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29-安裕周記：中國通
安裕周記：中國通
21:30 29/3/2015
早前中央電視台第四台一個節目用了至少十分鐘批評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中國快將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同場還有台灣藍營主力炮手邱毅參與評論。想不到一向被視為溫和派的沈大偉這篇文章會引起如此軒然大波——沈大偉畢竟不是早已被列入拒絕往來戶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不是史丹福大學博士生年代被就中共炮轟的毛思迪（Steven Mosher）；沈大偉不是明刀明槍支持中國民運反對六四鎮壓的黎安友，也不是因為揭露八十年代中共生育政策殘酷引起北京抗議、之後被史丹福大學開除學籍的毛思迪，他像其他中國通一樣，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就像在學術期刊寫文章的任何一個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美國問題專家那樣。
沈大偉的文章論點早已有報道，此處不贅，不過，「中國通」（China hand）與中共打交道的長路不易擔當。這裏指的中國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逃到台灣的蔣介石在那年起已不是西方中國通的研究對象。勉強算是因為一九六○年美國總統大選電視辯論，尼克遜與甘迺迪爭論是否應該放棄金門前前後後那幾天，台灣才會被人用來研究一下，其他時間都是放在美國西太平洋政策或中共的亞洲策略的框架研究。地方小，在地緣政治盛行的年代會是吃虧了一些。
美國是現代中國通的主要來源，日本西歐也有不少夠水平的中國通，可是美國人才多，沈大偉九十年代越洋擔任英國的《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主編，學力非凡，是溫和派中國通，想不到只是寫了一篇以研究來說的短篇文章卻飽受批判。不過，睽諸以往，像沈大偉如此遭遇的大不乏人，他們不是學力不夠，很多只是不幸在中共要找人開涮時候撞上去；當然也有走運的，可以獲得江青掏心挖肺日以作夜面談之後回去寫五百頁巨著。
美國的中國通由來已久，不少中國通與中國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家族先輩，八十年代初美國駐華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父親恒慕義上世紀初已在山西傳道教書，恒慕義更是四十年代美國出版的《清代名人傳略》主編，此書幾乎就是研究清朝名人的百科全書，甚獲好評。至於李潔明（James Lilley）和芮效儉（Stapleton Roy）都生於中國，李潔明生在青島，父親是石油公司職員；芮效儉生於南京，父親是金陵大學教授芮陶庵。這些中國通都能說一口無瑕的中國官話；也許讓人失笑，美國先後駐京的中國通當中以上面這三人的中國話最地道，比起廣東台山後裔的駱家輝強得多。
父執輩流傳的中國研究
中國通與中國關係愛恨交纏，他們或其父執輩生於中國，目睹清末民初以至國共內戰，看到封建王朝結束後依然流延不去的餘毒，看到中國社會的劣根性，貪污腐敗軍閥割據，國家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對清朝以至國民黨政府俱有批判之心。這些人回到美國，對國民政府政權大加批判，對中共大加讚揚，可以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美國官方及民間的中國通絕大多數為中共支持者。他們把廉潔中國的夢想寄託在尚在陝西窰洞、河北西柏坡的中共領導人，認為只有這些充滿理想的馬克思主義者才是中國現代化的指路明燈。
國民政府遷到陪都重慶期間，這個偏處西南的重鎮國共兩黨官員雲集，美國官方辦事處官員也不少，包括美國新聞處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以及生於成都的傳教士之子、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John Service）。他們與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打交道，親眼目證國民政府軟弱無力，心理上較為親近年輕朝氣的中共諸人，包括能言善辯的周恩來，以及英語了得的燕京大學畢業生新聞官龔澎。他想不到的是，以為中共裏頭都是類似毛澤東的湖南口音書生，卻是來了一批天津北平大城巿英語說得極為流利的大學畢業生，尤其是龔澎，更是駐重慶美國記者及官員的話題人物。費正清在他的自傳體裁結集《到中國去》（China Bound）是這樣描述龔澎出場：「結果是聰明吸引的年輕女子龔澎來找我，她剛接任成為周恩來的出色新聞官……她的氣質糅合了年輕的朝氣以及對中國共產黨信念的堅定信仰，極為善解戰地記者人意，外帶一新耳目的幽默感」（As a result a very intelligent and attractive young woman named Kung Peng came to see me. She was just at the start of a brilliant career as Chou En-lai's press officer……Her personality combined the freshness of youth with the certainty of her faith in the CCP cause plus a good deal of sophistication about war correspondents and a refreshing sense of humor）。
重慶上演的國共宣傳戰
這場帶著統戰色彩的宣傳戰戰果不言而喻，儘管國民政府也有生於美國南部英語優雅的宋美齡，但從延安下來的中共人員帶著的革命浪漫主義色彩與接受西方教育的樂觀開明，野獸與美女的二元本質共冶一爐更令陪都的美國人著迷，客觀上建構成為此後延綿多年美國中國通的中國觀的其中之一主流。不過，「中國關係」在五十年代麥卡錫極右思潮臨頭時讓他們吃盡苦頭，在「誰失去中國」右翼大棒子之下，謝偉思失去工作，遠離華盛頓到加州當推銷員。七十年代美國被困在越南動彈不得，那時有人想起告老歸田的謝偉思及另一國務院官員戴維斯（John Davis），認為美國在麥卡錫主義下失去大批亞洲及中國問題專家，以致不明不白的派出大軍到越南打一場在錯誤的時間的錯誤戰爭。
但是在高等院校則是另一種情。費正清回到哈佛大學教書，學生盈門，有說他指導的博士生超過一百人，有說是逾八十人，不論兩個數字誰對誰錯，但在美國頂級名校教出八十個博士恐怕是一個紀錄，哈佛大學與費正清的現代中國研究堪稱二而一的關係。美國東岸哈佛耶魯等長春藤八大聯盟有一個不成文傳統，有著中國古時的「易子而教」教學關係，本科畢業要進研究院，很多時都會被推薦到其他長春藤大學攻讀，當然也有尖子長留本校讀到博士畢業，在哈佛大學這些人有一個稱號——「哈佛人」（Harvard Man），其中包括前面所述的黎安友。黎安友是費正清的學生，以研究中國派系政治著稱，七十年代寫過《北京政治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中國派系政治及憲政失敗》（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可說是一新中國研究流派耳目。黎安友之後集中研究中國人權與天安門民主運動，被中共敵視，對黎態度不佳。除費正清外，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包大可（Doak Barnett）五十年代曾以美國總領事館新聞官身分派駐香港，對中共態度溫和，六十年代提出對中共「圍堵而不孤立」。此後台灣當局多次邀包大可參觀寶島，包大可由於對國民黨心生厭惡，二十年間未踏足台灣，到八十年代始首次往訪。包大可門生不少，有兩人曾經直接影響美中關係，一是卡特總統年代的國家安全事務官員、參加美中建交談判的奧克森伯格，另一則是克林頓的中國政策智囊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美國的自由派中國通
這些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包括費正清以及包大可俱是中國通裏的自由派，在五十年代因為麥卡錫反共反華受過打壓。七十年代，中共進入聯合國，外交戰線全面展開，這些昔日陪都重慶的美國友人紛紛絡繹於北京華府之間，在北京被奉為「美國友人」。在這一段時間，在中國通的世界也出現另一種現象，中共對那些持批評態度的西方中國問題專家施以猛轟，提出一個命題：「這些人為誰研究中國」，以此作為區隔。當時中共認為，對中共文化大革命持批評態度的俱非友好，認定不是為美國情報部門工作便是文化侵略。更有一種說法是：若研究中國目的是為了解決本身社會裏的問題，這種才算是真正的中國研究。今天回看，這些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念，極度自我膨脹的思維竟然套落在學術研究，令人失望。然而矛盾的是，中共極左派當年天天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同時卻又在心底裏對外國人倒履相迎，江青在隻手遮天年代接受美國學者韋特克（Roxane Witke）長時間專訪，文革過後，韋特克的五百頁巨著面世，書名頗具諷刺意味：《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書內的江青同志那時已在秦城監獄。
中共一左二窄年代的思維，在意大利共產黨員、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顯見無遺。安東尼奧尼是左傾藝術家，拍過《春光乍洩》等電影，一九七二年初到中國拍紀錄片，發行之後被極左派狠批反動，香港當年有親共雜誌也有報道，齊轟大炮。安東尼奧尼的罪名是「拍攝中國陰暗面」，原來他只是拍了小腳老太婆及北京的破舊胡同，卻想不到因此傷了「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的革命闖將的心。文革過後，中共以「肅清四人幫流毒，撥亂反正」，一九七九中共文化部門實事求是，向安東尼奧尼道歉。
「為誰研究中國」的命題
這就回到「為誰研究中國」以及「什麼才是中國研究」的古老命題。作為學術自由的彰顯，研究江青對中共何以文革年代變得狂熱有助，同樣，研究中共派系政治也有助理順大躍進左傾盲動何以全國通行事後沒有追究處罰。且隔洋研究中國問題，有研究結果上的差別不出奇，等於毛年代的「敵人一天一天爛下去」未見出現，同樣有落差。可是一旦以七十年代「為誰研究中國」框架看問題，西方對中國的研究都極為容易跌入安東尼奧尼《中國》的窠臼：沒有宣傳中共正面形象；中共的反彈則如一九七四年人民出版社的反安東尼奧尼文章匯集書名一樣﹕《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反華影片「中國」》。儘管後來中共解說江青藉事件向周恩來施壓，是中共宮廷政治的折射云云，然而陰暗的鬥爭始終令人不快。
這一條從四十年代重慶而發的中國通之路，有被中共統戰的時代，也有被中共狠批的日子，歲月來往之間，這條研究之路並不好走——若是被認為在適當的時間做適當的事，也許會像重慶年代的費正清謝偉思那樣精神舒暢；反之，在被認為在不適當的時間做不適當的事就會成為箭靶聲聲討伐。至於何以有此差別，恐怕外人難知箇中究竟，我最怕是有人弄錯，把研究中國問題的中國通，搞亂了以為是售賣中國關係的政治掮客，像美國幾位前高官那樣，只講好話不講批評。
21:30 29/3/2015
早前中央電視台第四台一個節目用了至少十分鐘批評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中國快將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同場還有台灣藍營主力炮手邱毅參與評論。想不到一向被視為溫和派的沈大偉這篇文章會引起如此軒然大波——沈大偉畢竟不是早已被列入拒絕往來戶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不是史丹福大學博士生年代被就中共炮轟的毛思迪（Steven Mosher）；沈大偉不是明刀明槍支持中國民運反對六四鎮壓的黎安友，也不是因為揭露八十年代中共生育政策殘酷引起北京抗議、之後被史丹福大學開除學籍的毛思迪，他像其他中國通一樣，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就像在學術期刊寫文章的任何一個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美國問題專家那樣。
沈大偉的文章論點早已有報道，此處不贅，不過，「中國通」（China hand）與中共打交道的長路不易擔當。這裏指的中國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逃到台灣的蔣介石在那年起已不是西方中國通的研究對象。勉強算是因為一九六○年美國總統大選電視辯論，尼克遜與甘迺迪爭論是否應該放棄金門前前後後那幾天，台灣才會被人用來研究一下，其他時間都是放在美國西太平洋政策或中共的亞洲策略的框架研究。地方小，在地緣政治盛行的年代會是吃虧了一些。
美國是現代中國通的主要來源，日本西歐也有不少夠水平的中國通，可是美國人才多，沈大偉九十年代越洋擔任英國的《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主編，學力非凡，是溫和派中國通，想不到只是寫了一篇以研究來說的短篇文章卻飽受批判。不過，睽諸以往，像沈大偉如此遭遇的大不乏人，他們不是學力不夠，很多只是不幸在中共要找人開涮時候撞上去；當然也有走運的，可以獲得江青掏心挖肺日以作夜面談之後回去寫五百頁巨著。
美國的中國通由來已久，不少中國通與中國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家族先輩，八十年代初美國駐華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父親恒慕義上世紀初已在山西傳道教書，恒慕義更是四十年代美國出版的《清代名人傳略》主編，此書幾乎就是研究清朝名人的百科全書，甚獲好評。至於李潔明（James Lilley）和芮效儉（Stapleton Roy）都生於中國，李潔明生在青島，父親是石油公司職員；芮效儉生於南京，父親是金陵大學教授芮陶庵。這些中國通都能說一口無瑕的中國官話；也許讓人失笑，美國先後駐京的中國通當中以上面這三人的中國話最地道，比起廣東台山後裔的駱家輝強得多。
父執輩流傳的中國研究
中國通與中國關係愛恨交纏，他們或其父執輩生於中國，目睹清末民初以至國共內戰，看到封建王朝結束後依然流延不去的餘毒，看到中國社會的劣根性，貪污腐敗軍閥割據，國家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對清朝以至國民黨政府俱有批判之心。這些人回到美國，對國民政府政權大加批判，對中共大加讚揚，可以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美國官方及民間的中國通絕大多數為中共支持者。他們把廉潔中國的夢想寄託在尚在陝西窰洞、河北西柏坡的中共領導人，認為只有這些充滿理想的馬克思主義者才是中國現代化的指路明燈。
國民政府遷到陪都重慶期間，這個偏處西南的重鎮國共兩黨官員雲集，美國官方辦事處官員也不少，包括美國新聞處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以及生於成都的傳教士之子、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John Service）。他們與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打交道，親眼目證國民政府軟弱無力，心理上較為親近年輕朝氣的中共諸人，包括能言善辯的周恩來，以及英語了得的燕京大學畢業生新聞官龔澎。他想不到的是，以為中共裏頭都是類似毛澤東的湖南口音書生，卻是來了一批天津北平大城巿英語說得極為流利的大學畢業生，尤其是龔澎，更是駐重慶美國記者及官員的話題人物。費正清在他的自傳體裁結集《到中國去》（China Bound）是這樣描述龔澎出場：「結果是聰明吸引的年輕女子龔澎來找我，她剛接任成為周恩來的出色新聞官……她的氣質糅合了年輕的朝氣以及對中國共產黨信念的堅定信仰，極為善解戰地記者人意，外帶一新耳目的幽默感」（As a result a very intelligent and attractive young woman named Kung Peng came to see me. She was just at the start of a brilliant career as Chou En-lai's press officer……Her personality combined the freshness of youth with the certainty of her faith in the CCP cause plus a good deal of sophistication about war correspondents and a refreshing sense of humor）。
重慶上演的國共宣傳戰
這場帶著統戰色彩的宣傳戰戰果不言而喻，儘管國民政府也有生於美國南部英語優雅的宋美齡，但從延安下來的中共人員帶著的革命浪漫主義色彩與接受西方教育的樂觀開明，野獸與美女的二元本質共冶一爐更令陪都的美國人著迷，客觀上建構成為此後延綿多年美國中國通的中國觀的其中之一主流。不過，「中國關係」在五十年代麥卡錫極右思潮臨頭時讓他們吃盡苦頭，在「誰失去中國」右翼大棒子之下，謝偉思失去工作，遠離華盛頓到加州當推銷員。七十年代美國被困在越南動彈不得，那時有人想起告老歸田的謝偉思及另一國務院官員戴維斯（John Davis），認為美國在麥卡錫主義下失去大批亞洲及中國問題專家，以致不明不白的派出大軍到越南打一場在錯誤的時間的錯誤戰爭。
但是在高等院校則是另一種情。費正清回到哈佛大學教書，學生盈門，有說他指導的博士生超過一百人，有說是逾八十人，不論兩個數字誰對誰錯，但在美國頂級名校教出八十個博士恐怕是一個紀錄，哈佛大學與費正清的現代中國研究堪稱二而一的關係。美國東岸哈佛耶魯等長春藤八大聯盟有一個不成文傳統，有著中國古時的「易子而教」教學關係，本科畢業要進研究院，很多時都會被推薦到其他長春藤大學攻讀，當然也有尖子長留本校讀到博士畢業，在哈佛大學這些人有一個稱號——「哈佛人」（Harvard Man），其中包括前面所述的黎安友。黎安友是費正清的學生，以研究中國派系政治著稱，七十年代寫過《北京政治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中國派系政治及憲政失敗》（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可說是一新中國研究流派耳目。黎安友之後集中研究中國人權與天安門民主運動，被中共敵視，對黎態度不佳。除費正清外，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包大可（Doak Barnett）五十年代曾以美國總領事館新聞官身分派駐香港，對中共態度溫和，六十年代提出對中共「圍堵而不孤立」。此後台灣當局多次邀包大可參觀寶島，包大可由於對國民黨心生厭惡，二十年間未踏足台灣，到八十年代始首次往訪。包大可門生不少，有兩人曾經直接影響美中關係，一是卡特總統年代的國家安全事務官員、參加美中建交談判的奧克森伯格，另一則是克林頓的中國政策智囊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美國的自由派中國通
這些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包括費正清以及包大可俱是中國通裏的自由派，在五十年代因為麥卡錫反共反華受過打壓。七十年代，中共進入聯合國，外交戰線全面展開，這些昔日陪都重慶的美國友人紛紛絡繹於北京華府之間，在北京被奉為「美國友人」。在這一段時間，在中國通的世界也出現另一種現象，中共對那些持批評態度的西方中國問題專家施以猛轟，提出一個命題：「這些人為誰研究中國」，以此作為區隔。當時中共認為，對中共文化大革命持批評態度的俱非友好，認定不是為美國情報部門工作便是文化侵略。更有一種說法是：若研究中國目的是為了解決本身社會裏的問題，這種才算是真正的中國研究。今天回看，這些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念，極度自我膨脹的思維竟然套落在學術研究，令人失望。然而矛盾的是，中共極左派當年天天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同時卻又在心底裏對外國人倒履相迎，江青在隻手遮天年代接受美國學者韋特克（Roxane Witke）長時間專訪，文革過後，韋特克的五百頁巨著面世，書名頗具諷刺意味：《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書內的江青同志那時已在秦城監獄。
中共一左二窄年代的思維，在意大利共產黨員、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顯見無遺。安東尼奧尼是左傾藝術家，拍過《春光乍洩》等電影，一九七二年初到中國拍紀錄片，發行之後被極左派狠批反動，香港當年有親共雜誌也有報道，齊轟大炮。安東尼奧尼的罪名是「拍攝中國陰暗面」，原來他只是拍了小腳老太婆及北京的破舊胡同，卻想不到因此傷了「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的革命闖將的心。文革過後，中共以「肅清四人幫流毒，撥亂反正」，一九七九中共文化部門實事求是，向安東尼奧尼道歉。
「為誰研究中國」的命題
這就回到「為誰研究中國」以及「什麼才是中國研究」的古老命題。作為學術自由的彰顯，研究江青對中共何以文革年代變得狂熱有助，同樣，研究中共派系政治也有助理順大躍進左傾盲動何以全國通行事後沒有追究處罰。且隔洋研究中國問題，有研究結果上的差別不出奇，等於毛年代的「敵人一天一天爛下去」未見出現，同樣有落差。可是一旦以七十年代「為誰研究中國」框架看問題，西方對中國的研究都極為容易跌入安東尼奧尼《中國》的窠臼：沒有宣傳中共正面形象；中共的反彈則如一九七四年人民出版社的反安東尼奧尼文章匯集書名一樣﹕《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反華影片「中國」》。儘管後來中共解說江青藉事件向周恩來施壓，是中共宮廷政治的折射云云，然而陰暗的鬥爭始終令人不快。
這一條從四十年代重慶而發的中國通之路，有被中共統戰的時代，也有被中共狠批的日子，歲月來往之間，這條研究之路並不好走——若是被認為在適當的時間做適當的事，也許會像重慶年代的費正清謝偉思那樣精神舒暢；反之，在被認為在不適當的時間做不適當的事就會成為箭靶聲聲討伐。至於何以有此差別，恐怕外人難知箇中究竟，我最怕是有人弄錯，把研究中國問題的中國通，搞亂了以為是售賣中國關係的政治掮客，像美國幾位前高官那樣，只講好話不講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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