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05-劉細良：悼念金庸，我們在悼念甚麼？

劉細良：悼念金庸，我們在悼念甚麼？
2018年11月05日


香港傳媒及文化人的虛偽，充份體現在一邊為金庸逝世而歌功頌德，一邊對於澳洲華人藝術家巴丟草作品因被大陸威嚇，香港主辦單位突然取消展覽視而不見。

金庸即使真是千世而一出的文學家小說家俠之大者，又如何，就如國學大師饒宗頤、電影人鄒文懷，大家想想假若他們沒有庇託於英治香港，會有甚麼成就可言？民國時代的國學大師，49年之後面對處處紅線的政治禁區，學術生命結束，歷史學只剩下「五朵金花」可以討論，哲學只有歷史唯物辯證法，藝術表演只有全國一台戲紅色娘子軍樣板戲。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全面貫徹在各創作領域。民國時代已成為國學大師的陳寅恪60年代沒有甚麼研究自由可言，甚至人身也失去自由，而饒宗頤則可以自由自在飛到巴黎，內地文革爆發，他正在法國及英國研究當地所藏敦煌畫稿。至於昔日與饒齊名的季羨林，那時正在大陸忙於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這些民國時代的精英人物，在中共治下面對紅線禁區，有的積極參與社會主義新人思想改造，投入政治運動，迫害其他知識分子，如季羨林；有的消極抵抗，但始終無法逃避政治黑手，過得到反右，過不了文革，一生不斷寫的作品，就是思想檢討向黨交代，如蕭軍。金庸也是民國人，生於1924年，1948來香港工作，這是他一生最大的轉折。電影《一代宗師》以詠春拳葉問師傅故事為主軸，寫出成為一代宗師的三個境界：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真正令葉問、金庸、饒宗頤、鄒文懷、邵逸夫等人成為人物，其實是香港，因為香港的自由，令他們得以「見眾生」。中共禁絕人民私下習武，葉問來港後仍然在大南街港九飲食職工會授拳，晚年遇上李小龍，而李小龍因為鄒文懷的眼光，培育成為世界武打動作明星，詠春也傳遍世界。沒有自由的表達、創作及思想環境，他們怎能夠見到眾生呢？

金庸小說之所以在香港家喻戶曉，是因為70年代邵逸夫主政的無綫電視，將片廠模式移植到香港電視工業，製作長編電視劇，由此產生第一批本土電視明星汪明荃、鄭少秋、李司棋、朱江、夏雨，1976年推出改編金庸小說《書劍恩仇錄》，紅花會豪傑借電視的魅力「入屋」，1978年《倚天屠龍記》推出，自此改編金庸小說已成為電視劇名牌。我們這一代是成長於電視黃金時代，由電視接觸金庸小說，再回頭找小說去看。金庸小說改編之所以切合電視流水作業生產方式，因為本來就是商業創作，在報紙連載為了賣紙，所以要不斷有衝突位，劇情節奏要快不能拖沓，人物造型設計要突出，奇幻想像豐富，這都是市場導向下的產物。


自由環境是關鍵

悼念金庸，究竟我們在悼念甚麼？如果他是天才，大家只有惋惜一位天才的消逝，但如悼念有現實意義的話，就通過懷念金庸的創作，令香港人知道要出力去捍衞，那個曾經令葉問、金庸、饒宗頤、邵逸夫、鄒文懷等人得以「見眾生」的環境：一個自由城市！


劉細良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