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13-阮穎嫻：減廢宜徵費、回收、教育三管齊下
阮穎嫻：減廢宜徵費、回收、教育三管齊下
2018年11月13日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下稱「垃圾按量徵費」）由2005年廖秀冬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長，到邱騰華，去到黃錦星都做緊第六年環境局長，才宣布要推行了。方法是用指定防偽收費垃圾袋，按容量徵費。以下討論垃圾按量徵費的成效、實行的問題、其他配套的配合，以及教育的重要。
環保是共業 需全民參與
雖然環保團體和環保人士大力支持，但也有市民反對，認為勞民傷財。2013年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曾做民調，當時五成半市民原則上贊成引入「廢物按量收費」，56.4%受訪市民贊成以「預繳式專用垃圾袋」徵費。
保護環境增加個人生活成本，但對社會整體有利。分類和回收不方便、耗時間等都是個人成本。除非市民很有公德心，以地球和社會利益為先，否則以個人為單位，香港人並不熱中減少廢物、保護環境。
但環保是共業，污染地球是共孽，人生下來就會污染地球，一句「生而為人，我很抱歉」或可應用至此。一小部分人減少廢物，其他人不理會，那麼減少破壞環境的目標還是很難達到。若難以用其他方式達到環保的集體行為，也許立法和執法是一個方法。
垃圾按量徵費，我想會有一定成效；顯著與否暫時不知道。政府以台灣及南韓實施垃圾按量徵費後有成效來支持政策，但減廢成效要看當地的執行細節、市民風俗、教育、其他環保配套等。
香港市民喜歡奉公守法，這不代表他們擁戴法治，只代表他們不喜歡犯法，並會指摘犯法者。垃圾稅不算重，所以可預料大部分人會守法。反之，違例要罰1500元，比起垃圾稅要高出很多。這件事也提醒市民：處理垃圾有成本。
但香港人同時也喜歡走精面，如果不守法而無後果時就不守，例如大家會不看交通燈過馬路。研究也指出某些國家實行徵費後「非法棄置」有所增加，因此黃錦星局長提出會加強執法，裝「天眼」捉非法棄置，以及製作「舉報App」讓市民舉報非法黑點。
垃圾按量徵費的實行問題
「非法棄置」定義困難。我在便利店買飲料、在街邊篤魚蛋，飲完吃完丟進街上的垃圾桶，是合法棄置；我帶回家吃喝，就變成「家居廢物」，理應放進收費垃圾袋。但我選擇走出街，丟到公共垃圾桶，這樣是合法棄置嗎？如果隨便把家裏的一兩件「家居廢物」拿到垃圾桶丟掉，是合法還是非法呢？若垃圾桶滿了，我棄置在垃圾桶旁邊，那算「非法棄置」嗎？
如果是因為垃圾桶不夠大、不夠多，清理次數不夠頻密，導致市民難以合法棄置，那算不算是環境局的錯？政府打算兩年內減少四成公共垃圾桶、增加回收桶，這點市民不支持。根據同上的中大民調，有45.8%的受訪市民反對「以減少公共垃圾桶數目來杜絕非法棄置垃圾」，只有22.1%的受訪者贊成，26.6%則回答「一半半」。
至於那個「舉報App」，本來環團支持南韓做法，成功舉報有獎賞，例如可分得罰款的八成；加上「天眼」系統，很難不懷疑政府想藉垃圾按量徵費擁抱國家政策，實行社會監控系統，再進一步計算市民的社會信譽度。恰巧中國內地社會信用評分系統將於2020年全面實施，香港垃圾按量徵費也在不遲於2020年實施，令人生疑。後來局方澄清「舉報App」只會用來舉報黑點加強巡查，暫不會用「人面辨識」或「天眼」來捉市民。但後事如何，難以知道。
第二個實行問題，是整棟物業處理垃圾的模式。政府稱，不用指定收費垃圾袋的廢物，垃圾車不收。大屋苑丟垃圾，是整箱丟進去，不知是否能逐件查。環團回應，可仿效台灣，增加一職位名「垃圾稽查員」。家居垃圾往往是很多小袋，清潔工友為了容易搬運，一般會將很多小袋丟進大黑膠袋，稽查員要打開大袋逐個檢查嗎？
一般物業，垃圾丟去後樓梯，再每天由清潔工友逐層集合垃圾。問題來了：若有人不遵守規定，不用指定垃圾袋，清潔工友收還是不收？一個方法是找出元兇，要求該住戶用指定垃圾袋。但有時「緝兇」困難；即便抓到，也可賴皮，寧死不屈。有時大廈業主可以一年不交管理費，欠款過萬，被人貼大字報，依舊不交。
若要維持大廈整潔，管理處另買膠袋，着清潔工友將垃圾用收費垃圾袋打包。這樣一來增加清潔工友工作量，二來不是「按量收費」，丟多少垃圾跟稅款沒有關係，就不能做到以「經濟誘因」減廢的效果。有些大廈用中央垃圾槽丟垃圾，也有同樣問題，這就看住戶和物業管理公司的態度了。環團的回應是立法應包括禁止物業管理公司中央處理廢物，並可叫政府部門進入私人屋苑上門執法。
教育和回收很重要
減少廢物有個限度，有些廢物還是必須丟的。要進一步減少廢物，除了徵費，就是令回收更方便。但香港這方面非常落後，環團批評很久，例如「自助按樽機」回收膠樽。紙包飲品在日本和台灣回收率分別有45%及30%，中國大陸有10%，但香港沒有回收（註）。香港在廚餘回收也乏善足陳。大部分廢物回收在香港的自由市場難以賺錢，若不是政府補貼及以政策幫助，難以有足夠力量推動。
最後，教育相當重要。經濟學家Samuel Bowles寫道：「好的誘因代替不了好的公民。」捉犯規，捉得幾多、要用幾多資源？法是立不完的，違規者捉不了那麼多，除非用「天眼」加人面辨識，或者全民舉報，人人自危。
外國搭公共交通沒有閘口，少查票；圖書攤位無人看管，自助付錢；還有可以隨心付錢的餐廳，是因為公民自律。當大家不守規矩，例如食自助餐狂搶並浪費食物、逃票、把公廁的廁紙拆下來整個帶回家用等，那麼監察的成本要高得多，也許解釋了為何要出動上億個天眼加人面辨識。
香港人成長時，媽媽教你做好公民，也教你佔小便宜（但不會犯大法），身教一時一樣，所以公民意識混亂，常處於有着數時想犯又不想犯的情况。
哲學家Michael Sandel在他的What Money Can't Buy中提到美國達拉斯學校做的實驗：付錢鼓勵小朋友看書，2美金一本。他問：用錢作誘因，是教導孩子看圖書是雜務嗎？而不是應該培養的興趣嗎？《論語．為政》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以刑罰阻嚇，能改變行為，但市民無羞恥之心；以道德禮教匡正民心，就能培養市民品格。
垃圾按量徵費，實在是香港人公民意識大考驗。
註：綠色力量2017年新聞稿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
2018年11月13日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下稱「垃圾按量徵費」）由2005年廖秀冬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長，到邱騰華，去到黃錦星都做緊第六年環境局長，才宣布要推行了。方法是用指定防偽收費垃圾袋，按容量徵費。以下討論垃圾按量徵費的成效、實行的問題、其他配套的配合，以及教育的重要。
環保是共業 需全民參與
雖然環保團體和環保人士大力支持，但也有市民反對，認為勞民傷財。2013年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曾做民調，當時五成半市民原則上贊成引入「廢物按量收費」，56.4%受訪市民贊成以「預繳式專用垃圾袋」徵費。
保護環境增加個人生活成本，但對社會整體有利。分類和回收不方便、耗時間等都是個人成本。除非市民很有公德心，以地球和社會利益為先，否則以個人為單位，香港人並不熱中減少廢物、保護環境。
但環保是共業，污染地球是共孽，人生下來就會污染地球，一句「生而為人，我很抱歉」或可應用至此。一小部分人減少廢物，其他人不理會，那麼減少破壞環境的目標還是很難達到。若難以用其他方式達到環保的集體行為，也許立法和執法是一個方法。
垃圾按量徵費，我想會有一定成效；顯著與否暫時不知道。政府以台灣及南韓實施垃圾按量徵費後有成效來支持政策，但減廢成效要看當地的執行細節、市民風俗、教育、其他環保配套等。
香港市民喜歡奉公守法，這不代表他們擁戴法治，只代表他們不喜歡犯法，並會指摘犯法者。垃圾稅不算重，所以可預料大部分人會守法。反之，違例要罰1500元，比起垃圾稅要高出很多。這件事也提醒市民：處理垃圾有成本。
但香港人同時也喜歡走精面，如果不守法而無後果時就不守，例如大家會不看交通燈過馬路。研究也指出某些國家實行徵費後「非法棄置」有所增加，因此黃錦星局長提出會加強執法，裝「天眼」捉非法棄置，以及製作「舉報App」讓市民舉報非法黑點。
垃圾按量徵費的實行問題
「非法棄置」定義困難。我在便利店買飲料、在街邊篤魚蛋，飲完吃完丟進街上的垃圾桶，是合法棄置；我帶回家吃喝，就變成「家居廢物」，理應放進收費垃圾袋。但我選擇走出街，丟到公共垃圾桶，這樣是合法棄置嗎？如果隨便把家裏的一兩件「家居廢物」拿到垃圾桶丟掉，是合法還是非法呢？若垃圾桶滿了，我棄置在垃圾桶旁邊，那算「非法棄置」嗎？
如果是因為垃圾桶不夠大、不夠多，清理次數不夠頻密，導致市民難以合法棄置，那算不算是環境局的錯？政府打算兩年內減少四成公共垃圾桶、增加回收桶，這點市民不支持。根據同上的中大民調，有45.8%的受訪市民反對「以減少公共垃圾桶數目來杜絕非法棄置垃圾」，只有22.1%的受訪者贊成，26.6%則回答「一半半」。
至於那個「舉報App」，本來環團支持南韓做法，成功舉報有獎賞，例如可分得罰款的八成；加上「天眼」系統，很難不懷疑政府想藉垃圾按量徵費擁抱國家政策，實行社會監控系統，再進一步計算市民的社會信譽度。恰巧中國內地社會信用評分系統將於2020年全面實施，香港垃圾按量徵費也在不遲於2020年實施，令人生疑。後來局方澄清「舉報App」只會用來舉報黑點加強巡查，暫不會用「人面辨識」或「天眼」來捉市民。但後事如何，難以知道。
第二個實行問題，是整棟物業處理垃圾的模式。政府稱，不用指定收費垃圾袋的廢物，垃圾車不收。大屋苑丟垃圾，是整箱丟進去，不知是否能逐件查。環團回應，可仿效台灣，增加一職位名「垃圾稽查員」。家居垃圾往往是很多小袋，清潔工友為了容易搬運，一般會將很多小袋丟進大黑膠袋，稽查員要打開大袋逐個檢查嗎？
一般物業，垃圾丟去後樓梯，再每天由清潔工友逐層集合垃圾。問題來了：若有人不遵守規定，不用指定垃圾袋，清潔工友收還是不收？一個方法是找出元兇，要求該住戶用指定垃圾袋。但有時「緝兇」困難；即便抓到，也可賴皮，寧死不屈。有時大廈業主可以一年不交管理費，欠款過萬，被人貼大字報，依舊不交。
若要維持大廈整潔，管理處另買膠袋，着清潔工友將垃圾用收費垃圾袋打包。這樣一來增加清潔工友工作量，二來不是「按量收費」，丟多少垃圾跟稅款沒有關係，就不能做到以「經濟誘因」減廢的效果。有些大廈用中央垃圾槽丟垃圾，也有同樣問題，這就看住戶和物業管理公司的態度了。環團的回應是立法應包括禁止物業管理公司中央處理廢物，並可叫政府部門進入私人屋苑上門執法。
教育和回收很重要
減少廢物有個限度，有些廢物還是必須丟的。要進一步減少廢物，除了徵費，就是令回收更方便。但香港這方面非常落後，環團批評很久，例如「自助按樽機」回收膠樽。紙包飲品在日本和台灣回收率分別有45%及30%，中國大陸有10%，但香港沒有回收（註）。香港在廚餘回收也乏善足陳。大部分廢物回收在香港的自由市場難以賺錢，若不是政府補貼及以政策幫助，難以有足夠力量推動。
最後，教育相當重要。經濟學家Samuel Bowles寫道：「好的誘因代替不了好的公民。」捉犯規，捉得幾多、要用幾多資源？法是立不完的，違規者捉不了那麼多，除非用「天眼」加人面辨識，或者全民舉報，人人自危。
外國搭公共交通沒有閘口，少查票；圖書攤位無人看管，自助付錢；還有可以隨心付錢的餐廳，是因為公民自律。當大家不守規矩，例如食自助餐狂搶並浪費食物、逃票、把公廁的廁紙拆下來整個帶回家用等，那麼監察的成本要高得多，也許解釋了為何要出動上億個天眼加人面辨識。
香港人成長時，媽媽教你做好公民，也教你佔小便宜（但不會犯大法），身教一時一樣，所以公民意識混亂，常處於有着數時想犯又不想犯的情况。
哲學家Michael Sandel在他的What Money Can't Buy中提到美國達拉斯學校做的實驗：付錢鼓勵小朋友看書，2美金一本。他問：用錢作誘因，是教導孩子看圖書是雜務嗎？而不是應該培養的興趣嗎？《論語．為政》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以刑罰阻嚇，能改變行為，但市民無羞恥之心；以道德禮教匡正民心，就能培養市民品格。
垃圾按量徵費，實在是香港人公民意識大考驗。
註：綠色力量2017年新聞稿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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