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24-程思傳：《逆權司機》（A Taxi Driver）你能展望未來，但記得勿忘過去
程思傳：《逆權司機》（A Taxi Driver）你能展望未來，但記得勿忘過去
20:49 24/9/2017
看完張勳的《逆權司機》（台譯：《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翻看了很多光州事件有關的資料。總統朴正熙被刺殺之後，全斗煥發動雙十二政變，南韓沒有迎來預期的民主政府，而是換成了軍政府統治。為了鞏固勢力，打壓反對人士，政府實施緊急戒嚴。光州的大規模示威，惹來政府武力鎮壓，數百名市民喪生。不諱言，這電影的感染力來自歷史的重量，以及無法抽離的時代慨嘆。
談《逆權司機》，很容易談到宋康昊另一齣作品《逆權大狀》，皆是全斗煥當政的時期。從背景的時間軸來說，《逆權司機》為先，《逆權大狀》為後。事實上，《逆權司機》的金四福，與《逆權大狀》的宋佑碩實在有幾分相似：基層出身，以生活為上，信任媒體，相信政府；或者說，沒有絲毫的質疑。是以，捲入政治旋渦從來不是本意，甚至違反原意。
以平民的視角誤打誤撞地走進光州，一個示威與鎮壓的的現場，看見了媒體與政府沒有公布的另一面，軍人射殺平民，醫院堆滿了屍體與傷者。然而，對金四福來說，他關注的從來不是政治議題，不是全斗煥政府的暴政，又或反對派應該做些什麼，而是更落地的人性問題——這班人究竟做了什麼？為什麼軍人會開槍射殺百姓？他看到的一切，擁有的疑問，遠超政治取向，而是身而為人，他無法理解。
這種平民的視角，除了來自金四福的眼睛（看前），還藉著的士的後視鏡（看後）多次呈現。危急之際，準備開車，抬頭一看後視鏡，發現了另一種景象，戴著防毒面罩的軍人步步進逼，又看到了滿目瘡痍的景象，催淚彈的濃煙，被毆打的市民。雖有不忍，雖有衝動，卻無法回首。手握軚盤的他，是載著整個光州人民的期望，向前駛離，直駛漢城的機場。
推進一步，這或者也是電影的寄喻，不是對戲內的人的說項，而是面向觀眾。曾在歷史現場出現的人，未必每一個都在前線抗爭，各有位置，各有責任。但是，倖存的人，又或者後來的人，展望將來的同時，同樣勿忘過去。要記得自己從那一段歷史一路走來，踏著了過去那些人的期望，走到現在：擁有的一切，看前的想望，不應該也不能抽離歷史的脈絡，不能對於政權的不法容忍。
雖說是逆權，但金四福與德國記者Jürgen Hinzpeter （Thomas Kretschmann）的相遇，以及後來的共同進退，從頭到尾不是具抗爭意味的那一種。Hinzpeter當然很清楚他的責任（拍下被軍政府隱瞞的真相），金四福也知道他的責任（把Hinzpeter載去光州再載回機場，也知道Hinzpeter手中錄像的重要）。但是，對於往後有什麼後果，這趟旅程的影響力有幾大，他不知道。
事實上，金四福從來沒有類似於宋佑碩那一種的醒覺，甚至在戲內沒有光州的士司機們的那種抗爭的決心。他知道軍政府的暴行，他明白了抗爭的人的願望，離開光州，回到漢城，送走了Hinzpeter以後，他沒有走上了抗爭的道路。與宋佑碩的原型盧武鉉不同，沒有走進最前線，金四福依然是一個的士司機。
看《逆權司機》，看著金四福，這個角色很平凡，卻又很真實。一直以來，我們以為睜開眼睛，從此就會有所不同。然而，無論電影，抑或現實，都說明了一個道理：不是所有走進現場的人，從此就成了抗爭者。有些人睜開眼睛，就走上街頭；有些人的眼睛，被睜開了，卻不一定走向預定的道路。他沒有逃避歷史，沒有逃避責任，做了當刻最應該做的事，改變了事件的走向；只是事件以後，他沒有繼續出現於現場，卻又沉鬱地承受了這一段歷史。在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這樣人物，從來不在鎂光燈下，只是他們的付出卻不亞於任何一個抗爭者。
程思傳
20:49 24/9/2017
看完張勳的《逆權司機》（台譯：《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翻看了很多光州事件有關的資料。總統朴正熙被刺殺之後，全斗煥發動雙十二政變，南韓沒有迎來預期的民主政府，而是換成了軍政府統治。為了鞏固勢力，打壓反對人士，政府實施緊急戒嚴。光州的大規模示威，惹來政府武力鎮壓，數百名市民喪生。不諱言，這電影的感染力來自歷史的重量，以及無法抽離的時代慨嘆。
談《逆權司機》，很容易談到宋康昊另一齣作品《逆權大狀》，皆是全斗煥當政的時期。從背景的時間軸來說，《逆權司機》為先，《逆權大狀》為後。事實上，《逆權司機》的金四福，與《逆權大狀》的宋佑碩實在有幾分相似：基層出身，以生活為上，信任媒體，相信政府；或者說，沒有絲毫的質疑。是以，捲入政治旋渦從來不是本意，甚至違反原意。
以平民的視角誤打誤撞地走進光州，一個示威與鎮壓的的現場，看見了媒體與政府沒有公布的另一面，軍人射殺平民，醫院堆滿了屍體與傷者。然而，對金四福來說，他關注的從來不是政治議題，不是全斗煥政府的暴政，又或反對派應該做些什麼，而是更落地的人性問題——這班人究竟做了什麼？為什麼軍人會開槍射殺百姓？他看到的一切，擁有的疑問，遠超政治取向，而是身而為人，他無法理解。
這種平民的視角，除了來自金四福的眼睛（看前），還藉著的士的後視鏡（看後）多次呈現。危急之際，準備開車，抬頭一看後視鏡，發現了另一種景象，戴著防毒面罩的軍人步步進逼，又看到了滿目瘡痍的景象，催淚彈的濃煙，被毆打的市民。雖有不忍，雖有衝動，卻無法回首。手握軚盤的他，是載著整個光州人民的期望，向前駛離，直駛漢城的機場。
推進一步，這或者也是電影的寄喻，不是對戲內的人的說項，而是面向觀眾。曾在歷史現場出現的人，未必每一個都在前線抗爭，各有位置，各有責任。但是，倖存的人，又或者後來的人，展望將來的同時，同樣勿忘過去。要記得自己從那一段歷史一路走來，踏著了過去那些人的期望，走到現在：擁有的一切，看前的想望，不應該也不能抽離歷史的脈絡，不能對於政權的不法容忍。
雖說是逆權，但金四福與德國記者Jürgen Hinzpeter （Thomas Kretschmann）的相遇，以及後來的共同進退，從頭到尾不是具抗爭意味的那一種。Hinzpeter當然很清楚他的責任（拍下被軍政府隱瞞的真相），金四福也知道他的責任（把Hinzpeter載去光州再載回機場，也知道Hinzpeter手中錄像的重要）。但是，對於往後有什麼後果，這趟旅程的影響力有幾大，他不知道。
事實上，金四福從來沒有類似於宋佑碩那一種的醒覺，甚至在戲內沒有光州的士司機們的那種抗爭的決心。他知道軍政府的暴行，他明白了抗爭的人的願望，離開光州，回到漢城，送走了Hinzpeter以後，他沒有走上了抗爭的道路。與宋佑碩的原型盧武鉉不同，沒有走進最前線，金四福依然是一個的士司機。
看《逆權司機》，看著金四福，這個角色很平凡，卻又很真實。一直以來，我們以為睜開眼睛，從此就會有所不同。然而，無論電影，抑或現實，都說明了一個道理：不是所有走進現場的人，從此就成了抗爭者。有些人睜開眼睛，就走上街頭；有些人的眼睛，被睜開了，卻不一定走向預定的道路。他沒有逃避歷史，沒有逃避責任，做了當刻最應該做的事，改變了事件的走向；只是事件以後，他沒有繼續出現於現場，卻又沉鬱地承受了這一段歷史。在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這樣人物，從來不在鎂光燈下，只是他們的付出卻不亞於任何一個抗爭者。
程思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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