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22-鈴木怜子：一位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對阿里山的回憶
鈴木怜子：一位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對阿里山的回憶
20141122
http://gushi.tw/archives/3049
再訪臺灣及對阿里山的回憶
比起工藤老師，筆者再訪臺灣晚了十三年。那是一九八二年的初冬，也是戰敗歸國後首次造訪臺灣。帶著短期大學畢業的大女兒和就讀國中的二女兒（讓她請了將近兩個月的假），經由新加坡轉機，到達臺灣。
這個曾經是故鄉的地方，日新月異，令人眼花撩亂。舊家附近猶記含有泥土芬芳的一大片綠油油的稻田，現都已變成水泥城牆。我家近千坪的土地，也成為政府機關的建築物，莊嚴的聳立在那兒。洪水曾經氾濫過的道路，意外成為寬敞的大馬路，早已不見昔日蹤跡。不過，從高樓大廈間看到的天空，依舊湛藍。
母校「幸國民學校」的建築物依舊，但是釋放出的氣息，卻像粗糙不堪的水泥牆板。突然覺得自己宛如被吸進一個大洞穴裡似的，淚水不禁奪眶而出。
保留原來「幸國民學校」風貌的二樓教室（靠仁愛路北邊）
正如後文所述，我在臺灣有一位很想見的友人。卻因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發生二二八事件而制訂的戒嚴令尚未解除，只好放棄聯絡。
震驚臺灣全島的二二八事件，儘管過了三十五年，國民黨政府對於那些以臺灣為故鄉的人士，特別是默默支持臺獨者、或是曾在日本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持續進行鎮壓。從一九四六年的秋天開始，日文印刷品就禁止入境，甚至禁止使用日語交談。
透過第三者，我得知那位友人不敢有所動作。因為他深怕我寄的郵件會被檢查。據說來自國外的郵件，可以透過一些巧妙的手法，不用拆封也能閱讀。由於當時常用薄信紙，故可以透過類似長針的東西，從信封一角插入後捲出信紙，等看完信中內容後，再以相同的方式捲回信封內。
或許當時的家庭旅行較不常見，也可能因為我身旁帶著女兒，較能讓人放心，所以大家都對我很和善。就我所知，當時臺灣的學校教育徹底排日。但在旅途上遇到的年輕人，都很友善。從關子嶺溫泉經由嘉義回來時，我們在客運上遇到一位青年，他提及其母畢業於日本的女子學校，定會樂意見到筆者，所以一直希望我去他家坐坐。最後由於時間無法配合，只好婉拒。不過在那個敏感的時代，竟能那麼親切的對待日本人，還真替他揑了把泠汗。
話說回來，那溫泉簡直慘不忍睹。或許是因為習慣於乾淨舒適的日本溫泉，也可能是選錯了旅館，當我看到小浴缸裡放了少許的溫泉水時，就決定馬上離開。其間只買了一頂用棲息在森林裡的鼯鼠毛做的帽子，結束了十五分鐘的溫泉之旅。
因為我對嘉義有著特別的回憶，所以後來我們從嘉義搭乘客運前往關子嶺。
在我十一歲時，為了要和臺灣說再見，父親帶著母親和我登上阿里山，藉以遙望「新高山」（玉山）。
日本時代描繪新高山（玉山）的明信片（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9%E5%B1%B1）
阿里山的起點在臺中州的嘉義。我們搭乘阿里山森林火車，抵達海拔二千六百公尺的終點阿里山站。之後，我們跟隨導遊前往祝山山頂，並在那裡欣賞臺灣第一高峰新高山。
我在學校獲知新高山比日本的富士山高了一百八十六公尺。父親很喜歡登山，日本的槍岳、穗高、立山等當然不用說，就是臺灣的大、小山，也都幾乎踏遍。雖說父親對山岳懷有特殊的情感，但在日本敗戰而情勢動亂之際，竟還有爬山的閒情逸志，顯見此舉為父親對臺灣的深情告別。
火車頭拉著有如兒童遊樂設施般的可愛車廂，在窄小的軌道上行駛。以柴木作為燃料，火車氣喘吁吁的折返行駛在險峻的坡道上。窗外的景象由觸手可及的低矮平房，逐漸變成濃密深綠的森林，最後我們抵達阿里山站。三小時的小火車之旅中，車廂內除了本省人（指原居住臺灣的漢人，用以區分戰後從大陸來的「外省人」）和原住民外，只有我們三位日本人。
原住民（當時稱為「高砂族」）是指中國大陸福建等地的漢人移居臺灣之前，就住在臺灣山區的人們。當時因日本國策之需，原住民青年或是接受徵兵，或是自願入伍，彼等英勇的行為舉止，為二次大戰的日本盡了不少心力。
最先有位坐在我們對面的原住民，非常客氣地靠近我們。接著又來了幾位，他們使用流利的日語關切我們今後的生活，並邀請我們去他們家住。那些原住民青年的部落（當時稱為蕃社），來回需要三天，由於無法配合父親的工作行程，我們只好和這輩子不可能再見面的他們道別。父親的鼻子微微顫動，強忍著淚水;母親則是不停地踮腳，目送走進森林裡的青年們。
這群原住民青年，都很努力的想要成為日本人，並且在二次大戰時多方協助日軍。他們的眼神銳利，頰骨寬闊，長得很特別。不過，當他們笑起來，眼睛會成彎月狀，然後被埋進深深的眼窩裡。
父親之所以對原住民透露出非比尋常的慚愧和憐憫，卻又憋住男兒淚，其實是有原因的。父親在戰爭時期擔任皇民奉公會，亦即日本「大政翼贊會」的幹部。該會屬於政治團體，所以必須遵守國策，將原住民青年送往戰場，藉以獲得軍功。父親深信教育原住民接觸文明世界的殖民地政策，其意義非凡。不過，就如同日本國內，難以計數的原住民，也因而為日本犧牲。
當時一番瀨亘同學的父親外派至他國，哥哥被高雄海軍要求參加「學徒動員」，姊姊卻因就讀日本女子大學而不在家，所以他只好跟著母親兩個人疏散到新竹州的大溪。附帶一提，一番瀨同學的姊姊康子女士，後來成為日本女子大學人類社會學系社會福祉組的教授，或許會有不少讀者認識她。
聽到宣告戰爭終止之詔書的隔天，小亘發現在細長的山路上，有著閃閃發光的一串物體，在樹叢中順著道路往下移動。
那是住在深山裡的泰雅族長老們腰帶上的配刀，因中午大太陽的反射而閃閃發光。約有二十多人，都披上該部落的微短上衣，在腰上綁著類似蓑衣的東西，並插著一把蕃刀，全副武裝下山。
這些原住民與小亘母親相識。由於日本戰敗，在臺日本人往後的生活難以預料，他們專程邀請小亘母子前往番社生活。雖說是邀請，但是其威風凜凜的態度，彷彿就是命令。他們全副武裝，保護日本人的決心，其真情令人動容。但換個角度來解讀，全副武裝其用意可能是為了要強調自己是居住在山裡的部族，也是一種示威的表現。
「持刀的原住民有股著魔似的不可言喻的氣魄，相當駭人。隨著時代變遷，他們所謂『出草』的獵人頭風俗早已消失，但持刀的氣魄還是很讓人震驚。那把刀的存在，就令人覺得很恐怖。」小亘說。
蕃刀的長度大約四十公分，寬五公分。據說接觸身體端的刀鞘是用皮或是厚布所製，另一面則是用五葉木或是某種藤蔓捲成，故可直接看到裡面的刀刃。
其實，日本人被邀請到番社居住這件事，我聽很多人說過。並據傳在深山的番社裡，真的就有因為當初受邀而一直居留下來的日本人。
在新竹州的深山，靠近番社附近的村落裡，住了一位曾經是日本人的少年。因為罹患瘧疾，在生死邊緣掙扎。有著剽悍下巴的原住民男人，臉上還殘留著赤裸裸藍色十字刺青的痕跡，他以少年的家長為傲，尤其是和其父親關係良好。當時即誠懇地建議:病人的情況回到日本也不可能改善，還不如留在蕃社跟族人一同生活。據說就這樣留了下來。
註：
短期大學：二年制大學。
大政翼贊會：該組織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一個極右團體，成立於一九四○年十月十二日，並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解散。首任總裁為近衛文磨，以推動「新體制運動」為主要目標，在二戰期間，以一黨專政的模式統治日本。
「學徒動員」：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勞工嚴重不足，政府要求中學以上的學生，參與軍需用品及食品加工的生產作業。
南風如歌本文由蔚藍文化社提供，選自該社出版之《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
作者：鈴木怜子，1935年出生於臺灣臺北市，1947年隨父母返日。 日本青山學院高中畢業之後，赴美國費城藝術學校學習美術。 旅居世界各地，包括臺灣之亞洲各國、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哥斯大黎加及美國洛杉磯等地。現居日本東京。 著有《旅居日本的聖方濟•沙勿略之後裔》（彩流社）、《芭蕾舞者服部智惠子之女華生•繁子》（彩流社）、《旅途剛剛啓程》（布朗士新社）、《世界最適合居住之處》（雜誌坊）、《強烈慾望七分喊停》（清流出版）等書。
本書簡介
日本戰敗，臺灣出生的少女怜子跟隨家人搭乘橘丸號返國，快到達時船上有人大聲歡呼，怜子父親卻眉頭深鎖說：「離開了『故鄉』，為何歡呼……？」，呵！父親可是抱著埋骨臺灣的決心，而在島上拼命奮鬥多年的呢！
但戰敗改變了一切，改變了「灣生」女兒怜子的一生。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少女怜子始終無法習慣那遠在北方的母國，她只記得，在南方的臺灣，她總是赤腳在寬闊的庭院奔跑，在小溪裡追趕著嬉游的魚，晚上睡前還得把蝗蟲或蝴蝶的蛹放進籠子裡才能入睡，一些奇妙的生活習慣圍繞著她的愜意童年。
多年以後，怜子將這樣的鄉愁凝止在對兒時哺育她的臺灣人奶媽的思念上。那位身穿七分褲，露出結實小腿，走起路來有點外八的歐巴桑阿岩，總會在她放學回家時，從小屋裡踏著小碎步出來，拿出杏子乾、甘蔗等等一些零食給她吃。記憶裡的一切都那麼清晰溫暖，怜子在心裡深處認定，她真的是喝臺灣人的奶水長大的，從裡到外，她都屬於臺灣這種亞熱帶天氣……
這是複雜的臺灣歷史的一個側面。愛與被愛、國族與記憶、自由意志與命定、忠誠與背叛、壓抑與解放，種種的對立困頓，都在怜子如風如歌般的記憶中一一消逝。童年遠颺，惟鄉愁永存，怜子阿嬤寫下此書，是對島上所有的人，以及所有的人所眺望的歷史最誠摯的祝福。
鈴木怜子
日本作家鈴木怜子出生於臺北，她今年79歲了。兩年前，她回到台灣，寫下她對這座島嶼的回憶……
博客來網路書店：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48300
讀冊生活網書店：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717018
201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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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訪臺灣及對阿里山的回憶
比起工藤老師，筆者再訪臺灣晚了十三年。那是一九八二年的初冬，也是戰敗歸國後首次造訪臺灣。帶著短期大學畢業的大女兒和就讀國中的二女兒（讓她請了將近兩個月的假），經由新加坡轉機，到達臺灣。
這個曾經是故鄉的地方，日新月異，令人眼花撩亂。舊家附近猶記含有泥土芬芳的一大片綠油油的稻田，現都已變成水泥城牆。我家近千坪的土地，也成為政府機關的建築物，莊嚴的聳立在那兒。洪水曾經氾濫過的道路，意外成為寬敞的大馬路，早已不見昔日蹤跡。不過，從高樓大廈間看到的天空，依舊湛藍。
母校「幸國民學校」的建築物依舊，但是釋放出的氣息，卻像粗糙不堪的水泥牆板。突然覺得自己宛如被吸進一個大洞穴裡似的，淚水不禁奪眶而出。
保留原來「幸國民學校」風貌的二樓教室（靠仁愛路北邊）
正如後文所述，我在臺灣有一位很想見的友人。卻因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發生二二八事件而制訂的戒嚴令尚未解除，只好放棄聯絡。
震驚臺灣全島的二二八事件，儘管過了三十五年，國民黨政府對於那些以臺灣為故鄉的人士，特別是默默支持臺獨者、或是曾在日本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持續進行鎮壓。從一九四六年的秋天開始，日文印刷品就禁止入境，甚至禁止使用日語交談。
透過第三者，我得知那位友人不敢有所動作。因為他深怕我寄的郵件會被檢查。據說來自國外的郵件，可以透過一些巧妙的手法，不用拆封也能閱讀。由於當時常用薄信紙，故可以透過類似長針的東西，從信封一角插入後捲出信紙，等看完信中內容後，再以相同的方式捲回信封內。
或許當時的家庭旅行較不常見，也可能因為我身旁帶著女兒，較能讓人放心，所以大家都對我很和善。就我所知，當時臺灣的學校教育徹底排日。但在旅途上遇到的年輕人，都很友善。從關子嶺溫泉經由嘉義回來時，我們在客運上遇到一位青年，他提及其母畢業於日本的女子學校，定會樂意見到筆者，所以一直希望我去他家坐坐。最後由於時間無法配合，只好婉拒。不過在那個敏感的時代，竟能那麼親切的對待日本人，還真替他揑了把泠汗。
話說回來，那溫泉簡直慘不忍睹。或許是因為習慣於乾淨舒適的日本溫泉，也可能是選錯了旅館，當我看到小浴缸裡放了少許的溫泉水時，就決定馬上離開。其間只買了一頂用棲息在森林裡的鼯鼠毛做的帽子，結束了十五分鐘的溫泉之旅。
因為我對嘉義有著特別的回憶，所以後來我們從嘉義搭乘客運前往關子嶺。
在我十一歲時，為了要和臺灣說再見，父親帶著母親和我登上阿里山，藉以遙望「新高山」（玉山）。
日本時代描繪新高山（玉山）的明信片（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9%E5%B1%B1）
阿里山的起點在臺中州的嘉義。我們搭乘阿里山森林火車，抵達海拔二千六百公尺的終點阿里山站。之後，我們跟隨導遊前往祝山山頂，並在那裡欣賞臺灣第一高峰新高山。
我在學校獲知新高山比日本的富士山高了一百八十六公尺。父親很喜歡登山，日本的槍岳、穗高、立山等當然不用說，就是臺灣的大、小山，也都幾乎踏遍。雖說父親對山岳懷有特殊的情感，但在日本敗戰而情勢動亂之際，竟還有爬山的閒情逸志，顯見此舉為父親對臺灣的深情告別。
火車頭拉著有如兒童遊樂設施般的可愛車廂，在窄小的軌道上行駛。以柴木作為燃料，火車氣喘吁吁的折返行駛在險峻的坡道上。窗外的景象由觸手可及的低矮平房，逐漸變成濃密深綠的森林，最後我們抵達阿里山站。三小時的小火車之旅中，車廂內除了本省人（指原居住臺灣的漢人，用以區分戰後從大陸來的「外省人」）和原住民外，只有我們三位日本人。
原住民（當時稱為「高砂族」）是指中國大陸福建等地的漢人移居臺灣之前，就住在臺灣山區的人們。當時因日本國策之需，原住民青年或是接受徵兵，或是自願入伍，彼等英勇的行為舉止，為二次大戰的日本盡了不少心力。
最先有位坐在我們對面的原住民，非常客氣地靠近我們。接著又來了幾位，他們使用流利的日語關切我們今後的生活，並邀請我們去他們家住。那些原住民青年的部落（當時稱為蕃社），來回需要三天，由於無法配合父親的工作行程，我們只好和這輩子不可能再見面的他們道別。父親的鼻子微微顫動，強忍著淚水;母親則是不停地踮腳，目送走進森林裡的青年們。
這群原住民青年，都很努力的想要成為日本人，並且在二次大戰時多方協助日軍。他們的眼神銳利，頰骨寬闊，長得很特別。不過，當他們笑起來，眼睛會成彎月狀，然後被埋進深深的眼窩裡。
父親之所以對原住民透露出非比尋常的慚愧和憐憫，卻又憋住男兒淚，其實是有原因的。父親在戰爭時期擔任皇民奉公會，亦即日本「大政翼贊會」的幹部。該會屬於政治團體，所以必須遵守國策，將原住民青年送往戰場，藉以獲得軍功。父親深信教育原住民接觸文明世界的殖民地政策，其意義非凡。不過，就如同日本國內，難以計數的原住民，也因而為日本犧牲。
當時一番瀨亘同學的父親外派至他國，哥哥被高雄海軍要求參加「學徒動員」，姊姊卻因就讀日本女子大學而不在家，所以他只好跟著母親兩個人疏散到新竹州的大溪。附帶一提，一番瀨同學的姊姊康子女士，後來成為日本女子大學人類社會學系社會福祉組的教授，或許會有不少讀者認識她。
聽到宣告戰爭終止之詔書的隔天，小亘發現在細長的山路上，有著閃閃發光的一串物體，在樹叢中順著道路往下移動。
那是住在深山裡的泰雅族長老們腰帶上的配刀，因中午大太陽的反射而閃閃發光。約有二十多人，都披上該部落的微短上衣，在腰上綁著類似蓑衣的東西，並插著一把蕃刀，全副武裝下山。
這些原住民與小亘母親相識。由於日本戰敗，在臺日本人往後的生活難以預料，他們專程邀請小亘母子前往番社生活。雖說是邀請，但是其威風凜凜的態度，彷彿就是命令。他們全副武裝，保護日本人的決心，其真情令人動容。但換個角度來解讀，全副武裝其用意可能是為了要強調自己是居住在山裡的部族，也是一種示威的表現。
「持刀的原住民有股著魔似的不可言喻的氣魄，相當駭人。隨著時代變遷，他們所謂『出草』的獵人頭風俗早已消失，但持刀的氣魄還是很讓人震驚。那把刀的存在，就令人覺得很恐怖。」小亘說。
蕃刀的長度大約四十公分，寬五公分。據說接觸身體端的刀鞘是用皮或是厚布所製，另一面則是用五葉木或是某種藤蔓捲成，故可直接看到裡面的刀刃。
其實，日本人被邀請到番社居住這件事，我聽很多人說過。並據傳在深山的番社裡，真的就有因為當初受邀而一直居留下來的日本人。
在新竹州的深山，靠近番社附近的村落裡，住了一位曾經是日本人的少年。因為罹患瘧疾，在生死邊緣掙扎。有著剽悍下巴的原住民男人，臉上還殘留著赤裸裸藍色十字刺青的痕跡，他以少年的家長為傲，尤其是和其父親關係良好。當時即誠懇地建議:病人的情況回到日本也不可能改善，還不如留在蕃社跟族人一同生活。據說就這樣留了下來。
註：
短期大學：二年制大學。
大政翼贊會：該組織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一個極右團體，成立於一九四○年十月十二日，並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解散。首任總裁為近衛文磨，以推動「新體制運動」為主要目標，在二戰期間，以一黨專政的模式統治日本。
「學徒動員」：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勞工嚴重不足，政府要求中學以上的學生，參與軍需用品及食品加工的生產作業。
南風如歌本文由蔚藍文化社提供，選自該社出版之《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
作者：鈴木怜子，1935年出生於臺灣臺北市，1947年隨父母返日。 日本青山學院高中畢業之後，赴美國費城藝術學校學習美術。 旅居世界各地，包括臺灣之亞洲各國、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哥斯大黎加及美國洛杉磯等地。現居日本東京。 著有《旅居日本的聖方濟•沙勿略之後裔》（彩流社）、《芭蕾舞者服部智惠子之女華生•繁子》（彩流社）、《旅途剛剛啓程》（布朗士新社）、《世界最適合居住之處》（雜誌坊）、《強烈慾望七分喊停》（清流出版）等書。
本書簡介
日本戰敗，臺灣出生的少女怜子跟隨家人搭乘橘丸號返國，快到達時船上有人大聲歡呼，怜子父親卻眉頭深鎖說：「離開了『故鄉』，為何歡呼……？」，呵！父親可是抱著埋骨臺灣的決心，而在島上拼命奮鬥多年的呢！
但戰敗改變了一切，改變了「灣生」女兒怜子的一生。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少女怜子始終無法習慣那遠在北方的母國，她只記得，在南方的臺灣，她總是赤腳在寬闊的庭院奔跑，在小溪裡追趕著嬉游的魚，晚上睡前還得把蝗蟲或蝴蝶的蛹放進籠子裡才能入睡，一些奇妙的生活習慣圍繞著她的愜意童年。
多年以後，怜子將這樣的鄉愁凝止在對兒時哺育她的臺灣人奶媽的思念上。那位身穿七分褲，露出結實小腿，走起路來有點外八的歐巴桑阿岩，總會在她放學回家時，從小屋裡踏著小碎步出來，拿出杏子乾、甘蔗等等一些零食給她吃。記憶裡的一切都那麼清晰溫暖，怜子在心裡深處認定，她真的是喝臺灣人的奶水長大的，從裡到外，她都屬於臺灣這種亞熱帶天氣……
這是複雜的臺灣歷史的一個側面。愛與被愛、國族與記憶、自由意志與命定、忠誠與背叛、壓抑與解放，種種的對立困頓，都在怜子如風如歌般的記憶中一一消逝。童年遠颺，惟鄉愁永存，怜子阿嬤寫下此書，是對島上所有的人，以及所有的人所眺望的歷史最誠摯的祝福。
鈴木怜子
日本作家鈴木怜子出生於臺北，她今年79歲了。兩年前，她回到台灣，寫下她對這座島嶼的回憶……
博客來網路書店：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4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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