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08-余杰：革命暴力的年代，自由主義的獨白
余杰：革命暴力的年代，自由主義的獨白
21:48 8/10/2016
本土新聞
胡適：敢向黨國爭人權（上）
殊不知統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謀思想的變化……現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乾燈草盡之時……我的骨頭燒成灰，將來總有人會替國民黨上「反動」的謚號的。——胡適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胡適暫時離開生活了十年的北京——在過去十年間，他從一名寂寂無名的普通「海歸」，爆得大名而成為文化界的領袖。「我的朋友胡適之」是知識界的一張入場券，而進入過胡適的書房、跟胡適討論過問題，則是北大學生的一大榮耀。
南北對抗：劇變下的中國
離開的時候，胡適自己並未料到，他就此告別了一種他再也無法返回其中的生活：在琉璃廠淘古書，到西山看紅葉，與友人去上等餐廳品嚐涮羊肉。雖然一九三零年代胡適還會回到古都，還會回到北京大學，但已然物是人非。南方正在興起的種種事件，不僅最終將改變中國的政治面貌，還會改變胡適一年後要返回其中的那個世界的形態和各個方面的情況。
這是胡適從美國留學歸來後第一次出國旅行，他從北京登上開往瀋陽的快車，再穿越蘇俄廣袤的大地——順道考察傳說中蘇俄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然後奔赴歐洲。年底，他再從歐洲前往美國。十個月之後，當胡適啓程回中國之際，中國的政治局勢已然大變，跟他在一九二六年秋天的預測驚人相似——「吳佩孚三個月倒，張作霖六個月倒」，國民黨將在五個月內取勝。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船到日本橫濱，國內朋友們傳來種種對中國局勢的評估。在上海的高夢旦認為，「時局混亂之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三，兵禍黨獄，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發表意見，處此時勢，甚易遭忌」。
在南方如魚得水的胡適的學生顧頡剛則認為：「廣州氣象極好，各機關中的職員認真辦事，非常可愛。」顧頡剛勸告老師不要回暮氣沉沉的北京，因為胡適的很多老朋友都在為張作霖服務，「明白就是反革命」。顧告誡老師說：「如果北伐軍節節勝利，而先生歸國之後繼續發表政治主張，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於先生者。」最後，顧頡剛提出忠告：「如果要做政治宣傳工作，最好加入國民黨。」
老朋友丁文江勸胡適留在日本一段時間，研究學術，靜觀國內局勢之演變，也借此機會熟悉一下日本這個可能很快就會在中國人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民族。丁文江此前在孫傳芳手下任要職，此刻已是國民黨的通緝犯。
胡適認為丁文江說得有道理，但他盤纏用盡，在日本沒有私交，又不會講日語，倉促之間難以找到一份教職。而且他不願在祖國發生劇變之時在國外當旁觀者，於是決定如期回國。五月二十日，胡適從神戶乘坐一艘小型日本輪船抵達上海。
此後，胡適在公共租界的極司菲爾路租了一套舒適的公寓，將妻子和孩子接來團聚，此後一家人在上海居住三年半之久。胡適在上海私立光華大學任教，又在東吳法科法學主持哲學講座，兩處要佔用四個上午授課。後來又擔任中國公學校長、新月書店董事和《新月》雜誌編委，在處理諸多行政和編輯事務之餘，平均每天還要寫作三千字以上——那是他一生中最閒暇的時期，也是他最努力寫作的時期。他完成了一百萬字的文稿，包括《白話文學史》上卷、十幾萬字的中國佛教史研究、兩萬五千字的《菏澤大師神會傳》、十七八萬字的《中古思想史長編》等等。
胡適為什麼沒有回到北京呢？顯然不單單是採納顧頡剛的建議。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北京降格為「北平」，北大的學術地位也有所下降，胡適覺得那裡不再是一個可供他長袖善舞的舞台。
胡適選擇居住在上海，因為上海已經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以及新聞出版的基地。上海的外國租界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提供避難所。上海離南京很近，住在上海，更容易對南京的新政府發揮影響力。
知道清黨真相，不再憧憬黨國
此前，胡適在海外就中國政局所發表的言論，基本傾向於南方，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抱有相當之期待，將國民革命視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新階段。他甚至成為國民黨在海外的義務宣傳員，贊同國民黨在學校吸收和組織學生的做法，進而禮讚作為軍隊的領袖、老師、靈魂和大腦的國民黨。
原本胡適認為，南京方面有蔣介石的軍隊，有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等德高望重的「三老」的道義支持，有宋子文的理財能力，有可能形成中國的權威中心和穩定的基礎。或許基於與宋子文的交情，年底胡適還應邀出席了蔣介石與宋慶齡的婚禮，並在婚禮上聽到吳稚暉對蔣介石肉麻的吹捧。然而，當時胡適就對國民黨即將面臨的困境有所預測：「沒有現代學術訓練的人，統治一個沒有現代物質基礎的國家，天下的事有比這個更繁難的嗎？」
蔣宋豪華婚禮上響徹雲霄的聖詩，與胡適在美國留學時在教堂中聽到的一模一樣，但這歌聲並不能掩蓋白色恐怖的血泊。回國之後，知道了更多關於清黨的真相，關於國民黨的派系鬥爭和腐敗，胡適對國民黨的態度發生了改變。他不再支持國民黨的黨國體制，而回到了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學者江勇振指出：「一九二七年是胡適一生中的一個轉捩點。在政治上，這個轉捩點是最具戲劇性的。這是胡適最右傾激進、最法西斯蒂的曇花一現，也是他從右傾激進撤退的開始。」
如何看待國共兩黨的互相殺戮？能不能支持國民黨的清黨？即便是主張反共的美國記者索克思也公開評論說，南京等地「清黨」造成的白色恐怖，更甚於兩湖的赤色恐怖。用胡適的老朋友周作人的話來說，「清黨」的實質就是「以思想殺人」，這是「最可恐怖的」。胡適支持的《現代評論》雜誌評論說：湘鄂因土豪劣紳之名殺人，北方以三民主義之名殺人，南京以共產黨之名殺人，實際上都是為了「政見不同」而殺人，結果是，「湘鄂愈殺反共產黨人，蘇粵也愈殺共產黨人」。胡適認為，作為精英知識分子，與軍閥說話是「對牛彈琴」，同暴民說話是「與虎謀皮」，那麽與南京政府主持者中那些「思想清楚、眼光遠大的人」說話呢？胡適的忠告是：「我們希望不再見胡亂的殺人、不經正式法律手續的殺人，為了政見不同的殺人。」
「訓政」自欺欺人，「革命」率獸食人
胡適珍視人的自由和生命，批評政府對人權的粗暴侵犯。他重視憲法和制度建設，呼籲限制政府和政黨的權力，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權。他反對纏足、反對酷刑、反對殺人，也反對國民黨自欺欺人的「訓政」理論。他認為，人民的能力有限，民主政治正是因此有必要，民主政治就是增強人民能力的辦法。如果說人民需要訓練如何使用民主權利，那麽政府更需要訓練，而施行憲政是大家最好的學習辦法。所以，國民黨應讓人民參政而不必考慮人民的成熟水平，民主制度本身就有教育功能。儘管政治參與的最初階段不免要出一些錯，但也正是參政的經驗，將使得人民取得更好的政治判斷力。
但此時國民黨已大權在握，堅持施行「訓政」。雖然只學到了蘇聯一黨專政的一點外形，但黨部中人挾「革命」之名而到處橫行。國民黨人認為，中國人還沒有自我治理的準備，必須由黨來當猶如嬰孩般的百姓的「保姆」。
國民黨的「清黨」在上海和南京尤其酷烈，胡適的老朋友們對此看法各異，分裂為彼此對立的三大陣營。
本身就是共產黨人或親共產黨的左派陣營，當然仇恨國民黨的「清黨」，並以暴易暴，在南昌、長沙和廣州發起一系列暴動。胡適在北大的同事李大釗被張作霖抓捕並處死，胡適對其命運並無太多的同情，因為李大釗的行為確實是賣國。陳獨秀被中共解職之後隱居鄉下，兒子陳延年被國民黨捕殺，胡適則頗為之傷感。數年後，陳獨秀被國民黨拘捕，胡適為之仗義執言。
而對於昔日在北大圖書館當臨時工的毛澤東，胡適大概沒有留下什麽印象。多年之後，在國共內戰前夕，胡適致信毛澤東，希望毛放棄武力征伐，效仿美國政治家傑斐遜，參與競爭性的選舉，通過選舉上台執政。然而，這樣的建議對於迷信「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毛澤東來說，實在是過於天真了。後來，毛澤東將胡適也列入「戰犯」名單，一九五零年代在中國大陸發起了批判胡適的運動，肅清胡適的影響之後，西化派知識分子才會向新政權俯首稱臣。
吳稚暉為屠殺張目，周作人為人道哀鳴
持第二種立場的，是全面投向國民黨、支持國民黨「清黨」的蔡元培和吳稚暉等人。蔡元培主要起名義上的作用，吳稚暉則積極地參與其事。吳稚暉是「清黨」運動的代言人，鼓動蔣介石對共產黨大開殺戒。吳致信給上海的國民黨特務頭子楊虎，認為被捕的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尤屬惡中之惡」，建議「必當宣佈罪狀，明正典刑」，這封信加速了陳延年的死亡。吳稚暉還在《大公報》發表文章，說江浙「清黨」被殺的人「毫無殺身成仁的模樣，都是叩頭乞命，畢瑟可憐」。對此，周作人舉出也有死得安詳從容的人的例子後，譴責說：「吳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殺人，還要搖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種殘忍行為蓋與漆骷髏為飲具無甚差異。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殺，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屍骨，加以身後之惡名，則非極墮落野蠻之人不願為也。」
持第三種立場的，正是周作人這樣的人道主義者和人文主義者。周作人當然不認同共產黨人的學說和實踐，但他是最大膽地批判國民黨濫殺無辜的知識分子。在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中，周作人是思想最深刻、文字最優美、知識最淵博之人，可惜他的思想成就被「漢奸」的惡名所遮蔽，而不為後人所重視。若不因人廢言，重讀周作人對清末以來中國政治、文化走向的觀察和評論，則必歎為先知。周作人對人類文明和人性本質的理解，優於他的長期被過度拔高的哥哥魯迅。
周作人不僅尖銳批評吳稚暉等「以筆殺人」和「為殺人鼓吹」的知識分子，而且對胡適的過於低調和明哲保身也表示不滿。周作人說，殺人固然是中國的遺傳病，但他最奇怪的是「智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也是智識階級代表的蔡、胡諸君在上海，卻又視若無睹」。周作人批評胡適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未能起到「社會良心」的作用——不過，周作人對胡適的批評稍嫌苛刻，因為胡適回到中國時，上海的大屠殺已過去一個月，胡適並非此事件的親歷者。
不過，周作人對胡適的期待是有道理的，因為胡適既是自由主義者，也是人道主義者，自然不能對政權系統性的殺人行為保持沉默。胡適在上海演講提到中國還容忍人力車，所以不能算文明國。胡適將「人力車」與「文明國」作為兩個對立的概念提出來，讓人印象深刻。但是，周作人指出，浙江黨獄，「清法著實不少，槍斃之外還有斬首，不知胡先生以為文明否？」而胡適「只見不文明黨人力車而不見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斬首，此吾輩不能不甚以為遺恨者也」。
跟周作人一樣，魯迅也對上海殘酷的清黨屠殺感到「目瞪口呆」，那時他還不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但從此與國民黨分道揚鑣。魯迅對日本友人增田涉說：「在這一點上，舊式軍閥為人還老實點，他們一開始就不容共產黨，始終堅守他們的主義。他們的主義是不討人喜歡的，所以只要你不靠近它、不反抗它就行了。而國民黨採取的辦法簡直是欺騙；殺人的方法更加狠毒。——打那以來，對於騙人做屠殺材料的國民黨，我怎麽也感到厭惡，總是覺得可恨。他們殺了我的許多學生。」可見，魯迅對國民黨政府的痛恨甚於北洋政府。
暴力與革命浪潮，淹沒自由主義孤島
殘酷的「清黨」奪去許多熱血青年的生命——他們只是一時被共產主義這種邪惡的意識形態所矇蔽，大部分人罪不至死。屠殺不僅奪取數千條人命，更毀滅了一代知識青年的理性和希望，以及對南京政府的好感。《現代評論》敏銳地指出：「共產黨裡面雖然有許多極無聊賴的人，可是大部分是青年，而且是有向上的精神、實行的毅力的青年。……我們希望不要為殺幾個人而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我們更希望不要殺幾個共產黨而驅人表同情於共產黨。」這大抵就是胡適的觀點，他雖然沒有周作人那樣激憤，但基本立場與之近似。
然而，後來中國的時勢，恰是朝著以胡適為代表的「英美派」所擔心的方向發展。自由主義反對暴力、反對殺人，卻無法為建構獨裁政黨、軍隊、特務系統以及民族國家提供強有力的論述。靠暴力和殺人來奪取權力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選擇、不欣賞自由主義，都將自由主義當作敵人看待。而渴望個人富裕、國家強大的民眾，對自由主義者強調的人權、民主、法治也缺乏興趣。如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在《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所言：「自由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失敗，乃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義則不能為暴力與革命的重大問題提供什麽答案。」這是胡適及其信奉的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中國必然遭遇的悲劇命運。
胡適批評孫文，黨國群起攻之
這一階段，胡適與國民黨的論戰，主要圍繞言論自由展開。對國民黨來說，孫文乃是不可批評的新偶像；胡適偏偏要針對孫文提出質疑，對孫文的大雜燴學說不以為然，對國民黨將孫文打造成「國父」的宣傳術也不予認可。他寫道：
「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週不可不做。一個學者編了一部歷史教科書，裡面對於三皇五帝表示了一點懷疑，便引起了國民政府諸公的義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張要罰商務印書館一百萬元！」
國民黨的心胸還比不上北洋軍閥，胡適在北京辦《新青年》和《努力周報》沒有遇到干涉，在上海辦《新月》卻遇到了大麻煩。一九二九年三月，國民黨上海黨部主委、宣傳部長陳德徵在國民黨全國大會上提出嚴厲懲處「反革命分子」。那麽，如何定義「反革命分子」呢？陳氏的說法是：「凡經省黨部及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如不服，得上述。唯上級法院或其他上級法定之受理機關，若得中央黨部之書面證明，即當駁斥之。」
胡適被這種充滿法西斯味道的言論觸怒了，他立即給老朋友、司法院長王寵惠寫了一封抗議信，其中寫道：「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在哪一世紀哪一個文明民族曾經有這樣一種辦法，筆之於書，立為制度嗎？」
於是，一場偉人與癟三的戰鬥打響了。其實，陳德徵不配成為胡適的論敵，只是他的黨棍身分讓他進入胡適的「法眼」。他在歷史上留下名字，僅僅因為他企圖置胡適於死地。
對於胡適的抗議，陳德徵反駁說：「在以中國國民黨治中國的今日，老實說，一切國家的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據總理主要的遺教。違反總理遺教，便是違反法律；違反法律，便要處以國法。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博士來胡說的。」陳氏終於將國民黨高層羞羞答答不願說出來的話全盤托出：黨章高於憲法，黨大於政府。南京政府並不是繼承中華民國的法統，而是重新打造的「黨國」。
緊接著，國民黨各地黨部紛紛發電，要求中央下令封閉新月書店、逮捕胡適、撤銷其中國公學校長職務並剝奪其公民權。一九二九年八月，陳德徵發出正式公文：「宣傳部提議，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公然侮辱本黨總理並詆毀本黨主義，背叛政府，煽惑民眾，應請中央轉令國府嚴予辦案決議，呈請中央。」
見識白色恐怖，開始明哲保身
胡適受到的懲罰僅僅是失去中國公學校長的職位，以及後來新月書店被查封。但是，坊間傳言，胡適遭到逮捕，甚至有生命不保之虞。美國《紐約時報》駐華記者阿班甚至斷言說，胡適面臨死刑審判，連執行的日子都已經確定。《紐約時報》刊登了阿班的報導，並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發表社論指出：
「胡適博士是當代中國最優秀、最具建設性的領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實在是遠勝於他在政界的同齡人。……一九二七年回國後不久，面對主宰一切的排外主義，胡適便充滿勇氣，敢於放言，將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作比較；堅持認為，橫遭抨擊的西方物質文明中，其所蘊含的精神性，比之骯髒、殘暴、極端漠視人類生命及充滿宿命論的東方『精神文明』，要遠勝一籌。胡適的真話，對於這一精心塑造的東方假想來說，無異於叛國之舉。
中國企圖逼迫外國記者沉默，已經夠惡劣了；而當他們企圖懲罰一個自己人，便不禁令人害怕，不知這種偏狹何時到頭。要知道，這個受迫害者對當代中國所做的貢獻，將被永遠牢記；而迫害他的人，將早早被人遺忘。……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中國最傑出的思想家，在胡適冒險對中國人道出實情時，他的聲音，應該是去傾聽，而不是去壓制。」
阿班將這篇社論在遠東各國廣為散發。英文版被送給上海的所有英文報刊，並通過無線電報發往中國各大城市，中文版則發給所有的中文報紙。日本、菲律賓等國的媒體也都有轉載。阿班記載說，四天後胡適被釋放。
然而，胡適在日記中並未記載自己曾被捕之事，國民黨的官方文件也沒有相關記錄。因此，胡適研究者格里德認為，此事可能是捕風捉影，是「優秀記者捕捉戲劇性事件的本能，使阿班在這件事上走入了歧途。」
無論真相如何，胡適一定受到了國民黨當局的恐嚇，國民黨用言論場之外的力量強行結束了這場論戰。周明之在《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一書指出：「儘管他很有威望和影響，但他對國民黨習慣於用折磨、恫嚇、酷刑和監禁等手段還是非常清楚的。他必須考慮自己的人身安全。在與國民黨衝突後，胡適的態度明顯轉變，他以後再未這樣嚴厲批判國民黨了。」
於是，像〈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是麽時候可有憲法？〉和〈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這樣的痛斥國民黨的文章，從此成為絕響。再加上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共產黨的武裝割據，日本人的蠶食鯨吞，使得三十年代以後的胡適修正了對國民黨的態度，「將國民黨作為一個事實上的統治力量而接受，逐漸抱有認為那種諸如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將加快加深中國危機這一看法」（周明之語，引書同上）。當然，胡適一生都沒有放棄對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鼓吹，只是選擇更溫和、更安全的方式。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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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8 8/10/2016
本土新聞
胡適：敢向黨國爭人權（上）
殊不知統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謀思想的變化……現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乾燈草盡之時……我的骨頭燒成灰，將來總有人會替國民黨上「反動」的謚號的。——胡適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胡適暫時離開生活了十年的北京——在過去十年間，他從一名寂寂無名的普通「海歸」，爆得大名而成為文化界的領袖。「我的朋友胡適之」是知識界的一張入場券，而進入過胡適的書房、跟胡適討論過問題，則是北大學生的一大榮耀。
南北對抗：劇變下的中國
離開的時候，胡適自己並未料到，他就此告別了一種他再也無法返回其中的生活：在琉璃廠淘古書，到西山看紅葉，與友人去上等餐廳品嚐涮羊肉。雖然一九三零年代胡適還會回到古都，還會回到北京大學，但已然物是人非。南方正在興起的種種事件，不僅最終將改變中國的政治面貌，還會改變胡適一年後要返回其中的那個世界的形態和各個方面的情況。
這是胡適從美國留學歸來後第一次出國旅行，他從北京登上開往瀋陽的快車，再穿越蘇俄廣袤的大地——順道考察傳說中蘇俄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然後奔赴歐洲。年底，他再從歐洲前往美國。十個月之後，當胡適啓程回中國之際，中國的政治局勢已然大變，跟他在一九二六年秋天的預測驚人相似——「吳佩孚三個月倒，張作霖六個月倒」，國民黨將在五個月內取勝。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船到日本橫濱，國內朋友們傳來種種對中國局勢的評估。在上海的高夢旦認為，「時局混亂之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三，兵禍黨獄，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發表意見，處此時勢，甚易遭忌」。
在南方如魚得水的胡適的學生顧頡剛則認為：「廣州氣象極好，各機關中的職員認真辦事，非常可愛。」顧頡剛勸告老師不要回暮氣沉沉的北京，因為胡適的很多老朋友都在為張作霖服務，「明白就是反革命」。顧告誡老師說：「如果北伐軍節節勝利，而先生歸國之後繼續發表政治主張，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於先生者。」最後，顧頡剛提出忠告：「如果要做政治宣傳工作，最好加入國民黨。」
老朋友丁文江勸胡適留在日本一段時間，研究學術，靜觀國內局勢之演變，也借此機會熟悉一下日本這個可能很快就會在中國人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民族。丁文江此前在孫傳芳手下任要職，此刻已是國民黨的通緝犯。
胡適認為丁文江說得有道理，但他盤纏用盡，在日本沒有私交，又不會講日語，倉促之間難以找到一份教職。而且他不願在祖國發生劇變之時在國外當旁觀者，於是決定如期回國。五月二十日，胡適從神戶乘坐一艘小型日本輪船抵達上海。
此後，胡適在公共租界的極司菲爾路租了一套舒適的公寓，將妻子和孩子接來團聚，此後一家人在上海居住三年半之久。胡適在上海私立光華大學任教，又在東吳法科法學主持哲學講座，兩處要佔用四個上午授課。後來又擔任中國公學校長、新月書店董事和《新月》雜誌編委，在處理諸多行政和編輯事務之餘，平均每天還要寫作三千字以上——那是他一生中最閒暇的時期，也是他最努力寫作的時期。他完成了一百萬字的文稿，包括《白話文學史》上卷、十幾萬字的中國佛教史研究、兩萬五千字的《菏澤大師神會傳》、十七八萬字的《中古思想史長編》等等。
胡適為什麼沒有回到北京呢？顯然不單單是採納顧頡剛的建議。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北京降格為「北平」，北大的學術地位也有所下降，胡適覺得那裡不再是一個可供他長袖善舞的舞台。
胡適選擇居住在上海，因為上海已經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以及新聞出版的基地。上海的外國租界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提供避難所。上海離南京很近，住在上海，更容易對南京的新政府發揮影響力。
知道清黨真相，不再憧憬黨國
此前，胡適在海外就中國政局所發表的言論，基本傾向於南方，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抱有相當之期待，將國民革命視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新階段。他甚至成為國民黨在海外的義務宣傳員，贊同國民黨在學校吸收和組織學生的做法，進而禮讚作為軍隊的領袖、老師、靈魂和大腦的國民黨。
原本胡適認為，南京方面有蔣介石的軍隊，有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等德高望重的「三老」的道義支持，有宋子文的理財能力，有可能形成中國的權威中心和穩定的基礎。或許基於與宋子文的交情，年底胡適還應邀出席了蔣介石與宋慶齡的婚禮，並在婚禮上聽到吳稚暉對蔣介石肉麻的吹捧。然而，當時胡適就對國民黨即將面臨的困境有所預測：「沒有現代學術訓練的人，統治一個沒有現代物質基礎的國家，天下的事有比這個更繁難的嗎？」
蔣宋豪華婚禮上響徹雲霄的聖詩，與胡適在美國留學時在教堂中聽到的一模一樣，但這歌聲並不能掩蓋白色恐怖的血泊。回國之後，知道了更多關於清黨的真相，關於國民黨的派系鬥爭和腐敗，胡適對國民黨的態度發生了改變。他不再支持國民黨的黨國體制，而回到了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學者江勇振指出：「一九二七年是胡適一生中的一個轉捩點。在政治上，這個轉捩點是最具戲劇性的。這是胡適最右傾激進、最法西斯蒂的曇花一現，也是他從右傾激進撤退的開始。」
如何看待國共兩黨的互相殺戮？能不能支持國民黨的清黨？即便是主張反共的美國記者索克思也公開評論說，南京等地「清黨」造成的白色恐怖，更甚於兩湖的赤色恐怖。用胡適的老朋友周作人的話來說，「清黨」的實質就是「以思想殺人」，這是「最可恐怖的」。胡適支持的《現代評論》雜誌評論說：湘鄂因土豪劣紳之名殺人，北方以三民主義之名殺人，南京以共產黨之名殺人，實際上都是為了「政見不同」而殺人，結果是，「湘鄂愈殺反共產黨人，蘇粵也愈殺共產黨人」。胡適認為，作為精英知識分子，與軍閥說話是「對牛彈琴」，同暴民說話是「與虎謀皮」，那麽與南京政府主持者中那些「思想清楚、眼光遠大的人」說話呢？胡適的忠告是：「我們希望不再見胡亂的殺人、不經正式法律手續的殺人，為了政見不同的殺人。」
「訓政」自欺欺人，「革命」率獸食人
胡適珍視人的自由和生命，批評政府對人權的粗暴侵犯。他重視憲法和制度建設，呼籲限制政府和政黨的權力，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權。他反對纏足、反對酷刑、反對殺人，也反對國民黨自欺欺人的「訓政」理論。他認為，人民的能力有限，民主政治正是因此有必要，民主政治就是增強人民能力的辦法。如果說人民需要訓練如何使用民主權利，那麽政府更需要訓練，而施行憲政是大家最好的學習辦法。所以，國民黨應讓人民參政而不必考慮人民的成熟水平，民主制度本身就有教育功能。儘管政治參與的最初階段不免要出一些錯，但也正是參政的經驗，將使得人民取得更好的政治判斷力。
但此時國民黨已大權在握，堅持施行「訓政」。雖然只學到了蘇聯一黨專政的一點外形，但黨部中人挾「革命」之名而到處橫行。國民黨人認為，中國人還沒有自我治理的準備，必須由黨來當猶如嬰孩般的百姓的「保姆」。
國民黨的「清黨」在上海和南京尤其酷烈，胡適的老朋友們對此看法各異，分裂為彼此對立的三大陣營。
本身就是共產黨人或親共產黨的左派陣營，當然仇恨國民黨的「清黨」，並以暴易暴，在南昌、長沙和廣州發起一系列暴動。胡適在北大的同事李大釗被張作霖抓捕並處死，胡適對其命運並無太多的同情，因為李大釗的行為確實是賣國。陳獨秀被中共解職之後隱居鄉下，兒子陳延年被國民黨捕殺，胡適則頗為之傷感。數年後，陳獨秀被國民黨拘捕，胡適為之仗義執言。
而對於昔日在北大圖書館當臨時工的毛澤東，胡適大概沒有留下什麽印象。多年之後，在國共內戰前夕，胡適致信毛澤東，希望毛放棄武力征伐，效仿美國政治家傑斐遜，參與競爭性的選舉，通過選舉上台執政。然而，這樣的建議對於迷信「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毛澤東來說，實在是過於天真了。後來，毛澤東將胡適也列入「戰犯」名單，一九五零年代在中國大陸發起了批判胡適的運動，肅清胡適的影響之後，西化派知識分子才會向新政權俯首稱臣。
吳稚暉為屠殺張目，周作人為人道哀鳴
持第二種立場的，是全面投向國民黨、支持國民黨「清黨」的蔡元培和吳稚暉等人。蔡元培主要起名義上的作用，吳稚暉則積極地參與其事。吳稚暉是「清黨」運動的代言人，鼓動蔣介石對共產黨大開殺戒。吳致信給上海的國民黨特務頭子楊虎，認為被捕的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尤屬惡中之惡」，建議「必當宣佈罪狀，明正典刑」，這封信加速了陳延年的死亡。吳稚暉還在《大公報》發表文章，說江浙「清黨」被殺的人「毫無殺身成仁的模樣，都是叩頭乞命，畢瑟可憐」。對此，周作人舉出也有死得安詳從容的人的例子後，譴責說：「吳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殺人，還要搖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種殘忍行為蓋與漆骷髏為飲具無甚差異。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殺，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屍骨，加以身後之惡名，則非極墮落野蠻之人不願為也。」
持第三種立場的，正是周作人這樣的人道主義者和人文主義者。周作人當然不認同共產黨人的學說和實踐，但他是最大膽地批判國民黨濫殺無辜的知識分子。在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中，周作人是思想最深刻、文字最優美、知識最淵博之人，可惜他的思想成就被「漢奸」的惡名所遮蔽，而不為後人所重視。若不因人廢言，重讀周作人對清末以來中國政治、文化走向的觀察和評論，則必歎為先知。周作人對人類文明和人性本質的理解，優於他的長期被過度拔高的哥哥魯迅。
周作人不僅尖銳批評吳稚暉等「以筆殺人」和「為殺人鼓吹」的知識分子，而且對胡適的過於低調和明哲保身也表示不滿。周作人說，殺人固然是中國的遺傳病，但他最奇怪的是「智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也是智識階級代表的蔡、胡諸君在上海，卻又視若無睹」。周作人批評胡適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未能起到「社會良心」的作用——不過，周作人對胡適的批評稍嫌苛刻，因為胡適回到中國時，上海的大屠殺已過去一個月，胡適並非此事件的親歷者。
不過，周作人對胡適的期待是有道理的，因為胡適既是自由主義者，也是人道主義者，自然不能對政權系統性的殺人行為保持沉默。胡適在上海演講提到中國還容忍人力車，所以不能算文明國。胡適將「人力車」與「文明國」作為兩個對立的概念提出來，讓人印象深刻。但是，周作人指出，浙江黨獄，「清法著實不少，槍斃之外還有斬首，不知胡先生以為文明否？」而胡適「只見不文明黨人力車而不見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斬首，此吾輩不能不甚以為遺恨者也」。
跟周作人一樣，魯迅也對上海殘酷的清黨屠殺感到「目瞪口呆」，那時他還不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但從此與國民黨分道揚鑣。魯迅對日本友人增田涉說：「在這一點上，舊式軍閥為人還老實點，他們一開始就不容共產黨，始終堅守他們的主義。他們的主義是不討人喜歡的，所以只要你不靠近它、不反抗它就行了。而國民黨採取的辦法簡直是欺騙；殺人的方法更加狠毒。——打那以來，對於騙人做屠殺材料的國民黨，我怎麽也感到厭惡，總是覺得可恨。他們殺了我的許多學生。」可見，魯迅對國民黨政府的痛恨甚於北洋政府。
暴力與革命浪潮，淹沒自由主義孤島
殘酷的「清黨」奪去許多熱血青年的生命——他們只是一時被共產主義這種邪惡的意識形態所矇蔽，大部分人罪不至死。屠殺不僅奪取數千條人命，更毀滅了一代知識青年的理性和希望，以及對南京政府的好感。《現代評論》敏銳地指出：「共產黨裡面雖然有許多極無聊賴的人，可是大部分是青年，而且是有向上的精神、實行的毅力的青年。……我們希望不要為殺幾個人而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我們更希望不要殺幾個共產黨而驅人表同情於共產黨。」這大抵就是胡適的觀點，他雖然沒有周作人那樣激憤，但基本立場與之近似。
然而，後來中國的時勢，恰是朝著以胡適為代表的「英美派」所擔心的方向發展。自由主義反對暴力、反對殺人，卻無法為建構獨裁政黨、軍隊、特務系統以及民族國家提供強有力的論述。靠暴力和殺人來奪取權力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選擇、不欣賞自由主義，都將自由主義當作敵人看待。而渴望個人富裕、國家強大的民眾，對自由主義者強調的人權、民主、法治也缺乏興趣。如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在《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所言：「自由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失敗，乃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義則不能為暴力與革命的重大問題提供什麽答案。」這是胡適及其信奉的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中國必然遭遇的悲劇命運。
胡適批評孫文，黨國群起攻之
這一階段，胡適與國民黨的論戰，主要圍繞言論自由展開。對國民黨來說，孫文乃是不可批評的新偶像；胡適偏偏要針對孫文提出質疑，對孫文的大雜燴學說不以為然，對國民黨將孫文打造成「國父」的宣傳術也不予認可。他寫道：
「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週不可不做。一個學者編了一部歷史教科書，裡面對於三皇五帝表示了一點懷疑，便引起了國民政府諸公的義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張要罰商務印書館一百萬元！」
國民黨的心胸還比不上北洋軍閥，胡適在北京辦《新青年》和《努力周報》沒有遇到干涉，在上海辦《新月》卻遇到了大麻煩。一九二九年三月，國民黨上海黨部主委、宣傳部長陳德徵在國民黨全國大會上提出嚴厲懲處「反革命分子」。那麽，如何定義「反革命分子」呢？陳氏的說法是：「凡經省黨部及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如不服，得上述。唯上級法院或其他上級法定之受理機關，若得中央黨部之書面證明，即當駁斥之。」
胡適被這種充滿法西斯味道的言論觸怒了，他立即給老朋友、司法院長王寵惠寫了一封抗議信，其中寫道：「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在哪一世紀哪一個文明民族曾經有這樣一種辦法，筆之於書，立為制度嗎？」
於是，一場偉人與癟三的戰鬥打響了。其實，陳德徵不配成為胡適的論敵，只是他的黨棍身分讓他進入胡適的「法眼」。他在歷史上留下名字，僅僅因為他企圖置胡適於死地。
對於胡適的抗議，陳德徵反駁說：「在以中國國民黨治中國的今日，老實說，一切國家的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據總理主要的遺教。違反總理遺教，便是違反法律；違反法律，便要處以國法。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博士來胡說的。」陳氏終於將國民黨高層羞羞答答不願說出來的話全盤托出：黨章高於憲法，黨大於政府。南京政府並不是繼承中華民國的法統，而是重新打造的「黨國」。
緊接著，國民黨各地黨部紛紛發電，要求中央下令封閉新月書店、逮捕胡適、撤銷其中國公學校長職務並剝奪其公民權。一九二九年八月，陳德徵發出正式公文：「宣傳部提議，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公然侮辱本黨總理並詆毀本黨主義，背叛政府，煽惑民眾，應請中央轉令國府嚴予辦案決議，呈請中央。」
見識白色恐怖，開始明哲保身
胡適受到的懲罰僅僅是失去中國公學校長的職位，以及後來新月書店被查封。但是，坊間傳言，胡適遭到逮捕，甚至有生命不保之虞。美國《紐約時報》駐華記者阿班甚至斷言說，胡適面臨死刑審判，連執行的日子都已經確定。《紐約時報》刊登了阿班的報導，並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發表社論指出：
「胡適博士是當代中國最優秀、最具建設性的領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實在是遠勝於他在政界的同齡人。……一九二七年回國後不久，面對主宰一切的排外主義，胡適便充滿勇氣，敢於放言，將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作比較；堅持認為，橫遭抨擊的西方物質文明中，其所蘊含的精神性，比之骯髒、殘暴、極端漠視人類生命及充滿宿命論的東方『精神文明』，要遠勝一籌。胡適的真話，對於這一精心塑造的東方假想來說，無異於叛國之舉。
中國企圖逼迫外國記者沉默，已經夠惡劣了；而當他們企圖懲罰一個自己人，便不禁令人害怕，不知這種偏狹何時到頭。要知道，這個受迫害者對當代中國所做的貢獻，將被永遠牢記；而迫害他的人，將早早被人遺忘。……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中國最傑出的思想家，在胡適冒險對中國人道出實情時，他的聲音，應該是去傾聽，而不是去壓制。」
阿班將這篇社論在遠東各國廣為散發。英文版被送給上海的所有英文報刊，並通過無線電報發往中國各大城市，中文版則發給所有的中文報紙。日本、菲律賓等國的媒體也都有轉載。阿班記載說，四天後胡適被釋放。
然而，胡適在日記中並未記載自己曾被捕之事，國民黨的官方文件也沒有相關記錄。因此，胡適研究者格里德認為，此事可能是捕風捉影，是「優秀記者捕捉戲劇性事件的本能，使阿班在這件事上走入了歧途。」
無論真相如何，胡適一定受到了國民黨當局的恐嚇，國民黨用言論場之外的力量強行結束了這場論戰。周明之在《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一書指出：「儘管他很有威望和影響，但他對國民黨習慣於用折磨、恫嚇、酷刑和監禁等手段還是非常清楚的。他必須考慮自己的人身安全。在與國民黨衝突後，胡適的態度明顯轉變，他以後再未這樣嚴厲批判國民黨了。」
於是，像〈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是麽時候可有憲法？〉和〈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這樣的痛斥國民黨的文章，從此成為絕響。再加上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共產黨的武裝割據，日本人的蠶食鯨吞，使得三十年代以後的胡適修正了對國民黨的態度，「將國民黨作為一個事實上的統治力量而接受，逐漸抱有認為那種諸如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將加快加深中國危機這一看法」（周明之語，引書同上）。當然，胡適一生都沒有放棄對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鼓吹，只是選擇更溫和、更安全的方式。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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