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26-林沛理：有能者退之，無能者居之
林沛理：有能者退之，無能者居之
21:14 26/6/2015
【明報專訊】從政的成功關鍵是什麼？是運氣好。對政客來說，什麼人與你為敵是生死攸關的問題。英文所謂的「lucky in their enemies」，就是這個意思。試想，如果2000年總統大選小布殊的對手不是態度傲慢、演說生硬的戈爾而是親和力十足的克林頓；又或者2012年奧巴馬競選連任要面對的不是口不擇言、不知民間疾苦的羅姆尼，美國的歷史可能已經改寫。
在香港，梁振英在2012年以黑馬的姿態當選行政長官，也是因為他的「對手運」出奇地好。他的對手唐英年是他自己最大的敵人。在一場名義上3人競逐，但實際上只有2人有望勝出的「two-horse race」中，有望勝出的其中一人變成「沒有可能的選擇」（unelectable），另外一人就必然當選。
可是，原來在政壇上也是「沒有最好運，只有更好運」。比梁振英的「對手運」更勝一籌的是泛民。政改方案無法通過早成定局，但在恍如一盤散沙的建制派議員自編自導自演下，它的「死」由嚴肅的悲劇變成滑稽的鬧劇。在這個過程中，被奪去尊嚴的不止是通過方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有不管是贊成抑或反對方案、情何以堪的香港人。這班烏合之眾就是管治這個城市的「精英」？他們不禁要問：「我做錯了什麼，竟落得如斯田地？」（What have we done to deserve this？）
在這方面，北京有無可推卸的責任。領導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抗德國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總理克烈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說 ，戰爭太重要，不可以讓軍方的管理層自把自為（War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the generals.）。
管治交付無能者 該當何罪
同樣，政治太重要，不可以讓政客為所欲為（Politics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the politicians.），更何况是一批眼中只有自己利益的業餘政客？北京既然收回香港的主權，就有責任確保香港得到良好的管治。父母疏忽照顧年幼的子女，是可受懲處的刑事罪行；北京冥頑不靈地將管治香港的重任交付無能之人，又該當何罪？港人治港要成功，關鍵不止在「港人」，也在「治港」。這一點，北京應該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當然，在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管治人才難求更難留也是事實。湯家驊辭任立法會議員令人惋嘆，因為在立法會，他是少數不會是非不分地抹黑政敵和攻擊政府的民主派議員。身為律師的他有知識分子的誠信（intellectual honesty）——尊重知識、強調理性和相信事實。
問題是這樣的正人君子是否不應涉足政治？政治也許是要致對手於死地的血腥運動（blood sport），但若然香港的政治環境、傳媒生態和官民關係沒有那樣扭曲，人格和誠信，中國人口中的禮義廉恥，英文所謂的「sense of decency」，還是可以得到政敵尊重、選民認可和傳媒嘉許的政治美德。
很可惜，香港政壇玩的是互揭瘡疤和泥淖摔角那一套。建制派視從政與從商無異，追求的是他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泛民口口聲聲說要爭取民主，但他們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並不重視民主原則的實踐，更往往踐踏民主的價值。這樣一個你輸我贏、你死我活的殺戮戰場，又豈是正人君子安身立命之所？他們下堂求去是遲早的事情。於是，劣幣不斷驅逐良幣，剩下來的就是那些擅長玩香港政治這個骯髒遊戲的老手。他們入鮑魚之肆太久，早已不聞其臭。
君子不立危牆之下，更不會出賣自己的人格、原則和尊嚴，難怪愈來愈多有識之士決定不沾香港政治這淌渾水。香港目前最大的管治危機，是有能者退之，無能者居之。可以斷言，由於香港的政壇、媒體以至社會大眾愈來愈賤視文明社會的基本行為準則，精英撤離政治參與和社會服務的情况會愈來愈嚴重，湯家驊辭官僅是冰山一角。
羞與為伍 人才大撤退
今日香港的人才大撤退——姑且稱之為「the great withdrawal」—— 源於一種強烈的厭惡、反感和羞與為伍的情緒，這與97前源於恐慌的香港人移民潮不能直接相比，但它正逐步掏空香港的管治人才，產生的政治和社會後果不可低估。
林沛理
專欄作家
21:14 26/6/2015
【明報專訊】從政的成功關鍵是什麼？是運氣好。對政客來說，什麼人與你為敵是生死攸關的問題。英文所謂的「lucky in their enemies」，就是這個意思。試想，如果2000年總統大選小布殊的對手不是態度傲慢、演說生硬的戈爾而是親和力十足的克林頓；又或者2012年奧巴馬競選連任要面對的不是口不擇言、不知民間疾苦的羅姆尼，美國的歷史可能已經改寫。
在香港，梁振英在2012年以黑馬的姿態當選行政長官，也是因為他的「對手運」出奇地好。他的對手唐英年是他自己最大的敵人。在一場名義上3人競逐，但實際上只有2人有望勝出的「two-horse race」中，有望勝出的其中一人變成「沒有可能的選擇」（unelectable），另外一人就必然當選。
可是，原來在政壇上也是「沒有最好運，只有更好運」。比梁振英的「對手運」更勝一籌的是泛民。政改方案無法通過早成定局，但在恍如一盤散沙的建制派議員自編自導自演下，它的「死」由嚴肅的悲劇變成滑稽的鬧劇。在這個過程中，被奪去尊嚴的不止是通過方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有不管是贊成抑或反對方案、情何以堪的香港人。這班烏合之眾就是管治這個城市的「精英」？他們不禁要問：「我做錯了什麼，竟落得如斯田地？」（What have we done to deserve this？）
在這方面，北京有無可推卸的責任。領導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抗德國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總理克烈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說 ，戰爭太重要，不可以讓軍方的管理層自把自為（War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the generals.）。
管治交付無能者 該當何罪
同樣，政治太重要，不可以讓政客為所欲為（Politics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the politicians.），更何况是一批眼中只有自己利益的業餘政客？北京既然收回香港的主權，就有責任確保香港得到良好的管治。父母疏忽照顧年幼的子女，是可受懲處的刑事罪行；北京冥頑不靈地將管治香港的重任交付無能之人，又該當何罪？港人治港要成功，關鍵不止在「港人」，也在「治港」。這一點，北京應該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當然，在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管治人才難求更難留也是事實。湯家驊辭任立法會議員令人惋嘆，因為在立法會，他是少數不會是非不分地抹黑政敵和攻擊政府的民主派議員。身為律師的他有知識分子的誠信（intellectual honesty）——尊重知識、強調理性和相信事實。
問題是這樣的正人君子是否不應涉足政治？政治也許是要致對手於死地的血腥運動（blood sport），但若然香港的政治環境、傳媒生態和官民關係沒有那樣扭曲，人格和誠信，中國人口中的禮義廉恥，英文所謂的「sense of decency」，還是可以得到政敵尊重、選民認可和傳媒嘉許的政治美德。
很可惜，香港政壇玩的是互揭瘡疤和泥淖摔角那一套。建制派視從政與從商無異，追求的是他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泛民口口聲聲說要爭取民主，但他們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並不重視民主原則的實踐，更往往踐踏民主的價值。這樣一個你輸我贏、你死我活的殺戮戰場，又豈是正人君子安身立命之所？他們下堂求去是遲早的事情。於是，劣幣不斷驅逐良幣，剩下來的就是那些擅長玩香港政治這個骯髒遊戲的老手。他們入鮑魚之肆太久，早已不聞其臭。
君子不立危牆之下，更不會出賣自己的人格、原則和尊嚴，難怪愈來愈多有識之士決定不沾香港政治這淌渾水。香港目前最大的管治危機，是有能者退之，無能者居之。可以斷言，由於香港的政壇、媒體以至社會大眾愈來愈賤視文明社會的基本行為準則，精英撤離政治參與和社會服務的情况會愈來愈嚴重，湯家驊辭官僅是冰山一角。
羞與為伍 人才大撤退
今日香港的人才大撤退——姑且稱之為「the great withdrawal」—— 源於一種強烈的厭惡、反感和羞與為伍的情緒，這與97前源於恐慌的香港人移民潮不能直接相比，但它正逐步掏空香港的管治人才，產生的政治和社會後果不可低估。
林沛理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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