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23-練乙錚：法治上海化，政治西藏化
練乙錚：法治上海化，政治西藏化
11:40 23/8/2017
■衝擊立法會以及公民廣場案的判罰，令人憂慮法院是否已向內地的政治壓力投降。設計圖片
特府尋釁，傘運三子刑罰加重，鋃鐺下獄，大家都為這些年輕人嗟嘆、惋惜；香港的法治因這次案件那不堪至極的二度裁判而崩裂，更是令人扼腕。特府官員面對「政治犯」的指控，不是像張建宗那樣閃爍其詞，便是如林鄭般作鐵嘴雞式的乏理反駁，外強中乾，靠的只是赤裸裸的權力。高院上訴庭那份以香港司法史前所未見的北方政治語言書寫、以主觀臆測的心理推論取代無合理懷疑的判詞，導致法律界、輿論界排山倒海的質疑，統治階級竟無一人有言以對。
一直以來，筆者對「法治已死」、「香港出現政治犯」的一類指控都有所保留，但經過這次官司，也不得不修改看法。大家記得，在4月19日的本欄文章裏，筆者這樣說：
「特府三年來以政治檢控作為打壓手段，人所共知；然而，本地這些被打壓對象與典型的專制國家裏的政治犯不同。後者往往是行政系統和司法系統同流合污或者行政系統完全控制了司法系統之後的產物。但是，香港的司法制度還是非常獨立的，絕大多數司法人員都很努力頂住來自行政系統（和西環）的壓力，力求保存司法獨立。倘若『香港政治犯』一詞當下在國際上傳開，世界各國的人誤以為香港的司法系統已經投降了、跟政權同流合污了，那叫正在被政權鷹犬欺凌而堅持司法公正的大多數司法人員情何以堪？」
為此，筆者提出以「特殊政治犯」一詞描述一眾被「有法用盡」的行政系統以政治原因遭刻意檢控、司法系統被動而不得已地履行裁判責任的情況底下遭判刑的那些人士。如此小心翼翼，乃是因為不忍香港法律界幾十年來點滴建立起的馳譽國際的法治聲譽毀於一旦。然而，經此一役，筆者用的「特殊」二字，已然不必。一紙判詞，充份證明傘運三子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犯：若然不是幾位主審法官自己的喪心定見見諸文字，便是由法院系統已經設置的隱形黨委書記捉刀或起碼是經其「潤飾」的產物，而絕對不會是如大律師公會前主席石永泰說的「用了一些情緒性字眼」那麼簡單！
一葉知秋，政治犯出現了，即表示法治的根基已然鬆脫；此案若上訴無門或上訴不得直、判決結果施用到以後所有同類案件的判決上的話，香港司法從此被政權馴服而新加坡化，殆無疑問。然而，香港的法治崩壞，不會止於新加坡化。
商業法治危機四伏
新國政府行政系統固然能夠、而且不斷全面操控所有的政治檢控和判決，但在商業、物權和其他民、刑事案件上，法治的根基依然健全穩固，但香港因為紅色資本全面入侵，商業事務方面的法治已是危機四伏，政治環節的法治失守之後，商業及其他環節的淪陷便是必然，而且會來得很急促，因為背後的三權合作還要加上土豪金的第四權。也就是說，香港的法治，最後是上海化，在北方政權的眼中「止於至善」。
一片撻伐聲中，特府及其說客與本地一眾《環時》派用上了「求仁得仁」的說法。這是非常不仁的說法，不僅不倫不類，而且引喻失義、涼血、殘忍，令人聯想到林鄭說她同情三子母親，不過是貓哭老鼠假慈悲。這又一次證明，甚麼美好的東西，一到了共產黨及其支持者手中口裏，即變成垃圾、毒物。
「求仁得仁」一語出自《論語．述而》。（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答話的是孔子。關於兩位「古之賢人」，故事是這樣的。
伯夷、叔齊是商朝末年諸侯國孤竹國（今河北省）國君的長子和三子。孤竹國國君生前立叔齊為太子。他死後，叔齊卻想把王位讓給長兄伯夷，伯夷說：「父王遺命，不改動。」說完便走了。叔齊覺得自己不應該繼承王位，也跟着走了。後來伯夷、叔齊聽說岐山的西伯昌是位有道德的人，便依附於他。西伯昌死後，他的兒子、後來的周武王即位，帶着西伯昌的棺木，進軍伐紂，伯夷、叔齊不贊成以暴易暴，拉着他的馬韁繩勸他說：「父親死了不埋葬，卻發動戰爭，這叫做孝嗎？身為商朝的臣子卻要討伐君主，這叫做仁嗎？」武王不聽，進軍滅紂，建立了周朝。伯夷、叔齊不願吃周朝的糧食，跑到首陽山（今山西永濟西）裏餓死。
伯夷、叔齊悲壯殉義，距離孔子生活的時代約六百年；孔子以「求仁得仁」的說法對伯夷、叔齊作蓋棺定論，是一種無上的褒揚。而且，孔子說這話，體現的是他的廣闊胸襟。大家知道，儒家的政治道德基礎就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湯武革命」，即古史上記載的湯伐桀、武王伐紂這兩次犯上作亂、弒君的暴力革命。當時伯夷、叔齊反對武王伐紂，如果孔子不客氣一點，會說他們兩位的「仁」，不過是婦人之仁；但孔子沒有那樣說，而是認真地把這兩位歷史人物視為求仁而得仁的「古賢人」。
現實裏的情況卻是，一個對自己的人民動用武力絕不心慈手軟的政權，把完全沒有使用任何暴力的三子於抗命行動中與守衞員互相推撞而後者受輕傷的事件渲染為嚴重的暴力事件而把三子「繩之於法」，旁邊插科打諢的說客隨即以輕藐的口吻拋出「求仁得仁」這幾個字。對比典故中的歷史，馬上照出這一批人的醜惡嘴臉。（說話的袞袞諸公當中，又赫然包括大律師石永泰。上周六的一個研討會上，允石君要求，筆者為他作了紀念簽名，想來後悔，只得希望那四字是這位言笑晏晏的番書仔不熟書而作的胡言亂語。）
法治上海化，那麼政治上又如何呢？筆者認為香港不可避免西藏化。
這並非危言聳聽。如果大家看得透香港和西藏表面上的各種差距分別，當會察覺兩地的同病相憐及香港趨同於西藏的傾向和走勢。對比中原的漢、共文化、宗教、語言、公德、道德和生活方式，香港和西藏都與之有深刻的差別，甚至如果仔細研究人種基因，也可得到同樣的結論（最後這點筆者不只一次指出過，而且是引用大陸基因遺傳學研究結果的報道）。
和香港一樣，西藏也是「自治區」，1951年有與中共簽署的《十七條協議》，精神內容與香港的《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類似，可是到後來都被中共一一否定、撕毀。在相同的待遇之下，難道西藏人與香港人的內心反應不會一步一步趨同嗎？西藏早有分離主義和獨立運動，香港最近也有了。那是有客觀的基礎，再加上政權所作所為火上加油生成的結果，並不是甚麼梁某人、林某人個別的行動話語導致的。
是的，西藏和香港的分離主義和獨立運動都有國際背景，而且碰巧都和英國殖民主義歷史有關。西藏曾經是英國的保護國，1912年至1949年之間，更在英國勢力的幫助之下宣佈獨立，並且確實享受過幾十年的事實上的獨立。香港是前英國殖民地，現存的體制基本上是英國人建立的，藕斷絲連，英國管治的餘熱依然影響着香港。這是歷史條件決定的。1997年之後的香港管治搞得不好，人心思變、人心思獨，十分自然。中共若是明智，處理香港事務必要像英殖後期那樣如履薄冰，無奈不是那樣。小棒則受，大棒則走；法治消失之後會有各種更強力的打壓，香港成為中國的西藏2.0，看來已無可避免。
練乙錚
11:40 23/8/2017
■衝擊立法會以及公民廣場案的判罰，令人憂慮法院是否已向內地的政治壓力投降。設計圖片
特府尋釁，傘運三子刑罰加重，鋃鐺下獄，大家都為這些年輕人嗟嘆、惋惜；香港的法治因這次案件那不堪至極的二度裁判而崩裂，更是令人扼腕。特府官員面對「政治犯」的指控，不是像張建宗那樣閃爍其詞，便是如林鄭般作鐵嘴雞式的乏理反駁，外強中乾，靠的只是赤裸裸的權力。高院上訴庭那份以香港司法史前所未見的北方政治語言書寫、以主觀臆測的心理推論取代無合理懷疑的判詞，導致法律界、輿論界排山倒海的質疑，統治階級竟無一人有言以對。
一直以來，筆者對「法治已死」、「香港出現政治犯」的一類指控都有所保留，但經過這次官司，也不得不修改看法。大家記得，在4月19日的本欄文章裏，筆者這樣說：
「特府三年來以政治檢控作為打壓手段，人所共知；然而，本地這些被打壓對象與典型的專制國家裏的政治犯不同。後者往往是行政系統和司法系統同流合污或者行政系統完全控制了司法系統之後的產物。但是，香港的司法制度還是非常獨立的，絕大多數司法人員都很努力頂住來自行政系統（和西環）的壓力，力求保存司法獨立。倘若『香港政治犯』一詞當下在國際上傳開，世界各國的人誤以為香港的司法系統已經投降了、跟政權同流合污了，那叫正在被政權鷹犬欺凌而堅持司法公正的大多數司法人員情何以堪？」
為此，筆者提出以「特殊政治犯」一詞描述一眾被「有法用盡」的行政系統以政治原因遭刻意檢控、司法系統被動而不得已地履行裁判責任的情況底下遭判刑的那些人士。如此小心翼翼，乃是因為不忍香港法律界幾十年來點滴建立起的馳譽國際的法治聲譽毀於一旦。然而，經此一役，筆者用的「特殊」二字，已然不必。一紙判詞，充份證明傘運三子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犯：若然不是幾位主審法官自己的喪心定見見諸文字，便是由法院系統已經設置的隱形黨委書記捉刀或起碼是經其「潤飾」的產物，而絕對不會是如大律師公會前主席石永泰說的「用了一些情緒性字眼」那麼簡單！
一葉知秋，政治犯出現了，即表示法治的根基已然鬆脫；此案若上訴無門或上訴不得直、判決結果施用到以後所有同類案件的判決上的話，香港司法從此被政權馴服而新加坡化，殆無疑問。然而，香港的法治崩壞，不會止於新加坡化。
商業法治危機四伏
新國政府行政系統固然能夠、而且不斷全面操控所有的政治檢控和判決，但在商業、物權和其他民、刑事案件上，法治的根基依然健全穩固，但香港因為紅色資本全面入侵，商業事務方面的法治已是危機四伏，政治環節的法治失守之後，商業及其他環節的淪陷便是必然，而且會來得很急促，因為背後的三權合作還要加上土豪金的第四權。也就是說，香港的法治，最後是上海化，在北方政權的眼中「止於至善」。
一片撻伐聲中，特府及其說客與本地一眾《環時》派用上了「求仁得仁」的說法。這是非常不仁的說法，不僅不倫不類，而且引喻失義、涼血、殘忍，令人聯想到林鄭說她同情三子母親，不過是貓哭老鼠假慈悲。這又一次證明，甚麼美好的東西，一到了共產黨及其支持者手中口裏，即變成垃圾、毒物。
「求仁得仁」一語出自《論語．述而》。（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答話的是孔子。關於兩位「古之賢人」，故事是這樣的。
伯夷、叔齊是商朝末年諸侯國孤竹國（今河北省）國君的長子和三子。孤竹國國君生前立叔齊為太子。他死後，叔齊卻想把王位讓給長兄伯夷，伯夷說：「父王遺命，不改動。」說完便走了。叔齊覺得自己不應該繼承王位，也跟着走了。後來伯夷、叔齊聽說岐山的西伯昌是位有道德的人，便依附於他。西伯昌死後，他的兒子、後來的周武王即位，帶着西伯昌的棺木，進軍伐紂，伯夷、叔齊不贊成以暴易暴，拉着他的馬韁繩勸他說：「父親死了不埋葬，卻發動戰爭，這叫做孝嗎？身為商朝的臣子卻要討伐君主，這叫做仁嗎？」武王不聽，進軍滅紂，建立了周朝。伯夷、叔齊不願吃周朝的糧食，跑到首陽山（今山西永濟西）裏餓死。
伯夷、叔齊悲壯殉義，距離孔子生活的時代約六百年；孔子以「求仁得仁」的說法對伯夷、叔齊作蓋棺定論，是一種無上的褒揚。而且，孔子說這話，體現的是他的廣闊胸襟。大家知道，儒家的政治道德基礎就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湯武革命」，即古史上記載的湯伐桀、武王伐紂這兩次犯上作亂、弒君的暴力革命。當時伯夷、叔齊反對武王伐紂，如果孔子不客氣一點，會說他們兩位的「仁」，不過是婦人之仁；但孔子沒有那樣說，而是認真地把這兩位歷史人物視為求仁而得仁的「古賢人」。
現實裏的情況卻是，一個對自己的人民動用武力絕不心慈手軟的政權，把完全沒有使用任何暴力的三子於抗命行動中與守衞員互相推撞而後者受輕傷的事件渲染為嚴重的暴力事件而把三子「繩之於法」，旁邊插科打諢的說客隨即以輕藐的口吻拋出「求仁得仁」這幾個字。對比典故中的歷史，馬上照出這一批人的醜惡嘴臉。（說話的袞袞諸公當中，又赫然包括大律師石永泰。上周六的一個研討會上，允石君要求，筆者為他作了紀念簽名，想來後悔，只得希望那四字是這位言笑晏晏的番書仔不熟書而作的胡言亂語。）
法治上海化，那麼政治上又如何呢？筆者認為香港不可避免西藏化。
這並非危言聳聽。如果大家看得透香港和西藏表面上的各種差距分別，當會察覺兩地的同病相憐及香港趨同於西藏的傾向和走勢。對比中原的漢、共文化、宗教、語言、公德、道德和生活方式，香港和西藏都與之有深刻的差別，甚至如果仔細研究人種基因，也可得到同樣的結論（最後這點筆者不只一次指出過，而且是引用大陸基因遺傳學研究結果的報道）。
和香港一樣，西藏也是「自治區」，1951年有與中共簽署的《十七條協議》，精神內容與香港的《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類似，可是到後來都被中共一一否定、撕毀。在相同的待遇之下，難道西藏人與香港人的內心反應不會一步一步趨同嗎？西藏早有分離主義和獨立運動，香港最近也有了。那是有客觀的基礎，再加上政權所作所為火上加油生成的結果，並不是甚麼梁某人、林某人個別的行動話語導致的。
是的，西藏和香港的分離主義和獨立運動都有國際背景，而且碰巧都和英國殖民主義歷史有關。西藏曾經是英國的保護國，1912年至1949年之間，更在英國勢力的幫助之下宣佈獨立，並且確實享受過幾十年的事實上的獨立。香港是前英國殖民地，現存的體制基本上是英國人建立的，藕斷絲連，英國管治的餘熱依然影響着香港。這是歷史條件決定的。1997年之後的香港管治搞得不好，人心思變、人心思獨，十分自然。中共若是明智，處理香港事務必要像英殖後期那樣如履薄冰，無奈不是那樣。小棒則受，大棒則走；法治消失之後會有各種更強力的打壓，香港成為中國的西藏2.0，看來已無可避免。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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