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22-大眾達人張小鳴，獨立出版，把小眾聲音帶進主流
大眾達人張小鳴，獨立出版，把小眾聲音帶進主流
2020年3月22日星期日
大眾達人張小鳴（蘇智鑫攝）
【明報專訊】早在疫症來襲前，獨立出版社dirty press出版總監張小鳴已是個居家工作高手，印象中他時時看書，日間偶爾煲劇並分享心得，卻總是能好好完成手上似乎密鑼緊鼓的出版工作；臉書上偶然發一張窗外遠景，在雨後的天色變化中永遠悠然自得。書店退潮，小鳴窗外起伏山勢與平靜小河不一定有預兆，但靜觀其變的身影依舊，駐足十二年，他對香港出版生態有點意見。
大眾書店結業後遺
一天之內，一早一晚，傳來了台北國際書展停辦和大眾書局全線倒閉兩則出版業界的壞消息。張小鳴的獨立出版社dirty press往年都會與52Hz出版聯盟的盟友一同參展，今屆早在付報名費之時，聽到幾年來緊密合作伙伴里人文化結業的打算，便急忙煞車，打消參展的打算，否則會如許多參展商一樣大失預算。
早前里人結業清倉之際，文化界好些朋友都湧往購書，順道與老闆陳國華道別。這種場合，遇到過寫作的朋友推住車仔取回自己作品，小鳴也同樣需要收回他的出版，「我們這些獨立出版社，書話少唔少，每本可能印幾百本，里人比較慷慨，絕大部分可以存放在它的倉裏，當宣布結業，就要再找地方存放」。他慶幸一早決定退展，因貿然再為台北書展印一批新書，又會增加須存放的書量。沒了里人，更要臨急再物色新的發行商，因此他手上兩本已完成編輯，甚至幾乎校對好，準備付印的書要臨時叫停出版，放慢進度。至於七月的香港書展能否如期舉行，他也不看好，聽到一些同行打算放棄參展。
城市展示書籍空間減少
自去年六月反修例運動，零售業受到重挫，小鳴說，重災區之一的旺角，許多漫畫店都捱不住了。而一些勉強運作的書店終於也抵不過致使「無人出街」的疫情，「有宗教背景的出版社尚且可以呼籲奉獻捐助，沒背景的就更難了」。洪流下站不住腳的有大眾書局，「大眾多在商場開，租金貴，加上流行讀物其實沒什麼忠心讀者，序言就話有忠心顧客，大眾可能因此率先結束了」。落閘後漆黑得無法探視的店面照片一夜間在網上瘋傳，而翌日，財雄勢大的商務印書館也緊隨宣布屯門和佐敦兩間分店將於四月結業。
或鞏固三中商壟斷
大眾這大型的連鎖書店全線倒閉的消息來得突然，不少人卻在平復後開始「醒覺」它入書的品味並不那麼好，回想多年來倒是沒怎麼光顧過，書店的存在意義不過在於等人時讓人消磨時間，得出沒多可惜的結論。小鳴卻認為大眾結業對出版業界始終是巨大損失，更有深遠後遺，「那裏沒有你想看的書，不代表沒有它的存在價值」，十六間分店，除了售賣文具、DVD、CD，同時也在展示書籍，「一個城市空間裏，愈多空間展示書籍，當地人對書產生好感、興趣的機會就愈大。說黃色經濟圈，說小書店，大家可能忘記了有人在書展訪問過啲細路，他們大多去大眾和三中商買書的，不會貿然爬樓梯去樓上書店，那裏也沒有他們想看的書」。他認為，大型書店更可能是這些鍾情流行讀物的讀者將來接觸其他書的過渡橋樑。
十六間分店一下子結業，城市裏展示書籍的空間突然收縮，小鳴擔心閱讀人口也因而減少。另一方面，他估計大眾書局在流行讀物上，應該佔着頗大的市場份額，預見流行讀物的讀者或會更集中光顧「三中商」，進一步鞏固它們在市場上的壟斷。
三中商買賣控制愈趨積極
零售寒冬，或許加快了里人文化歇業的步伐，但小鳴認為，除里人自身的經營問題，它的結業也揭示了香港出版界的共同處境。他深知，出版不只是純粹的商業活動，同時是箝制思想的軟性政治操控，而據他觀察，自從國家「國進民退」政策出台，三中商在控制書籍買賣量上積極了許多，「他們希望生意盡量自己做番晒所有部分，不想假手其他民間的合作伙伴」。三中商門市書架上，自家出版的書愈來愈多，即使出現了新臉孔，很多其實都是他們的衛星出版社，「一般讀者不知道，還以為多了十幾間」。小鳴記得里人文化的老闆曾跟他講，未推行政策前，每月透過三中商賣出的書約有六七百本，後來三中商明顯跟他入少好多貨，跌至百零本，「三中商書店佔一個發行商的營業額都頗大比例，咁大比例咁跌法，構成里人文化經營上好大困難。因為返番嚟嚿錢少好多，運作成本又一樣。其他發行商都有機會遭受這種情况」。
書的價值 不應因抵制而被抹殺
面對三中商長久的強勢，本地業界一直比較被動，「發行商手上有書要發行的話，只要三中商覺得書ok，都會入，咪繼續合作囉。當然量會減少，三中商連餅碎都不想分給別人，但這很取決於他們的取態」。另一邊廂，近年更多本地作者開始脫離三中商，不過並非為了抵制，更多出於實際考慮，「因為聯合物流（聯合出版集團屬下發行機構）去年轉倉搬上去廣州，作者開始不想再給它們出版，出版社不想給他們發行，怕書上了去，隨時因為敏感原因，被扣起唔落得嚟，有不明朗因素」。對小鳴而言，他不會主動與三中商合作，「它市場份額太大，對香港發展不健康。雖然我不跟它合作對它影響不大，但起碼心態上，我不要去支持一個企圖壟斷出版生態的集團」。但他不諱言，如果他的出版經發行，碰巧被三中商看上入貨，他也不會拒絕。他知道市場上仍有一定數量讀者不會分辨連鎖書店與獨立書店，純粹就書考慮，「我們的書和內容，我們認同是有價值、有意義的，就希望接觸到更多讀者。如果刻意抵制杯葛，好似有個意義，但這意義其實抵消了原本做的事的意義」。他比喻，就像《鏗鏘集》等港台節目，能放在TVB播映，始終是件好事。
做主流出版不做的事
撇除政治考慮，社會健康長遠的發展，有賴出版的多元化和多樣性。「如果純粹得主流，一係商業，一係官方認可的出版，文化就會進入停滯狀態，陳舊守舊，沒有新思維。」他以性議題解釋，「主流官方認可，可能是異性戀，它們不會出版同性戀或性小眾相關書籍，大眾就一直覺得異性戀是最道德的，其餘都不道德，從來沒認識過其他可能。如有獨立出版，即使預計不會有很多讀者，仍然願意出版，就會在社會帶來對話，令更多人思考，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原來世界上有好多不同的人，有很多不同關係，不是只用『不道德』來涵蓋、解決了他們，整個社會包容性、開放性開始擴大」。
這正是dirty press創立的原因。畢業後小鳴從事編輯工作多年，二○○六年報讀文化碩士課程，在性（sexuality）方面受到衝擊啟發，幾年間認識了許多性小眾朋友，「我覺得他們都是這個社會裏受壓迫、受苦的人，很多人沒考慮別人的處境，罔顧這些人所面對的情况，以先入為主既定的一套價值觀強加別人身上」。出版社取名dirty press，正是要提問何謂dirty，聚焦社會被污名化的不同群體，「認識完之後，你仍然選取這個立場觀點，我覺得ok。但未認識，還不斷像鸚鵡學舌重複論點，我是沒法接受的」。
《當死亡如影隨形》是dirty press的新近出版，二○一八年底在小鳴的臉書上斷斷續續看他寫過一些出版絮語，當時，作者淘樂妃剛剛自殺辭世。除了有出版意欲的作者主動聯繫，他也會主動物色題材和適合寫作的人，小鳴回憶與淘樂妃的相識，說一開始彼此是臉友，聊着聊着才知道到她獨特的生存經驗，「會失驚無神突然間暈低，從來不知道哪一刻，可能過緊馬路，或者冲冲吓涼，如果浴缸有水，甚至可能浸死，是一種長期處於突然死亡的狀態，看醫生但都沒法根治」。小鳴無法想像淘樂妃會有多焦慮，如何過活。後來更了解到她患抑鬱，曾多次嘗試自殺，「在兩重狀態下，隨時突然死亡，或者抑鬱到一個地步不能自控地自殺，這個病是這樣的」。「我姑且用病來說，實際上用『病』將這班心理狀態的朋友病理化了，都不是咁好。」小鳴的補充有一種適度的理解。他希望將不同的獨特生命狀態呈現，同時也想為這個後來熟稔起來的朋友一圓心願，「她當時自覺人生沒什麼成就，唯一希望寫本書，預計是短暫生命的一個成就」。他甚至在策劃的幾年間，不怕唐突詢問作者的意願，「我問，都驚你突然離開，不如你告訴我，這樣的話，這本書好唔好出版呢？」
量身訂做以減低成本
小鳴笑說在大型出版社一定辦不成，「主流出版社一定覺得這個人好高風險，未寫過書，無人識，分分鐘無人買。但我沒有包袱，會想的問題是，怎樣幫她諗掂這件事，即使出了後，虧損不會太大？」所謂沒有包袱，其實來自獨立出版願意量身訂做靈活製作以減低成本。一本書的編輯與設計師班底，他會視乎特質籌組，同時調控印刷量，並採用分成方式與團隊一同承擔風險、分享回報。
這本書從策劃到出版拖了幾年，稿開始時寫得不太理想，卡住了好一段時間，「主流出版就會說不要做啦，算啦」。稿成了，小鳴還是覺得有所欠缺，直至一天給詩人朋友盧勁馳讀過，同是長期飽受肉身問題折磨的他願意寫一篇長文回應，小鳴感嘆它使原來的內容更為完整。編輯方面，他認為每本書都應該按照內容配對「適合」的編輯，笑指自己也做過主流出版，了解這對他們不太可能，「都是邊個得閒就做啦呢本書。但編輯不只是改下錯字，他能夠去為一本書進行一些處理，令某些部分可以更突出，內容題材發揮得更好」。他自覺不是《當死亡如影隨形》最理想的編輯人選，「我沒有這樣的經驗，雖然我有同理心，但不能進入那個世界」。
為書本尋找合適編輯
Dirty press連同小鳴在內現有三位成員，全部有正職，因興趣兼職出版。規模雖小，卻曾辦過學徒計劃。偶然情况下，小鳴將這本書交給其中一位學徒成員，「一次出來開會，他劈頭第一句說，這本書是為他而寫的。他說自己都有抑鬱病，不過已經控制了。當時我既震撼又好感動，找對了人」。這位編輯的眼光下，強調的重點和分段隱現與作者的共鳴，小鳴讚歎這些加工為最終成品生色不少。
死亡在香港還是一種忌諱，甚至本身也被污名化，書中一個情節講及作者自殺的嘗試與失敗。小鳴認為此書能教人學習直視死亡，了解現世扭曲的生存狀態，「作者的態度，不覺得是很悲慘和羞恥的事情，死不去，可以看到她思考如何繼續生活下去」。從事出版多年，除了這些「生命的功課」，使他最感滿足的是如何讓很少人可以接觸到的人與事，被更多人聽得到、看得見。這種嘗試，他認為也能反向推動主流出版，「獨立出版負擔的市場太小，財務壓力小，可以嘗試很多新嘢，很多時候試開了，就為主流出版帶來啟發，刺激它們做新的書種，或者發掘新作者，帶動整個社會更接近不同思潮」。
盼書店、出版社連結 推動書業發展
閱讀人口的收縮是本地書業面對的一大問題，「以前香港的印刷廠不肯印一千本以下的書，現在五百都可以了」。面對市道變化仍然既來之則安之，小鳴批評體制裏的人從沒積極做實事，「就講台灣，你看到文化局，做了好多事推動出版和書店的整體發展，不斷有新安排令書業有更理想的發展空間，例如補貼獨立書店」。他點名批評香港出版學會，指作為出版界的民間代表，理應為業界福祉着想，不斷推動出版科技和推廣閱讀習慣，甚至協調業界整體發展以切合未來變化，跟政府爭取。
小鳴無意將獨立出版當作對出版霸權的抗衡，他覺得較像是一種填補，但書店與出版社間零散地各有各忙，認為長遠發展需要考慮如何拉緊彼此的連繫，需要有人爭取資源，專心做推動工作，包括推廣閱讀、人才培訓與物流改善，「這好緊要，否則出書還出書，賣書還賣書，對整體長遠不健康」。
文 // 潘曉彤
圖 // 蘇智鑫
編輯 // 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20年3月22日星期日
大眾達人張小鳴（蘇智鑫攝）
【明報專訊】早在疫症來襲前，獨立出版社dirty press出版總監張小鳴已是個居家工作高手，印象中他時時看書，日間偶爾煲劇並分享心得，卻總是能好好完成手上似乎密鑼緊鼓的出版工作；臉書上偶然發一張窗外遠景，在雨後的天色變化中永遠悠然自得。書店退潮，小鳴窗外起伏山勢與平靜小河不一定有預兆，但靜觀其變的身影依舊，駐足十二年，他對香港出版生態有點意見。
大眾書店結業後遺
一天之內，一早一晚，傳來了台北國際書展停辦和大眾書局全線倒閉兩則出版業界的壞消息。張小鳴的獨立出版社dirty press往年都會與52Hz出版聯盟的盟友一同參展，今屆早在付報名費之時，聽到幾年來緊密合作伙伴里人文化結業的打算，便急忙煞車，打消參展的打算，否則會如許多參展商一樣大失預算。
早前里人結業清倉之際，文化界好些朋友都湧往購書，順道與老闆陳國華道別。這種場合，遇到過寫作的朋友推住車仔取回自己作品，小鳴也同樣需要收回他的出版，「我們這些獨立出版社，書話少唔少，每本可能印幾百本，里人比較慷慨，絕大部分可以存放在它的倉裏，當宣布結業，就要再找地方存放」。他慶幸一早決定退展，因貿然再為台北書展印一批新書，又會增加須存放的書量。沒了里人，更要臨急再物色新的發行商，因此他手上兩本已完成編輯，甚至幾乎校對好，準備付印的書要臨時叫停出版，放慢進度。至於七月的香港書展能否如期舉行，他也不看好，聽到一些同行打算放棄參展。
城市展示書籍空間減少
自去年六月反修例運動，零售業受到重挫，小鳴說，重災區之一的旺角，許多漫畫店都捱不住了。而一些勉強運作的書店終於也抵不過致使「無人出街」的疫情，「有宗教背景的出版社尚且可以呼籲奉獻捐助，沒背景的就更難了」。洪流下站不住腳的有大眾書局，「大眾多在商場開，租金貴，加上流行讀物其實沒什麼忠心讀者，序言就話有忠心顧客，大眾可能因此率先結束了」。落閘後漆黑得無法探視的店面照片一夜間在網上瘋傳，而翌日，財雄勢大的商務印書館也緊隨宣布屯門和佐敦兩間分店將於四月結業。
或鞏固三中商壟斷
大眾這大型的連鎖書店全線倒閉的消息來得突然，不少人卻在平復後開始「醒覺」它入書的品味並不那麼好，回想多年來倒是沒怎麼光顧過，書店的存在意義不過在於等人時讓人消磨時間，得出沒多可惜的結論。小鳴卻認為大眾結業對出版業界始終是巨大損失，更有深遠後遺，「那裏沒有你想看的書，不代表沒有它的存在價值」，十六間分店，除了售賣文具、DVD、CD，同時也在展示書籍，「一個城市空間裏，愈多空間展示書籍，當地人對書產生好感、興趣的機會就愈大。說黃色經濟圈，說小書店，大家可能忘記了有人在書展訪問過啲細路，他們大多去大眾和三中商買書的，不會貿然爬樓梯去樓上書店，那裏也沒有他們想看的書」。他認為，大型書店更可能是這些鍾情流行讀物的讀者將來接觸其他書的過渡橋樑。
十六間分店一下子結業，城市裏展示書籍的空間突然收縮，小鳴擔心閱讀人口也因而減少。另一方面，他估計大眾書局在流行讀物上，應該佔着頗大的市場份額，預見流行讀物的讀者或會更集中光顧「三中商」，進一步鞏固它們在市場上的壟斷。
三中商買賣控制愈趨積極
零售寒冬，或許加快了里人文化歇業的步伐，但小鳴認為，除里人自身的經營問題，它的結業也揭示了香港出版界的共同處境。他深知，出版不只是純粹的商業活動，同時是箝制思想的軟性政治操控，而據他觀察，自從國家「國進民退」政策出台，三中商在控制書籍買賣量上積極了許多，「他們希望生意盡量自己做番晒所有部分，不想假手其他民間的合作伙伴」。三中商門市書架上，自家出版的書愈來愈多，即使出現了新臉孔，很多其實都是他們的衛星出版社，「一般讀者不知道，還以為多了十幾間」。小鳴記得里人文化的老闆曾跟他講，未推行政策前，每月透過三中商賣出的書約有六七百本，後來三中商明顯跟他入少好多貨，跌至百零本，「三中商書店佔一個發行商的營業額都頗大比例，咁大比例咁跌法，構成里人文化經營上好大困難。因為返番嚟嚿錢少好多，運作成本又一樣。其他發行商都有機會遭受這種情况」。
書的價值 不應因抵制而被抹殺
面對三中商長久的強勢，本地業界一直比較被動，「發行商手上有書要發行的話，只要三中商覺得書ok，都會入，咪繼續合作囉。當然量會減少，三中商連餅碎都不想分給別人，但這很取決於他們的取態」。另一邊廂，近年更多本地作者開始脫離三中商，不過並非為了抵制，更多出於實際考慮，「因為聯合物流（聯合出版集團屬下發行機構）去年轉倉搬上去廣州，作者開始不想再給它們出版，出版社不想給他們發行，怕書上了去，隨時因為敏感原因，被扣起唔落得嚟，有不明朗因素」。對小鳴而言，他不會主動與三中商合作，「它市場份額太大，對香港發展不健康。雖然我不跟它合作對它影響不大，但起碼心態上，我不要去支持一個企圖壟斷出版生態的集團」。但他不諱言，如果他的出版經發行，碰巧被三中商看上入貨，他也不會拒絕。他知道市場上仍有一定數量讀者不會分辨連鎖書店與獨立書店，純粹就書考慮，「我們的書和內容，我們認同是有價值、有意義的，就希望接觸到更多讀者。如果刻意抵制杯葛，好似有個意義，但這意義其實抵消了原本做的事的意義」。他比喻，就像《鏗鏘集》等港台節目，能放在TVB播映，始終是件好事。
做主流出版不做的事
撇除政治考慮，社會健康長遠的發展，有賴出版的多元化和多樣性。「如果純粹得主流，一係商業，一係官方認可的出版，文化就會進入停滯狀態，陳舊守舊，沒有新思維。」他以性議題解釋，「主流官方認可，可能是異性戀，它們不會出版同性戀或性小眾相關書籍，大眾就一直覺得異性戀是最道德的，其餘都不道德，從來沒認識過其他可能。如有獨立出版，即使預計不會有很多讀者，仍然願意出版，就會在社會帶來對話，令更多人思考，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原來世界上有好多不同的人，有很多不同關係，不是只用『不道德』來涵蓋、解決了他們，整個社會包容性、開放性開始擴大」。
這正是dirty press創立的原因。畢業後小鳴從事編輯工作多年，二○○六年報讀文化碩士課程，在性（sexuality）方面受到衝擊啟發，幾年間認識了許多性小眾朋友，「我覺得他們都是這個社會裏受壓迫、受苦的人，很多人沒考慮別人的處境，罔顧這些人所面對的情况，以先入為主既定的一套價值觀強加別人身上」。出版社取名dirty press，正是要提問何謂dirty，聚焦社會被污名化的不同群體，「認識完之後，你仍然選取這個立場觀點，我覺得ok。但未認識，還不斷像鸚鵡學舌重複論點，我是沒法接受的」。
《當死亡如影隨形》是dirty press的新近出版，二○一八年底在小鳴的臉書上斷斷續續看他寫過一些出版絮語，當時，作者淘樂妃剛剛自殺辭世。除了有出版意欲的作者主動聯繫，他也會主動物色題材和適合寫作的人，小鳴回憶與淘樂妃的相識，說一開始彼此是臉友，聊着聊着才知道到她獨特的生存經驗，「會失驚無神突然間暈低，從來不知道哪一刻，可能過緊馬路，或者冲冲吓涼，如果浴缸有水，甚至可能浸死，是一種長期處於突然死亡的狀態，看醫生但都沒法根治」。小鳴無法想像淘樂妃會有多焦慮，如何過活。後來更了解到她患抑鬱，曾多次嘗試自殺，「在兩重狀態下，隨時突然死亡，或者抑鬱到一個地步不能自控地自殺，這個病是這樣的」。「我姑且用病來說，實際上用『病』將這班心理狀態的朋友病理化了，都不是咁好。」小鳴的補充有一種適度的理解。他希望將不同的獨特生命狀態呈現，同時也想為這個後來熟稔起來的朋友一圓心願，「她當時自覺人生沒什麼成就，唯一希望寫本書，預計是短暫生命的一個成就」。他甚至在策劃的幾年間，不怕唐突詢問作者的意願，「我問，都驚你突然離開，不如你告訴我，這樣的話，這本書好唔好出版呢？」
量身訂做以減低成本
小鳴笑說在大型出版社一定辦不成，「主流出版社一定覺得這個人好高風險，未寫過書，無人識，分分鐘無人買。但我沒有包袱，會想的問題是，怎樣幫她諗掂這件事，即使出了後，虧損不會太大？」所謂沒有包袱，其實來自獨立出版願意量身訂做靈活製作以減低成本。一本書的編輯與設計師班底，他會視乎特質籌組，同時調控印刷量，並採用分成方式與團隊一同承擔風險、分享回報。
這本書從策劃到出版拖了幾年，稿開始時寫得不太理想，卡住了好一段時間，「主流出版就會說不要做啦，算啦」。稿成了，小鳴還是覺得有所欠缺，直至一天給詩人朋友盧勁馳讀過，同是長期飽受肉身問題折磨的他願意寫一篇長文回應，小鳴感嘆它使原來的內容更為完整。編輯方面，他認為每本書都應該按照內容配對「適合」的編輯，笑指自己也做過主流出版，了解這對他們不太可能，「都是邊個得閒就做啦呢本書。但編輯不只是改下錯字，他能夠去為一本書進行一些處理，令某些部分可以更突出，內容題材發揮得更好」。他自覺不是《當死亡如影隨形》最理想的編輯人選，「我沒有這樣的經驗，雖然我有同理心，但不能進入那個世界」。
為書本尋找合適編輯
Dirty press連同小鳴在內現有三位成員，全部有正職，因興趣兼職出版。規模雖小，卻曾辦過學徒計劃。偶然情况下，小鳴將這本書交給其中一位學徒成員，「一次出來開會，他劈頭第一句說，這本書是為他而寫的。他說自己都有抑鬱病，不過已經控制了。當時我既震撼又好感動，找對了人」。這位編輯的眼光下，強調的重點和分段隱現與作者的共鳴，小鳴讚歎這些加工為最終成品生色不少。
死亡在香港還是一種忌諱，甚至本身也被污名化，書中一個情節講及作者自殺的嘗試與失敗。小鳴認為此書能教人學習直視死亡，了解現世扭曲的生存狀態，「作者的態度，不覺得是很悲慘和羞恥的事情，死不去，可以看到她思考如何繼續生活下去」。從事出版多年，除了這些「生命的功課」，使他最感滿足的是如何讓很少人可以接觸到的人與事，被更多人聽得到、看得見。這種嘗試，他認為也能反向推動主流出版，「獨立出版負擔的市場太小，財務壓力小，可以嘗試很多新嘢，很多時候試開了，就為主流出版帶來啟發，刺激它們做新的書種，或者發掘新作者，帶動整個社會更接近不同思潮」。
盼書店、出版社連結 推動書業發展
閱讀人口的收縮是本地書業面對的一大問題，「以前香港的印刷廠不肯印一千本以下的書，現在五百都可以了」。面對市道變化仍然既來之則安之，小鳴批評體制裏的人從沒積極做實事，「就講台灣，你看到文化局，做了好多事推動出版和書店的整體發展，不斷有新安排令書業有更理想的發展空間，例如補貼獨立書店」。他點名批評香港出版學會，指作為出版界的民間代表，理應為業界福祉着想，不斷推動出版科技和推廣閱讀習慣，甚至協調業界整體發展以切合未來變化，跟政府爭取。
小鳴無意將獨立出版當作對出版霸權的抗衡，他覺得較像是一種填補，但書店與出版社間零散地各有各忙，認為長遠發展需要考慮如何拉緊彼此的連繫，需要有人爭取資源，專心做推動工作，包括推廣閱讀、人才培訓與物流改善，「這好緊要，否則出書還出書，賣書還賣書，對整體長遠不健康」。
文 // 潘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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