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29-邢福增：今天要重溫一段「統戰」基督教的歷史

邢福增：今天要重溫一段「統戰」基督教的歷史
2018年1月29日


中共建國初期對基督教的政策，是「領導和支持」愛國分子，去「團結」大多數虔信教徒，「反對」仍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少數反動分子。「領導和支持」、「團結」與「反對」三者，充分反映其統戰的手段── 團結與鬥爭。「愛國分子」是中共信任的同志，「大多數虔誠信教徒」是需要接受教育與改造者，而「少數反動分子」則是打擊及消滅的對象。

當時，被中共公開「反對」及打擊的基督教人士的只屬少數，中共一再表白，「反對」及「鬥爭」的，只是與帝國主義有關的「壞分子」，廣大基督徒只要「愛國」，就是中共「團結」的對象。結果，許多教會領袖投入「反帝愛國」的行列，積極參與「學習與改造」（「洗澡」）；又為了「過關」，在控訴運動中作自我批判的同時，加入控訴中共指定鬥爭對象的行列。

最初中共對於拒絕被團結的基督教人士（例如王明道），仍致力爭取拉攏。但當王明道一直堅拒參加黨國支持的基督教三自（自治、自養、自傳）組織，甚至形成反三自的一股逆流，終於在1955年，將王打成「基督教反革命團集」。針對另一個反三自的基督徒聚會處，中共則致力分化，使其內部出現了「加入三自」與「反對加入」的矛盾。又在1956年將反三自的人士，藉「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而一舉逮捕。團結與鬥爭的手段，成功瓦解了反三自的勢力。

五十年代初的基督教領袖，面對的困局是：到底自己選擇成為「被團結」還是「被鬥爭」的對象。當中共未有將自己劃為後者時，是否願意積極配合，站在「人民立場」，接受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華的指控，同時投入指控那些少數的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壞分子」。

中共的統戰手段極其高明。一方面藉著「鬥爭」極少數人士，塑造了「紅色恐怖」的氛圍，對基督教人士形成巨大的心理及政治壓力，逼使其歸邊。另方面，又表現了「團結」的善意，拉攏他們，指出中共只要求「愛國」，基督徒只須完成反帝愛國的政治任務，三自運動不是改造信仰運動，加入三自（愛國）與「愛教」並沒有矛盾。部分教會領袖，以保持信仰作最後底線。他們在參加三自後，仍較低調地在建制內拓展宗教使命，藉此維護信仰立場，並探索最大可能將福音信仰與政治愛國予以結合。

可惜，這些在不論在早期或後期被團結及爭取過來的基督教人士，最後仍沒法避過革命浪潮，在反右鬥爭中被劃為「右派」（或內定右派）。1957年以後，極「左」的鬥爭主導局面。基督教的反右鬥爭牽連之廣，未嘗不是對在歷起政治運動中苟延殘存的基督教予以沉重打擊。抑有進者，那些期望在反帝愛國統一戰線中守護教會生存空間，甚至在鳴放中一度泛起建設教會的願景，並發聲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空間者，反過來受到全面的政治清算。

反右後，倖存者唯一生存之道，乃向黨交心，向左靠攏。左派及中左全面掌權，原先在統戰基礎上開拓的政治光譜全面收窄，根本地改變了中國基督教的政治面貌。

這段歷史，令我想起大家都很熟悉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一段話：

最初，他們來抓共產黨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接著，他們來抓社會主義者，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主義者；
再來，他們來抓工會會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
後來，他們來抓猶太人，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最後，他們來抓我，已經沒有人能為我說話了。

在五十年代的中國教會，這段話可以改寫為：

最初，他們要我控訴美帝利用基督教侵華，我要控訴，因為我不是「美帝」傳教士；
接著，他們來抓基督教內的「壞分子」，我要控訴，因為我不是「壞分子」；
再來，他們來抓反三自的王明道，將他打成「反革命」，我要控訴，因為我不是「反革命」；
後來，他們來抓潛藏在教會內的「右派分子」，我要控訴，因為我沒有被劃為「右派」；
最後，他們要消滅基督教，我才發現，我原來早已拚棄上帝，我的心已經交給黨了……

難道，歷史又在重現……


邢福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