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18-周日話題：新冷戰的地緣政治：「誰的香港」作為重要問題
周日話題：新冷戰的地緣政治：「誰的香港」作為重要問題
2018年11月18日
【明報專訊】2014年中央發表香港「一國兩制」實施狀况白皮書，首次提出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及後，習近平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亦再三強調。然則，香港的主權到治權都完全只屬一國範圍內之權，只以中國憲法為本，授權香港「高度自治」。有論者甚至進一步將之理解為「中央給多少，香港就有多少自治」——這打破了過往對「一國兩制」的多方共識。無論如何，此些都是中共用以在歷史、法律和國際關係上，排拒了其他人參與解讀當初、當下以至設想將來「一國兩制」的角色和可能。
例如，在聯合國登記、並載於《聯合國條約集》第1399卷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的《中英聯合聲明》，是中英兩國移交香港主權的重要國際條約，亦是及後進一步透過中國憲法訂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香港《基本法》的法理基礎。這是否應被視之為更根本的中港關係的起點和承諾？
inRead invented by Teads
又如，在歷史上，香港人恍如「人球」，純粹「物化」作香港的一部分，被排拒了在自己前途問題上應該有的角色。此便是1980年代香港前途談判上鄧小平強調的「過去所謂三腳櫈，沒有三腳（中、英、香港人），只有兩腳（中、英）」。過去既成歷史，那麼，香港人在當下以至將來的中港關係問題上，應當有多大的話語權？
再如，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承認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亦即以其國際大國的身分和影響力，「認證」「一國兩制」的中港關係。而近日美國國會終啟動其對「偽‧一國兩制」的質疑。早在去年，德國槍械製造商Heckler & Koch就以行動說「不」，拒絕對有欠民主卻有強國影子的香港出售衝鋒槍。從現實政治看，面對香港問題時，我們能忽視其他國際大國的目光和行動嗎？
上月初，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發表的美國對華政策演講，被廣泛視為「新冷戰」的宣言。全篇演講隻字未提「香港」。這樣留白，其實也正好突顯了一個新舊冷戰中皆重要的爭逐﹕「誰的香港？」
舊冷戰中「世界的香港」
冷戰時期，小小的香港是世界的亮點。基於它的地緣政治處境（英殖民地、幅員小、資本主義陣營的一員；毗連強鄰紅色中國，又是大量內地人的避難所；在圍堵共產主義勢力及韓戰對華禁運下，是中國與世界僅有的接口），各方爭逐着「是誰的香港」，一時好不熱鬧。這成就了當時百花齊放的舞台：「世界的香港」。
這是英國的香港：二戰後，大量殖民地紛紛加入自決獨立的行列。保住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是為夕陽帝國在遠東保留一立足點。1948年時任英國外交大臣Ernest Bevin更直白地視香港為中介，在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上「keep a foot in the door」。雖說英美皆是資本主義陣營重要盟友，兩國對遠東有着不一致的盤算。英國早早在1950年便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美國的香港：翻閱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對港政策歷史文件，明確定位香港在共產和自由世界衝突中的角色﹕除了在各項美國行動中被直接利用（direct utility），亦應作為兩個世界之間中立的接口（neutral bridge）。為了掌握竹幕後的中共政權，毗連大陸的香港成為全球收集中國情報兼研究中國的基地。英國情報機關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聯同美、澳等西方國家在港設立多個監聽站，合作分析中國情報。由中蘇機密通訊、韓戰、中共核試、越戰到八九民運，香港都如其時美國媒體所指：「美國官方和新聞界了解中國最好的監聽站」。作為美國對華部署的基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也曾被譽為「華盛頓的縮影」。梅隆、卡耐基、盧斯和福特等多個美國基金會資助在港營運中國研究機構「大學服務中心」。1980年代起，香港更是不少國際非政府組織進入中國幫忙建設公民社會的前哨站和後方基地。
這是中國的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道出了回歸前中共對港的方針。從殖民管治角度看，中共作為「外部勢力」，在港地上和地下都十分活躍﹕組織政治活動、策動工潮、潛伏滲透於各種組織、竊取情報、策反起義、暗殺、統戰等。其時香港政府年報批評國共兩黨在港引發了不能控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破壞治安，並削弱殖民管治威信。除了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中共更透過香港輸出革命、分裂顛覆他國。更重要的是，中共領導層深明在地緣政治上，香港是西方世界海洋「封鎖」鏈條中最薄弱的一點。把香港留在自由世界中，等於在資本主義陣營中加入了一個楔子，等於打開了西方世界封鎖中國的缺口，也為中國從大陸國家躍向海洋世界提供了跳板。是故，在冷戰時西方圍堵中國不成功，香港功不可沒。
例如，從昔至今，中國在港設立數以千計的窗口公司，協助中國突破貿易限制，發展海外關係、推動進出口貿易以賺取外匯和獲取關鍵科技。作為扎根香港的華潤公司，取自毛澤東的字「潤之」，是中共口中的「第二經貿部」。韓戰時，國際對華全面禁運，華潤在港成立「興隆行」，在澳門透過南光公司及何賢、馬萬祺，在港透過霍英東，籌措並走私戰略物資到大陸。因港澳之間沒有禁運，華潤起初先把物資更安全地從香港轉運澳門再至大陸，及後更直接從香港走私至蛇口。由汽油、煤油、柴油、五金、輪胎到盤尼西林、止血藥棉，大量供到朝鮮戰場。1970年代，華潤首創「三來一補」，透過旗下五豐行從泰國進口綠豆，運至國內加工龍口粉絲，再出口香港市場。八九十年代，這家香港公司更在海外超過20個國家進行多項投資，當中包括：巴布亞新畿內亞、剛果森林開採、歐洲表芯生產、俄羅斯晶片研製項目等。
近期一點，香港已故影星狄娜。她息影後曾參與推動中美建交。1980年代起，她更發展航天事業和軍備生意﹕參與歐盟開發抗衡美國GPS系統的「伽利略系統」；投資生產飛機，是中國軍備供應商；旗下「人民集團」取得中國11個機場的導航系列合同。
港澳商人徐增平，香港創律集團主席。1998年，他借「澳門創律旅遊娛樂公司」名義向烏克蘭買下前蘇聯航空母艦瓦良格號及其全套設計圖紙，訛稱計劃把它建成澳門的海上賭場，實則轉至中國軍方，搖身一變成為中國首架航母「遼寧號」。
神秘的「金鐘道集團」。指的是近30家地址設於金鐘道88號的香港註冊私人公司。在過去十數年，乘香港金融體系之便，以香港公司的身分游走世界，協助中國在國際從事敏感和戰略生意。當中包括王靖於2012年8月在港註冊成立的「香港尼加拉瓜大運河開發公司」，其與尼加拉瓜政府就運河達成合作備忘錄，獲委託興建運河，並擁有運河100年獨家營運及管理權。這將成為巴拿馬運河以外連接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戰略航道。又如，總部設於香港的中國國際基金，其主事人徐京華是有名的中非「掮客」。該公司在非洲從事石油、礦產及鑽石開採生意，規模以數百億美元計，2005年起就成功取得安哥拉石油開採權，使後者成為中國第二大石油進口來源。
「香港人的香港」缺席
以上呈現的「世界的香港」屬性是非常開放的，各力量皆能在此舞台「百花齊放」。要達至之，必須：一、香港的管治者要有維持中立和開放管理的強意志。港英時期，香港維持相對開放的狀態，給予各方較大的自由度利用和游走於香港。面對各方壓力，例如美國的要求或中共的威脅時，港英政府會先以殖民管治利益和穩定出發，不卑不亢。無疑，回歸前香港的英國殖民地身分先天地有助它此種相對獨立的管治意志。二、此種開放實為各方共識的結果。難道西方不知道中國借香港踏進世界嗎？而中國又不知道西方流連於香港所為何事嗎？在條件一還夠強時，各方也樂於不謀而合地繼續「公平使用」香港。三、此種開放性有其缺陷。在「誰的香港」之激烈爭逐中，「香港人的香港」很多時候是缺席的。香港只作為一開放平台或是地緣政治投射的肉身，香港人不需要有強烈自我意志（最好不要有）。過往其發展及港人身分認同之建立很大程度是被動的，或習慣被壓下去的。到歷史關鍵時刻，香港人仍舊缺席「誰的香港」的爭逐。1980年代「兩腳櫈的」香港前途談判便是一例。
新冷戰中「中國的香港」
1997年7月1日，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香港主權移交儀式上致辭時道：「經歷了百年滄桑的香港回歸祖國，標誌着香港同胞從此成為祖國這塊土地上的真正主人。」但實情是，1991年中南海制定的香港全方位回歸工程「中心任務在參與」才是更現實的政治，終極達至政治、經濟、外交、基層、文化上全面控制「誰的香港」。近年中共對港全面管治愈見具體落實，打破了以上提及維持「世界的香港」的三點。
2003年胡錦濤首次提及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但在他高舉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時，至少仍強調「也是香港人的香港」，但自習近平上台，「全面管治權」下的中港關係理解，基本上只剩「中國的香港」一環。北京強烈干政，港府樂此不疲配合，上文的第一點（港府強意志維持開放的「誰的香港」的爭逐）不復存在。
政治上，中共全面主導香港的政制發展，透過對基本法提出新的、嚴苛的演繹，排拒公民社會和新興政治力量參與政治（DQ眾志、取締民族黨、政治審查限制參選）。一地兩檢的釋法後果（尤其就基本法第7條的解讀），意味着特區境內土地上的人和事之（司法）管轄權原來可以任意被剝奪。批判一點看，《基本法》其實名存實亡。
經濟上，中資要盡快控制香港社經每一環節。現時香港股票市場已有一半是紅色資產。「黨進國退」變本加厲，過百間香港上市的國企央企更自去年起設立了黨委。「港股跟黨姓」，難怪有人疑慮香港自由金融市場實也名存實亡。
外交上，中共爭奪「誰的香港」、「中港關係正解」的話語權。近年港府多次無理拒絕外國記者、學者、藝術家和異見人士入境。最近《金融時報》亞洲新聞主編馬凱被拒入境，中國外交部先聲奪人評論之。另邊廂，中共跨境執法似乎變得更肆無忌憚（銅鑼灣書店、肖建華事件）。究竟香港的出入境管制仍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獨立決定嗎？中共還在信守給予香港高度自治的國際承諾嗎？
基層上，組織和鞏固群眾。現在最直接的方法，是改變群眾的基礎。
文化上，在教育、傳媒、意識形態上洗腦贏心。港府樂此不疲配合邊緣化廣東話。中共中宣部近月嘗試直接指導香港媒體工作。香港機構自我審查，言論自由岌岌可危（馬凱、馬建、巴丟草事件）。
大家眼見「中國的香港」唯我獨尊，在北京抨擊外部勢力干預香港的同時，「北京干預／直接管治香港」卻成更實在的感受。第二點（公平使用香港的共識）不攻自破。難怪已有外媒引述，有國家或已視香港為「僅是另一個中國城市」。
而面對日益抬頭的香港人自我意志，北京和港府不但沒有好好疏導或回應之，反而採取高壓或污名化處理，例如急急扣港獨帽子、恐嚇剝奪人權。「香港人的香港」依然被壓下去。但如前述，港人身分認同建立那「被動」特質，就如炸煎堆，愈擠壓愈膨脹。
「誰的香港」是不能迴避的問題
「誰的香港」這問題，除了在當下中美博弈的大氣候中甚具意義外，相信亦是北京防備「2047問題」時的思慮。香港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曾撰文指出，「2047」是不能迴避的問題，將來的中港關係設定大概在2030年前就要有答案了。
美國在「香港問題」上留白。「誰的香港」依舊是兩腳櫈的大國博弈，香港仍是那地緣政治投射的肉身。香港人如何在大氣候中尋找「香港人的香港」，當籌碼之時也可最大化香港人的利益？
中國在「香港問題」上劃線。樹立中國憲法才是中港關係起點的理解，以跳過中英聯合聲明，試圖把「誰的香港」填塞至沒有想像和參與的餘地。沒有迴轉空間的中港關係，是最脆弱的互動。
回到歷史、法律和地緣政治基礎上，「香港問題」從來都不可能純粹是內政問題。「香港問題」自古以來都是國際問題。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也是英國的香港，也是世界的香港，更加重要是香港人的香港。
北京，是中國的北京，是中南海的北京，但該誰也不會否定，這更加是北京人的北京吧！
文//蔡俊威 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師
編輯//馮少榮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8年11月18日
【明報專訊】2014年中央發表香港「一國兩制」實施狀况白皮書，首次提出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及後，習近平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亦再三強調。然則，香港的主權到治權都完全只屬一國範圍內之權，只以中國憲法為本，授權香港「高度自治」。有論者甚至進一步將之理解為「中央給多少，香港就有多少自治」——這打破了過往對「一國兩制」的多方共識。無論如何，此些都是中共用以在歷史、法律和國際關係上，排拒了其他人參與解讀當初、當下以至設想將來「一國兩制」的角色和可能。
例如，在聯合國登記、並載於《聯合國條約集》第1399卷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的《中英聯合聲明》，是中英兩國移交香港主權的重要國際條約，亦是及後進一步透過中國憲法訂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香港《基本法》的法理基礎。這是否應被視之為更根本的中港關係的起點和承諾？
inRead invented by Teads
又如，在歷史上，香港人恍如「人球」，純粹「物化」作香港的一部分，被排拒了在自己前途問題上應該有的角色。此便是1980年代香港前途談判上鄧小平強調的「過去所謂三腳櫈，沒有三腳（中、英、香港人），只有兩腳（中、英）」。過去既成歷史，那麼，香港人在當下以至將來的中港關係問題上，應當有多大的話語權？
再如，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承認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亦即以其國際大國的身分和影響力，「認證」「一國兩制」的中港關係。而近日美國國會終啟動其對「偽‧一國兩制」的質疑。早在去年，德國槍械製造商Heckler & Koch就以行動說「不」，拒絕對有欠民主卻有強國影子的香港出售衝鋒槍。從現實政治看，面對香港問題時，我們能忽視其他國際大國的目光和行動嗎？
上月初，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發表的美國對華政策演講，被廣泛視為「新冷戰」的宣言。全篇演講隻字未提「香港」。這樣留白，其實也正好突顯了一個新舊冷戰中皆重要的爭逐﹕「誰的香港？」
舊冷戰中「世界的香港」
冷戰時期，小小的香港是世界的亮點。基於它的地緣政治處境（英殖民地、幅員小、資本主義陣營的一員；毗連強鄰紅色中國，又是大量內地人的避難所；在圍堵共產主義勢力及韓戰對華禁運下，是中國與世界僅有的接口），各方爭逐着「是誰的香港」，一時好不熱鬧。這成就了當時百花齊放的舞台：「世界的香港」。
這是英國的香港：二戰後，大量殖民地紛紛加入自決獨立的行列。保住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是為夕陽帝國在遠東保留一立足點。1948年時任英國外交大臣Ernest Bevin更直白地視香港為中介，在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上「keep a foot in the door」。雖說英美皆是資本主義陣營重要盟友，兩國對遠東有着不一致的盤算。英國早早在1950年便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美國的香港：翻閱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對港政策歷史文件，明確定位香港在共產和自由世界衝突中的角色﹕除了在各項美國行動中被直接利用（direct utility），亦應作為兩個世界之間中立的接口（neutral bridge）。為了掌握竹幕後的中共政權，毗連大陸的香港成為全球收集中國情報兼研究中國的基地。英國情報機關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聯同美、澳等西方國家在港設立多個監聽站，合作分析中國情報。由中蘇機密通訊、韓戰、中共核試、越戰到八九民運，香港都如其時美國媒體所指：「美國官方和新聞界了解中國最好的監聽站」。作為美國對華部署的基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也曾被譽為「華盛頓的縮影」。梅隆、卡耐基、盧斯和福特等多個美國基金會資助在港營運中國研究機構「大學服務中心」。1980年代起，香港更是不少國際非政府組織進入中國幫忙建設公民社會的前哨站和後方基地。
這是中國的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道出了回歸前中共對港的方針。從殖民管治角度看，中共作為「外部勢力」，在港地上和地下都十分活躍﹕組織政治活動、策動工潮、潛伏滲透於各種組織、竊取情報、策反起義、暗殺、統戰等。其時香港政府年報批評國共兩黨在港引發了不能控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破壞治安，並削弱殖民管治威信。除了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中共更透過香港輸出革命、分裂顛覆他國。更重要的是，中共領導層深明在地緣政治上，香港是西方世界海洋「封鎖」鏈條中最薄弱的一點。把香港留在自由世界中，等於在資本主義陣營中加入了一個楔子，等於打開了西方世界封鎖中國的缺口，也為中國從大陸國家躍向海洋世界提供了跳板。是故，在冷戰時西方圍堵中國不成功，香港功不可沒。
例如，從昔至今，中國在港設立數以千計的窗口公司，協助中國突破貿易限制，發展海外關係、推動進出口貿易以賺取外匯和獲取關鍵科技。作為扎根香港的華潤公司，取自毛澤東的字「潤之」，是中共口中的「第二經貿部」。韓戰時，國際對華全面禁運，華潤在港成立「興隆行」，在澳門透過南光公司及何賢、馬萬祺，在港透過霍英東，籌措並走私戰略物資到大陸。因港澳之間沒有禁運，華潤起初先把物資更安全地從香港轉運澳門再至大陸，及後更直接從香港走私至蛇口。由汽油、煤油、柴油、五金、輪胎到盤尼西林、止血藥棉，大量供到朝鮮戰場。1970年代，華潤首創「三來一補」，透過旗下五豐行從泰國進口綠豆，運至國內加工龍口粉絲，再出口香港市場。八九十年代，這家香港公司更在海外超過20個國家進行多項投資，當中包括：巴布亞新畿內亞、剛果森林開採、歐洲表芯生產、俄羅斯晶片研製項目等。
近期一點，香港已故影星狄娜。她息影後曾參與推動中美建交。1980年代起，她更發展航天事業和軍備生意﹕參與歐盟開發抗衡美國GPS系統的「伽利略系統」；投資生產飛機，是中國軍備供應商；旗下「人民集團」取得中國11個機場的導航系列合同。
港澳商人徐增平，香港創律集團主席。1998年，他借「澳門創律旅遊娛樂公司」名義向烏克蘭買下前蘇聯航空母艦瓦良格號及其全套設計圖紙，訛稱計劃把它建成澳門的海上賭場，實則轉至中國軍方，搖身一變成為中國首架航母「遼寧號」。
神秘的「金鐘道集團」。指的是近30家地址設於金鐘道88號的香港註冊私人公司。在過去十數年，乘香港金融體系之便，以香港公司的身分游走世界，協助中國在國際從事敏感和戰略生意。當中包括王靖於2012年8月在港註冊成立的「香港尼加拉瓜大運河開發公司」，其與尼加拉瓜政府就運河達成合作備忘錄，獲委託興建運河，並擁有運河100年獨家營運及管理權。這將成為巴拿馬運河以外連接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戰略航道。又如，總部設於香港的中國國際基金，其主事人徐京華是有名的中非「掮客」。該公司在非洲從事石油、礦產及鑽石開採生意，規模以數百億美元計，2005年起就成功取得安哥拉石油開採權，使後者成為中國第二大石油進口來源。
「香港人的香港」缺席
以上呈現的「世界的香港」屬性是非常開放的，各力量皆能在此舞台「百花齊放」。要達至之，必須：一、香港的管治者要有維持中立和開放管理的強意志。港英時期，香港維持相對開放的狀態，給予各方較大的自由度利用和游走於香港。面對各方壓力，例如美國的要求或中共的威脅時，港英政府會先以殖民管治利益和穩定出發，不卑不亢。無疑，回歸前香港的英國殖民地身分先天地有助它此種相對獨立的管治意志。二、此種開放實為各方共識的結果。難道西方不知道中國借香港踏進世界嗎？而中國又不知道西方流連於香港所為何事嗎？在條件一還夠強時，各方也樂於不謀而合地繼續「公平使用」香港。三、此種開放性有其缺陷。在「誰的香港」之激烈爭逐中，「香港人的香港」很多時候是缺席的。香港只作為一開放平台或是地緣政治投射的肉身，香港人不需要有強烈自我意志（最好不要有）。過往其發展及港人身分認同之建立很大程度是被動的，或習慣被壓下去的。到歷史關鍵時刻，香港人仍舊缺席「誰的香港」的爭逐。1980年代「兩腳櫈的」香港前途談判便是一例。
新冷戰中「中國的香港」
1997年7月1日，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香港主權移交儀式上致辭時道：「經歷了百年滄桑的香港回歸祖國，標誌着香港同胞從此成為祖國這塊土地上的真正主人。」但實情是，1991年中南海制定的香港全方位回歸工程「中心任務在參與」才是更現實的政治，終極達至政治、經濟、外交、基層、文化上全面控制「誰的香港」。近年中共對港全面管治愈見具體落實，打破了以上提及維持「世界的香港」的三點。
2003年胡錦濤首次提及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但在他高舉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時，至少仍強調「也是香港人的香港」，但自習近平上台，「全面管治權」下的中港關係理解，基本上只剩「中國的香港」一環。北京強烈干政，港府樂此不疲配合，上文的第一點（港府強意志維持開放的「誰的香港」的爭逐）不復存在。
政治上，中共全面主導香港的政制發展，透過對基本法提出新的、嚴苛的演繹，排拒公民社會和新興政治力量參與政治（DQ眾志、取締民族黨、政治審查限制參選）。一地兩檢的釋法後果（尤其就基本法第7條的解讀），意味着特區境內土地上的人和事之（司法）管轄權原來可以任意被剝奪。批判一點看，《基本法》其實名存實亡。
經濟上，中資要盡快控制香港社經每一環節。現時香港股票市場已有一半是紅色資產。「黨進國退」變本加厲，過百間香港上市的國企央企更自去年起設立了黨委。「港股跟黨姓」，難怪有人疑慮香港自由金融市場實也名存實亡。
外交上，中共爭奪「誰的香港」、「中港關係正解」的話語權。近年港府多次無理拒絕外國記者、學者、藝術家和異見人士入境。最近《金融時報》亞洲新聞主編馬凱被拒入境，中國外交部先聲奪人評論之。另邊廂，中共跨境執法似乎變得更肆無忌憚（銅鑼灣書店、肖建華事件）。究竟香港的出入境管制仍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獨立決定嗎？中共還在信守給予香港高度自治的國際承諾嗎？
基層上，組織和鞏固群眾。現在最直接的方法，是改變群眾的基礎。
文化上，在教育、傳媒、意識形態上洗腦贏心。港府樂此不疲配合邊緣化廣東話。中共中宣部近月嘗試直接指導香港媒體工作。香港機構自我審查，言論自由岌岌可危（馬凱、馬建、巴丟草事件）。
大家眼見「中國的香港」唯我獨尊，在北京抨擊外部勢力干預香港的同時，「北京干預／直接管治香港」卻成更實在的感受。第二點（公平使用香港的共識）不攻自破。難怪已有外媒引述，有國家或已視香港為「僅是另一個中國城市」。
而面對日益抬頭的香港人自我意志，北京和港府不但沒有好好疏導或回應之，反而採取高壓或污名化處理，例如急急扣港獨帽子、恐嚇剝奪人權。「香港人的香港」依然被壓下去。但如前述，港人身分認同建立那「被動」特質，就如炸煎堆，愈擠壓愈膨脹。
「誰的香港」是不能迴避的問題
「誰的香港」這問題，除了在當下中美博弈的大氣候中甚具意義外，相信亦是北京防備「2047問題」時的思慮。香港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曾撰文指出，「2047」是不能迴避的問題，將來的中港關係設定大概在2030年前就要有答案了。
美國在「香港問題」上留白。「誰的香港」依舊是兩腳櫈的大國博弈，香港仍是那地緣政治投射的肉身。香港人如何在大氣候中尋找「香港人的香港」，當籌碼之時也可最大化香港人的利益？
中國在「香港問題」上劃線。樹立中國憲法才是中港關係起點的理解，以跳過中英聯合聲明，試圖把「誰的香港」填塞至沒有想像和參與的餘地。沒有迴轉空間的中港關係，是最脆弱的互動。
回到歷史、法律和地緣政治基礎上，「香港問題」從來都不可能純粹是內政問題。「香港問題」自古以來都是國際問題。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也是英國的香港，也是世界的香港，更加重要是香港人的香港。
北京，是中國的北京，是中南海的北京，但該誰也不會否定，這更加是北京人的北京吧！
文//蔡俊威 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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