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20-梁文輝：遙遠的現實，脆弱的共識——論中梵對話和建交（上）
梁文輝：遙遠的現實，脆弱的共識——論中梵對話和建交（上）
20161020
最近，中國與梵蒂岡密切接觸的消息不絕於報，建交的前景也甚囂塵上。想筆者於上世紀70年代到巴黎求學的時候，曾與衛青心神父（註）見過面，他可能是當時研究中梵關係最重要的中國學者。也因為如此，甚至「主內的兄弟」都上綱上線的為他扣上了「紅色司鐸」的帽子。他曾經在里昂的中法學堂念書，是第一批中國大陸解放後倡議中梵對話的活躍分子之一。
中梵要解決的兩個問題
現任教宗方濟各於2013年登位後，與中國的接觸明顯是比以前來得務實。其實「務實」也就是直接針對問題，僅此而已。實際上，雙方現在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兩個：（1）主教和別的神職人員的任命與罷免；（2）跟台灣的關係。
第一個問題，從種種迹象看來，雙方已經開始達成一定的共識，這就是主教的人選都需經雙方認可，再由教宗任命。這個模式已經在最少另外兩個國家實行，分別是越南和阿根廷 。
越南也是現今少數與梵蒂岡沒有邦交的國家之一，情况跟中國頗為相似。前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位時，雙方於2010年在主教任命問題上達成協議，主教人選由聖座提出，經越南政府認可後，再由教宗任命；假使越南反對，聖座要另外提出新的人選。據聞這是聖座和中國對話中提議的方案。不過，雖然對主教任命問題達成協議，越、梵建交尚待時日，且越南官方（或個別貪官）持續吞併教會土地和財產，這始終是雙方發展持續關係的隱憂。
在地球的另外一邊，阿根廷自獨立後為避免前殖民宗主國的干涉，於1831年由當時的獨裁者戴咯撒斯（Juan Manuel de Rosas）親自選定主教，當然只有忠於政府的才可以出任。之後在1853年通過的阿根廷憲法將俗世國家的本質制度化，總統可以不依從聖座的命令。1923年發生了由政府委任的主教Miguel de Andrea遭教廷激烈反對的事件，而政府也反對由教廷委任的主教。1966年10月阿根廷政府跟教廷簽訂協約（Concordat），自此任命主教的人選由教廷負責，但仍需得到阿根廷政府的首肯。
主教任命問題 最重要是罷免權
回到中國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共產中國成立之後，教廷並未承認新政府，因此，新中國也從沒有承認當時黎培里主教（Riberi）的聖座代表身分，只是以其本來的摩納哥公民身分看待。兩年之後的9月，他在南京被驅逐出境時，中國官方的理由是他並沒有合法的居留身分。
事後看起來，當時中國的做法是少有地圓滑的。驅逐出境的理由純粹是行政管理的執行需求，而非故意和教廷抬杠，更談不上與教廷斷交。之後，教宗庇護十二世於1952年1月和1954年10月，連續發出了兩道教諭（encyclique），前者譴責中方對教徒和教會的迫害，後者呼籲在中國的教徒保持對聖座的忠心，同時譴責中方於較早時倡議成立「三自愛國教會」（自治、自養、自傳），企圖從政治上全面控制宗教（作者按：實際上，「三自教會」同時涵蓋新教、東正教和天主教，其中「天主教愛國會」晚至1957年才成立）。
1958年4月13日，首兩名方濟各會神父在漢口晉升主教，事前曾經請示聖座，但沒獲回覆。庇護十二世於是年6月29日發出第三也是最後的一道教諭「Ad Apostolorum Principis」，痛斥「天主教愛國會」壓迫教徒的行為，將之等同刑事罪行，重申只有聖座才可以任命主教。但奇怪的是教諭中第38條卻指出在非常環境的情况下，某些特定的個人或集體可以參與遴選主教的工作（此處根據聖諭的英文版），這是否為日後的發展預留天窗？
事實上，在主教任命的問題上，筆者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任命之後的罷免權力。單看中國大陸解放以後關押一大批神職人員的事情，假如雙方能在罷免的條件上達成共識，便可以避免將事情看成是對神職人員的壓迫。但達成如此共識的基礎何其薄弱。
第二個問題， 自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後，教廷也相應將駐台灣的代表由等同大使降為等同公使的級別。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後，教廷於1985年再將駐台灣代表降為參事銜，級別等同代辦。教廷的姿態已經非常清楚，要等待的就需要忍耐。與北京建交之後，也可以在「一中」的前提底下在台灣派駐代表。
理清了這兩個問題之後，還要面對的，就是其他在現階段關心和反對中梵建交人士的聲音。在這裏，不可以不提陳日君吧。在陳主教針對此問題的眾多文章和發言裏面，可總結主要3點：宗教自由、人權問題和對異己（教徒）的迫害。
要理清這3點，我們不得不簡略回顧一下天主教會的歷史。假如在歷史上，教會歷來是推崇宗教自由、尊重人權、不會對異己迫害的話，那麼，以這3點來責難中國是有道理的，否則就是虛偽的命題。
註：衛青心神父洋名Louis Wei Tsing-sing，1906年生，2001年歿，著有《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黃慶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梁文輝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長居法國
（原文載於2016年10月20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20161020
最近，中國與梵蒂岡密切接觸的消息不絕於報，建交的前景也甚囂塵上。想筆者於上世紀70年代到巴黎求學的時候，曾與衛青心神父（註）見過面，他可能是當時研究中梵關係最重要的中國學者。也因為如此，甚至「主內的兄弟」都上綱上線的為他扣上了「紅色司鐸」的帽子。他曾經在里昂的中法學堂念書，是第一批中國大陸解放後倡議中梵對話的活躍分子之一。
中梵要解決的兩個問題
現任教宗方濟各於2013年登位後，與中國的接觸明顯是比以前來得務實。其實「務實」也就是直接針對問題，僅此而已。實際上，雙方現在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兩個：（1）主教和別的神職人員的任命與罷免；（2）跟台灣的關係。
第一個問題，從種種迹象看來，雙方已經開始達成一定的共識，這就是主教的人選都需經雙方認可，再由教宗任命。這個模式已經在最少另外兩個國家實行，分別是越南和阿根廷 。
越南也是現今少數與梵蒂岡沒有邦交的國家之一，情况跟中國頗為相似。前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位時，雙方於2010年在主教任命問題上達成協議，主教人選由聖座提出，經越南政府認可後，再由教宗任命；假使越南反對，聖座要另外提出新的人選。據聞這是聖座和中國對話中提議的方案。不過，雖然對主教任命問題達成協議，越、梵建交尚待時日，且越南官方（或個別貪官）持續吞併教會土地和財產，這始終是雙方發展持續關係的隱憂。
在地球的另外一邊，阿根廷自獨立後為避免前殖民宗主國的干涉，於1831年由當時的獨裁者戴咯撒斯（Juan Manuel de Rosas）親自選定主教，當然只有忠於政府的才可以出任。之後在1853年通過的阿根廷憲法將俗世國家的本質制度化，總統可以不依從聖座的命令。1923年發生了由政府委任的主教Miguel de Andrea遭教廷激烈反對的事件，而政府也反對由教廷委任的主教。1966年10月阿根廷政府跟教廷簽訂協約（Concordat），自此任命主教的人選由教廷負責，但仍需得到阿根廷政府的首肯。
主教任命問題 最重要是罷免權
回到中國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共產中國成立之後，教廷並未承認新政府，因此，新中國也從沒有承認當時黎培里主教（Riberi）的聖座代表身分，只是以其本來的摩納哥公民身分看待。兩年之後的9月，他在南京被驅逐出境時，中國官方的理由是他並沒有合法的居留身分。
事後看起來，當時中國的做法是少有地圓滑的。驅逐出境的理由純粹是行政管理的執行需求，而非故意和教廷抬杠，更談不上與教廷斷交。之後，教宗庇護十二世於1952年1月和1954年10月，連續發出了兩道教諭（encyclique），前者譴責中方對教徒和教會的迫害，後者呼籲在中國的教徒保持對聖座的忠心，同時譴責中方於較早時倡議成立「三自愛國教會」（自治、自養、自傳），企圖從政治上全面控制宗教（作者按：實際上，「三自教會」同時涵蓋新教、東正教和天主教，其中「天主教愛國會」晚至1957年才成立）。
1958年4月13日，首兩名方濟各會神父在漢口晉升主教，事前曾經請示聖座，但沒獲回覆。庇護十二世於是年6月29日發出第三也是最後的一道教諭「Ad Apostolorum Principis」，痛斥「天主教愛國會」壓迫教徒的行為，將之等同刑事罪行，重申只有聖座才可以任命主教。但奇怪的是教諭中第38條卻指出在非常環境的情况下，某些特定的個人或集體可以參與遴選主教的工作（此處根據聖諭的英文版），這是否為日後的發展預留天窗？
事實上，在主教任命的問題上，筆者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任命之後的罷免權力。單看中國大陸解放以後關押一大批神職人員的事情，假如雙方能在罷免的條件上達成共識，便可以避免將事情看成是對神職人員的壓迫。但達成如此共識的基礎何其薄弱。
第二個問題， 自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後，教廷也相應將駐台灣的代表由等同大使降為等同公使的級別。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後，教廷於1985年再將駐台灣代表降為參事銜，級別等同代辦。教廷的姿態已經非常清楚，要等待的就需要忍耐。與北京建交之後，也可以在「一中」的前提底下在台灣派駐代表。
理清了這兩個問題之後，還要面對的，就是其他在現階段關心和反對中梵建交人士的聲音。在這裏，不可以不提陳日君吧。在陳主教針對此問題的眾多文章和發言裏面，可總結主要3點：宗教自由、人權問題和對異己（教徒）的迫害。
要理清這3點，我們不得不簡略回顧一下天主教會的歷史。假如在歷史上，教會歷來是推崇宗教自由、尊重人權、不會對異己迫害的話，那麼，以這3點來責難中國是有道理的，否則就是虛偽的命題。
註：衛青心神父洋名Louis Wei Tsing-sing，1906年生，2001年歿，著有《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黃慶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梁文輝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長居法國
（原文載於2016年10月20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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