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18-葉夢寒：晚清北京的洋建築
葉夢寒：晚清北京的洋建築
21:44 18/4/2015
即使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性建築，在中國的清代以前，也常常以一種漢化的樣式出現：大屋頂、琉璃瓦，中國式的磚塔、柱礎和石刻，都在表明一種西方的文明面對東方的「霸權」時所體現出來的屈尊姿態。
但是當義大利人郎世寧和法國人蔣友仁（R. Michel Benoist）用他們純正的北京話慫恿着帝國的首腦──乾隆皇帝──建造一座西式的噴水池時（獸首就是這座噴水池上的水龍頭），這種不平衡的狀態才發生了一些改觀。最終，在這兩位西方畫家兼建築師的規劃下，他們在圓明園中長春園的北界建成了一座歐式園林，由諧奇趣、黃花陣、養雀籠等十餘座西式建築和庭院組成，佔地約7公頃。只是對於當時大多數的中國市民來說，要在有生之年目睹這些歐洲風情，恐怕只是在異想天開的春夢中才能達成。
一個悖論：是圓明園的毀滅帶來了西洋建築在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春天。中國人滿懷着兩次鴉片戰爭的民族屈辱和咸豐皇帝客死熱河的傷痛記憶，吞嚥着將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傳給阿拉伯人的苦果。1901年，清政府與列強簽訂《辛丑合約》，其中第七款規定，列強可以在北京建立一個中國人無法進入的使館區，這就是後來一度被義和團的農民起義者圍得水泄不通的東交民巷
顯然，現存最早的北京洋建築不再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而是殖民文化的怪胎。從崇文門內街到東長安街，這8.1公頃內的地盤為十一個國家的大使館和兵營所分割，儼然就是北京的租界。既然可以「我的地盤我做主」，那麼造什麼樣式的房子也將由房子的主人說了算。二十世紀初在歐美風行一時的折衷主義建築在這裏成為西方冒險家的新寵（趕時髦者可能還對西方當時剛剛興起的新藝術運動趨之若鶩）。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義大利使館的大門上出現了電燈，匯豐銀行的最高處出現了一座大鐘，而德國醫院裏的屋頂上則樹起了一面旗杆子，據說那是為了升國旗而設的。
基督教開始向佛教和道教發起嚴峻的挑戰。在古老衰敗的中國傳統胡同中，基督教的教堂用它們的尖頂直刺着中國人的心臟，激發了他們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決心。在當時，一切對於留辮子的北京人來說都是那麼新鮮，皇城的鐵幕正在被撕去。1906年，為了修建京奉和京漢鐵路，皇城外城被拆開了三處缺口（按照迷信的說法，此時清朝的統治正如這座城牆一般千瘡百孔）。
這些洋派的建築深刻地改變着中國人對於世界的看法，不過梁思成先生在《中國建築史》最後一章中則直斥晚清的洋建築是「渣滓」，這多少有點像是顧彬似的垃圾論：「自清末季，外侮凌夷，民氣沮喪，國人鄙視國粹，莫不趨向洋式。然在當時外人之執營造業者率多匠商之流，對於其自身文化鮮有認識，曾經建築藝術訓練者更乏其人。故清末洋式之輸入實先見其渣滓。」
平心而論，晚清北京的洋建築與上海的石窟門一樣，他們都是西洋近現代建築與中國本土建築碰撞的結晶，其結果是直接改變了中國的建築格局。中國古典建築除了塔這種幾乎不能住人的「高樓」之外，其他一層或二層建築根本無法改變一個城市的天際線。這些平房有其傳承意義，現在成為文化保護主義者的心頭肉也可以理解，但對於之後中國人口的劇烈膨脹將是一次災難，更主要的，在當時一個力圖革新的時代，古建築和儒家思想一樣，成了孔家店和封資修的代表，雖然偏激，但改變是意料之中的事。連梁思成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清宣統年間，在北京建成的文藝復興式的大理院，「雖非精作，材料尤非佳選，然尚不失規矩準繩，可稱為我國政府近代從事營建之始。」
作者：葉夢寒
21:44 18/4/2015
即使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性建築，在中國的清代以前，也常常以一種漢化的樣式出現：大屋頂、琉璃瓦，中國式的磚塔、柱礎和石刻，都在表明一種西方的文明面對東方的「霸權」時所體現出來的屈尊姿態。
但是當義大利人郎世寧和法國人蔣友仁（R. Michel Benoist）用他們純正的北京話慫恿着帝國的首腦──乾隆皇帝──建造一座西式的噴水池時（獸首就是這座噴水池上的水龍頭），這種不平衡的狀態才發生了一些改觀。最終，在這兩位西方畫家兼建築師的規劃下，他們在圓明園中長春園的北界建成了一座歐式園林，由諧奇趣、黃花陣、養雀籠等十餘座西式建築和庭院組成，佔地約7公頃。只是對於當時大多數的中國市民來說，要在有生之年目睹這些歐洲風情，恐怕只是在異想天開的春夢中才能達成。
一個悖論：是圓明園的毀滅帶來了西洋建築在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春天。中國人滿懷着兩次鴉片戰爭的民族屈辱和咸豐皇帝客死熱河的傷痛記憶，吞嚥着將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傳給阿拉伯人的苦果。1901年，清政府與列強簽訂《辛丑合約》，其中第七款規定，列強可以在北京建立一個中國人無法進入的使館區，這就是後來一度被義和團的農民起義者圍得水泄不通的東交民巷
顯然，現存最早的北京洋建築不再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而是殖民文化的怪胎。從崇文門內街到東長安街，這8.1公頃內的地盤為十一個國家的大使館和兵營所分割，儼然就是北京的租界。既然可以「我的地盤我做主」，那麼造什麼樣式的房子也將由房子的主人說了算。二十世紀初在歐美風行一時的折衷主義建築在這裏成為西方冒險家的新寵（趕時髦者可能還對西方當時剛剛興起的新藝術運動趨之若鶩）。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義大利使館的大門上出現了電燈，匯豐銀行的最高處出現了一座大鐘，而德國醫院裏的屋頂上則樹起了一面旗杆子，據說那是為了升國旗而設的。
基督教開始向佛教和道教發起嚴峻的挑戰。在古老衰敗的中國傳統胡同中，基督教的教堂用它們的尖頂直刺着中國人的心臟，激發了他們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決心。在當時，一切對於留辮子的北京人來說都是那麼新鮮，皇城的鐵幕正在被撕去。1906年，為了修建京奉和京漢鐵路，皇城外城被拆開了三處缺口（按照迷信的說法，此時清朝的統治正如這座城牆一般千瘡百孔）。
這些洋派的建築深刻地改變着中國人對於世界的看法，不過梁思成先生在《中國建築史》最後一章中則直斥晚清的洋建築是「渣滓」，這多少有點像是顧彬似的垃圾論：「自清末季，外侮凌夷，民氣沮喪，國人鄙視國粹，莫不趨向洋式。然在當時外人之執營造業者率多匠商之流，對於其自身文化鮮有認識，曾經建築藝術訓練者更乏其人。故清末洋式之輸入實先見其渣滓。」
平心而論，晚清北京的洋建築與上海的石窟門一樣，他們都是西洋近現代建築與中國本土建築碰撞的結晶，其結果是直接改變了中國的建築格局。中國古典建築除了塔這種幾乎不能住人的「高樓」之外，其他一層或二層建築根本無法改變一個城市的天際線。這些平房有其傳承意義，現在成為文化保護主義者的心頭肉也可以理解，但對於之後中國人口的劇烈膨脹將是一次災難，更主要的，在當時一個力圖革新的時代，古建築和儒家思想一樣，成了孔家店和封資修的代表，雖然偏激，但改變是意料之中的事。連梁思成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清宣統年間，在北京建成的文藝復興式的大理院，「雖非精作，材料尤非佳選，然尚不失規矩準繩，可稱為我國政府近代從事營建之始。」
作者：葉夢寒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