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26-吳靄儀：否決政改，是民主未來的新起點
吳靄儀：否決政改，是民主未來的新起點
2015年4月26日
【明報專訊】十分慶幸本人不再是立法會議員，但假如我仍是議員，我一定會毫不猶豫，投票反對政改方案。
政務司長已講得清楚明白了，落實方案，已是實現「最終達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的目標，而且已無讓步的餘地。那麼還有什麼懸疑之處？否決如此方案又有何足惜？從理念原則，不能讓由北京操控的特首選舉當作民主普選魚目混珠；從改善管治的需求，則是百害而無一利。目前的管治危機，出於特首為保自身利益，只須緊貼中央，不必向市民問責，庸碌腐敗，議會無法制衡。若方案落實，這個情况只會變本加厲，因為誰能當上候選人是由北京透過提委會操控，到了一人一票選舉，則有賴中央指示本土左派基層組織負責安排，得不到大多數市民支持也照樣當選。北京更牢牢挾特首以令特區，民意更不足懼，你說對管治是利是弊？對於無權無勢的普通香港市民來說肯定是雪上加霜，有票等於無票，但恐怕對現時有財有勢的既得利益者來說，也是飲鴆止渴，因為北京治港，結果必然是香港在全盤大陸化之下，原有的制度及文化優勢破壞無遺，沒有了唯一的獨特優勢，香港能生存多久？這點經濟學家已分析甚詳，不用我多說了。
袋住先 「黨領導民主」陸續來
政改方案不是「袋住先」，不是有待進一步「優化」的方案，因為只有這個方案才符合中央政策理念的「普選」。重判高瑜，其實已是最有力地告訴了世人。高瑜的罪名是泄露了「七不講」文件。「七不講」其實最清楚明確劃分了兩套對立的價值，包括﹕西方憲政民主相對黨領導民主；普世價值相對黨的執政思想；公民社會相對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新聞自由相對黨管媒體。政改爭議，其實反映了兩套價值、兩套政策理念的對立。然而，「一國兩制」抑或「一國一制」的分別，正是在於香港能不能維護自己的核心價值，我們這一制的整套制度建基於此，香港的命脈和活力維繫於此。
政府所提的政改方案，其實要求香港放棄基於普世價值的憲制民主，接受黨領導民主。落實政改方案，隨之而來的就是透過黨領導的選舉，推動這一套思想綱領，這與香港人要建立的「一國兩制」之下的民主政制背道而馳。其實中央這一套思想綱領已逐步在香港推行了，最顯著的是「黨管媒體」，但以「黨基層組織」扭曲民意，操控地區事務，壓抑公民社會的做法，也愈來愈明顯及已取得可觀的實效。香港人感覺到香港已變成不再是他們熟悉的香港了，如果不奮起反抗，這些不受歡迎的變化就會藉政改急速加劇。
黨領導民主以「民主」為名，實質上剝奪港人民主治港，政府極力宣傳，否決了政改方案，香港就一世也不會有民主，這與「袋住先」同是謊言，真相是否決黨領導民主模式，才是香港民主的新起點。
藉區選推廣新思維
因此，泛民固然應要落區向市民解釋必須否決政改方案的因由，但同時更需要啟動的，是關於香港未來路向重要事項的討論，令雨傘運動帶來的公民覺醒、民主參與、自主自決的精神發揮作用，在全港各個地區落地生根，在地區是地區自決，運用地區共有資源，改變地區的生活質素風貌，而且由地區出發，重新掌握社會整體議題，改變香港。
這個運動範圍廣闊，遠遠超出泛民議員的力量，必須由公民社會合力發動。11月便要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提供了最合時的機會，因為選舉活動是最大規模的公眾宣傳。現時已有雨傘運動的年輕一代組織參選，但人數和力量仍需大大加強，而最重要的，是抓緊參選的目標，增加民主議席尚在其次，最大目標是推廣新思維，改變過時的區議會傳統，創立新一代的區議會，號召以往對傳統區議會不感興趣的本區居民，共同參與、共同決定地區生活要務。這個不一樣的區議會選舉，絕對可以打破政黨的樊籬，成為繼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最重要的民主運動！
立選無部署 無力抗23條
雨傘運動催生了新世代與新思維，傳統的民主運動理念、手法和組織立刻過時，不足回應新的期望。如何成功做就世代更替以加強民主組織力量，是另一項重要的工程。特首梁振英對雨傘運動的事後發炮，警醒香港人若非03‧71阻止了23條立法，雨傘運動根本沒法發生。香港人要認真問自己，23條立法一旦重來，到時有什麼力量可以抗衡。無計迴避，立法會仍是最重大的抗衡力量橋頭堡，如果沒有積極部署，2016立法會選舉，泛民並非沒有可能全軍覆沒，到時北京操控的建制力量，就可予取予攜，改寫法律，徹底顛覆法治。
在現實形勢之下，的確不易找到有效參與立法會的策略，但正因如此，關心香港命運的人才更須抖擻精神應付。後佔領階段，一股挫敗感在雨傘運動的參與者之間瀰漫，參與團體陷入分裂與互責之中，部分人走向極端，我覺得實在毫無必要，而且辜負了這場最偉大的運動。無可否認，此刻是運動的最危險時刻，也是香港命運的關鍵時刻。容許自己沉溺於挫敗無力，會是最大──也是唯一─—民主會失敗的因由。曾經擁抱「命運自決」的香港人，這是我們要作出決定的時候了！
2015年4月26日
【明報專訊】十分慶幸本人不再是立法會議員，但假如我仍是議員，我一定會毫不猶豫，投票反對政改方案。
政務司長已講得清楚明白了，落實方案，已是實現「最終達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的目標，而且已無讓步的餘地。那麼還有什麼懸疑之處？否決如此方案又有何足惜？從理念原則，不能讓由北京操控的特首選舉當作民主普選魚目混珠；從改善管治的需求，則是百害而無一利。目前的管治危機，出於特首為保自身利益，只須緊貼中央，不必向市民問責，庸碌腐敗，議會無法制衡。若方案落實，這個情况只會變本加厲，因為誰能當上候選人是由北京透過提委會操控，到了一人一票選舉，則有賴中央指示本土左派基層組織負責安排，得不到大多數市民支持也照樣當選。北京更牢牢挾特首以令特區，民意更不足懼，你說對管治是利是弊？對於無權無勢的普通香港市民來說肯定是雪上加霜，有票等於無票，但恐怕對現時有財有勢的既得利益者來說，也是飲鴆止渴，因為北京治港，結果必然是香港在全盤大陸化之下，原有的制度及文化優勢破壞無遺，沒有了唯一的獨特優勢，香港能生存多久？這點經濟學家已分析甚詳，不用我多說了。
袋住先 「黨領導民主」陸續來
政改方案不是「袋住先」，不是有待進一步「優化」的方案，因為只有這個方案才符合中央政策理念的「普選」。重判高瑜，其實已是最有力地告訴了世人。高瑜的罪名是泄露了「七不講」文件。「七不講」其實最清楚明確劃分了兩套對立的價值，包括﹕西方憲政民主相對黨領導民主；普世價值相對黨的執政思想；公民社會相對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新聞自由相對黨管媒體。政改爭議，其實反映了兩套價值、兩套政策理念的對立。然而，「一國兩制」抑或「一國一制」的分別，正是在於香港能不能維護自己的核心價值，我們這一制的整套制度建基於此，香港的命脈和活力維繫於此。
政府所提的政改方案，其實要求香港放棄基於普世價值的憲制民主，接受黨領導民主。落實政改方案，隨之而來的就是透過黨領導的選舉，推動這一套思想綱領，這與香港人要建立的「一國兩制」之下的民主政制背道而馳。其實中央這一套思想綱領已逐步在香港推行了，最顯著的是「黨管媒體」，但以「黨基層組織」扭曲民意，操控地區事務，壓抑公民社會的做法，也愈來愈明顯及已取得可觀的實效。香港人感覺到香港已變成不再是他們熟悉的香港了，如果不奮起反抗，這些不受歡迎的變化就會藉政改急速加劇。
黨領導民主以「民主」為名，實質上剝奪港人民主治港，政府極力宣傳，否決了政改方案，香港就一世也不會有民主，這與「袋住先」同是謊言，真相是否決黨領導民主模式，才是香港民主的新起點。
藉區選推廣新思維
因此，泛民固然應要落區向市民解釋必須否決政改方案的因由，但同時更需要啟動的，是關於香港未來路向重要事項的討論，令雨傘運動帶來的公民覺醒、民主參與、自主自決的精神發揮作用，在全港各個地區落地生根，在地區是地區自決，運用地區共有資源，改變地區的生活質素風貌，而且由地區出發，重新掌握社會整體議題，改變香港。
這個運動範圍廣闊，遠遠超出泛民議員的力量，必須由公民社會合力發動。11月便要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提供了最合時的機會，因為選舉活動是最大規模的公眾宣傳。現時已有雨傘運動的年輕一代組織參選，但人數和力量仍需大大加強，而最重要的，是抓緊參選的目標，增加民主議席尚在其次，最大目標是推廣新思維，改變過時的區議會傳統，創立新一代的區議會，號召以往對傳統區議會不感興趣的本區居民，共同參與、共同決定地區生活要務。這個不一樣的區議會選舉，絕對可以打破政黨的樊籬，成為繼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最重要的民主運動！
立選無部署 無力抗23條
雨傘運動催生了新世代與新思維，傳統的民主運動理念、手法和組織立刻過時，不足回應新的期望。如何成功做就世代更替以加強民主組織力量，是另一項重要的工程。特首梁振英對雨傘運動的事後發炮，警醒香港人若非03‧71阻止了23條立法，雨傘運動根本沒法發生。香港人要認真問自己，23條立法一旦重來，到時有什麼力量可以抗衡。無計迴避，立法會仍是最重大的抗衡力量橋頭堡，如果沒有積極部署，2016立法會選舉，泛民並非沒有可能全軍覆沒，到時北京操控的建制力量，就可予取予攜，改寫法律，徹底顛覆法治。
在現實形勢之下，的確不易找到有效參與立法會的策略，但正因如此，關心香港命運的人才更須抖擻精神應付。後佔領階段，一股挫敗感在雨傘運動的參與者之間瀰漫，參與團體陷入分裂與互責之中，部分人走向極端，我覺得實在毫無必要，而且辜負了這場最偉大的運動。無可否認，此刻是運動的最危險時刻，也是香港命運的關鍵時刻。容許自己沉溺於挫敗無力，會是最大──也是唯一─—民主會失敗的因由。曾經擁抱「命運自決」的香港人，這是我們要作出決定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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