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01-尼采達人黃國鉅：尼采絕望中的啟示，在悲觀中提煉積極精神
尼采達人黃國鉅：尼采絕望中的啟示，在悲觀中提煉積極精神
2017/10/1
【明報專訊】絕望之所以可怕，因為它將人推向犬儒。
黃國鉅記得，他從前一位學生，曾經激進，積極投身於社會運動，直至經歷過天星皇后數役的失敗後，便沒有再見過他。「看着他一路慢慢改變，比如，他後來會經常掛在嘴邊：『長毛也不過是搵食啫』」。
懷着強烈的理想主義看世界，是青春無可避免的熱病，經不起醜惡的社會現實衝擊，有人選擇折衷；有人從挫折中康復；也有人一病不起，「理想主義幻滅後，他不能接受這個世界，變成犬儒，今天的中國大陸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六四後，整個國家向錢看：『六四這班人好蠢』。」還記得跑馬地舞台上用歌聲聲討殺人政權的藝人？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在搖身一變成為北上搵銀的愛國「偽人」之前，他們有沒有經歷這樣的一重心理轉折，像當年的黃國鉅？
八九學運後讀《悲劇的誕生》
「那時覺得，這個國家沒有希望，我們這樣愛她，但她不值得我們去愛，所以抗拒。」
一九八九年，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黃國鉅是香港大學學苑的總編輯。七十年代學運火紅歲月無以為繼，那時流行說「學運已死」，到看見香港有數千人出來遊行聲援北京廣場上的學生，「大家又講，學運又『生番』了。」年輕的黃國鉅組織、遊行，在學生報上奮筆疾書，如三年前雨傘下的學生，街道上盡情揮灑理想主義的汗水。未幾，槍聲一響，才剛燃起的希望，又再次一沉不起。
失望，希望，再失望，經歷數波起落，該如何梳理悲觀，「覺得政治上再無作為，第三年『落莊』後，便全身而退，去讀書。」走入圖書館，拿起人生中第一本尼采的書，便是《悲劇的誕生》，彷彿一切自有安排，「當然你事後回看可以這樣說，但當時是沒有意識的」。
尼采，這條哲學路徑
不過是本身對希臘文化有着濃厚興趣，尼采剛好提供了一條哲學路徑，讓他走進希臘悲劇的世界。但，或許也不妨倒果為因——二十五年後，他將多年研讀尼采的心得著成《尼采：從酒神到超人》一書，黑封皮底下的四百頁紙記錄了德國哲人尼采如何在悲觀中提煉積極精神。「有人告訴我，學生在佔領期間，在帳篷中看這本書，或者，傘運期間一路有朋友和我傾，好絕望，你有沒有尼采護身？」
於是，傘後三周年後的星期五，數十人擠滿於北角一間咖啡店內，翹首以盼聽他說尼采在絕望中的啟示，「周保松找我，想我講一些政治和哲學的關係，他自然提到尼采，我也很猶豫」。對於尼采，要特別小心，歷史上，尼采思想便曾為納粹德軍抽取挪移，成為法西斯主義基石，廣義來說，它甚至不能被當成是政治哲學，而是一種個人精神面向上的啟示，「但對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是，如果哲學不能夠回應時代，那它只是IQ題」。即便歷史上，不少經歷過政治改革上挫敗的地區，也曾經在社會低氣壓的漩渦中，捲起一股尼采熱。
對個人自由與集體愚昧的矛盾批判
「在台灣，八十年代解嚴之後，突然對尼采很有興趣，比如陳鼓應、寫過《野鴿子的黃昏》的王尚義，便講很多存在主義的東西。」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期間，民間知識分子之間推崇尼采，尤其他對於個人自由與集體愚昧之間矛盾的批判，便是早期劉曉波的精神支柱。或者更早之前，國學大師王國維的悲觀主義，以至魯迅在《野草．希望》中引用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便頗有尼采之風。先賢大哲在國難連連中思考絕望，來到香港，七十九天雨傘無功而還，我們終初嘗絕望的滋味；連儂牆上的最後畫面「就算失望，不能絕望」深烙人心，然而什麼是絕望，為什麼絕望？為什麼不能絕望？
誤判現實，所以絕望？
「香港現在的環境，不是絕望如西藏，或者庫爾德應該更慘？我們要有一個客觀而理性的認知，對所謂的絕望。我們是不是期望太大，所以絕望？」雨傘爭取普選不果，接連有議員被DQ，學生領袖被判入獄，壞與更壞之間，說現况其實沒有很壞，會不會有點阿Q？不，黃國鉅指出，是我們一開始由誤判的現實去開展想像。
成功爭取的假象
「我常覺得，在大學講政治哲學，講民主自由是很奢侈的；講John Rawls，講正義論、公平分配，香港還未去到這個階段，我們連民主政制也未；我們每天在講爭取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其實不過是在有限的民主空間之內，他給你小小反應，制度不改變，我們期望的社會分配正義也不會出現。」這種成功爭取的假象，是嶺大文化研究系退休副教授羅永生所說的虛擬自由主義，自老一輩民主派全情投入玩議會遊戲起，愈發不能自拔；有牀鋪有被蓋，連冷氣都有了，渾忘自己仍然是圈養之下的豬，試圖以雙腳站立的姿態走出去，卻發現四圍沒有門，自己原來身處於豬欄，虛幻的希望破滅，跌進絕望之中。
認知上絕望 行動上不絕望
「但尼采有趣的地方是，認知上可以是絕望，但行動上不絕望；這便是他早期的說法——堅強的悲觀主義。」堅強者理應樂觀，悲觀者當視為懦弱，兩種不應重疊的狀態之間的連結，源自一種尼采式的宇宙觀，「有毁滅，也有不斷創造，然後又毁滅，沒有事情是永恆，命運中的荒謬才是常態來」。在這種灰到盡頭的認知底下，黃國鉅說，抗爭者會經歷三個階段，首先，我們會被局勢牽着情緒，大起大落：這邊廂因為十六子入獄已絕望到谷底，頃刻又因為馮敬恩判社會服務令、反港獨鬧劇燒着何君堯後欄而狂喜，「這種大起大落是不好的，當能夠去到相對平靜而堅定的信念時，一個長期抗爭者應該進入Stoical（斯多亞學派）的狀態」。斯多亞主義源自希臘羅馬，它訴諸於一種聖人理想，以一種平衡，幾近冷漠的心境應對潮起潮落，黃國鉅說，羅馬帝國的凱撒能夠日間打仗征戰、晚間讀書寫字，仗賴的便是這種斯多亞式的修練。
酒神的理性狀態
「但stoical的狀態有時也要需要酒神式的狀態。」酒神，是希臘神話中宙斯的私生子，有一次祂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到城外歌舞狂歡，一直不願意承認酒神神祇地位的城主，既害怕酒神的出現會破壞城邦秩序，另一方面又按捺不住好奇，於是裝扮成獅子躲在山林偷看，卻給狂歡中的母親當成真獅子獵殺。「酒神這東西，要不你便加入，要不你便被祂毁滅；尼采便是以祂作喻，當個體的毁滅進入一種集體瘋狂之中，你看到的宇宙是不同的，你甚至會將一些很殘酷、好血腥的東西，當成一種celebration，本來看似不過是遠古的宗教儀式，到了尼采手上，便成了一種宇宙觀，一種哲學精神。」在酒神的狀態中，我們看穿宇宙的虛妄，個體的意義在宇宙之中小於微塵，頃刻間灰飛煙滅，但在醉狂的極樂與極痛之中狂歡，酒神卻又保持理性，了解在虛無之下，唯有能掌握的只有自身的存在，重新賦予生命意義，讓人繼續有意義地生存下去。
堅強的悲觀主義 絕望中保持希望
這種狀態，不能理性地經由辯論呈現，而需是藉由音樂，或表演去成就出來︰「劇場是一個類似有宗教儀式的東西，對於精神的洗煉和提升，有一種巧妙的作用。」
二○○七年，他改編希臘悲劇《安蒂崗妮》（Antigone），放到清拆皇后碼頭的處境中，寫成《焚城令》，映後座談，有人問：今時今日還有人做希臘悲劇嗎？
「我想於每個時代也有他的意義。」不同於希臘悲劇，中國戲劇的世界觀中，人物的臉譜黑白分明，人世間找不到的公義，由劇中的青天大老爺為你主持伸張，恍如精神鴉片，「最後發現好人有惡報，壞人有好報，我們便很沮喪，只能在戲劇中找個安慰。」相反，希臘悲劇卻是在一片文明盛世的背景下，城邦公民一同為台上角色受盡殘酷命運擺佈，萬人悲歌和唱，「好人有缺陷的地方，壞人做壞事有一個理由時，我們這樣去看歷史，看世事，我們的心態會平衡一點，梁振英幾衰，他的出現，背後也有一個理由，那我們不會這樣沮喪。作為一個社會行動者，他一定要有這種認知，最高境界便是劉曉波﹕我沒有敵人」。在藝術形式中經歷個體創造與毁滅，希臘悲劇逼令觀眾直面命運的荒謬，在角色甚至觀眾不同位置之間反思。黃國鉅認為，作為社會運動者，這正好是一種補充，在充分掌握對歷史運作規律的認知後，於絕望中保持一種希望，「堅強的悲觀主義」，也正是尼采的酒神精神。
犬儒是極權主義的最佳盟友
「如果我們整天只想着好人有好報，最終便會因為得不到而沮喪。」最後跌入犬儒主義之中：「而犬儒，是極權和民族主義的最佳盟友。」訪問期間，他鄭重地說了數次。
「為什麼會有犬儒主義？一般的群眾，那些在茶餐廳中鬧佔中的阿伯，我們如何去理解他們的心態，『為什麼香港人這樣港豬？』、『不值得為他們爭取』，這些想法是很defeating，很傷害我們的意志」。要認清犬儒的本質，犬儒，其實就是理想主義的失落，是絕望的變體，「不再相信道德，不相信理想，所有人都是收錢做事，政客搵食，無人是真心，這種心態，不會對政治有興趣，不會去投票，不會去支持某個黨，對議會政治很反感；但對國家，對強者，卻很尊崇。」犬儒中的犬，便是一頭狗，狗用懷疑的眼光看世界，但假如主人是強過牠，牠便會對主人貼貼服服。
死掉的，會長回來
記得不下一次，有記者舉着攝錄機走進反佔中、反港獨的人群中，憤怒口號此起彼落之間，參加者對於自己正在反對什麼、或相信什麼，其實未必答得出個所以然，反而最乾脆利落的回應總有一句「你們做這些沒有用的」。這種「無用」，與傘後充斥年輕人的「行動無用」論中間隔了多少重？
而極權往往窺準這一種絕望的氛圍，號以民族大義，籠絡分化，「用盡一切方法毀滅民間社會的公信力」。當法院不再獨立，當十大校長淪落到為了投誠，發表語焉不明的聲明，像中國，再沒有獨立的知識分子、專業團體、律師是國家，什麼都是國家的，直至人與人之間再無互信，「我常舉一個例子，當大家經常說，人類繼續製造污染，地球便會滅毁，那是錯的；大自然不會毁滅，被毁滅的是人類，有朝一日，當人類和工廠絕迹地球後，花花草草會重新reclaim它們的領土，同樣地，將來，香港有些什麼死掉，有些什麼會長回來？」
文﹕梁仲禮
圖﹕曾憲宗
編輯﹕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7/10/1
【明報專訊】絕望之所以可怕，因為它將人推向犬儒。
黃國鉅記得，他從前一位學生，曾經激進，積極投身於社會運動，直至經歷過天星皇后數役的失敗後，便沒有再見過他。「看着他一路慢慢改變，比如，他後來會經常掛在嘴邊：『長毛也不過是搵食啫』」。
懷着強烈的理想主義看世界，是青春無可避免的熱病，經不起醜惡的社會現實衝擊，有人選擇折衷；有人從挫折中康復；也有人一病不起，「理想主義幻滅後，他不能接受這個世界，變成犬儒，今天的中國大陸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六四後，整個國家向錢看：『六四這班人好蠢』。」還記得跑馬地舞台上用歌聲聲討殺人政權的藝人？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在搖身一變成為北上搵銀的愛國「偽人」之前，他們有沒有經歷這樣的一重心理轉折，像當年的黃國鉅？
八九學運後讀《悲劇的誕生》
「那時覺得，這個國家沒有希望，我們這樣愛她，但她不值得我們去愛，所以抗拒。」
一九八九年，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黃國鉅是香港大學學苑的總編輯。七十年代學運火紅歲月無以為繼，那時流行說「學運已死」，到看見香港有數千人出來遊行聲援北京廣場上的學生，「大家又講，學運又『生番』了。」年輕的黃國鉅組織、遊行，在學生報上奮筆疾書，如三年前雨傘下的學生，街道上盡情揮灑理想主義的汗水。未幾，槍聲一響，才剛燃起的希望，又再次一沉不起。
失望，希望，再失望，經歷數波起落，該如何梳理悲觀，「覺得政治上再無作為，第三年『落莊』後，便全身而退，去讀書。」走入圖書館，拿起人生中第一本尼采的書，便是《悲劇的誕生》，彷彿一切自有安排，「當然你事後回看可以這樣說，但當時是沒有意識的」。
尼采，這條哲學路徑
不過是本身對希臘文化有着濃厚興趣，尼采剛好提供了一條哲學路徑，讓他走進希臘悲劇的世界。但，或許也不妨倒果為因——二十五年後，他將多年研讀尼采的心得著成《尼采：從酒神到超人》一書，黑封皮底下的四百頁紙記錄了德國哲人尼采如何在悲觀中提煉積極精神。「有人告訴我，學生在佔領期間，在帳篷中看這本書，或者，傘運期間一路有朋友和我傾，好絕望，你有沒有尼采護身？」
於是，傘後三周年後的星期五，數十人擠滿於北角一間咖啡店內，翹首以盼聽他說尼采在絕望中的啟示，「周保松找我，想我講一些政治和哲學的關係，他自然提到尼采，我也很猶豫」。對於尼采，要特別小心，歷史上，尼采思想便曾為納粹德軍抽取挪移，成為法西斯主義基石，廣義來說，它甚至不能被當成是政治哲學，而是一種個人精神面向上的啟示，「但對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是，如果哲學不能夠回應時代，那它只是IQ題」。即便歷史上，不少經歷過政治改革上挫敗的地區，也曾經在社會低氣壓的漩渦中，捲起一股尼采熱。
對個人自由與集體愚昧的矛盾批判
「在台灣，八十年代解嚴之後，突然對尼采很有興趣，比如陳鼓應、寫過《野鴿子的黃昏》的王尚義，便講很多存在主義的東西。」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期間，民間知識分子之間推崇尼采，尤其他對於個人自由與集體愚昧之間矛盾的批判，便是早期劉曉波的精神支柱。或者更早之前，國學大師王國維的悲觀主義，以至魯迅在《野草．希望》中引用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便頗有尼采之風。先賢大哲在國難連連中思考絕望，來到香港，七十九天雨傘無功而還，我們終初嘗絕望的滋味；連儂牆上的最後畫面「就算失望，不能絕望」深烙人心，然而什麼是絕望，為什麼絕望？為什麼不能絕望？
誤判現實，所以絕望？
「香港現在的環境，不是絕望如西藏，或者庫爾德應該更慘？我們要有一個客觀而理性的認知，對所謂的絕望。我們是不是期望太大，所以絕望？」雨傘爭取普選不果，接連有議員被DQ，學生領袖被判入獄，壞與更壞之間，說現况其實沒有很壞，會不會有點阿Q？不，黃國鉅指出，是我們一開始由誤判的現實去開展想像。
成功爭取的假象
「我常覺得，在大學講政治哲學，講民主自由是很奢侈的；講John Rawls，講正義論、公平分配，香港還未去到這個階段，我們連民主政制也未；我們每天在講爭取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其實不過是在有限的民主空間之內，他給你小小反應，制度不改變，我們期望的社會分配正義也不會出現。」這種成功爭取的假象，是嶺大文化研究系退休副教授羅永生所說的虛擬自由主義，自老一輩民主派全情投入玩議會遊戲起，愈發不能自拔；有牀鋪有被蓋，連冷氣都有了，渾忘自己仍然是圈養之下的豬，試圖以雙腳站立的姿態走出去，卻發現四圍沒有門，自己原來身處於豬欄，虛幻的希望破滅，跌進絕望之中。
認知上絕望 行動上不絕望
「但尼采有趣的地方是，認知上可以是絕望，但行動上不絕望；這便是他早期的說法——堅強的悲觀主義。」堅強者理應樂觀，悲觀者當視為懦弱，兩種不應重疊的狀態之間的連結，源自一種尼采式的宇宙觀，「有毁滅，也有不斷創造，然後又毁滅，沒有事情是永恆，命運中的荒謬才是常態來」。在這種灰到盡頭的認知底下，黃國鉅說，抗爭者會經歷三個階段，首先，我們會被局勢牽着情緒，大起大落：這邊廂因為十六子入獄已絕望到谷底，頃刻又因為馮敬恩判社會服務令、反港獨鬧劇燒着何君堯後欄而狂喜，「這種大起大落是不好的，當能夠去到相對平靜而堅定的信念時，一個長期抗爭者應該進入Stoical（斯多亞學派）的狀態」。斯多亞主義源自希臘羅馬，它訴諸於一種聖人理想，以一種平衡，幾近冷漠的心境應對潮起潮落，黃國鉅說，羅馬帝國的凱撒能夠日間打仗征戰、晚間讀書寫字，仗賴的便是這種斯多亞式的修練。
酒神的理性狀態
「但stoical的狀態有時也要需要酒神式的狀態。」酒神，是希臘神話中宙斯的私生子，有一次祂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到城外歌舞狂歡，一直不願意承認酒神神祇地位的城主，既害怕酒神的出現會破壞城邦秩序，另一方面又按捺不住好奇，於是裝扮成獅子躲在山林偷看，卻給狂歡中的母親當成真獅子獵殺。「酒神這東西，要不你便加入，要不你便被祂毁滅；尼采便是以祂作喻，當個體的毁滅進入一種集體瘋狂之中，你看到的宇宙是不同的，你甚至會將一些很殘酷、好血腥的東西，當成一種celebration，本來看似不過是遠古的宗教儀式，到了尼采手上，便成了一種宇宙觀，一種哲學精神。」在酒神的狀態中，我們看穿宇宙的虛妄，個體的意義在宇宙之中小於微塵，頃刻間灰飛煙滅，但在醉狂的極樂與極痛之中狂歡，酒神卻又保持理性，了解在虛無之下，唯有能掌握的只有自身的存在，重新賦予生命意義，讓人繼續有意義地生存下去。
堅強的悲觀主義 絕望中保持希望
這種狀態，不能理性地經由辯論呈現，而需是藉由音樂，或表演去成就出來︰「劇場是一個類似有宗教儀式的東西，對於精神的洗煉和提升，有一種巧妙的作用。」
二○○七年，他改編希臘悲劇《安蒂崗妮》（Antigone），放到清拆皇后碼頭的處境中，寫成《焚城令》，映後座談，有人問：今時今日還有人做希臘悲劇嗎？
「我想於每個時代也有他的意義。」不同於希臘悲劇，中國戲劇的世界觀中，人物的臉譜黑白分明，人世間找不到的公義，由劇中的青天大老爺為你主持伸張，恍如精神鴉片，「最後發現好人有惡報，壞人有好報，我們便很沮喪，只能在戲劇中找個安慰。」相反，希臘悲劇卻是在一片文明盛世的背景下，城邦公民一同為台上角色受盡殘酷命運擺佈，萬人悲歌和唱，「好人有缺陷的地方，壞人做壞事有一個理由時，我們這樣去看歷史，看世事，我們的心態會平衡一點，梁振英幾衰，他的出現，背後也有一個理由，那我們不會這樣沮喪。作為一個社會行動者，他一定要有這種認知，最高境界便是劉曉波﹕我沒有敵人」。在藝術形式中經歷個體創造與毁滅，希臘悲劇逼令觀眾直面命運的荒謬，在角色甚至觀眾不同位置之間反思。黃國鉅認為，作為社會運動者，這正好是一種補充，在充分掌握對歷史運作規律的認知後，於絕望中保持一種希望，「堅強的悲觀主義」，也正是尼采的酒神精神。
犬儒是極權主義的最佳盟友
「如果我們整天只想着好人有好報，最終便會因為得不到而沮喪。」最後跌入犬儒主義之中：「而犬儒，是極權和民族主義的最佳盟友。」訪問期間，他鄭重地說了數次。
「為什麼會有犬儒主義？一般的群眾，那些在茶餐廳中鬧佔中的阿伯，我們如何去理解他們的心態，『為什麼香港人這樣港豬？』、『不值得為他們爭取』，這些想法是很defeating，很傷害我們的意志」。要認清犬儒的本質，犬儒，其實就是理想主義的失落，是絕望的變體，「不再相信道德，不相信理想，所有人都是收錢做事，政客搵食，無人是真心，這種心態，不會對政治有興趣，不會去投票，不會去支持某個黨，對議會政治很反感；但對國家，對強者，卻很尊崇。」犬儒中的犬，便是一頭狗，狗用懷疑的眼光看世界，但假如主人是強過牠，牠便會對主人貼貼服服。
死掉的，會長回來
記得不下一次，有記者舉着攝錄機走進反佔中、反港獨的人群中，憤怒口號此起彼落之間，參加者對於自己正在反對什麼、或相信什麼，其實未必答得出個所以然，反而最乾脆利落的回應總有一句「你們做這些沒有用的」。這種「無用」，與傘後充斥年輕人的「行動無用」論中間隔了多少重？
而極權往往窺準這一種絕望的氛圍，號以民族大義，籠絡分化，「用盡一切方法毀滅民間社會的公信力」。當法院不再獨立，當十大校長淪落到為了投誠，發表語焉不明的聲明，像中國，再沒有獨立的知識分子、專業團體、律師是國家，什麼都是國家的，直至人與人之間再無互信，「我常舉一個例子，當大家經常說，人類繼續製造污染，地球便會滅毁，那是錯的；大自然不會毁滅，被毁滅的是人類，有朝一日，當人類和工廠絕迹地球後，花花草草會重新reclaim它們的領土，同樣地，將來，香港有些什麼死掉，有些什麼會長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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