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11-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你信自己的生活、世界、香港會愈來愈好嗎？——訪陳炳釗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你信自己的生活、世界、香港會愈來愈好嗎？——訪陳炳釗
2018年11月11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Part 1
2017年春夏之交，在土瓜灣牛棚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辦公室，跟劇場導演陳炳釗閒聊，得悉他有用一年時間訪問一百個香港人的想法。1999年初，他拿着攝影機去問一百個香港人兩個問題：你相信自己的生活會變得愈來愈好嗎？你相信世界會變得愈來愈好嗎？拍下的片段，成為創作靈感和演出內容，讓觀眾在千禧年來臨前看到Best Wishes一劇。將近二十年過去，在香港社會日夜思索這個城市的希望與絕望之際，他加入第三條問題「你相信香港會變得愈來愈好嗎？」用上比將近二十年前長得多的時間，再去發問。
這次陳炳釗嘗試有系統地找來比例上「代表香港人口組成」的一百人，坐下來作正式得多的訪談，甚至找來了社會學家吳俊雄，作調查指導。除了問他們三條問題外，也問生活的種種。這一百人，年齡、性別、種族、職業、階層、性取向、居住地區皆不同。從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陳炳釗與一群演員，在一間特別裝置成的「會客室」，跟那一百個香港人共度了百多小時，這些時間產出的內容，被整理和濃縮成新作《會客室 Best Wishes》（下稱《會》），也作為前進進戲劇工作坊二十周年的秋季演出。
年多過去，我再來到牛棚，既看《會》的排練，也約了導演來一次訪談：在此時此刻的香港，一件開宗明義談未來和希望的藝術作品，可以如何回應瀰漫社會的焦慮？大型訪談計劃和社會調查式的研究，從事劇場工作三十年的陳炳釗也是首次試行，有對他帶來衝擊嗎？這些問題也是在問，在「後雨傘年代」看似要從整理經驗過渡到向前展望的時刻，2018年，一個深深介入香港文化的藝術家，可做什麼？會做什麼？
對看「正路」劇場演出的觀眾，這次也許是獨特的經驗，《會》被稱為前進進的「首個參與式實錄劇場」，雖然潘燦良等演員當然會粉墨登場，但一百個香港人才是「主角」，他們講過的說話，在兩小時裏不斷以各種形式出現，是為「實錄」，而觀眾要走動、要做選擇、（也許）要跟演員互動，所以是「參與式」。在參與這演出時，感覺更像置身在近年時時在當代藝術雙年展中看到、有表演元素的超大型裝置，而跟其他觀眾共處一室，也如同坐一條船，經歷一次旅程，像在精神上「商討」人生、世界、香港，未來會是如何。
陳炳釗不少作品與工作，都「非常香港」，他寫香港式憂鬱系列、改編劉以鬯、改編也斯，時有跟董啟章和梁文道等對談和合作，好像隔空跟前輩、同代人及新生代對話，以寫出「最香港」的作品，而這些作品加起來，儼如一整套香港論述。今次是一次detour嗎？暫離那些最有意識地論述香港的文本和方法，這次的演出讓我想起2011年無綫劇集《天與地》中佘詩曼飾演的角色葉梓恩的對白：「和諧唔係一百個人講同一說話，和諧係一百個人有一百句唔同說話之餘，又互相尊重」。《會》生產出這「不可能的和諧」。帶着上述問題和好奇，我去了訪問陳炳釗。
Part 2
■黃：黃宇軒 陳：陳炳釗
黃：看完《會客室 Best Wishes》，我是幾激動的，沒想過內容如此「埋身」，很貼近最近的社會狀態。幾星期前，我在教書時有學生問，「可否先不要講書，香港真的很沒希望，不如講講你怎麼看？」香港好像又進入了特別的時刻——民族黨被取締、《金融時報》記者不能留低，以至早前港大新聞及媒體研究中心總監Keith Richburg寫了篇文章講1995年《財富雜誌》封面所寫的The Death of Hong Kong，雖然遲來，但終於來了。此劇竟上演得如此合時。
陳：作品當然受近年的社會氣氛影響，尤其關於「希望」這回事。我知道很多社區工作者的創作都圍繞「希望」，近年也不斷講「希望政治」，我好有興趣去了解。回想我的成長年代都講希望，深信年輕有無限可能，就是行上山頂望住天空便覺得充滿希望。不單是對社會發展、自己的事業充滿希望，即使藝術家也覺得自己有無限創造力和創意——縱使那可能是假象。但現在的年輕人看得出是假的。就以基建來說，以前我們一聽到有大型基建會覺得社會在發展，好開心，但現在神話破滅了。
黃：一座城市大橋的建成可代表好多。陳果在電影《香港製造》有一幕青馬大橋下殺人，似說表面的希望背後其實藏着好多黑暗。你所說的希望應該有兩種，一種是個人的安身立命，精神性的。尤其現在的人開始追求後物質價值，只是香港一直是物質主導的社會，所以令他們很沮喪。另一種，是對社會的希望。但似乎現在的人不止想講個人部分，想看整體有沒有變得更文明，民主、平等有沒有實現。你在作品裏的問題也有這樣的二分——你相信世界會變得更好嗎？你相信自己的生活會變得更好嗎？當中的拉鋸是怎樣的？
陳：其實這種二分頗由藝術家出發，因為做創作也會受這樣的限制，有時覺得一個藝術家應該忠於自己感受、面對自己，但有時又覺得要處理社會問題。所以也會想問，一個人到底要專注個人感受、別理其他事情，還是要看着大環境正在怎樣變化？而主觀意願又真的可以不受世界影響嗎？矛盾的是，後現代和世紀末的一切令大家悲觀，但人的本質總有一絲樂觀，不論是藝術家或平民百姓。像我問媽媽有什麼希望，她說當然想仔女愈來愈好，這是好主觀的欲望，但也很真實。如果連這個信念都沒有，生活會好悲慘。或許我們都有一種本能，無論如何都要守住自己的感受和希望。特別在這次訪談中，每次花上很多時間問受訪者的背景，才發現背景很有意思，一個人的生活範疇好影響他對自己的「生涯規劃」，種種加上來便會影響他們對自己的判斷、願景以至對世界的看法。一邊做訪問，我也一邊問自己要怎樣處理這些材料？最後要給一個怎樣的立場或總結？又或，是否需要立場？到底是「放下矛盾，我們真的充滿希望」，還是「我們好慘了，真的沒希望」？
#希望政治 #安身立命 #後物質
黃：這些年，很多人好像都向知識分子尋求答案，包括許寶強講很多「希望政治」，馬傑偉亦寫了很多關於這題材的文章。都是講希望，不少人講的都是，當時代不好，retreat去「修身」或「修心」是唯一方法。當然，retreat這字聽落會負面，指向在亂世中，我們只能在自己的崗位做好事情。從前有位老師常說一句令我印象特深的話，「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來自《論語》）—— 如果世間無道，士人或文人則不如隱。
陳：我也曾訪問一個港漂女子，她同情香港的處境，也說內地沒有願景，但她也提到一點，與其大家都憤怒，尤其一些激進的年輕人，何不先好好處理自己？特別在挫敗和失望下，沒人能在追求公義理想時完全沒偏見，要是用暴力，背後的立論也未必通透，可能混集了很多負面情緒。處理自己，某個層面上便是「retreat」向後退，但當中有好複雜的層次。我也聽到有樂觀的人覺得社會上做好事的人不少，只是操控着我們的勢力也在增強。樂觀和悲觀，總視乎你強調哪一邊。
#無道則隱 #Retreat #樂觀悲觀
陳：今次其實只訪問了一百人，要藉「主持人」和劇本嘗試帶出背後想達到的「客觀的良好意願」。而我覺得這次整理了一百人的資料，不是一個完成，概念上告訴我，好像有些數據浮現了，我亦相信有個整體，但至於絕對的整體，我們根本沒辦法觸摸到。譬如我最初以為整體便是藍黃絲對比，但事實是更複雜的撕裂，尤其發現世代撕裂更強，不同年紀的人擁有不同價值觀，年輕人的不滿集中於政治，年紀大的不滿則比較多樣性。我們便好像打碎了一個東西，再慢慢讓我們看見另一樣東西。
黃：我覺得比數據更重要的是，你在過去一年帶着演員與一百人相遇，有點當代藝術理論中談「對話式藝術」（Dialogical Art）的况味。這個時刻，藝術家可以做些什麼？我想起周保松教授講過，傘後在許多公開的講座和知識性活動，都好多人到場，看得到人們對知識的新渴求好強烈。看完《會》，我強烈感到要尋找「答案」，也未必是去聽一個講座，走入劇場也可。
陳：這正是我思考如何以超越劇場的模式去創作，也是學習視覺藝術家、社區工作者的做事方式。畢竟我們劇場界的創作有時是薄弱的，因為生活經驗不夠，小說家也一樣，由生活提煉出來的創作不多，很多都是概念上或由熟悉的橋段延伸出來。作為創作人，被現實衝擊的時間好少。村上春樹的《地下鐵事件》（以關注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寫下的書作）也是做了大量訪談，我亦是向那個作品學習。能夠聆聽每個人的故事，看見大量的日常生活、以至他們面對生活的方法，讓我逼近真實多些。所以這種實錄劇場有一種吸引力，能令我們走出comfort zone。回應你所說的人們開始渴求知識，我也希望知識能打開真實。
黃：除了「接近真像」，它也接近當代藝術會談的「介入社會的藝術」（Socially engaged art）……那個訪問過程本身就是藝術，創作團隊與大眾對話也便是藝術本身。看《會》的時候，好些時刻都讓人想和所有觀眾坐下來聊，今次的體驗令我覺得戲劇場景成了公共空間，我甚至有衝動，從牛棚出來便拉着不同立場、不同背景的人傾偈。當中給我三種觸動，一是你和台前幕後之間，極有團隊精神；二是你們團隊約一百人傾偈，我們甚至毋須理會那是否嚴謹社會調查，單單是見證着一百個彼此不同的人，在一個空間裏成為群體，便很感動；最後，是我們這些身處同一空間看演出的人。
陳：用一年時間持續訪談，形成難得的群體感，在當代劇場好難實現。當代劇場的問題是專業化、模式化，早已遠離理想主義年代中，由大家不斷付出、討論來創作。當然因為環境上有好多限制，現在都只能靠編劇寫好作品，然後結聚演員在某個時空排練出來。我們沒有演變出新的方法，而演員亦不再相信昔日的身體訓練、回到自己內在的磨練方式，他們會質疑這種與社會隔絕的手法真能成就最後的演出？我記得上次有這種群體感已是1997年，畢竟這議題牽動所有人，一話要創作，所有人都參與，各自訪問自己的父母，人人都好積極，一起做，一起玩。但現在的社會似乎不容許群體，當我們建立到，很快便會被瓦解。
黃：我發現今年不少50出頭的藝術家都有一些與社會氣氛有關的作品，也作為個人創作上的階段性總結。你自己又會否視這次創作為一個標誌性的總結？
陳：或許吧。我們這些年紀的人，經歷了好幾次大型社會基建的發展，以至幾次社會運動，甚至社會繁榮的時刻，可以說比較沒那麼容易被失望和絕望打倒，亦覺得有責任去回應社會做創作。對年輕人可能較難，因為那種絕望感好強，籠罩了所有可能。
黃：演出中談論到移民，你的選擇呢？
陳：我真的沒想過移民，還有很多事情未做，包括創作。而到我這年紀，便會思考生活上還有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看見老婆婆都去學剪頭髮，我有沒有什麼想做呢？我們的生活空間仍然容許這些事情。
黃：我想以你訪談的三條問題作結，你相信自己的生活會愈來愈好嗎？你相信世界會變得愈來愈好嗎？你相信香港會變得愈來愈好嗎？
陳：對於第一條問題，我比較抗拒去答。記得自己的成長經驗中，常有一種挫敗感，覺得自己好差，而相信總有一天會「掂」，每天都如此激勵自己。而後來我慶幸自己忘記了這個問題，畢竟要自己愈來愈好，像很不真實，屬於年輕時代的激勵居多。所以我在想，現在的身體又不會特別好，又沒有什麼養生、修行，所以未必會愈來愈好。對於世界和香港，我是正面的。雖然說香港愈來愈好，好像說完都要咕一聲吞下。又或者「愈來愈好」是古怪的，一切必然有起有落，只是總體上的願景，我是相信的。
#整體 #世代 #藍絲黃絲 #對話式藝術 #實錄劇場
■答：陳炳釗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藝術總監，資深劇場編導，今年導演了《奧利安娜》（讀劇）、《對倒·時光》和《會客室Best Wishes》。
■問：黃宇軒
城市研究學者及藝術家，在香港演藝學院教通識。
文//黃宇軒
圖//賴俊傑
整理//陳筠而
編輯//曾祥泰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8年11月11日星期日
【明報專訊】Part 1
2017年春夏之交，在土瓜灣牛棚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辦公室，跟劇場導演陳炳釗閒聊，得悉他有用一年時間訪問一百個香港人的想法。1999年初，他拿着攝影機去問一百個香港人兩個問題：你相信自己的生活會變得愈來愈好嗎？你相信世界會變得愈來愈好嗎？拍下的片段，成為創作靈感和演出內容，讓觀眾在千禧年來臨前看到Best Wishes一劇。將近二十年過去，在香港社會日夜思索這個城市的希望與絕望之際，他加入第三條問題「你相信香港會變得愈來愈好嗎？」用上比將近二十年前長得多的時間，再去發問。
這次陳炳釗嘗試有系統地找來比例上「代表香港人口組成」的一百人，坐下來作正式得多的訪談，甚至找來了社會學家吳俊雄，作調查指導。除了問他們三條問題外，也問生活的種種。這一百人，年齡、性別、種族、職業、階層、性取向、居住地區皆不同。從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陳炳釗與一群演員，在一間特別裝置成的「會客室」，跟那一百個香港人共度了百多小時，這些時間產出的內容，被整理和濃縮成新作《會客室 Best Wishes》（下稱《會》），也作為前進進戲劇工作坊二十周年的秋季演出。
年多過去，我再來到牛棚，既看《會》的排練，也約了導演來一次訪談：在此時此刻的香港，一件開宗明義談未來和希望的藝術作品，可以如何回應瀰漫社會的焦慮？大型訪談計劃和社會調查式的研究，從事劇場工作三十年的陳炳釗也是首次試行，有對他帶來衝擊嗎？這些問題也是在問，在「後雨傘年代」看似要從整理經驗過渡到向前展望的時刻，2018年，一個深深介入香港文化的藝術家，可做什麼？會做什麼？
對看「正路」劇場演出的觀眾，這次也許是獨特的經驗，《會》被稱為前進進的「首個參與式實錄劇場」，雖然潘燦良等演員當然會粉墨登場，但一百個香港人才是「主角」，他們講過的說話，在兩小時裏不斷以各種形式出現，是為「實錄」，而觀眾要走動、要做選擇、（也許）要跟演員互動，所以是「參與式」。在參與這演出時，感覺更像置身在近年時時在當代藝術雙年展中看到、有表演元素的超大型裝置，而跟其他觀眾共處一室，也如同坐一條船，經歷一次旅程，像在精神上「商討」人生、世界、香港，未來會是如何。
陳炳釗不少作品與工作，都「非常香港」，他寫香港式憂鬱系列、改編劉以鬯、改編也斯，時有跟董啟章和梁文道等對談和合作，好像隔空跟前輩、同代人及新生代對話，以寫出「最香港」的作品，而這些作品加起來，儼如一整套香港論述。今次是一次detour嗎？暫離那些最有意識地論述香港的文本和方法，這次的演出讓我想起2011年無綫劇集《天與地》中佘詩曼飾演的角色葉梓恩的對白：「和諧唔係一百個人講同一說話，和諧係一百個人有一百句唔同說話之餘，又互相尊重」。《會》生產出這「不可能的和諧」。帶着上述問題和好奇，我去了訪問陳炳釗。
Part 2
■黃：黃宇軒 陳：陳炳釗
黃：看完《會客室 Best Wishes》，我是幾激動的，沒想過內容如此「埋身」，很貼近最近的社會狀態。幾星期前，我在教書時有學生問，「可否先不要講書，香港真的很沒希望，不如講講你怎麼看？」香港好像又進入了特別的時刻——民族黨被取締、《金融時報》記者不能留低，以至早前港大新聞及媒體研究中心總監Keith Richburg寫了篇文章講1995年《財富雜誌》封面所寫的The Death of Hong Kong，雖然遲來，但終於來了。此劇竟上演得如此合時。
陳：作品當然受近年的社會氣氛影響，尤其關於「希望」這回事。我知道很多社區工作者的創作都圍繞「希望」，近年也不斷講「希望政治」，我好有興趣去了解。回想我的成長年代都講希望，深信年輕有無限可能，就是行上山頂望住天空便覺得充滿希望。不單是對社會發展、自己的事業充滿希望，即使藝術家也覺得自己有無限創造力和創意——縱使那可能是假象。但現在的年輕人看得出是假的。就以基建來說，以前我們一聽到有大型基建會覺得社會在發展，好開心，但現在神話破滅了。
黃：一座城市大橋的建成可代表好多。陳果在電影《香港製造》有一幕青馬大橋下殺人，似說表面的希望背後其實藏着好多黑暗。你所說的希望應該有兩種，一種是個人的安身立命，精神性的。尤其現在的人開始追求後物質價值，只是香港一直是物質主導的社會，所以令他們很沮喪。另一種，是對社會的希望。但似乎現在的人不止想講個人部分，想看整體有沒有變得更文明，民主、平等有沒有實現。你在作品裏的問題也有這樣的二分——你相信世界會變得更好嗎？你相信自己的生活會變得更好嗎？當中的拉鋸是怎樣的？
陳：其實這種二分頗由藝術家出發，因為做創作也會受這樣的限制，有時覺得一個藝術家應該忠於自己感受、面對自己，但有時又覺得要處理社會問題。所以也會想問，一個人到底要專注個人感受、別理其他事情，還是要看着大環境正在怎樣變化？而主觀意願又真的可以不受世界影響嗎？矛盾的是，後現代和世紀末的一切令大家悲觀，但人的本質總有一絲樂觀，不論是藝術家或平民百姓。像我問媽媽有什麼希望，她說當然想仔女愈來愈好，這是好主觀的欲望，但也很真實。如果連這個信念都沒有，生活會好悲慘。或許我們都有一種本能，無論如何都要守住自己的感受和希望。特別在這次訪談中，每次花上很多時間問受訪者的背景，才發現背景很有意思，一個人的生活範疇好影響他對自己的「生涯規劃」，種種加上來便會影響他們對自己的判斷、願景以至對世界的看法。一邊做訪問，我也一邊問自己要怎樣處理這些材料？最後要給一個怎樣的立場或總結？又或，是否需要立場？到底是「放下矛盾，我們真的充滿希望」，還是「我們好慘了，真的沒希望」？
#希望政治 #安身立命 #後物質
黃：這些年，很多人好像都向知識分子尋求答案，包括許寶強講很多「希望政治」，馬傑偉亦寫了很多關於這題材的文章。都是講希望，不少人講的都是，當時代不好，retreat去「修身」或「修心」是唯一方法。當然，retreat這字聽落會負面，指向在亂世中，我們只能在自己的崗位做好事情。從前有位老師常說一句令我印象特深的話，「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來自《論語》）—— 如果世間無道，士人或文人則不如隱。
陳：我也曾訪問一個港漂女子，她同情香港的處境，也說內地沒有願景，但她也提到一點，與其大家都憤怒，尤其一些激進的年輕人，何不先好好處理自己？特別在挫敗和失望下，沒人能在追求公義理想時完全沒偏見，要是用暴力，背後的立論也未必通透，可能混集了很多負面情緒。處理自己，某個層面上便是「retreat」向後退，但當中有好複雜的層次。我也聽到有樂觀的人覺得社會上做好事的人不少，只是操控着我們的勢力也在增強。樂觀和悲觀，總視乎你強調哪一邊。
#無道則隱 #Retreat #樂觀悲觀
陳：今次其實只訪問了一百人，要藉「主持人」和劇本嘗試帶出背後想達到的「客觀的良好意願」。而我覺得這次整理了一百人的資料，不是一個完成，概念上告訴我，好像有些數據浮現了，我亦相信有個整體，但至於絕對的整體，我們根本沒辦法觸摸到。譬如我最初以為整體便是藍黃絲對比，但事實是更複雜的撕裂，尤其發現世代撕裂更強，不同年紀的人擁有不同價值觀，年輕人的不滿集中於政治，年紀大的不滿則比較多樣性。我們便好像打碎了一個東西，再慢慢讓我們看見另一樣東西。
黃：我覺得比數據更重要的是，你在過去一年帶着演員與一百人相遇，有點當代藝術理論中談「對話式藝術」（Dialogical Art）的况味。這個時刻，藝術家可以做些什麼？我想起周保松教授講過，傘後在許多公開的講座和知識性活動，都好多人到場，看得到人們對知識的新渴求好強烈。看完《會》，我強烈感到要尋找「答案」，也未必是去聽一個講座，走入劇場也可。
陳：這正是我思考如何以超越劇場的模式去創作，也是學習視覺藝術家、社區工作者的做事方式。畢竟我們劇場界的創作有時是薄弱的，因為生活經驗不夠，小說家也一樣，由生活提煉出來的創作不多，很多都是概念上或由熟悉的橋段延伸出來。作為創作人，被現實衝擊的時間好少。村上春樹的《地下鐵事件》（以關注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寫下的書作）也是做了大量訪談，我亦是向那個作品學習。能夠聆聽每個人的故事，看見大量的日常生活、以至他們面對生活的方法，讓我逼近真實多些。所以這種實錄劇場有一種吸引力，能令我們走出comfort zone。回應你所說的人們開始渴求知識，我也希望知識能打開真實。
黃：除了「接近真像」，它也接近當代藝術會談的「介入社會的藝術」（Socially engaged art）……那個訪問過程本身就是藝術，創作團隊與大眾對話也便是藝術本身。看《會》的時候，好些時刻都讓人想和所有觀眾坐下來聊，今次的體驗令我覺得戲劇場景成了公共空間，我甚至有衝動，從牛棚出來便拉着不同立場、不同背景的人傾偈。當中給我三種觸動，一是你和台前幕後之間，極有團隊精神；二是你們團隊約一百人傾偈，我們甚至毋須理會那是否嚴謹社會調查，單單是見證着一百個彼此不同的人，在一個空間裏成為群體，便很感動；最後，是我們這些身處同一空間看演出的人。
陳：用一年時間持續訪談，形成難得的群體感，在當代劇場好難實現。當代劇場的問題是專業化、模式化，早已遠離理想主義年代中，由大家不斷付出、討論來創作。當然因為環境上有好多限制，現在都只能靠編劇寫好作品，然後結聚演員在某個時空排練出來。我們沒有演變出新的方法，而演員亦不再相信昔日的身體訓練、回到自己內在的磨練方式，他們會質疑這種與社會隔絕的手法真能成就最後的演出？我記得上次有這種群體感已是1997年，畢竟這議題牽動所有人，一話要創作，所有人都參與，各自訪問自己的父母，人人都好積極，一起做，一起玩。但現在的社會似乎不容許群體，當我們建立到，很快便會被瓦解。
黃：我發現今年不少50出頭的藝術家都有一些與社會氣氛有關的作品，也作為個人創作上的階段性總結。你自己又會否視這次創作為一個標誌性的總結？
陳：或許吧。我們這些年紀的人，經歷了好幾次大型社會基建的發展，以至幾次社會運動，甚至社會繁榮的時刻，可以說比較沒那麼容易被失望和絕望打倒，亦覺得有責任去回應社會做創作。對年輕人可能較難，因為那種絕望感好強，籠罩了所有可能。
黃：演出中談論到移民，你的選擇呢？
陳：我真的沒想過移民，還有很多事情未做，包括創作。而到我這年紀，便會思考生活上還有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看見老婆婆都去學剪頭髮，我有沒有什麼想做呢？我們的生活空間仍然容許這些事情。
黃：我想以你訪談的三條問題作結，你相信自己的生活會愈來愈好嗎？你相信世界會變得愈來愈好嗎？你相信香港會變得愈來愈好嗎？
陳：對於第一條問題，我比較抗拒去答。記得自己的成長經驗中，常有一種挫敗感，覺得自己好差，而相信總有一天會「掂」，每天都如此激勵自己。而後來我慶幸自己忘記了這個問題，畢竟要自己愈來愈好，像很不真實，屬於年輕時代的激勵居多。所以我在想，現在的身體又不會特別好，又沒有什麼養生、修行，所以未必會愈來愈好。對於世界和香港，我是正面的。雖然說香港愈來愈好，好像說完都要咕一聲吞下。又或者「愈來愈好」是古怪的，一切必然有起有落，只是總體上的願景，我是相信的。
#整體 #世代 #藍絲黃絲 #對話式藝術 #實錄劇場
■答：陳炳釗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藝術總監，資深劇場編導，今年導演了《奧利安娜》（讀劇）、《對倒·時光》和《會客室Best Wishes》。
■問：黃宇軒
城市研究學者及藝術家，在香港演藝學院教通識。
文//黃宇軒
圖//賴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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