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21-梁文道：全部問題都是同一個問題
梁文道：全部問題都是同一個問題
19:47 21/6/2015
長久以來，世界各地的本土族群主義者都喜歡把自己所定義的本土，把自己所要捍衛的那個本土，視為一具身體。只有站在這種形象的隱喻基礎之上，他們才能順利號召民粹激情，打擊一切外來的「細菌」和「病毒」；同時嚴厲檢視這具身體之內的一切「器官」、「組織」與「細胞」，看看其中有沒有外敵潛伏，又有沒有病變了的叛徒。這種隱喻固然是普世的，但不同地方自有它獨特的本土資源，為這套抽象隱喻奠下了它在本地生根的基礎。
例如香港，最早為這類身體隱喻提供線索的，大概就是才子陶傑了。十多年來，「DNA」這個字眼反覆出現在陶傑兄的文章和節目之中，它有時會和「小農」搭配，形成「小農文化DNA」；有時則與「中國人」嫁接，組成「中國人的DNA」。雖然他幾乎沒有仔細界定過他所說的「DNA」究竟是什麼意思，但我們大致可以把它理解為「民族性」和「文化本質」一類的東西。儘管「民族性」與「文化本質」是組在社會科學上很有爭議的概念，不夠嚴謹，而且過時；可它卻很符合我們一般人在日常生活當中的直觀感受，可以即時回應我們平時對「典型」（Stereotype）的需要，所以這些概念始終流傳，一直不衰。
陶傑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民族性」等玄而又玄的概念，具體化成了非常物質非常有機的文化「DNA」（請注意，他所說的文化「DNA」又和「Meme」不同），彷彿民族性是種深深根植在一個身體上的東西，難以割捨，怎麼自覺怎麼改造都不會有用。說到這裏，就已經近乎種族主義了，似乎一個人或者一個社群的成員，之所以有某種和行為某種心態，全是與生俱來，命中註定。當然，文化「DNA」這類組合本身很矛盾，因為一樣物事既然是文化的，它多多少少就不可能完全受制於自然的身體條件；反過來說，我們也實在很難從生理的角度解釋一切文化現象。比方說很多人都覺得會排隊、守秩序，乃是香港人特質的一部份，但你該如何在香港人的基因組合上頭找到這種特質的依據呢？
一切矛盾，理論上的重重問題，皆不能妨礙陶傑縱其才具。本來就是一位作家，以形象之語，逞天賦之能，大家都不會太過深究他筆下的用字是否經得起嚴格的檢驗。於是「中國人身上有小農DNA」，和「中國文化的DNA變不了」之類的說法，漸漸就成了民間廣為流傳的套語了。
與才子氣十足的陶傑不同，陳雲自許是個嚴謹的理論家，要為今日中國和香港的局勢與難題給出一套周全的解釋。陶傑會為了效果而干犯種族論斷之大不韙，把中國文化「DNA」講成一種古已有之，始終不變的根本毛病。陳雲則先從經典和局部民俗當中提煉出一套淳美典正的已逝「華夏」，再將現在的大部份問題歸在四九年後建政的共產黨頭上。較為cynical的陶傑不只不提出任何正面的理論和行動綱領，他對香港人也是不客氣的，覺得我們就算接受過英國「高等文化」的洗禮，終究洗不掉身上「小農DNA嗰陣味」。陳雲卻標榜香港，認為我們在英治之下保住了前朝遺緒，應該以一城之力在未來反濟胡化了的中原。
陳雲不用文化「DNA」這類粗疏的字眼，可他和陶傑一樣，喜歡總體文化論斷；前者會說中國人就是如何如何，後者則曰大陸人就是怎樣怎樣（這裏所說的大陸人指的是四九年後被共產黨統治教化出來的新『人種』）。陳雲不太使用和生理相關的言詞，但他也類似陶傑，似乎相信一個包含一切的文化特質是變不了的自然。一日受過共產黨的統治，一輩子就是凶狠粗蠻的奴才，到了香港會赤化香港；留在大陸，即便將來有了民主普選，那就會變成更可怕的巨獸。而民主化過程當中，種種民主社會價值的建立，公民社會的茁壯，都改變不了中共在大陸人身上種下的「毒性」。所以陳雲才會提出大陸要是有了民主，將會變得更加危險。有趣的是，這種想法在某程度上卻呼應了許多威權政府的主張，要不是認為憲政民主不適合所有文化，不能照搬；就是拖延，覺得自己的人民還沒有準備好，必須一步「訓政」成熟，直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負責任」地實現民主。經過陳雲的轉化，文化「DNA」一類的觀念，就為今日香港本土族群主義者鋪出了一張雖然模糊但又很有魅惑力的想像框架。模糊使它很有彈性，延伸的範圍無限寬廣；魅惑，是因為它堅持內外有別，符合人類區分彼此敵我的本能需要。
在這套框架之下，雙非孕婦、跨境學童、自由行遊客、內地留學生、在港工作的內地人，以及新移民，他們全都是身懷病毒的他者。儘管他們帶來的社會効應不同，但問題歸根到底不在什麼政策設計和執行等技術細節，而是一種文化的問題，甚至一種人的問題。反對雙非孕婦來港產子，不再是個醫療資源的問題，而是反共乃至於反大陸人的問題（因為雙非孕婦產子會帶來更多壞基因）。於是，從這類社會政策的規劃，一直到政改，就全都變成了同一回事，是個敵我矛盾、「大是大非」的根本決斷。至於這種思路能不能為大家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呢？那不重要。因為真正要解決問題，通常的做法是拆開線團化整為需，個別問題個別思考。但本土族群主義者並不真的想解決問題，他們只想爽一把，期待某個爆發時刻，在那一刻解決掉一切外來勢力，自由行不來了，內地留學生消失了，新移民不見了，香港民主了，港視也在大氣電波當中開播了；防止大陸病毒入侵，讓香港永保健康的戰役也就成功了。（總體與最終二之一）
梁文道
電郵 :bibliophile.apple@gmail.com
19:47 21/6/2015
長久以來，世界各地的本土族群主義者都喜歡把自己所定義的本土，把自己所要捍衛的那個本土，視為一具身體。只有站在這種形象的隱喻基礎之上，他們才能順利號召民粹激情，打擊一切外來的「細菌」和「病毒」；同時嚴厲檢視這具身體之內的一切「器官」、「組織」與「細胞」，看看其中有沒有外敵潛伏，又有沒有病變了的叛徒。這種隱喻固然是普世的，但不同地方自有它獨特的本土資源，為這套抽象隱喻奠下了它在本地生根的基礎。
例如香港，最早為這類身體隱喻提供線索的，大概就是才子陶傑了。十多年來，「DNA」這個字眼反覆出現在陶傑兄的文章和節目之中，它有時會和「小農」搭配，形成「小農文化DNA」；有時則與「中國人」嫁接，組成「中國人的DNA」。雖然他幾乎沒有仔細界定過他所說的「DNA」究竟是什麼意思，但我們大致可以把它理解為「民族性」和「文化本質」一類的東西。儘管「民族性」與「文化本質」是組在社會科學上很有爭議的概念，不夠嚴謹，而且過時；可它卻很符合我們一般人在日常生活當中的直觀感受，可以即時回應我們平時對「典型」（Stereotype）的需要，所以這些概念始終流傳，一直不衰。
陶傑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民族性」等玄而又玄的概念，具體化成了非常物質非常有機的文化「DNA」（請注意，他所說的文化「DNA」又和「Meme」不同），彷彿民族性是種深深根植在一個身體上的東西，難以割捨，怎麼自覺怎麼改造都不會有用。說到這裏，就已經近乎種族主義了，似乎一個人或者一個社群的成員，之所以有某種和行為某種心態，全是與生俱來，命中註定。當然，文化「DNA」這類組合本身很矛盾，因為一樣物事既然是文化的，它多多少少就不可能完全受制於自然的身體條件；反過來說，我們也實在很難從生理的角度解釋一切文化現象。比方說很多人都覺得會排隊、守秩序，乃是香港人特質的一部份，但你該如何在香港人的基因組合上頭找到這種特質的依據呢？
一切矛盾，理論上的重重問題，皆不能妨礙陶傑縱其才具。本來就是一位作家，以形象之語，逞天賦之能，大家都不會太過深究他筆下的用字是否經得起嚴格的檢驗。於是「中國人身上有小農DNA」，和「中國文化的DNA變不了」之類的說法，漸漸就成了民間廣為流傳的套語了。
與才子氣十足的陶傑不同，陳雲自許是個嚴謹的理論家，要為今日中國和香港的局勢與難題給出一套周全的解釋。陶傑會為了效果而干犯種族論斷之大不韙，把中國文化「DNA」講成一種古已有之，始終不變的根本毛病。陳雲則先從經典和局部民俗當中提煉出一套淳美典正的已逝「華夏」，再將現在的大部份問題歸在四九年後建政的共產黨頭上。較為cynical的陶傑不只不提出任何正面的理論和行動綱領，他對香港人也是不客氣的，覺得我們就算接受過英國「高等文化」的洗禮，終究洗不掉身上「小農DNA嗰陣味」。陳雲卻標榜香港，認為我們在英治之下保住了前朝遺緒，應該以一城之力在未來反濟胡化了的中原。
陳雲不用文化「DNA」這類粗疏的字眼，可他和陶傑一樣，喜歡總體文化論斷；前者會說中國人就是如何如何，後者則曰大陸人就是怎樣怎樣（這裏所說的大陸人指的是四九年後被共產黨統治教化出來的新『人種』）。陳雲不太使用和生理相關的言詞，但他也類似陶傑，似乎相信一個包含一切的文化特質是變不了的自然。一日受過共產黨的統治，一輩子就是凶狠粗蠻的奴才，到了香港會赤化香港；留在大陸，即便將來有了民主普選，那就會變成更可怕的巨獸。而民主化過程當中，種種民主社會價值的建立，公民社會的茁壯，都改變不了中共在大陸人身上種下的「毒性」。所以陳雲才會提出大陸要是有了民主，將會變得更加危險。有趣的是，這種想法在某程度上卻呼應了許多威權政府的主張，要不是認為憲政民主不適合所有文化，不能照搬；就是拖延，覺得自己的人民還沒有準備好，必須一步「訓政」成熟，直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負責任」地實現民主。經過陳雲的轉化，文化「DNA」一類的觀念，就為今日香港本土族群主義者鋪出了一張雖然模糊但又很有魅惑力的想像框架。模糊使它很有彈性，延伸的範圍無限寬廣；魅惑，是因為它堅持內外有別，符合人類區分彼此敵我的本能需要。
在這套框架之下，雙非孕婦、跨境學童、自由行遊客、內地留學生、在港工作的內地人，以及新移民，他們全都是身懷病毒的他者。儘管他們帶來的社會効應不同，但問題歸根到底不在什麼政策設計和執行等技術細節，而是一種文化的問題，甚至一種人的問題。反對雙非孕婦來港產子，不再是個醫療資源的問題，而是反共乃至於反大陸人的問題（因為雙非孕婦產子會帶來更多壞基因）。於是，從這類社會政策的規劃，一直到政改，就全都變成了同一回事，是個敵我矛盾、「大是大非」的根本決斷。至於這種思路能不能為大家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呢？那不重要。因為真正要解決問題，通常的做法是拆開線團化整為需，個別問題個別思考。但本土族群主義者並不真的想解決問題，他們只想爽一把，期待某個爆發時刻，在那一刻解決掉一切外來勢力，自由行不來了，內地留學生消失了，新移民不見了，香港民主了，港視也在大氣電波當中開播了；防止大陸病毒入侵，讓香港永保健康的戰役也就成功了。（總體與最終二之一）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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