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10-陳沛敏：其實是悼香港的消逝
陳沛敏：其實是悼香港的消逝
2018年11月10日
查良鏞去世，《蘋果》請得前社長董橋撰文悼故人。董社在《明報》時期「跟隨他做事十數載」，形容金庸是「當代中國文化界獨一無二的風雲人物，也許也是中國歷史上靠一枝筆成功影響幾代人的稀有傳媒人物。他創辦的報刊一紙風行，統領一九四九年之後兩岸三地憂國憂民的思想潮流，朝野注目。」
後來某家傳媒的記者電話訪問董社，談起文裏的「憂國憂民」，董社說他和金庸一代的讀書人都憂國憂民，「香港現在鼓吹的是愛國愛黨，對國家連憂一憂都有罪了。」不過這兩句，都好像沒有登出來。
對於查老，內地官媒一片歌頌之聲。統戰部透過官方微信，讚揚他為「著名的愛國人士，統戰風範亘古長青」。
作為武俠小說家的金庸，成就非凡；作為報人的查良鏞，創辦《明報》寫下香港報壇重要一筆。至於其政見，一路走來可圈可點，晚年惹爭議的也不少。但在「愛國」這題目上，他在六七暴動期間批判左派過激行動，抨擊他們「將愛國一詞竊為己有」，「凡是擁護他們的就叫做愛國，反對他們的就叫做賣國」，放在今天香港，倒是歷久常新。
《紐約客》（The New Yorker）今年4月刊出一篇由傅楠（Nick Frisch）執筆的金庸專訪，訪問是幾年前在香港做的，訪問中查良鏞親口承認，他創作的江湖傳奇包含政治寓言，1969年執筆的《鹿鼎記》的邪教神龍教諷刺的就是共產黨。
其實不用金庸明言，很多讀者早已看出端倪，喜歡搞內鬥、要信眾高喊「仙福永享，壽與天齊」的神龍教主洪安通，就是影射文革時毛澤東。半世紀過去，毛澤東早已歸西，但大搞個人崇拜的掌權者不會消失，因為金庸寫的是人性。
羅孚說得對，沒有香港，就沒有金庸。查老自己也曾說，「我現在擁有的一切，雖有自己的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這一環境所賜，也要感謝大公報派我來香港」。如果他沒有來港，命運一定改寫。他的「大地主」父親早年在內地被槍決，他的多位《大公報》的同事都以極端的方式「自絕於人民」。南來香港，避過了中共幾次的政治運動，但更重要是殖民地香港提供了特殊的時空，成就了小說家的金庸，也成就了報人的查良鏞。因為看到賣紙的「市場商機」，羅孚找梁羽生、金庸寫武俠小說，在報上連載。當左派報章不容發表反對「大躍進」的文章，查良鏞可以自立門戶辦報；當左報不肯報道內地難民湧港的事實，其報章可以派記者到邊境直擊採訪，報道真相，一紙風行。
曾幾何時，不論是武俠小說、新聞報道或評論文章，在這裏都有一定的自由空間。只要是香港人想知想看的，有「市場」就會成功。自由是香港成功的基礎，也是金庸輝煌一生的源起。此文執筆時，卻傳來香港國際文學節中國流亡作家馬建的講座，被「大館」以「不願成為任何個別人士促進其政治利益的平台」為由，拒絕提供場地。
這講座如何促進個別人的政治利益不得而知，但「大館」此舉卻成功令自己成為促進政治利益的平台。(晚上傳來消息，大館又以「馬先生無意借大館促進個人政治利益」，決定提供場地)
悼金庸，其實是悼香港的消逝。
陳沛敏
2018年11月10日
查良鏞去世，《蘋果》請得前社長董橋撰文悼故人。董社在《明報》時期「跟隨他做事十數載」，形容金庸是「當代中國文化界獨一無二的風雲人物，也許也是中國歷史上靠一枝筆成功影響幾代人的稀有傳媒人物。他創辦的報刊一紙風行，統領一九四九年之後兩岸三地憂國憂民的思想潮流，朝野注目。」
後來某家傳媒的記者電話訪問董社，談起文裏的「憂國憂民」，董社說他和金庸一代的讀書人都憂國憂民，「香港現在鼓吹的是愛國愛黨，對國家連憂一憂都有罪了。」不過這兩句，都好像沒有登出來。
對於查老，內地官媒一片歌頌之聲。統戰部透過官方微信，讚揚他為「著名的愛國人士，統戰風範亘古長青」。
作為武俠小說家的金庸，成就非凡；作為報人的查良鏞，創辦《明報》寫下香港報壇重要一筆。至於其政見，一路走來可圈可點，晚年惹爭議的也不少。但在「愛國」這題目上，他在六七暴動期間批判左派過激行動，抨擊他們「將愛國一詞竊為己有」，「凡是擁護他們的就叫做愛國，反對他們的就叫做賣國」，放在今天香港，倒是歷久常新。
《紐約客》（The New Yorker）今年4月刊出一篇由傅楠（Nick Frisch）執筆的金庸專訪，訪問是幾年前在香港做的，訪問中查良鏞親口承認，他創作的江湖傳奇包含政治寓言，1969年執筆的《鹿鼎記》的邪教神龍教諷刺的就是共產黨。
其實不用金庸明言，很多讀者早已看出端倪，喜歡搞內鬥、要信眾高喊「仙福永享，壽與天齊」的神龍教主洪安通，就是影射文革時毛澤東。半世紀過去，毛澤東早已歸西，但大搞個人崇拜的掌權者不會消失，因為金庸寫的是人性。
羅孚說得對，沒有香港，就沒有金庸。查老自己也曾說，「我現在擁有的一切，雖有自己的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這一環境所賜，也要感謝大公報派我來香港」。如果他沒有來港，命運一定改寫。他的「大地主」父親早年在內地被槍決，他的多位《大公報》的同事都以極端的方式「自絕於人民」。南來香港，避過了中共幾次的政治運動，但更重要是殖民地香港提供了特殊的時空，成就了小說家的金庸，也成就了報人的查良鏞。因為看到賣紙的「市場商機」，羅孚找梁羽生、金庸寫武俠小說，在報上連載。當左派報章不容發表反對「大躍進」的文章，查良鏞可以自立門戶辦報；當左報不肯報道內地難民湧港的事實，其報章可以派記者到邊境直擊採訪，報道真相，一紙風行。
曾幾何時，不論是武俠小說、新聞報道或評論文章，在這裏都有一定的自由空間。只要是香港人想知想看的，有「市場」就會成功。自由是香港成功的基礎，也是金庸輝煌一生的源起。此文執筆時，卻傳來香港國際文學節中國流亡作家馬建的講座，被「大館」以「不願成為任何個別人士促進其政治利益的平台」為由，拒絕提供場地。
這講座如何促進個別人的政治利益不得而知，但「大館」此舉卻成功令自己成為促進政治利益的平台。(晚上傳來消息，大館又以「馬先生無意借大館促進個人政治利益」，決定提供場地)
悼金庸，其實是悼香港的消逝。
陳沛敏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