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26-練乙錚：談學問淵源即故事，論史觀杏壇如戰場
練乙錚：談學問淵源即故事，論史觀杏壇如戰場
2015年3月26日
周一本欄文章提及歷史學家Carl Lotus Becker（1873-1945）和他的歷史觀，開了一個頭，今天繼續。關注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朋友，對這位學者當會有不少興趣，因為與他差不多同時代的幾位中國史學大師梁啟超、胡適和顧頡剛等，都與他有某種關係或淵源。如果讀者更感覺到本地政治裏出現了歷史教學危機，眼看「紅色記憶」勢必借政經力量大舉植入本地中小學歷史教育，則筆者提出一個本來只在學院裏才有少數人關注的歷史學（historiography）話題，便很及時，更或有助大眾正視大變之將臨，於風雨如晦之際得一思考的憑藉、立足的固點。【註1】
說故事、講淵源
胡適在他的一份1954年發表的英文著作的開首處有這樣一段關於Becker的記載：「教授有一次告訴我，他在辦公室的門上貼了出自《論語》的一句孔子的話：『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悅』。他對孔子這句話很有共鳴，要自己的學生都看到」。這裏說的「回」，就是顏回，孔子心底裏最喜歡的學生；孔子每提起他，總是讚不絕口，但到底還是批評了他一句，嫌他是個太聽話的「凡是派」。躍然紙上的，是Becker的治學態度：絕不輕易接受學術定見，也不希望他的學生個個都像顏回；而這也正正是胡適日後的治學風格。【註2】
Becker和胡適都是康奈爾大學校史上的名人，不過二人在康大的時間不同，胡適於1914年在該校本科畢業，念的是農科，翌年即赴哥倫比亞大學念哲學，師從杜威（John Dewey）。Becker比胡出道早，1917年到康大歷史系任教之時，已經是講座教授；1954年的時候，Becker已經作古。Becker的哲學思想，與杜威有兩點共通，都注重科學方法、都強調知行合一的實用主義；胡適就是深受此影響的。華盛頓大學（St Louis）歷史系教授L. A. Schneider在1971年出版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一書裏提到，1915-1917年胡適在哥大念哲學時，對他影響最大的六位學者當中，就包括了Becker。【註3】
顧頡剛是胡適在北大任教時的最早一位學生，修的是胡的中國哲學史課。本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科學方法原則，胡一反當時的學術傳統，把那門課改從《詩經》講起，把不屬於信史的堯舜禹等部分一砍了之，是謂「截斷眾流」，直令未進北大之前已經在國學方面下過苦功的顧頡剛大為傾倒。這一幕對顧頡剛後來成為「疑古派」掌門人、編寫出七大冊的不朽之作《古史辨》，或有十分重要的影響。Becker泉下有知，必撚鬚微笑。【註4】
梁啟超的《新史學》
然而，更早從歷史學的政治角度挑戰傳統的學者兼思想家，卻是梁啟超。1902年，梁發表《新史學》，乃一驚世之作。這篇長文不是勝在學理嚴謹，而是勝在一針見血指出問題振聾發聵。文章以《二十四史》為例，指出兩千年來傳統國史書寫的四大問題：
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梁啟超認為，兩千年來的「正史」，其實都不能算是歷史；在開始講民權的時代，意義更不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己。故其為史也，不過敍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蓋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君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以為捨朝廷外無國家。」 若用現代語詞來表達，「朝廷」就是帝黨的管治機器，「國家」則是民眾的整體。王朝專制，歷史當然是為帝黨寫的，不是為民眾寫的。
二、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這裏說的「群體」，應理解為近現代的公民社會，而「個人」，則是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君王及為此等君王效勞的一些好人壞人：「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敍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於鯽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有見及此者。此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成立也。」
三、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朝代更替）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今日我輩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大清立國）以來之事實，竟無一書可憑藉。時或借外國人之着述，窺其片鱗殘甲，百不得一，況吾國之閉關不與人通者耶！於是乎吾輩乃窮。」梁啟超百多年前說的這一點，到今天依然沒有變；例如寫鄧小平的學術性傳記，就只有美國學者傅高義那本。「最正面」的人物不能研究、書寫，其他的人物（例如薄熙來）和事件（例如文革），就更不必說；這都是為了避免領導尷尬、保護黨國對歷史結論的壟斷權。
四、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為何？曰理想是已，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今中國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而耗民智之具也。」
第一、二點，指出傳統歷史書寫的主角搞錯了；第三、四點指傳統歷史的寫法有問題，以致失去功用。這是典型的歷史學論述，而在清末之世、大變革的前夜，能有此觀念上的突破，尤其可貴。文章很可能影響了胡適。
破中有立，梁啟超這篇文章提倡的兩點，一是實用主義，認為書寫歷史必須有理想，知道寫的是為什麼；一是為了適應新時代，應該調整歷史書寫的對象。這都是與Becker的歷史觀一致的。用顧頡剛的話來說，那就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寫的歷史」。
Becker之前的十九世紀西方主流歷史寫法，當然與中國傳統寫法有異；梁啟超論「泰西的歷史」之時〔「泰西」為舊時對西方國家的稱呼〕，也留意到這點。然而，二者也有相同之處，就是所謂的「歷史的自然主義」，另一個叫法就是「歷史的科學主義」，認為史實愈豐富，歷史的真相就自然而然愈趨明顯；史家的責任，就是發掘更多的史料而已。那樣的話，任何時代的歷史工作和寫法也是一樣的。上面的第四點批評，針對的其實就是這種意味永恆不變的「自然主義」或「科學主義」史觀。
Becker怎麼說
1935年，Becker發表了膾炙人口的論文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他不相信歷史有什麼「鐵的規律」，甚至不認為史家選用史料之時，態度是冷的硬的客觀的。他認為，「科學的歷史」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概念。儘管每一代的人類所掌握的史料無疑比過去的一代豐富，而每一筆史料也可以力求真確反映發生過的客觀事實，但是每一代、每一個史家，在撰寫歷史的時候，無論他的歷史觀是什麼，無論他怎樣力求客觀、科學、公正（那是專業而必須的），他都是無可避免帶着時代和地域的文化偏見和個人的價值觀念去書寫歷史的；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篩選、提取他所需的有限的史料之時，他必然也是帶有主觀的。是史家通過客觀的史料說自己的主觀話，而不是「歷史」通過史家的嘴巴說客觀的史話。因此，每一代人都從相同的或者是更多更好的史料去書寫以前發生過的同一事件，但寫出來的歷史卻是每一代都不同的。此其一。
然而，如果史家想自己的成果得到社會的承認和應用，從而產生好的社會效果，他必須對未來有一個特定的嚮往、知道社會大概應走什麼方向，從而在篩選史料的時候選取那些最有用的，去作歷史書寫。否則的話，他寫出來的歷史必受冷落、終歸無用。但是，所謂的「嚮往」、「方向」，明顯都是主觀的、受文化制約，因而在不同的時地裏都是不一樣的。所以，史家書寫出來的歷史（不被遺忘的那些），必然同時帶有實用性和第二重的主觀性。此其二。
Becker在論文裏很巧妙地導出上述兩點。首先，他運用簡約法（reductionism），替「歷史」下了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定義：「歷史就是過往言行的記憶。」既然如此，則人人都是歷史家，幾乎每天都做着書寫歷史的工作，因為每一個明天都有一些要做的事情，而為了把那些事情做好，今天就有必要把過往的一些自己的、別人的言行記憶住。跟着，Becker借一個「人人先生」的生活裏的一件小事，導出了上述的兩個歷史特性。
某天一早，人人先生吃完早餐嘆咖啡的時候，忽然想起好像有一件事要做，但又記不起是什麼，於是他拿出他的記事簿，翻到當天那頁一看，果然看到一則記錄：「12月29日，付20噸煤的賬給史密夫，1017元。」他閱後即想起一連串真實發生過的事：夏天訂購的煤已經送來了，說好今天要付款。寫到這裏，故事已經包括了一個「歷史事件」（買煤、掛賬、收貨），一次關於這個事件的「歷史書寫」（在記事簿裏寫下一條），一次「歷史考究」（翻查記事簿）。
於是，人人先生出門，到史密夫的公司裏付賬。道明來意，史密夫有點疑惑，於是拿出他自己的生意記錄查看，然後說：「沒有呢。當日你的確來這裏訂購，但我當時沒有存貨，向你提議到布朗先生的店試試。」人人先生這時才想起：的確如此，只不過自己當時忘了更改記事簿裏的記錄；於是他轉到布朗的店，道明來意，布朗打開自己的生意記錄查看：「對了，盛惠1017元。」人人先生於是高高興興的付款，然後輕輕鬆鬆地離開了。這裏又包括了幾宗「歷史行為」：人人先生的歷史記錄做錯了，後來依靠對比其他人的歷史記錄，作出更正；然後，更正了的歷史幫助他順利完成一件他想做的事。
Becker指出，在這個小小的寓言裏，人人先生所做的事：寫下事件記錄、翻查記錄、考證和修正記錄，完完整整就是每一個專業史家每天都在做的專業工作；而人人先生正正是利用了自己書寫的歷史和進一步作出的歷史考證，幫助自己完成一件任務。Becker還特別指出，人人先生當初書寫歷史的時候，其實掌握非常多的史料，但絕大多數是他認為無關宏旨的，於是只選取了一些和自己的目的有關的幾筆史料，書寫出一筆有用的歷史。當然，他旁邊的其他人、其他朋友，每天也在書寫歷史，但如何寫、些什麼，都會是完全不同的。這個小小的寓言，包含了所有歷史書寫的要素：史料是客觀的，但史料的選取是主觀的，取決於自己的目的；目的因人而異，而整個工作是實用的。【註5】
有什麼時義？
梁啟超是政治上的改良派，但他提出的歷史觀卻無疑是革命的。好在，《新史學》發表之時，清王朝已是氣數將盡，提倡西學已經不再是大逆不道，不然的話，換作文章是在清初或「乾嘉盛世」發表，他肯定腦袋搬家。同樣，中共革命的時候，也提出了與統治階級不同的（馬列）歷史觀。原來，歷史觀之爭可以是你死我活。不過，在西方的史學界裏，主流歷史觀的興替，卻相當溫和。Becker和他的學派的理論，取代了之前的「科學的歷史」理論。他的學派發展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造就了後現代的、「反歐洲中心主義」的強大思潮。之後，西方的中國近代史學研究裏，更產生了「新清史」運動：如果從非漢族（滿族、其他邊疆民族）的觀點書寫清史，所選用的材料、得出來的結果，都會很不一樣；在一系列的歷史問題上，例如滿族是怎樣漢化的？「中華民族」的概念是怎樣在清末形成的？等等，答案也都不相同。
1911、1949年的革命成功之後，中國的史學界都曾經出現大變革，新的歷史觀取代舊的，過程並不溫和，特別是在反右和文革的時段裏。同樣，1997年之後，香港的史學界也經歷變化，不過只是完成了一半：舊的歷史課程在學校裏基本上給革掉了。筆者說過，那不是一個偶然或者十多年前「教改」的疏忽，而是政權有意識地刈除自民國以來老一輩歷史教師、特別是新儒學在香港學界裏開枝散葉種下的影響，然後在適當時候代之以政權認為適合的歷史觀所支配的歷史教學。這另一半的變革已經開始了。
有兩點應該注意：其一，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應該放在上述的史學場景去理解。其二，無論是「大中華」、本土派、社運左、右翼，都要思考一個問題：面對政權準備在學界全面引進「新史觀」，民間拿得出一套像樣的史學論述、一部足以抗衡的中國史╱香港史嗎？
練乙錚
【註1】歷史學（historiography）的重點不是具體的歷史，所研究的問題包括：歷史是怎樣寫成的？個別歷史家、某個時代裏的大多數歷史家所寫的歷史，後面是什麼性質的歷史觀？同一歷史事件有哪些不同的寫法？如何從新的觀點再審視過去寫成的歷史？等等。
【註2】胡適的這篇英文論文是The Right To Doubt 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有關部分可到下列網頁點擊左上角「Look Inside」鍵看到：http://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642-31181-9_25#page-1。Becker引用的那句孔子說的句話，出自《論語．先進第十一》。
【註3】Laurence A.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加州大學出版社（1971），頁54：https://books.google.co.nz/books?id=jIFVaJyJWaIC&pg=PA54&lpg=PA54&dq=carl+becker+and+hu+shih&source=bl&ots=V4ejojFnFp&sig=WguLs-JRsav-HNaxAKfdWwkNo5I&hl=en&sa=X&ei=b-oQVeu2A4OxmAXH9IDADw&ved=0CB8Q6AEwAQ#v=onepage&q=carl%20becker%20and%20hu%20shih&f=false。
【註4】顧頡剛畢業後在北大圖書館當個小職員，生活相當困難，胡適給他資助，更一直在學術方面支持他。顧成名之後，一樣慧眼識英，提攜沒有正式高教學位、當中學教員的錢穆，把他請到大學教書。錢成為一代宗師，結果又教出大師余英時。此可謂幾代的杏壇佳話也。
【註5】Carl 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1935年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的會長演講詞：http://www.historians.org/about-aha-and-membership/aha-history-and-archives/presidential-addresses/carl-l-becker。
2015年3月26日
周一本欄文章提及歷史學家Carl Lotus Becker（1873-1945）和他的歷史觀，開了一個頭，今天繼續。關注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朋友，對這位學者當會有不少興趣，因為與他差不多同時代的幾位中國史學大師梁啟超、胡適和顧頡剛等，都與他有某種關係或淵源。如果讀者更感覺到本地政治裏出現了歷史教學危機，眼看「紅色記憶」勢必借政經力量大舉植入本地中小學歷史教育，則筆者提出一個本來只在學院裏才有少數人關注的歷史學（historiography）話題，便很及時，更或有助大眾正視大變之將臨，於風雨如晦之際得一思考的憑藉、立足的固點。【註1】
說故事、講淵源
胡適在他的一份1954年發表的英文著作的開首處有這樣一段關於Becker的記載：「教授有一次告訴我，他在辦公室的門上貼了出自《論語》的一句孔子的話：『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悅』。他對孔子這句話很有共鳴，要自己的學生都看到」。這裏說的「回」，就是顏回，孔子心底裏最喜歡的學生；孔子每提起他，總是讚不絕口，但到底還是批評了他一句，嫌他是個太聽話的「凡是派」。躍然紙上的，是Becker的治學態度：絕不輕易接受學術定見，也不希望他的學生個個都像顏回；而這也正正是胡適日後的治學風格。【註2】
Becker和胡適都是康奈爾大學校史上的名人，不過二人在康大的時間不同，胡適於1914年在該校本科畢業，念的是農科，翌年即赴哥倫比亞大學念哲學，師從杜威（John Dewey）。Becker比胡出道早，1917年到康大歷史系任教之時，已經是講座教授；1954年的時候，Becker已經作古。Becker的哲學思想，與杜威有兩點共通，都注重科學方法、都強調知行合一的實用主義；胡適就是深受此影響的。華盛頓大學（St Louis）歷史系教授L. A. Schneider在1971年出版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一書裏提到，1915-1917年胡適在哥大念哲學時，對他影響最大的六位學者當中，就包括了Becker。【註3】
顧頡剛是胡適在北大任教時的最早一位學生，修的是胡的中國哲學史課。本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科學方法原則，胡一反當時的學術傳統，把那門課改從《詩經》講起，把不屬於信史的堯舜禹等部分一砍了之，是謂「截斷眾流」，直令未進北大之前已經在國學方面下過苦功的顧頡剛大為傾倒。這一幕對顧頡剛後來成為「疑古派」掌門人、編寫出七大冊的不朽之作《古史辨》，或有十分重要的影響。Becker泉下有知，必撚鬚微笑。【註4】
梁啟超的《新史學》
然而，更早從歷史學的政治角度挑戰傳統的學者兼思想家，卻是梁啟超。1902年，梁發表《新史學》，乃一驚世之作。這篇長文不是勝在學理嚴謹，而是勝在一針見血指出問題振聾發聵。文章以《二十四史》為例，指出兩千年來傳統國史書寫的四大問題：
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梁啟超認為，兩千年來的「正史」，其實都不能算是歷史；在開始講民權的時代，意義更不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己。故其為史也，不過敍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蓋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君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以為捨朝廷外無國家。」 若用現代語詞來表達，「朝廷」就是帝黨的管治機器，「國家」則是民眾的整體。王朝專制，歷史當然是為帝黨寫的，不是為民眾寫的。
二、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這裏說的「群體」，應理解為近現代的公民社會，而「個人」，則是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君王及為此等君王效勞的一些好人壞人：「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敍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於鯽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有見及此者。此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成立也。」
三、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朝代更替）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今日我輩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大清立國）以來之事實，竟無一書可憑藉。時或借外國人之着述，窺其片鱗殘甲，百不得一，況吾國之閉關不與人通者耶！於是乎吾輩乃窮。」梁啟超百多年前說的這一點，到今天依然沒有變；例如寫鄧小平的學術性傳記，就只有美國學者傅高義那本。「最正面」的人物不能研究、書寫，其他的人物（例如薄熙來）和事件（例如文革），就更不必說；這都是為了避免領導尷尬、保護黨國對歷史結論的壟斷權。
四、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為何？曰理想是已，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今中國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而耗民智之具也。」
第一、二點，指出傳統歷史書寫的主角搞錯了；第三、四點指傳統歷史的寫法有問題，以致失去功用。這是典型的歷史學論述，而在清末之世、大變革的前夜，能有此觀念上的突破，尤其可貴。文章很可能影響了胡適。
破中有立，梁啟超這篇文章提倡的兩點，一是實用主義，認為書寫歷史必須有理想，知道寫的是為什麼；一是為了適應新時代，應該調整歷史書寫的對象。這都是與Becker的歷史觀一致的。用顧頡剛的話來說，那就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寫的歷史」。
Becker之前的十九世紀西方主流歷史寫法，當然與中國傳統寫法有異；梁啟超論「泰西的歷史」之時〔「泰西」為舊時對西方國家的稱呼〕，也留意到這點。然而，二者也有相同之處，就是所謂的「歷史的自然主義」，另一個叫法就是「歷史的科學主義」，認為史實愈豐富，歷史的真相就自然而然愈趨明顯；史家的責任，就是發掘更多的史料而已。那樣的話，任何時代的歷史工作和寫法也是一樣的。上面的第四點批評，針對的其實就是這種意味永恆不變的「自然主義」或「科學主義」史觀。
Becker怎麼說
1935年，Becker發表了膾炙人口的論文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他不相信歷史有什麼「鐵的規律」，甚至不認為史家選用史料之時，態度是冷的硬的客觀的。他認為，「科學的歷史」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概念。儘管每一代的人類所掌握的史料無疑比過去的一代豐富，而每一筆史料也可以力求真確反映發生過的客觀事實，但是每一代、每一個史家，在撰寫歷史的時候，無論他的歷史觀是什麼，無論他怎樣力求客觀、科學、公正（那是專業而必須的），他都是無可避免帶着時代和地域的文化偏見和個人的價值觀念去書寫歷史的；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篩選、提取他所需的有限的史料之時，他必然也是帶有主觀的。是史家通過客觀的史料說自己的主觀話，而不是「歷史」通過史家的嘴巴說客觀的史話。因此，每一代人都從相同的或者是更多更好的史料去書寫以前發生過的同一事件，但寫出來的歷史卻是每一代都不同的。此其一。
然而，如果史家想自己的成果得到社會的承認和應用，從而產生好的社會效果，他必須對未來有一個特定的嚮往、知道社會大概應走什麼方向，從而在篩選史料的時候選取那些最有用的，去作歷史書寫。否則的話，他寫出來的歷史必受冷落、終歸無用。但是，所謂的「嚮往」、「方向」，明顯都是主觀的、受文化制約，因而在不同的時地裏都是不一樣的。所以，史家書寫出來的歷史（不被遺忘的那些），必然同時帶有實用性和第二重的主觀性。此其二。
Becker在論文裏很巧妙地導出上述兩點。首先，他運用簡約法（reductionism），替「歷史」下了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定義：「歷史就是過往言行的記憶。」既然如此，則人人都是歷史家，幾乎每天都做着書寫歷史的工作，因為每一個明天都有一些要做的事情，而為了把那些事情做好，今天就有必要把過往的一些自己的、別人的言行記憶住。跟着，Becker借一個「人人先生」的生活裏的一件小事，導出了上述的兩個歷史特性。
某天一早，人人先生吃完早餐嘆咖啡的時候，忽然想起好像有一件事要做，但又記不起是什麼，於是他拿出他的記事簿，翻到當天那頁一看，果然看到一則記錄：「12月29日，付20噸煤的賬給史密夫，1017元。」他閱後即想起一連串真實發生過的事：夏天訂購的煤已經送來了，說好今天要付款。寫到這裏，故事已經包括了一個「歷史事件」（買煤、掛賬、收貨），一次關於這個事件的「歷史書寫」（在記事簿裏寫下一條），一次「歷史考究」（翻查記事簿）。
於是，人人先生出門，到史密夫的公司裏付賬。道明來意，史密夫有點疑惑，於是拿出他自己的生意記錄查看，然後說：「沒有呢。當日你的確來這裏訂購，但我當時沒有存貨，向你提議到布朗先生的店試試。」人人先生這時才想起：的確如此，只不過自己當時忘了更改記事簿裏的記錄；於是他轉到布朗的店，道明來意，布朗打開自己的生意記錄查看：「對了，盛惠1017元。」人人先生於是高高興興的付款，然後輕輕鬆鬆地離開了。這裏又包括了幾宗「歷史行為」：人人先生的歷史記錄做錯了，後來依靠對比其他人的歷史記錄，作出更正；然後，更正了的歷史幫助他順利完成一件他想做的事。
Becker指出，在這個小小的寓言裏，人人先生所做的事：寫下事件記錄、翻查記錄、考證和修正記錄，完完整整就是每一個專業史家每天都在做的專業工作；而人人先生正正是利用了自己書寫的歷史和進一步作出的歷史考證，幫助自己完成一件任務。Becker還特別指出，人人先生當初書寫歷史的時候，其實掌握非常多的史料，但絕大多數是他認為無關宏旨的，於是只選取了一些和自己的目的有關的幾筆史料，書寫出一筆有用的歷史。當然，他旁邊的其他人、其他朋友，每天也在書寫歷史，但如何寫、些什麼，都會是完全不同的。這個小小的寓言，包含了所有歷史書寫的要素：史料是客觀的，但史料的選取是主觀的，取決於自己的目的；目的因人而異，而整個工作是實用的。【註5】
有什麼時義？
梁啟超是政治上的改良派，但他提出的歷史觀卻無疑是革命的。好在，《新史學》發表之時，清王朝已是氣數將盡，提倡西學已經不再是大逆不道，不然的話，換作文章是在清初或「乾嘉盛世」發表，他肯定腦袋搬家。同樣，中共革命的時候，也提出了與統治階級不同的（馬列）歷史觀。原來，歷史觀之爭可以是你死我活。不過，在西方的史學界裏，主流歷史觀的興替，卻相當溫和。Becker和他的學派的理論，取代了之前的「科學的歷史」理論。他的學派發展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造就了後現代的、「反歐洲中心主義」的強大思潮。之後，西方的中國近代史學研究裏，更產生了「新清史」運動：如果從非漢族（滿族、其他邊疆民族）的觀點書寫清史，所選用的材料、得出來的結果，都會很不一樣；在一系列的歷史問題上，例如滿族是怎樣漢化的？「中華民族」的概念是怎樣在清末形成的？等等，答案也都不相同。
1911、1949年的革命成功之後，中國的史學界都曾經出現大變革，新的歷史觀取代舊的，過程並不溫和，特別是在反右和文革的時段裏。同樣，1997年之後，香港的史學界也經歷變化，不過只是完成了一半：舊的歷史課程在學校裏基本上給革掉了。筆者說過，那不是一個偶然或者十多年前「教改」的疏忽，而是政權有意識地刈除自民國以來老一輩歷史教師、特別是新儒學在香港學界裏開枝散葉種下的影響，然後在適當時候代之以政權認為適合的歷史觀所支配的歷史教學。這另一半的變革已經開始了。
有兩點應該注意：其一，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應該放在上述的史學場景去理解。其二，無論是「大中華」、本土派、社運左、右翼，都要思考一個問題：面對政權準備在學界全面引進「新史觀」，民間拿得出一套像樣的史學論述、一部足以抗衡的中國史╱香港史嗎？
練乙錚
【註1】歷史學（historiography）的重點不是具體的歷史，所研究的問題包括：歷史是怎樣寫成的？個別歷史家、某個時代裏的大多數歷史家所寫的歷史，後面是什麼性質的歷史觀？同一歷史事件有哪些不同的寫法？如何從新的觀點再審視過去寫成的歷史？等等。
【註2】胡適的這篇英文論文是The Right To Doubt 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有關部分可到下列網頁點擊左上角「Look Inside」鍵看到：http://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642-31181-9_25#page-1。Becker引用的那句孔子說的句話，出自《論語．先進第十一》。
【註3】Laurence A.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加州大學出版社（1971），頁54：https://books.google.co.nz/books?id=jIFVaJyJWaIC&pg=PA54&lpg=PA54&dq=carl+becker+and+hu+shih&source=bl&ots=V4ejojFnFp&sig=WguLs-JRsav-HNaxAKfdWwkNo5I&hl=en&sa=X&ei=b-oQVeu2A4OxmAXH9IDADw&ved=0CB8Q6AEwAQ#v=onepage&q=carl%20becker%20and%20hu%20shih&f=false。
【註4】顧頡剛畢業後在北大圖書館當個小職員，生活相當困難，胡適給他資助，更一直在學術方面支持他。顧成名之後，一樣慧眼識英，提攜沒有正式高教學位、當中學教員的錢穆，把他請到大學教書。錢成為一代宗師，結果又教出大師余英時。此可謂幾代的杏壇佳話也。
【註5】Carl 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1935年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的會長演講詞：http://www.historians.org/about-aha-and-membership/aha-history-and-archives/presidential-addresses/carl-l-b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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