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01-紐約時報中文網：「聖人」的墜落：世界是否錯看了翁山蘇姬？
紐約時報中文網：「聖人」的墜落：世界是否錯看了翁山蘇姬？
AMANDA TAUB, MAX FISHER 2017年11月01日
上月，緬甸仰光，翁山蘇姬的支持者參加跨宗教的和平祈禱會。
翁山蘇姬：光環褪去的政治偶像
翁山蘇姬作為緬甸事實上的領導者，卻在該國軍方針對羅辛亞人開展一場包含謀殺、強姦和酷刑的打擊運動時袖手旁觀。她因此成了批評人士的靶子。
華盛頓——這並不是我們預料中的美好結局。
2015年，當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領導的黨派經選舉上台執政的時候，她被普遍描繪為某種政治聖人，一個忍受住巨大的折磨，帶領人民從獨裁走向民主的偶像。
檢視大圖仰光的Ywama寺廟，它支持佛教民族主義團體緬甸愛國聯盟。翁山蘇姬在2013年曾說，佛教徒害怕「全球的穆斯林力量」。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仰光的Ywama寺廟，它支持佛教民族主義團體緬甸愛國聯盟。翁山蘇姬在2013年曾說，佛教徒害怕「全球的穆斯林力量」。
檢視大圖阿富汗前總統哈米德·卡爾扎伊2016年在喀布爾。美國曾支持他成為塔利班壓迫政權的民主替代者。
Adam Fergus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阿富汗前總統哈米德·卡爾扎伊2016年在喀布爾。美國曾支持他成為塔利班壓迫政權的民主替代者。
檢視大圖2016年，翁山蘇姬在白宮。
Al Drago/The New York Times
2016年，翁山蘇姬在白宮。
檢視大圖本月，仰光的一場支持翁山蘇姬對羅辛亞危機處理方式的遊行。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本月，仰光的一場支持翁山蘇姬對羅辛亞危機處理方式的遊行。
貝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稱頌過她。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公開與她擁抱。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乃爾(Mitch McConnell)曾說她比甘地更了不起。
然而在今天，當緬甸軍方對少數民族羅辛亞人發動一場包含殺戮、強姦和酷刑的打壓時，翁山蘇姬作為該國事實上的領導者卻袖手旁觀，因此成了全世界批評人士的靶子。
這個光環褪去的過程十分驚人，但卻又是司空見慣的故事。西方領導人總是聲援和支持某個人——通常是做出英勇犧牲的活動人士——將其當作一站式方案，用以解決獨裁統治或岌岌可危的新生民主政權所存在的問題。
在熱衷於為政治變革中的複雜問題找出簡單解決方案之際，他們忽略了他們的那些英雄身上的瑕疵，沒有料到英雄們一旦掌權將會面臨的挑戰，並且以為國家是其領導人的作品，而事實幾乎總是恰恰相反。
「我們總是讓這種解決方案停留在偶像化或妖魔化外國領導人的層面上，」研究領導人行為如何影響外交政策的高露潔大學(Colgate University)政治學家丹妮爾·拉普頓(Danielle Lupton)說。
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本就如此。但拉普頓認為，這些簡單化的評判源於一種不僅讓它們難以避免，而且一旦形成就更難更改的心理怪象。
「政治心理學中有一個概念叫做確認偏誤：你對某個結果或者這種情況下的某個人是好是壞有了先入為主的看法，」她說。這種偏見導致人們下意識地選擇強化其看法的信息，並忽略與之不一致的事實。
這一概念有助於解釋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翁山蘇姬的西方支持者似乎忽略了她可能根本不是自由民主價值觀典範的一些跡象。
例如，她在2013年接受BBC採訪時，頗為唐突地駁斥了關於羅辛亞人遭遇不斷升級的暴力的提問，說佛教徒也被迫流離失所，「雙方」都感到恐懼。被問及為什麼受暴力影響的絕大多數人都是穆斯林時，她轉移話題，說佛教徒生活在對「全球穆斯林力量」的恐懼中。
不過這類事件出現在她崛起過程中，與她的聖人形象不符，因此基本被忽略了。西方領導人繼續支持她，並竭力塑造她的合法性，他們敦促過渡政府舉行被普遍認為會把她選上台的選舉。
「確認偏誤非常強大，我們會忽略與之矛盾的信息，甚至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這樣做，」拉普頓說。
一名改革派領袖將會改變整個國家的簡單故事，在現實中鮮少成真。
美國曾支持阿富汗領導人哈米德·卡爾扎伊(Hamid Karzai)成為取代塔利班暴政的民主力量。不過，華盛頓失望地發現，卡爾扎伊非但沒有解決困擾阿富汗的腐敗和任人唯親問題，反而建立了一個此類問題嚴重的核心圈子。
「如果你把一個領導者推舉為道德典範，你也可能是在幫他鞏固權力，從而導致各種意想不到的後果，」桑德斯說。
在2004年盧安達種族滅絕事件之後，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總統在西方的支持下上台，被譽為該國的救世主。儘管他在減貧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事實證明，他是一名威權領導人。反對派政治人士的關押、流放或死亡屢見不鮮。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發現該國廣泛存在軍事拘押和酷刑。
作為一個反抗蘇丹領導人奧馬爾·哈桑·巴希爾(Omar Hassan al-Bashir)的組織，蘇丹人民解放運動(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自然獲得了我們的支持——巴希爾目前正因在達爾富爾進行種族屠殺而被起訴。但是，在該組織的軍官和盟友在新獨立的南蘇丹掌權後，他們的所作所為導致該國陷入內戰。
不是只有西方領導人做出過這種錯誤判斷。在20世紀60、70年代，世界各地的活動人士為辛巴威總統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等非洲獨立領導人的崛起歡呼雀躍，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都成了無情的獨裁者。
也有例外，比如南非種族隔離解除後的第一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不過，曼德拉這樣的領導人非常罕見，他們的成功依賴於諸多因素的匯合，至今被許多人當作不可思議的神秘事件來讚歎——包括心灰意冷的緬甸活動人士。
翁山蘇姬不是卡加梅或穆加貝，但她在上任不到20個月後，就開始顯示出這些領導人的一些特徵。
在獲得政權後，她很快就開始排擠很多支持她崛起的活動人士和公民社會團體。「現在，她只聽那些與她關係密切的人的話，」支持民主的「88世代學生團」(88 Generation Group)的活動人士、前政治犯揚妙登(U Yan Myo Thein)說。他把翁山蘇姬核心圈子的特徵描述為「個人崇拜」。
「這是獨裁者的一個特徵，」他說。
隨著國際社會對翁山蘇姬的讚譽日益增加，緬甸的一些人卻看到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她正在鞏固權力，壓制批評者。
「儘管他們聲稱自己是民主的象徵，但他們想要集中和控制一切，」著名公民社會團體Paung-Ku的領導人覺杜(Kyaw Thu)在談到該民選政府時說。他還說，「任何不支持他們的計劃的人都是敵人。」
儘管資深政策制定者似乎對自己的習慣很有信心，但年輕人開始發聲質疑，在經歷過這麼多的失望之後，國際社會是否應該從中吸取教訓。
「這種模式出現得太頻繁了，不容忽視，」貝寧的和平隊(Peace Corps)官員蒂姆·赫舍爾-伯恩斯(Tim Hirschel-Burns)在自己的個人博客上寫道。
他認為，這種基本的模式，即通過安插一位有前途的領導人來改革一個陷入困境的國家，效果可能適得其反。也許改變需要自下而上，即使那更困難，更混亂，需要更長時間。
「這些國家的人們，就像我們一樣，總體上是環境的產物，」他寫道。
他還表示，以某種方式將翁山蘇姬置於緬甸的問題之上，導致全世界只看到了她的「道德正義和勇敢，沒看到她所代表的政治力量」。
「人們所希望的民主是擺脫獨裁統治，有一個民選領導人，」史學家、前聯合國官員丹敏(Thant Myint-U)說。「但這與接受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全部理念非常不同，尤其是在涉及種族、民族或性別平等的問題上。」
值得思考的是，現在西方對翁山蘇姬的憤怒，包括取消她的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的呼聲，有多少是來自懊悔的支持者，他們曾經出力將她變成如此強大的象徵，現在則追悔莫及。
前不久，格裡菲斯亞洲研究所(Griffith Asia Institute)的教授安德魯·塞爾思(Andrew Selth)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如果翁山蘇姬現在倒台，那是因為國際社會把她捧得太高了。」
Amanda Taub自華盛頓，Max Fisher自緬甸仰光報導。
Wai Moe自仰光對本文有報導貢獻。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AMANDA TAUB, MAX FISHER 2017年11月01日
上月，緬甸仰光，翁山蘇姬的支持者參加跨宗教的和平祈禱會。
翁山蘇姬：光環褪去的政治偶像
翁山蘇姬作為緬甸事實上的領導者，卻在該國軍方針對羅辛亞人開展一場包含謀殺、強姦和酷刑的打擊運動時袖手旁觀。她因此成了批評人士的靶子。
華盛頓——這並不是我們預料中的美好結局。
2015年，當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領導的黨派經選舉上台執政的時候，她被普遍描繪為某種政治聖人，一個忍受住巨大的折磨，帶領人民從獨裁走向民主的偶像。
檢視大圖仰光的Ywama寺廟，它支持佛教民族主義團體緬甸愛國聯盟。翁山蘇姬在2013年曾說，佛教徒害怕「全球的穆斯林力量」。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仰光的Ywama寺廟，它支持佛教民族主義團體緬甸愛國聯盟。翁山蘇姬在2013年曾說，佛教徒害怕「全球的穆斯林力量」。
檢視大圖阿富汗前總統哈米德·卡爾扎伊2016年在喀布爾。美國曾支持他成為塔利班壓迫政權的民主替代者。
Adam Fergus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阿富汗前總統哈米德·卡爾扎伊2016年在喀布爾。美國曾支持他成為塔利班壓迫政權的民主替代者。
檢視大圖2016年，翁山蘇姬在白宮。
Al Drago/The New York Times
2016年，翁山蘇姬在白宮。
檢視大圖本月，仰光的一場支持翁山蘇姬對羅辛亞危機處理方式的遊行。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本月，仰光的一場支持翁山蘇姬對羅辛亞危機處理方式的遊行。
貝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稱頌過她。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公開與她擁抱。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乃爾(Mitch McConnell)曾說她比甘地更了不起。
然而在今天，當緬甸軍方對少數民族羅辛亞人發動一場包含殺戮、強姦和酷刑的打壓時，翁山蘇姬作為該國事實上的領導者卻袖手旁觀，因此成了全世界批評人士的靶子。
這個光環褪去的過程十分驚人，但卻又是司空見慣的故事。西方領導人總是聲援和支持某個人——通常是做出英勇犧牲的活動人士——將其當作一站式方案，用以解決獨裁統治或岌岌可危的新生民主政權所存在的問題。
在熱衷於為政治變革中的複雜問題找出簡單解決方案之際，他們忽略了他們的那些英雄身上的瑕疵，沒有料到英雄們一旦掌權將會面臨的挑戰，並且以為國家是其領導人的作品，而事實幾乎總是恰恰相反。
「我們總是讓這種解決方案停留在偶像化或妖魔化外國領導人的層面上，」研究領導人行為如何影響外交政策的高露潔大學(Colgate University)政治學家丹妮爾·拉普頓(Danielle Lupton)說。
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本就如此。但拉普頓認為，這些簡單化的評判源於一種不僅讓它們難以避免，而且一旦形成就更難更改的心理怪象。
「政治心理學中有一個概念叫做確認偏誤：你對某個結果或者這種情況下的某個人是好是壞有了先入為主的看法，」她說。這種偏見導致人們下意識地選擇強化其看法的信息，並忽略與之不一致的事實。
這一概念有助於解釋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翁山蘇姬的西方支持者似乎忽略了她可能根本不是自由民主價值觀典範的一些跡象。
例如，她在2013年接受BBC採訪時，頗為唐突地駁斥了關於羅辛亞人遭遇不斷升級的暴力的提問，說佛教徒也被迫流離失所，「雙方」都感到恐懼。被問及為什麼受暴力影響的絕大多數人都是穆斯林時，她轉移話題，說佛教徒生活在對「全球穆斯林力量」的恐懼中。
不過這類事件出現在她崛起過程中，與她的聖人形象不符，因此基本被忽略了。西方領導人繼續支持她，並竭力塑造她的合法性，他們敦促過渡政府舉行被普遍認為會把她選上台的選舉。
「確認偏誤非常強大，我們會忽略與之矛盾的信息，甚至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這樣做，」拉普頓說。
一名改革派領袖將會改變整個國家的簡單故事，在現實中鮮少成真。
美國曾支持阿富汗領導人哈米德·卡爾扎伊(Hamid Karzai)成為取代塔利班暴政的民主力量。不過，華盛頓失望地發現，卡爾扎伊非但沒有解決困擾阿富汗的腐敗和任人唯親問題，反而建立了一個此類問題嚴重的核心圈子。
「如果你把一個領導者推舉為道德典範，你也可能是在幫他鞏固權力，從而導致各種意想不到的後果，」桑德斯說。
在2004年盧安達種族滅絕事件之後，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總統在西方的支持下上台，被譽為該國的救世主。儘管他在減貧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事實證明，他是一名威權領導人。反對派政治人士的關押、流放或死亡屢見不鮮。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發現該國廣泛存在軍事拘押和酷刑。
作為一個反抗蘇丹領導人奧馬爾·哈桑·巴希爾(Omar Hassan al-Bashir)的組織，蘇丹人民解放運動(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自然獲得了我們的支持——巴希爾目前正因在達爾富爾進行種族屠殺而被起訴。但是，在該組織的軍官和盟友在新獨立的南蘇丹掌權後，他們的所作所為導致該國陷入內戰。
不是只有西方領導人做出過這種錯誤判斷。在20世紀60、70年代，世界各地的活動人士為辛巴威總統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等非洲獨立領導人的崛起歡呼雀躍，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都成了無情的獨裁者。
也有例外，比如南非種族隔離解除後的第一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不過，曼德拉這樣的領導人非常罕見，他們的成功依賴於諸多因素的匯合，至今被許多人當作不可思議的神秘事件來讚歎——包括心灰意冷的緬甸活動人士。
翁山蘇姬不是卡加梅或穆加貝，但她在上任不到20個月後，就開始顯示出這些領導人的一些特徵。
在獲得政權後，她很快就開始排擠很多支持她崛起的活動人士和公民社會團體。「現在，她只聽那些與她關係密切的人的話，」支持民主的「88世代學生團」(88 Generation Group)的活動人士、前政治犯揚妙登(U Yan Myo Thein)說。他把翁山蘇姬核心圈子的特徵描述為「個人崇拜」。
「這是獨裁者的一個特徵，」他說。
隨著國際社會對翁山蘇姬的讚譽日益增加，緬甸的一些人卻看到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她正在鞏固權力，壓制批評者。
「儘管他們聲稱自己是民主的象徵，但他們想要集中和控制一切，」著名公民社會團體Paung-Ku的領導人覺杜(Kyaw Thu)在談到該民選政府時說。他還說，「任何不支持他們的計劃的人都是敵人。」
儘管資深政策制定者似乎對自己的習慣很有信心，但年輕人開始發聲質疑，在經歷過這麼多的失望之後，國際社會是否應該從中吸取教訓。
「這種模式出現得太頻繁了，不容忽視，」貝寧的和平隊(Peace Corps)官員蒂姆·赫舍爾-伯恩斯(Tim Hirschel-Burns)在自己的個人博客上寫道。
他認為，這種基本的模式，即通過安插一位有前途的領導人來改革一個陷入困境的國家，效果可能適得其反。也許改變需要自下而上，即使那更困難，更混亂，需要更長時間。
「這些國家的人們，就像我們一樣，總體上是環境的產物，」他寫道。
他還表示，以某種方式將翁山蘇姬置於緬甸的問題之上，導致全世界只看到了她的「道德正義和勇敢，沒看到她所代表的政治力量」。
「人們所希望的民主是擺脫獨裁統治，有一個民選領導人，」史學家、前聯合國官員丹敏(Thant Myint-U)說。「但這與接受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全部理念非常不同，尤其是在涉及種族、民族或性別平等的問題上。」
值得思考的是，現在西方對翁山蘇姬的憤怒，包括取消她的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的呼聲，有多少是來自懊悔的支持者，他們曾經出力將她變成如此強大的象徵，現在則追悔莫及。
前不久，格裡菲斯亞洲研究所(Griffith Asia Institute)的教授安德魯·塞爾思(Andrew Selth)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如果翁山蘇姬現在倒台，那是因為國際社會把她捧得太高了。」
Amanda Taub自華盛頓，Max Fisher自緬甸仰光報導。
Wai Moe自仰光對本文有報導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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