導致年輕人反共這結論，通識科在2009年新高中學制中出現，2012年是第一屆考生，從2012年至2017年六屆共有370233人報考通識科。究竟當中有幾多人是抗拒共產黨的？有幾多人是因為上過有反共思想的通識老師的課堂，而由原本不反共而後來變得反共的？通識科真的是反共的溫床嗎？
尹瑞蘭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博士及兼職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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