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28-梁文道：陶傑到底想說什麼？
梁文道：陶傑到底想說什麼？
22:20 28/6/2015
今天我本來應該要接着分析香港本土族群主義的盲點與疑問，但是我看到了陶傑先生對拙文的回應。近年我對快速反應式「筆戰」的糾纏已經沒有太大的興趣，可是陶傑先生的說法卻使我不得不立刻答覆。
表面上看，陶傑先生怪我意圖打爛他的「齋缽」，想要掀起「文字獄」，這種種說法都是非常奇怪的。因為他對拙作的詮釋，似乎正正中了他筆下傳統中國文人「DNA」的老病：總是不看文字論據，而是想在其中猜測作者的用心，而且還總是要把那個用心往「不可告人」的壞路子上聯想。為什麼對中國「文化DNA」深惡痛絕的他，會不自覺地在此刻重演他往昔時常批判的問題？這麼上綱上線的想法，本來是沒什麼好討論的了。不過，只要稍稍再想，便會發現陶傑先生的猜測是有原由的，而且十分現實，必須正視。
當前香港輿論環境之惡劣，已非新聞。但在凡事只問立場，拒絕對話，與動不動就惡言相向之外，我們可能還沒注意到後面更大的危險。在一個正常、公正，並且自由的環境底下，不同意見回響交鋒，原是一件最自然不過的美事。然而，有些地方的所謂「辯論」卻非如此。在那些地方（例如大陸），有的主張是不證自明的，有的意見是在辯論之前就已經大獲全勝的，而且它們還能得到權力的祝福，可以獲得最大程度的傳佈。至於它們的反方，甚或只是和它們不一樣的聲音，則早在發出之前就已經被判定是噪音和邪說了。不只這些意見要受到壓抑，就連說出它們的人也都要受到懲罰，在這種情況底下，辯論就變質成了公審，說理變成了批鬥；真理不會越辯越明，因為真理一開始就被供奉在枱上了，不須發現，只要遵從。
香港是否已經快要變成這樣的地方？一個在言論上政治不正確的人會丟掉飯碗，一個在思想上不符權力要求的人會被消音滅聲？我想這就是陶傑先生擔憂的背景。
在香港批判本土族群主義，由是陷入兩難。一方面，你會被熱血的網民對付，說你出賣香港，投靠中共，怎麼說都不對。另一方面，這種批判卻又是天生地政治正確，好像在權力面前立於不敗之地，只要受得了唾面之辱，怎麼講都不怕。這樣子的辯論還有什麼意思？如果我對某些本土主義者的批評會為他們帶來實際而具體的影響，這算不算是伯仁因我而死？我算不算是權力的幫兇？感謝陶傑，這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是他的回應令我反省，也許我該就此罷筆，再也不在本土主義這個議題上隨意點名道姓。
接下來我要向陶傑先生鄭重道歉，拙作言語不清，使他和讀者生了這麼大的誤會。其實〈全部問題都是同一個問題〉和陶傑先生相關的部份，完全可以簡化為三點：一、「民族性」這個觀念很有問題，在政治討論之中夾雜這麼玄虛的東西，更是不起任何益處。二、香港本土族群主義的問題之一，就是過份倚重這個觀念，並且把它實體化為自然遺傳之類的東西，形成一套「社會就是身體，政治就是防疫」的隱喻框架。三、在香港有關「民族性」的討論當中，陶傑先生的影響很大。把「民族性」比喻為「文化DNA」，正是由他開始流行。
請注意，這是對一個觀念流傳與變形過程的分析，絕非責任追究。是指出當前本土族群主義的背後，有陶傑先生言論的養份；而非指責陶傑先生是本土族群主義的始作俑者，要他在政治上承擔責任。這就好比探討德國納粹興起的文化背景時，有很多人會注意到希特勒對尼采的解讀和推崇，從而分析尼采哲學在納粹那裏所產生的作用。但是我們怎麼可能因此判定尼采是個納粹思想家，並且把納粹的罪責攤分到他頭上呢？這個道理十分簡單，猶如馬克思不必為赤柬的屠殺負責，耶穌也不必為歐洲近世的宗教戰爭負責。
至於「民族性」與「文化基因」這些觀念是否科學，在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時又是否有效，反正論者已有不少，我就不在此贅言了。除了一點，在陶傑先生為我們開列的「民族性」書單當中（我必須承認，其中多數是我沒讀過的。在下孤陋，受教了），大部份都是五十年以前的舊材料，而且以文人評論為主，並非今日嚴格意義下的人文社科論著。這個特點恰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陶傑先生在當代華文世界裏的定位，以及他所繼承的文化譜系。
有些朋友看陶傑先生時不時拿我開玩笑，見我偶而也忍不住要諷刺他的民族議說及行文風格，大概以為我們素有私怨。誠然，我無法贊同他對某些議題的分析；可我卻是他的忠實讀者，多年來總是一邊讀着他的文章一邊哈哈大笑。欣賞他的文字，卻不只是為了它們表面上的尖刻幽默，更是為了其背後有股久違了的精神氣質。這種氣質，來自他那份書單裏頭所貫穿的一種華人知識份子傳統。
「民族性」這類說法在中文世界的流傳，始自清末。當時一些知識份子苦苦尋思中國困境之由來與出路，又受到了西方民族主義等諸種思潮的影響，於是越想越深，越看越大，最後就把一切問題的根源歸在「民族性」這個範疇上了。再過一段時間，民族性批判就成了一群中國文人最熱衷最擅長的知識活動，或者把它當做學術上的理論課題，又或者把它揉進小說雜文。這種針對中國民族性的考掘和批評往往非常鋒銳，尤其魯迅，幾乎到了毫不留情的地步。要是放在今天，一定會被五毛憤情圍剿，說它們是洋奴心態，自卑自賤。然而，在表象上的嘻笑怒罵後頭，民族性批判的真正用心卻是很嚴肅的，這群文人知識份子對中國文化的情感，實在要比任何把愛國當成口頭禪的小人深得太多。愛之深，責之切；恨其不爭，於是不惜忍痛一層層地剖開自我。就算你再不同意他們手上的工具和觀念上的立足點，也不能不受到這份苦心孤詣的感動。
我讀陶傑，讀到的就是從蔡元培、魯迅，一直到柏楊這一脈下來的精神傳承。人人說他，崇洋媚外；卻看不到那些凡事皆以英國為美的言論，其實是他在文字和言語上最激烈的迂迴「表演」。人人罵他自貶自賤，卻見不着他遊戲人間的姿態底下，竟是至古老的「弄臣」裝扮，以博君一粲的姿勢發出曠野先知式的警言。他在傳統中華文化上的修養，固然要比當今不少愛國賊深湛；他對這個傳統的戀慕，恐怕更是那些膚淺小人一輩子也都體會不到的。
我想，一貫保持調皮形象的陶傑萬萬不會同意我這麼說他，許多看客也必然要笑我強做解人；可是我卻真能讀他讀到起雞皮疙瘩的地步，沒想到這個世界上還有「膠」到這個地步的「大中華膠」，在下自愧不如。
如此陶傑，又怎會和「港獨」拉上關係？在他筆下，無論是大陸人還是香港人，其實全是可笑復可憐的中國人；不管是一天到晚吵着要收拾香港的大陸憤青，還是熱血上頭的本土族群主義者，也都是可以消遣可以嘲弄的儍蛋。一見陶傑恥笑「強國人」就忍不住拍手叫好的家伙，以及把他的「小農文化DNA」當成反蝗利器的朋友，可能從未真正讀懂陶傑，他們似乎沒能發現自己身上也有揮之不去的「小農文化DNA」。在陶傑眼中，香港人與「強國人」的距離，只在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而已，不會更多，甚至可能更少。
梁文道
電郵 :bibliophile.apple@gmail.com
22:20 28/6/2015
今天我本來應該要接着分析香港本土族群主義的盲點與疑問，但是我看到了陶傑先生對拙文的回應。近年我對快速反應式「筆戰」的糾纏已經沒有太大的興趣，可是陶傑先生的說法卻使我不得不立刻答覆。
表面上看，陶傑先生怪我意圖打爛他的「齋缽」，想要掀起「文字獄」，這種種說法都是非常奇怪的。因為他對拙作的詮釋，似乎正正中了他筆下傳統中國文人「DNA」的老病：總是不看文字論據，而是想在其中猜測作者的用心，而且還總是要把那個用心往「不可告人」的壞路子上聯想。為什麼對中國「文化DNA」深惡痛絕的他，會不自覺地在此刻重演他往昔時常批判的問題？這麼上綱上線的想法，本來是沒什麼好討論的了。不過，只要稍稍再想，便會發現陶傑先生的猜測是有原由的，而且十分現實，必須正視。
當前香港輿論環境之惡劣，已非新聞。但在凡事只問立場，拒絕對話，與動不動就惡言相向之外，我們可能還沒注意到後面更大的危險。在一個正常、公正，並且自由的環境底下，不同意見回響交鋒，原是一件最自然不過的美事。然而，有些地方的所謂「辯論」卻非如此。在那些地方（例如大陸），有的主張是不證自明的，有的意見是在辯論之前就已經大獲全勝的，而且它們還能得到權力的祝福，可以獲得最大程度的傳佈。至於它們的反方，甚或只是和它們不一樣的聲音，則早在發出之前就已經被判定是噪音和邪說了。不只這些意見要受到壓抑，就連說出它們的人也都要受到懲罰，在這種情況底下，辯論就變質成了公審，說理變成了批鬥；真理不會越辯越明，因為真理一開始就被供奉在枱上了，不須發現，只要遵從。
香港是否已經快要變成這樣的地方？一個在言論上政治不正確的人會丟掉飯碗，一個在思想上不符權力要求的人會被消音滅聲？我想這就是陶傑先生擔憂的背景。
在香港批判本土族群主義，由是陷入兩難。一方面，你會被熱血的網民對付，說你出賣香港，投靠中共，怎麼說都不對。另一方面，這種批判卻又是天生地政治正確，好像在權力面前立於不敗之地，只要受得了唾面之辱，怎麼講都不怕。這樣子的辯論還有什麼意思？如果我對某些本土主義者的批評會為他們帶來實際而具體的影響，這算不算是伯仁因我而死？我算不算是權力的幫兇？感謝陶傑，這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是他的回應令我反省，也許我該就此罷筆，再也不在本土主義這個議題上隨意點名道姓。
接下來我要向陶傑先生鄭重道歉，拙作言語不清，使他和讀者生了這麼大的誤會。其實〈全部問題都是同一個問題〉和陶傑先生相關的部份，完全可以簡化為三點：一、「民族性」這個觀念很有問題，在政治討論之中夾雜這麼玄虛的東西，更是不起任何益處。二、香港本土族群主義的問題之一，就是過份倚重這個觀念，並且把它實體化為自然遺傳之類的東西，形成一套「社會就是身體，政治就是防疫」的隱喻框架。三、在香港有關「民族性」的討論當中，陶傑先生的影響很大。把「民族性」比喻為「文化DNA」，正是由他開始流行。
請注意，這是對一個觀念流傳與變形過程的分析，絕非責任追究。是指出當前本土族群主義的背後，有陶傑先生言論的養份；而非指責陶傑先生是本土族群主義的始作俑者，要他在政治上承擔責任。這就好比探討德國納粹興起的文化背景時，有很多人會注意到希特勒對尼采的解讀和推崇，從而分析尼采哲學在納粹那裏所產生的作用。但是我們怎麼可能因此判定尼采是個納粹思想家，並且把納粹的罪責攤分到他頭上呢？這個道理十分簡單，猶如馬克思不必為赤柬的屠殺負責，耶穌也不必為歐洲近世的宗教戰爭負責。
至於「民族性」與「文化基因」這些觀念是否科學，在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時又是否有效，反正論者已有不少，我就不在此贅言了。除了一點，在陶傑先生為我們開列的「民族性」書單當中（我必須承認，其中多數是我沒讀過的。在下孤陋，受教了），大部份都是五十年以前的舊材料，而且以文人評論為主，並非今日嚴格意義下的人文社科論著。這個特點恰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陶傑先生在當代華文世界裏的定位，以及他所繼承的文化譜系。
有些朋友看陶傑先生時不時拿我開玩笑，見我偶而也忍不住要諷刺他的民族議說及行文風格，大概以為我們素有私怨。誠然，我無法贊同他對某些議題的分析；可我卻是他的忠實讀者，多年來總是一邊讀着他的文章一邊哈哈大笑。欣賞他的文字，卻不只是為了它們表面上的尖刻幽默，更是為了其背後有股久違了的精神氣質。這種氣質，來自他那份書單裏頭所貫穿的一種華人知識份子傳統。
「民族性」這類說法在中文世界的流傳，始自清末。當時一些知識份子苦苦尋思中國困境之由來與出路，又受到了西方民族主義等諸種思潮的影響，於是越想越深，越看越大，最後就把一切問題的根源歸在「民族性」這個範疇上了。再過一段時間，民族性批判就成了一群中國文人最熱衷最擅長的知識活動，或者把它當做學術上的理論課題，又或者把它揉進小說雜文。這種針對中國民族性的考掘和批評往往非常鋒銳，尤其魯迅，幾乎到了毫不留情的地步。要是放在今天，一定會被五毛憤情圍剿，說它們是洋奴心態，自卑自賤。然而，在表象上的嘻笑怒罵後頭，民族性批判的真正用心卻是很嚴肅的，這群文人知識份子對中國文化的情感，實在要比任何把愛國當成口頭禪的小人深得太多。愛之深，責之切；恨其不爭，於是不惜忍痛一層層地剖開自我。就算你再不同意他們手上的工具和觀念上的立足點，也不能不受到這份苦心孤詣的感動。
我讀陶傑，讀到的就是從蔡元培、魯迅，一直到柏楊這一脈下來的精神傳承。人人說他，崇洋媚外；卻看不到那些凡事皆以英國為美的言論，其實是他在文字和言語上最激烈的迂迴「表演」。人人罵他自貶自賤，卻見不着他遊戲人間的姿態底下，竟是至古老的「弄臣」裝扮，以博君一粲的姿勢發出曠野先知式的警言。他在傳統中華文化上的修養，固然要比當今不少愛國賊深湛；他對這個傳統的戀慕，恐怕更是那些膚淺小人一輩子也都體會不到的。
我想，一貫保持調皮形象的陶傑萬萬不會同意我這麼說他，許多看客也必然要笑我強做解人；可是我卻真能讀他讀到起雞皮疙瘩的地步，沒想到這個世界上還有「膠」到這個地步的「大中華膠」，在下自愧不如。
如此陶傑，又怎會和「港獨」拉上關係？在他筆下，無論是大陸人還是香港人，其實全是可笑復可憐的中國人；不管是一天到晚吵着要收拾香港的大陸憤青，還是熱血上頭的本土族群主義者，也都是可以消遣可以嘲弄的儍蛋。一見陶傑恥笑「強國人」就忍不住拍手叫好的家伙，以及把他的「小農文化DNA」當成反蝗利器的朋友，可能從未真正讀懂陶傑，他們似乎沒能發現自己身上也有揮之不去的「小農文化DNA」。在陶傑眼中，香港人與「強國人」的距離，只在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而已，不會更多，甚至可能更少。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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