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25-練乙錚：「文化基因論」：港陸源同體異關係緊張
練乙錚：「文化基因論」：港陸源同體異關係緊張
2015年6月25日
春秋時代政局動盪，卻是中國哲學發芽開花的黃金時代，思想與學派開拓之廣與豐，二千多年之後的今天還未能超越。2014/15的香港，經歷了佔領運動、政改否決，在較細小地域範圍裏，同樣經歷着深邃的政局動盪，對港人的思想衝擊竟也是多方面的。
各種形式的「定於一尊」禁臠打破了，文化、政治、宗教、藝術等方面的多元探索已經啟動，連「歸英」那樣大逆不道的概念也開始有人去作較深層梳理，破解「歸英」等於「再度成為英國殖民地」的皮相說【註1】，其他方面的思想顫動，就更是如雨後春筍，無怪各類思想警察頻呼猖獗，必欲止之而後快。不過，要馴服港人不羈之念，恐怕就像克努特王喝止漸漲之潮水那樣徒勞。
關於「文化基因」的筆戰
對近日城中發生有關「文化基因」這個概念的一場筆戰，筆者不甚了了，卻對這個概念及其背後的科學根源有濃厚興趣，且不自最近起。本文旨在從兩個方面擴闊有關討論。
首先，介紹最新的生物學實證研究， 說明「文化現象」之有生物學的基因基礎，是無法簡單否定的。其次，指出一個忽略了的要點：正如基因理論能說明生物物種特徵遺傳的穩定性，卻無法解釋同一物種本身的多向變異，而必須訴諸達爾文揭櫫的「物競天擇」機制；故若論者欲論證大陸與香港的文化源同而體異，便得同時說明一種導致單一文化產生多元變異的機制，以及論證這個機制如何在港陸之間已經產生了強大作用。
文化之基因說，本來是一種類比，以物種遺傳背後的機制比照、解釋文化特徵在一群組之中的穩定延續。不過，本來只不過是一種類比的說法，卻由於一個關於斑胸草雀（zebra finch）求偶叫聲的研究，得到了初步但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斑胸草雀在澳、美兩洲廣泛繁殖，與我們過去在香港常見的麻雀同一個屬（genus）；其雄性於求偶時能發出一種特殊的悅耳叫聲，為雌性所不能；但這種叫聲卻不是該物種的本能，而是小雀與雀爸叔伯長期相處仿學得來的，而且能夠世代相傳，因此是一種「文化現象」。有趣的問題是：這個能夠遺傳的「文化現象」，有生物基因基礎嗎？
斑胸草雀求偶「文化」的生物基因
2009年，四位來自紐約市立大學、日本理化腦科學研究所、美國冷泉港實驗室的研究者合作設計了一個實驗，首先把若干隻新生的雄性斑胸草雀置於隔聲的盒子裏飼養，成長之後與正常環境中長大的雌性雀同置一實驗環境裏任其交配；這批在隔聲盒子裏成長的雄雀，因為沒有雀爸叔伯作為學習榜樣，求偶叫聲十分粗陋刺耳，證明那種自然環境裏的悅耳求偶叫聲不是本能。但是，如此交配育得的第二代雄雀，儘管從他們的爸叔伯輩學到的是那種粗陋刺耳的叫法，卻竟然包含一些改善！如是者每一代改善一些，到了第四代，實驗系的雄雀的求偶叫聲竟和大自然中的雄雀一模一樣！
得出這個實驗結果的唯一解釋，就是雄性斑胸草雀學得的求偶時的悅耳叫聲，有其生物基因基礎；這個基因基礎，加上必要的後天的培養，合成這個物種裏的一個獨特的「文化」特徵【註2】。
這個生物學的實驗結果不僅影響學術界對文化的看法，對哲學裏的「自由意志」概念，也有龐大衝擊，大大振奮了「無自由意志論」者的主張。持此論者認為，人其實沒有自由意志，一切個體和集體的行為，包括生活習慣、嗜好、信仰、偏見乃至政治取態，都是老早受基因決定的。筆者的一位朋友，智商150以上，在美國搞超級電腦有所成，是這個「無意志論」的堅實支持者。當然，大家不一定須要堅信到那個地步。拿一個關於區區一種雀鳥的簡單特徵的產生機制，擴大到在人類社會裏做同樣的結論，還不足夠。不過，「文化的生物基因說」，卻由於上述的實驗結果，已經不能一筆否定！
有「中華文化」的生物基因嗎？
加拿大籍香港華人學者、城市規劃專家梁鶴年著的《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書，十分有趣，不僅認為「文化基因」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工具，還把這個工具應用到西方文化裏去，分析了西方近代史裏的霸權興替現象，提出一個「130年的周期論」，把西方國家/民族/文化體看作生物實體，指出這些類生物實體有很相似的生命周期：近代西方經歷了西班牙、法國、英國這三個霸權，其中西班牙的霸權是從1519年取得神聖羅馬帝國領導權到1648年西伐利亞和約，共129年；法國霸權從1648年西伐利亞和約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共141年；英國霸權從1815年擊敗拿破崙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共130年；都是130年左右。
而且，按照他的話說：「大國的盛衰似乎可分四個階段：起（崛起）、承（頂峰）、轉（逆轉）、衰（衰落），每個階段在30-35年，也就是差不多一代人。第一代兢兢業業，第二代氣勢如虹，第三代好大喜功，第四代消耗殆盡。」【註3】如果用這個「類規律」推測，作者認為美國（繼英國之後的西方霸權）1945年崛起，衰落應該在2075年左右，和「科學家牛頓解讀《聖經》，預言世界末日將在公元2060年或稍後來臨」，不謀而合。如此等等。梁在加拿大退休後，近年在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任教，2002年獲中國國務院頒授予外國專家的最高榮譽——國家友誼獎；他的這本書在大陸很暢銷，所以，「文化基因」一詞在大陸學界和傳媒裏已經十分流行。
梁鶴年還認為，一、西方的文化基因主要有兩個，其一就是「自由主義」，其二就是「對真理毫不含糊的執着」；兩者的力量非凡，但是過了頭，就有很大害處；二、面對西方文化，中華文化基因裏最重要的「中庸」，就是最有力的回應與挑戰。
如果真有生物意義上的文化基因的話，則梁鶴年點出的中西文化基因差異，無疑可說是一家之言。然而，最重「中庸」的中華文化基因，卻與時時講鬥爭、處處走極端的當代「大陸文化」有非常大的差異。這種文化遺傳在大陸反成變異，如果用生物基因的理論去解釋，是什麼機制造成的呢？
文化基因變異的達爾文機制
生物學裏的物種「遺傳」（heredity）和「變異」（mutation，或稱「突變」）是一對對抗着的機制；「遺傳」因素保持物種特徵的代際穩定，而「變異」因素則剛好相反，導致單一物種作多元衍化，派生出其他具有很不相同特徵的新物種。二十世紀初年提出、五六十年代確立的「基因理論」，認為一些特殊化學分子組成的「基因」，構成「遺傳」的物質基礎；而導致基因損毀、胚變的各種內外的物理和化學因素，就是導致物種「變異」的因素。例如，飛馳於宇宙的各種強力宇宙射線（cosmic rays），就是撞擊基因並使其產生變異的一種物理因素。
但是，知道了穩定的遺傳因素有變異的可能，生物學家還須要解釋單一物種的多元變異方向。這個解釋就是達爾文提出的「物競天擇」，一種科學的「篩選」機制（和特府那臭名昭著的政改篩選機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單一的物種族群代代相傳，當中必然同時有些個體內的基因損毀、胚變、複製錯誤，產生出不同的物種，這些物種和原來的穩定物種同時在千變萬化的外在條件裏一面繁殖一面接受考驗，或無法適應環境的篩選而消失，或能夠適應環境的篩選而存活、興旺，新的穩定的不同物種就可能出現（用粵諺「死剩種」來形容很貼切）。如是者，物種不斷在變化中的宇宙環境裏遺傳、變異、篩選、存亡、衍化，就造成了包羅萬象的生物世界。
文化基因論完全可以仿照生物學的「遺傳+變異+環境篩選」的三部曲，解釋「中華文化」如何從五千年的相對單一穩定狀態突變出迥然不同、包含相異文化基因的當代「大陸文化」、「香港文化」和「台灣文化」，而且這些基因突變（genetic mutation），大致上都是像斑胸草雀的「四個世代」、梁鶴年說的約「130年」長短的時間尺度裏完成的。
中華文化在相對穩定的基因傳承中，受內外因素特別是百餘年來與西方接觸、遭遇挫折以及對這些因素的自然反應的影響，在舊有的文化基因集之外突變出新的文化基因；這些新舊文化基因，遇上了分別在1842年（香港割讓予英國）、1949年（大陸赤化）、1992-96年（台灣建立民主政體）出現的不同政經體制，經過其篩選，遂衍化出以不同的文化基因組合構成的、同源異體的「大陸文化」、「香港文化」和「台灣文化」。
陸、港、台三種不同的政經體制各自包含強大的「賞罰機制」，當中不同的賞罰規則，作用在個體和群體身上，有的不適應而連人帶着基因死亡（例如在大陸文革，含「右派」基因的個體死了不少）或在體制中沉淪（例如無法掌握英語的人在香港變成低下階層），有的能適應而升上政經高層（例如飽含三刀兩面性格基因的人在大陸）。這三種篩選賞罰機制決定三個文化變異的方向，是與達爾文提出的不同生物環境裏的強大賞罰機制「物競天擇」一模一樣的。
體制即文化、本土即開放
簡單總結：同源的「中華文化」帶着變異因素，遇上三個不同的篩選/賞罰機制，衍化出異體的陸、港、台文化。因為有上述的斑胸草雀實驗結果，這個說法已經不能單純看成是一種拾生物學牙慧而可有可無的類比，而是一種有不能輕易否定的生物遺傳實驗和基因理論為基礎的看法。
無疑，三地的異體文化都包含若干舊中華文化的基因，但包含哪些，就因地而異，因篩選機制而異。筆者認為，大陸因為她的政制，較多保留了舊中華文化裏的專制、封閉、虛偽基因，而失去了一些台灣和香港都保留得比較多的如「中庸」、「仁厚」等的良好基因。
同理，三地因為接受了不同的外來影響，獲得了不同的「外來」文化基因（可能是本有的或舊文化裏自身變異出來的新基因，在包含外來規則的篩選機制裏成為穩定的新的遺傳因子）。在香港，百多年來因為有英國人給我們強加的篩選賞罰機制，我們可以在本地人身上看到比較多梁鶴年談到的本來在西方特別明顯的「自由主義」和「對真理毫不含糊的執着」的這兩個文化基因。後者在近期政改爭拗過程中，在民主派身上尤其突出，與舊中華文化裏屬於顯性的文化基因如「差不多主義」、「權力底下的指鹿為馬主義」等比較，差異很大。
差異的大小，其實隱含一個用什麼尺度（metric）的問題，相當複雜，按下不論。重要的是：差異產生張力，更由於政治上的大小從屬關係，大陸文化事必要剷除香港文化，張力因此是以對抗性為主，十分緊張。
對近期異軍突起的「本土主義」而言，上述分析有雙重意義：一是在建構本土文化論述的時候，不可能完全排除舊中華文化的元素；一是本土文化應該包含自由主義開放性。關於前者，有了陳雲先生的華夏論述，乃自不待言。關於後者，「本土即開放」，牽涉到香港文化的特殊性，卻須要各界賢達合力作進一步的論述。
練乙錚
【註1】署名凱莉塔圖的文章〈所謂「歸英」是什麼一回事？〉解釋謂，「歸英」是基於《中英聯合聲明》失效，港人應以中國單邊廢約為由，要求英國，即簽約國的另一方向聯合國提請仲裁，宣判《聲明》無效，隨即讓香港返回1997年6月30日前的狀態，重行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文章見https://zh-tw.facebook.com/hktext/posts/935978953136329。
【註2】研究論文〈Evolution of Song Culture in the Zebra Finch〉的鏈結在http://stel.ub.edu/evolang2008/feher_etal_abstract.pdf；一個很好的通俗介紹在http://www.wired.com/2009/05/songbirdculture/。
日本理化腦科學研究所（RIKEN BSI）在埼玉縣和光市；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在美國紐約長島，1962年三位因破解DNA分子結構的諾獎得主之一的James Watson於1968年當此實驗室的主任。
【註3】梁鶴年201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的新書《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見http://www.amazon.cn/%E5%9B%BE%E4%B9%A6/dp/B00IU7B3E2；引文及有關論述見該書最後一章。
2015年6月25日
春秋時代政局動盪，卻是中國哲學發芽開花的黃金時代，思想與學派開拓之廣與豐，二千多年之後的今天還未能超越。2014/15的香港，經歷了佔領運動、政改否決，在較細小地域範圍裏，同樣經歷着深邃的政局動盪，對港人的思想衝擊竟也是多方面的。
各種形式的「定於一尊」禁臠打破了，文化、政治、宗教、藝術等方面的多元探索已經啟動，連「歸英」那樣大逆不道的概念也開始有人去作較深層梳理，破解「歸英」等於「再度成為英國殖民地」的皮相說【註1】，其他方面的思想顫動，就更是如雨後春筍，無怪各類思想警察頻呼猖獗，必欲止之而後快。不過，要馴服港人不羈之念，恐怕就像克努特王喝止漸漲之潮水那樣徒勞。
關於「文化基因」的筆戰
對近日城中發生有關「文化基因」這個概念的一場筆戰，筆者不甚了了，卻對這個概念及其背後的科學根源有濃厚興趣，且不自最近起。本文旨在從兩個方面擴闊有關討論。
首先，介紹最新的生物學實證研究， 說明「文化現象」之有生物學的基因基礎，是無法簡單否定的。其次，指出一個忽略了的要點：正如基因理論能說明生物物種特徵遺傳的穩定性，卻無法解釋同一物種本身的多向變異，而必須訴諸達爾文揭櫫的「物競天擇」機制；故若論者欲論證大陸與香港的文化源同而體異，便得同時說明一種導致單一文化產生多元變異的機制，以及論證這個機制如何在港陸之間已經產生了強大作用。
文化之基因說，本來是一種類比，以物種遺傳背後的機制比照、解釋文化特徵在一群組之中的穩定延續。不過，本來只不過是一種類比的說法，卻由於一個關於斑胸草雀（zebra finch）求偶叫聲的研究，得到了初步但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斑胸草雀在澳、美兩洲廣泛繁殖，與我們過去在香港常見的麻雀同一個屬（genus）；其雄性於求偶時能發出一種特殊的悅耳叫聲，為雌性所不能；但這種叫聲卻不是該物種的本能，而是小雀與雀爸叔伯長期相處仿學得來的，而且能夠世代相傳，因此是一種「文化現象」。有趣的問題是：這個能夠遺傳的「文化現象」，有生物基因基礎嗎？
斑胸草雀求偶「文化」的生物基因
2009年，四位來自紐約市立大學、日本理化腦科學研究所、美國冷泉港實驗室的研究者合作設計了一個實驗，首先把若干隻新生的雄性斑胸草雀置於隔聲的盒子裏飼養，成長之後與正常環境中長大的雌性雀同置一實驗環境裏任其交配；這批在隔聲盒子裏成長的雄雀，因為沒有雀爸叔伯作為學習榜樣，求偶叫聲十分粗陋刺耳，證明那種自然環境裏的悅耳求偶叫聲不是本能。但是，如此交配育得的第二代雄雀，儘管從他們的爸叔伯輩學到的是那種粗陋刺耳的叫法，卻竟然包含一些改善！如是者每一代改善一些，到了第四代，實驗系的雄雀的求偶叫聲竟和大自然中的雄雀一模一樣！
得出這個實驗結果的唯一解釋，就是雄性斑胸草雀學得的求偶時的悅耳叫聲，有其生物基因基礎；這個基因基礎，加上必要的後天的培養，合成這個物種裏的一個獨特的「文化」特徵【註2】。
這個生物學的實驗結果不僅影響學術界對文化的看法，對哲學裏的「自由意志」概念，也有龐大衝擊，大大振奮了「無自由意志論」者的主張。持此論者認為，人其實沒有自由意志，一切個體和集體的行為，包括生活習慣、嗜好、信仰、偏見乃至政治取態，都是老早受基因決定的。筆者的一位朋友，智商150以上，在美國搞超級電腦有所成，是這個「無意志論」的堅實支持者。當然，大家不一定須要堅信到那個地步。拿一個關於區區一種雀鳥的簡單特徵的產生機制，擴大到在人類社會裏做同樣的結論，還不足夠。不過，「文化的生物基因說」，卻由於上述的實驗結果，已經不能一筆否定！
有「中華文化」的生物基因嗎？
加拿大籍香港華人學者、城市規劃專家梁鶴年著的《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書，十分有趣，不僅認為「文化基因」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工具，還把這個工具應用到西方文化裏去，分析了西方近代史裏的霸權興替現象，提出一個「130年的周期論」，把西方國家/民族/文化體看作生物實體，指出這些類生物實體有很相似的生命周期：近代西方經歷了西班牙、法國、英國這三個霸權，其中西班牙的霸權是從1519年取得神聖羅馬帝國領導權到1648年西伐利亞和約，共129年；法國霸權從1648年西伐利亞和約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共141年；英國霸權從1815年擊敗拿破崙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共130年；都是130年左右。
而且，按照他的話說：「大國的盛衰似乎可分四個階段：起（崛起）、承（頂峰）、轉（逆轉）、衰（衰落），每個階段在30-35年，也就是差不多一代人。第一代兢兢業業，第二代氣勢如虹，第三代好大喜功，第四代消耗殆盡。」【註3】如果用這個「類規律」推測，作者認為美國（繼英國之後的西方霸權）1945年崛起，衰落應該在2075年左右，和「科學家牛頓解讀《聖經》，預言世界末日將在公元2060年或稍後來臨」，不謀而合。如此等等。梁在加拿大退休後，近年在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任教，2002年獲中國國務院頒授予外國專家的最高榮譽——國家友誼獎；他的這本書在大陸很暢銷，所以，「文化基因」一詞在大陸學界和傳媒裏已經十分流行。
梁鶴年還認為，一、西方的文化基因主要有兩個，其一就是「自由主義」，其二就是「對真理毫不含糊的執着」；兩者的力量非凡，但是過了頭，就有很大害處；二、面對西方文化，中華文化基因裏最重要的「中庸」，就是最有力的回應與挑戰。
如果真有生物意義上的文化基因的話，則梁鶴年點出的中西文化基因差異，無疑可說是一家之言。然而，最重「中庸」的中華文化基因，卻與時時講鬥爭、處處走極端的當代「大陸文化」有非常大的差異。這種文化遺傳在大陸反成變異，如果用生物基因的理論去解釋，是什麼機制造成的呢？
文化基因變異的達爾文機制
生物學裏的物種「遺傳」（heredity）和「變異」（mutation，或稱「突變」）是一對對抗着的機制；「遺傳」因素保持物種特徵的代際穩定，而「變異」因素則剛好相反，導致單一物種作多元衍化，派生出其他具有很不相同特徵的新物種。二十世紀初年提出、五六十年代確立的「基因理論」，認為一些特殊化學分子組成的「基因」，構成「遺傳」的物質基礎；而導致基因損毀、胚變的各種內外的物理和化學因素，就是導致物種「變異」的因素。例如，飛馳於宇宙的各種強力宇宙射線（cosmic rays），就是撞擊基因並使其產生變異的一種物理因素。
但是，知道了穩定的遺傳因素有變異的可能，生物學家還須要解釋單一物種的多元變異方向。這個解釋就是達爾文提出的「物競天擇」，一種科學的「篩選」機制（和特府那臭名昭著的政改篩選機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單一的物種族群代代相傳，當中必然同時有些個體內的基因損毀、胚變、複製錯誤，產生出不同的物種，這些物種和原來的穩定物種同時在千變萬化的外在條件裏一面繁殖一面接受考驗，或無法適應環境的篩選而消失，或能夠適應環境的篩選而存活、興旺，新的穩定的不同物種就可能出現（用粵諺「死剩種」來形容很貼切）。如是者，物種不斷在變化中的宇宙環境裏遺傳、變異、篩選、存亡、衍化，就造成了包羅萬象的生物世界。
文化基因論完全可以仿照生物學的「遺傳+變異+環境篩選」的三部曲，解釋「中華文化」如何從五千年的相對單一穩定狀態突變出迥然不同、包含相異文化基因的當代「大陸文化」、「香港文化」和「台灣文化」，而且這些基因突變（genetic mutation），大致上都是像斑胸草雀的「四個世代」、梁鶴年說的約「130年」長短的時間尺度裏完成的。
中華文化在相對穩定的基因傳承中，受內外因素特別是百餘年來與西方接觸、遭遇挫折以及對這些因素的自然反應的影響，在舊有的文化基因集之外突變出新的文化基因；這些新舊文化基因，遇上了分別在1842年（香港割讓予英國）、1949年（大陸赤化）、1992-96年（台灣建立民主政體）出現的不同政經體制，經過其篩選，遂衍化出以不同的文化基因組合構成的、同源異體的「大陸文化」、「香港文化」和「台灣文化」。
陸、港、台三種不同的政經體制各自包含強大的「賞罰機制」，當中不同的賞罰規則，作用在個體和群體身上，有的不適應而連人帶着基因死亡（例如在大陸文革，含「右派」基因的個體死了不少）或在體制中沉淪（例如無法掌握英語的人在香港變成低下階層），有的能適應而升上政經高層（例如飽含三刀兩面性格基因的人在大陸）。這三種篩選賞罰機制決定三個文化變異的方向，是與達爾文提出的不同生物環境裏的強大賞罰機制「物競天擇」一模一樣的。
體制即文化、本土即開放
簡單總結：同源的「中華文化」帶着變異因素，遇上三個不同的篩選/賞罰機制，衍化出異體的陸、港、台文化。因為有上述的斑胸草雀實驗結果，這個說法已經不能單純看成是一種拾生物學牙慧而可有可無的類比，而是一種有不能輕易否定的生物遺傳實驗和基因理論為基礎的看法。
無疑，三地的異體文化都包含若干舊中華文化的基因，但包含哪些，就因地而異，因篩選機制而異。筆者認為，大陸因為她的政制，較多保留了舊中華文化裏的專制、封閉、虛偽基因，而失去了一些台灣和香港都保留得比較多的如「中庸」、「仁厚」等的良好基因。
同理，三地因為接受了不同的外來影響，獲得了不同的「外來」文化基因（可能是本有的或舊文化裏自身變異出來的新基因，在包含外來規則的篩選機制裏成為穩定的新的遺傳因子）。在香港，百多年來因為有英國人給我們強加的篩選賞罰機制，我們可以在本地人身上看到比較多梁鶴年談到的本來在西方特別明顯的「自由主義」和「對真理毫不含糊的執着」的這兩個文化基因。後者在近期政改爭拗過程中，在民主派身上尤其突出，與舊中華文化裏屬於顯性的文化基因如「差不多主義」、「權力底下的指鹿為馬主義」等比較，差異很大。
差異的大小，其實隱含一個用什麼尺度（metric）的問題，相當複雜，按下不論。重要的是：差異產生張力，更由於政治上的大小從屬關係，大陸文化事必要剷除香港文化，張力因此是以對抗性為主，十分緊張。
對近期異軍突起的「本土主義」而言，上述分析有雙重意義：一是在建構本土文化論述的時候，不可能完全排除舊中華文化的元素；一是本土文化應該包含自由主義開放性。關於前者，有了陳雲先生的華夏論述，乃自不待言。關於後者，「本土即開放」，牽涉到香港文化的特殊性，卻須要各界賢達合力作進一步的論述。
練乙錚
【註1】署名凱莉塔圖的文章〈所謂「歸英」是什麼一回事？〉解釋謂，「歸英」是基於《中英聯合聲明》失效，港人應以中國單邊廢約為由，要求英國，即簽約國的另一方向聯合國提請仲裁，宣判《聲明》無效，隨即讓香港返回1997年6月30日前的狀態，重行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文章見https://zh-tw.facebook.com/hktext/posts/935978953136329。
【註2】研究論文〈Evolution of Song Culture in the Zebra Finch〉的鏈結在http://stel.ub.edu/evolang2008/feher_etal_abstract.pdf；一個很好的通俗介紹在http://www.wired.com/2009/05/songbirdculture/。
日本理化腦科學研究所（RIKEN BSI）在埼玉縣和光市；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在美國紐約長島，1962年三位因破解DNA分子結構的諾獎得主之一的James Watson於1968年當此實驗室的主任。
【註3】梁鶴年201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的新書《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見http://www.amazon.cn/%E5%9B%BE%E4%B9%A6/dp/B00IU7B3E2；引文及有關論述見該書最後一章。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