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30-練乙錚：佔中不收科．守土出藝術．黨爺鬥田少
練乙錚：佔中不收科．守土出藝術．黨爺鬥田少
信報 2014年10月30日
《信報》時事評論：彈壓失敗，梁特又出「新」招，指運動受外國勢力操控，但指來指去，卻只是指出一個NED，這個機構給香港的資助，人家早在網頁上交代得一清二楚。看來，特府要找罩門釘死社運，還得加倍努力；不然，不僅運動可以持續，佔中新世代的守土意識，更會開出燦爛花朵，「獅山掛幡」行為藝術，就是一個好例子。
一、佔中具備可持續的外在條件
佔中月餘，筆者估計整個運動基本上進入一個動態穩定平衡，與大環境裏的其他因素和各方力量不斷互動，成為一個有其自身生命力的複雜大系統，能反應、可伸縮、有回饋、懂糾正，而且不斷從外部的正因素得到正能量（鼓舞人心的「獅山直幡」、國際音樂大師獻上的《芬蘭頌》等，都提供正能量），足以抵消各種外來打擊、自然損耗和善意勸退，讓佔領能夠以相當的規模持續。這是一個正面的看法，不同於坊間所說的「膠着狀態」、「不知如何收科」等。
負因素當然不少，例如即將來臨的秋末初冬；一孩家庭長大的溫室花朵，能頂得住深宵裏的冷硬柏油路面麼？然而大系統也能夠前瞻。上周筆者到診所覆診，大夫一見，滿臉不悅：傷患未癒就去瞓街？然後又自言自語：「天氣轉涼，係時候買啲棉被送去畀啲細路。」
肅殺的不只是秋風。大家還有更擔心更戒懼的，那就是佔領區周邊出現的各種「幫港施暴」行為，以及數以千計隨時可以發作、瞬間能夠武裝到牙齒的清場員警。如何看待這兩方面的因素會怎樣影響大系統？筆者現階段的分析結果依然審慎樂觀，原因有兩個，其一是在特府高層的兩條路線鬥爭中，代表「資本理性」的一方會壓倒持極端黨國意識形態的梁營；其二是，由於佔中者與「幫港派」的「怒」有不同性質，「資本理性」最終會要求港警更多注意抑制後者的行為。下面作詳細分析。
一、佔中是特區成立以來的政治運動巔峰。由於9月底「梁彈壓」失敗，之後民眾強力反彈動員，估計已導致北京強行插手管控港警「光明頂行動」由上到下的指揮鏈。此舉固然有損特區自治，中長期影響壞透，但短期效果卻非完全不利。這個得從本地當權派內部存在着「兩條路線鬥爭」的現象談起。
特府頂層兩派正在上演一齣宮廷鬥爭戲。表面上，一邊是梁特和他的幾個智囊，即眾所周知的「極端派」；另一邊則是以林鄭為首加若干高官組成的「保守派」。在這個層次，這兩派的鬥爭恍如大陸文革時期黨內務虛派與務實派的鬥爭，即所謂的「五人幫」（毛加「四人幫」）對弈以周恩來為首的一眾技術官僚。深一層看，以「應該多讀書」的梁氏為首的一派，無疑確是一小撮以黨國主義意識形態掛帥的務虛派（幾個智囊最崇拜的思想家，無非就是「大V」司馬南，以及前幾天 一拍腦袋石破天驚提出「黨章就是憲法」的北大教授強世功之流）。然而，林鄭一派就不那麼簡單，背後代表的是「資本理性」。
具體而言，構成香港資本環節最重要的，首先是金融然後就是地產資本；這兩種資本最不能經受環境大動盪。大家留意美國2007╱08年的「大衰退」，金融、地產及有關行業崩潰了，其他如高科技、能源、農牧、飲食等行業，所受影響卻有限。香港的情況也一樣，一旦社會出亂子，金融和地產市場受的衝擊最大。這兩個行業裏的大小財團金主當然不喜歡佔中，但是，如果只是阻阻街道佔佔廣場，他們並不怕；這些資本真正害怕的，是像八九六四那樣流血清場必然引致的信心崩潰、資金外流以及在香港特別容易發生的精英外移潮。
此前已經提過，香港的金融市場，資本過半已是紅色，除了在交易所裏運作的紅籌國企等，還有大量溫李江賈谷等姓的太子黨駙馬黨開設的私募基金，所管理 的錢，大多也是小圈子自己人北水南調的灰色錢。大量北方富戶更以私人身份投資香港高端房地產。故香港金融地產一旦崩潰，本地中小戶遭劫事小，大陸企業和權貴家族的損失才事大。
所以，董伯傳話：「不出動解放軍」。
但那當然不是因為中共黨政軍領導厚愛佔中人，而是資本包括紅色資本理性使然。當年八九六四解放軍大屠殺，就是因為少了資本理性的約束。林鄭、財爺不 一定對佔中人無惻忍之心，但如果沒有資本理性，有心也無力，在防暴隊與解放軍之間，給套上「受外國勢力操控」罪名的佔中運動，遍地開花早變了遍地腦漿鮮血。
大家記得，梁特上台之前的「唐梁決」，筆者指是背後的板塊利益之爭。然而今天我們談的資本理性，卻是跨板塊的，不僅沒有「唐營」、「梁營」之別，連是不是紅色資本也不是問題；是資本，就想安安穩穩地賺錢。如此連成一氣，所以才能夠擋得住宮廷裏的極端意識形態務虛派的鎮壓慾。
二、為免佔領區周邊零星事故釀成大禍，筆者估計警方在對付佔中運動的同時，將逐步加強阻嚇和禁制「幫港挑釁」者的暴行，並逐漸轉化到以後者為主。這也是資本理性的一個要求。何也？
毫無疑問，佔中者和「幫港派」都感性、都憤怒，但大家如果到過佔領區及其周邊，或者只是經常留意佔中新聞，就能夠輕易分辨出，那是感覺很不一樣的兩 種怒火中燒。佔中者的怒，清楚指向現存體制，包括黨、人大常委、特區政府、提委會、四大界別、一些決議條文等等；當然，怒火也指向梁振英，但那是民眾把諸惡體制擬人化，集中到一個人形物體上面的結果；「狼鷹」、「689」等名稱，都不過是政治符號。這種怒，怒而不惡，寫一些標語，劃一些牌像，就基本上宣洩，抗爭意念保持針對體制。
「幫港派」的怒，則不是針對什麼體制，因為他們所反對的、佔中者要建立的體制尚未存在，還不過是抽象的；大家甚至可以估計，如果北京忽然開恩，同意 削除提委會的實質權力，這些人也會很容易轉過來接受泛民的各種提名方案。因此，「幫港派」的怒，源於他們憎恨佔中者「不聽黨的話」，亦即痛恨佔中者的叛逆態度和不忠行為。「不聽話」在傳統國人心目中引起的即時意念就是「該打」。這種怒，寫寫標語不能平息，而是要懲戒對方，要拳頭到肉，像老頭子要打死他認為 忤逆的崽子才解恨一樣。這種怒，正中當權極端派下懷，與9月底「梁彈壓」同胚。
無論什麼人，只要不是給意識形態迷惑了，都會感覺到明白到這兩種「怒」的分別，這包括以林鄭為首的當權保守派後面的資本理性在內。此派開始懂得，佔 中持續，本身問題不大，經濟影響輕微；倒是「幫港派」的那種怒更麻煩，輕則替佔領現場帶來混亂、傷及人身，導致市民對政府更反感，重則會令政府最終無法控制局面。那麼，下一步的「光明頂」工作重點在哪裏，不是很清楚麼？
運動有此兩個有利因素，進入中期動態平衡，可以給參與者休養生息，給運動領導者多點時間聯繫群眾、思考策略，是好的發展。
二、守土意識開出社運藝術
獅山掛幡，不是插支banner咁簡單，而是十四位屬於佔中新世代的年輕人如歌似泣創作出的一件行為藝術。不是畫在畫布上，不是寫在宣紙上，而是斧鑿在香港最雄偉的地標獅子山的峰面峭壁上。這件藝術品的龐大感染力，大家不僅看到，還親身感受到。如此震撼，因為此品把新世代人心中如天高的政治民主理 想，植入了香港這一小片卑微的、正在不斷遭受黑惡勢力蹂躪的土地上面。細想，那是天、地、人的一次微妙的自然組合，瞬間消失然而我們都還看得見聽得到。大音無聲、大象無形。
自從佔中，香港的社運有了活的藝術維度。之前，這方面十分匱乏。那是有好幾個原因的。前三十年，香港社運有兩大元素：民主、六四。民主這一件，是 「香港核心價值」裏最抽象的一件。自由、法治、廉政，都是港人日常生活裏的實物，惟獨民主仍然是在爭取過程裏，可望不可即。六四雖曰家國事，對港人來說始終隔一層，痛不及切膚。所以，這兩個社運元素都未曾在社運裏孕育出藝術。每年的七一大遊行，完全欠缺藝術表達能力；每次六四維園滙，能唱的歌曲，說得不客氣一點，不過是一首大陸一齣三流社會主義愛國戰爭片的插曲（《血染的風采》）。
本土主義和守土意識的興起，改變了這個狀況。因為，本土是實物的不是抽象的；要守護的價值都是緊緊依附在實際存在的事物裏頭而可觸摸可經驗的，這無 論是體制裏的自由、法治與廉政，還是大路小巷裏的茶餐廳、港式粵語和一切街坊小眾集體記憶。是實物就能凝固感性，因為人的感性歸根到底是及物的、拜物的。 運動既飽含實物與感性，藝術創作的衝動，便是一步之遙。於是，本地藝人參加到運動裏去了，實物和虛擬空間出現大量包含本土元素的畫作、樂曲、小說、詩詞、 視頻等的一、二次創作，本來乾癟無味的社運，變得充滿生活氣息；每件事都有相應的藝術表達手法，每個參與者都是或多或少的社運藝術消費者和創造者。三十年 之後的今天，社運終於接地生根，不是那麼容易剷除。
藝術對運動很重要，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藝術品包含的傳遞的訊息量大得驚人。就以獅山掛幡為例：獅山的傳統歷史涵義，港人耳熟能詳，但在世代交替之際，上一代的圖騰和神話，不說是過時，卻已然不足，需要補白、刷新，加進這一代更為珍視、更願為之奉獻爭取的精神價值。用文字表達這一切，可以寫一本書，但行 為藝術人只用了一個標識（傘）五個字（我要真普選）一個地標（獅子山），就把人腦裏的所有相關資料串合，呼出完整訊息。書讀了可以忘記，一幅圖像，你看了 卻會帶着一輩子，每日每夜提醒你，與你的心靈一道呼喊。
三、黨爺要面子 田少付代價
田北俊給全國政協掃地出門，終止了他的「涉北」政治生命。在香港的那部分，為了把事件對自由黨的影響減至最低，辭掉黨魁之職，作相當大的公開切割， 也是意料中事；至於他在立法會的新界東直選議席，則無必要放棄，除非他心灰意冷，從此退出江湖，但那似乎不是他的性格。事實上，經過今次事件，2016年 他若再參選，得票率肯定更高，原因之一是，大家知道他沒有了政協身份，評論一些北人會很敏感的香港政事，能夠更坦白由衷（政協與立委的角色有衝突，田在昨天的記者會上已經點出了。這個問題港人應該深思）。
但到底田犯了什麼錯？田犯天條，不在於反對梁振英，而是在中共三番四次說了「堅定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之後，公開唱反調，不給中共面子。面子對中共來說，太重要了。
大家想想，倘若中共按《基本法》辦事，把第15、45條裏的「任命行政長官」的權力認真看待，面對香港人選出的準特首光明正大，喜歡的任命，不喜歡 的擦下來，那就根本不必挖空心思搞那麼多的小動作推銷假民主，激怒全港泛民，難為所有當權派，最終把香港推到今天那種全民親共反共大決鬥的局面。之所以如 此，毋乃因為此黨無法忍受要面對港人把一個眾人皆知自己不喜歡的特首人選擺到自己的面前；那種情況，有人稱之為「憲政危機」，那是天大的笑話。每一步都按 《基本法》行事，有什麼憲政危機的呢？有危機的話，是黨的「面子危機」而已。
僅僅是因為要照顧這黨的面子，香港社會便得付出沉重代價。如此照顧，「愛國愛黨」而已，絕不是什麼愛港。
對一個沒有其他認受性的專制政權而言，面子的確重要，因為那是政權能否壓服所有有效反對勢力的標誌。能夠壓服（像昨天田少還要低調補鑊），就有面子，因為被壓服的一方不能不給；反之，假如沒有了面子，就表示壓而不服，那就可能面臨倒台危機。我們常說，「面子是人家給的」，但專制政權的面子並非如 此，而是把別人壓服了蠻要回來的。
面子的時義，大矣哉！
《信報》特約評論員
信報 2014年10月30日
《信報》時事評論：彈壓失敗，梁特又出「新」招，指運動受外國勢力操控，但指來指去，卻只是指出一個NED，這個機構給香港的資助，人家早在網頁上交代得一清二楚。看來，特府要找罩門釘死社運，還得加倍努力；不然，不僅運動可以持續，佔中新世代的守土意識，更會開出燦爛花朵，「獅山掛幡」行為藝術，就是一個好例子。
一、佔中具備可持續的外在條件
佔中月餘，筆者估計整個運動基本上進入一個動態穩定平衡，與大環境裏的其他因素和各方力量不斷互動，成為一個有其自身生命力的複雜大系統，能反應、可伸縮、有回饋、懂糾正，而且不斷從外部的正因素得到正能量（鼓舞人心的「獅山直幡」、國際音樂大師獻上的《芬蘭頌》等，都提供正能量），足以抵消各種外來打擊、自然損耗和善意勸退，讓佔領能夠以相當的規模持續。這是一個正面的看法，不同於坊間所說的「膠着狀態」、「不知如何收科」等。
負因素當然不少，例如即將來臨的秋末初冬；一孩家庭長大的溫室花朵，能頂得住深宵裏的冷硬柏油路面麼？然而大系統也能夠前瞻。上周筆者到診所覆診，大夫一見，滿臉不悅：傷患未癒就去瞓街？然後又自言自語：「天氣轉涼，係時候買啲棉被送去畀啲細路。」
肅殺的不只是秋風。大家還有更擔心更戒懼的，那就是佔領區周邊出現的各種「幫港施暴」行為，以及數以千計隨時可以發作、瞬間能夠武裝到牙齒的清場員警。如何看待這兩方面的因素會怎樣影響大系統？筆者現階段的分析結果依然審慎樂觀，原因有兩個，其一是在特府高層的兩條路線鬥爭中，代表「資本理性」的一方會壓倒持極端黨國意識形態的梁營；其二是，由於佔中者與「幫港派」的「怒」有不同性質，「資本理性」最終會要求港警更多注意抑制後者的行為。下面作詳細分析。
一、佔中是特區成立以來的政治運動巔峰。由於9月底「梁彈壓」失敗，之後民眾強力反彈動員，估計已導致北京強行插手管控港警「光明頂行動」由上到下的指揮鏈。此舉固然有損特區自治，中長期影響壞透，但短期效果卻非完全不利。這個得從本地當權派內部存在着「兩條路線鬥爭」的現象談起。
特府頂層兩派正在上演一齣宮廷鬥爭戲。表面上，一邊是梁特和他的幾個智囊，即眾所周知的「極端派」；另一邊則是以林鄭為首加若干高官組成的「保守派」。在這個層次，這兩派的鬥爭恍如大陸文革時期黨內務虛派與務實派的鬥爭，即所謂的「五人幫」（毛加「四人幫」）對弈以周恩來為首的一眾技術官僚。深一層看，以「應該多讀書」的梁氏為首的一派，無疑確是一小撮以黨國主義意識形態掛帥的務虛派（幾個智囊最崇拜的思想家，無非就是「大V」司馬南，以及前幾天 一拍腦袋石破天驚提出「黨章就是憲法」的北大教授強世功之流）。然而，林鄭一派就不那麼簡單，背後代表的是「資本理性」。
具體而言，構成香港資本環節最重要的，首先是金融然後就是地產資本；這兩種資本最不能經受環境大動盪。大家留意美國2007╱08年的「大衰退」，金融、地產及有關行業崩潰了，其他如高科技、能源、農牧、飲食等行業，所受影響卻有限。香港的情況也一樣，一旦社會出亂子，金融和地產市場受的衝擊最大。這兩個行業裏的大小財團金主當然不喜歡佔中，但是，如果只是阻阻街道佔佔廣場，他們並不怕；這些資本真正害怕的，是像八九六四那樣流血清場必然引致的信心崩潰、資金外流以及在香港特別容易發生的精英外移潮。
此前已經提過，香港的金融市場，資本過半已是紅色，除了在交易所裏運作的紅籌國企等，還有大量溫李江賈谷等姓的太子黨駙馬黨開設的私募基金，所管理 的錢，大多也是小圈子自己人北水南調的灰色錢。大量北方富戶更以私人身份投資香港高端房地產。故香港金融地產一旦崩潰，本地中小戶遭劫事小，大陸企業和權貴家族的損失才事大。
所以，董伯傳話：「不出動解放軍」。
但那當然不是因為中共黨政軍領導厚愛佔中人，而是資本包括紅色資本理性使然。當年八九六四解放軍大屠殺，就是因為少了資本理性的約束。林鄭、財爺不 一定對佔中人無惻忍之心，但如果沒有資本理性，有心也無力，在防暴隊與解放軍之間，給套上「受外國勢力操控」罪名的佔中運動，遍地開花早變了遍地腦漿鮮血。
大家記得，梁特上台之前的「唐梁決」，筆者指是背後的板塊利益之爭。然而今天我們談的資本理性，卻是跨板塊的，不僅沒有「唐營」、「梁營」之別，連是不是紅色資本也不是問題；是資本，就想安安穩穩地賺錢。如此連成一氣，所以才能夠擋得住宮廷裏的極端意識形態務虛派的鎮壓慾。
二、為免佔領區周邊零星事故釀成大禍，筆者估計警方在對付佔中運動的同時，將逐步加強阻嚇和禁制「幫港挑釁」者的暴行，並逐漸轉化到以後者為主。這也是資本理性的一個要求。何也？
毫無疑問，佔中者和「幫港派」都感性、都憤怒，但大家如果到過佔領區及其周邊，或者只是經常留意佔中新聞，就能夠輕易分辨出，那是感覺很不一樣的兩 種怒火中燒。佔中者的怒，清楚指向現存體制，包括黨、人大常委、特區政府、提委會、四大界別、一些決議條文等等；當然，怒火也指向梁振英，但那是民眾把諸惡體制擬人化，集中到一個人形物體上面的結果；「狼鷹」、「689」等名稱，都不過是政治符號。這種怒，怒而不惡，寫一些標語，劃一些牌像，就基本上宣洩，抗爭意念保持針對體制。
「幫港派」的怒，則不是針對什麼體制，因為他們所反對的、佔中者要建立的體制尚未存在，還不過是抽象的；大家甚至可以估計，如果北京忽然開恩，同意 削除提委會的實質權力，這些人也會很容易轉過來接受泛民的各種提名方案。因此，「幫港派」的怒，源於他們憎恨佔中者「不聽黨的話」，亦即痛恨佔中者的叛逆態度和不忠行為。「不聽話」在傳統國人心目中引起的即時意念就是「該打」。這種怒，寫寫標語不能平息，而是要懲戒對方，要拳頭到肉，像老頭子要打死他認為 忤逆的崽子才解恨一樣。這種怒，正中當權極端派下懷，與9月底「梁彈壓」同胚。
無論什麼人，只要不是給意識形態迷惑了，都會感覺到明白到這兩種「怒」的分別，這包括以林鄭為首的當權保守派後面的資本理性在內。此派開始懂得，佔 中持續，本身問題不大，經濟影響輕微；倒是「幫港派」的那種怒更麻煩，輕則替佔領現場帶來混亂、傷及人身，導致市民對政府更反感，重則會令政府最終無法控制局面。那麼，下一步的「光明頂」工作重點在哪裏，不是很清楚麼？
運動有此兩個有利因素，進入中期動態平衡，可以給參與者休養生息，給運動領導者多點時間聯繫群眾、思考策略，是好的發展。
二、守土意識開出社運藝術
獅山掛幡，不是插支banner咁簡單，而是十四位屬於佔中新世代的年輕人如歌似泣創作出的一件行為藝術。不是畫在畫布上，不是寫在宣紙上，而是斧鑿在香港最雄偉的地標獅子山的峰面峭壁上。這件藝術品的龐大感染力，大家不僅看到，還親身感受到。如此震撼，因為此品把新世代人心中如天高的政治民主理 想，植入了香港這一小片卑微的、正在不斷遭受黑惡勢力蹂躪的土地上面。細想，那是天、地、人的一次微妙的自然組合，瞬間消失然而我們都還看得見聽得到。大音無聲、大象無形。
自從佔中，香港的社運有了活的藝術維度。之前，這方面十分匱乏。那是有好幾個原因的。前三十年，香港社運有兩大元素：民主、六四。民主這一件，是 「香港核心價值」裏最抽象的一件。自由、法治、廉政，都是港人日常生活裏的實物，惟獨民主仍然是在爭取過程裏，可望不可即。六四雖曰家國事，對港人來說始終隔一層，痛不及切膚。所以，這兩個社運元素都未曾在社運裏孕育出藝術。每年的七一大遊行，完全欠缺藝術表達能力；每次六四維園滙，能唱的歌曲，說得不客氣一點，不過是一首大陸一齣三流社會主義愛國戰爭片的插曲（《血染的風采》）。
本土主義和守土意識的興起，改變了這個狀況。因為，本土是實物的不是抽象的；要守護的價值都是緊緊依附在實際存在的事物裏頭而可觸摸可經驗的，這無 論是體制裏的自由、法治與廉政，還是大路小巷裏的茶餐廳、港式粵語和一切街坊小眾集體記憶。是實物就能凝固感性，因為人的感性歸根到底是及物的、拜物的。 運動既飽含實物與感性，藝術創作的衝動，便是一步之遙。於是，本地藝人參加到運動裏去了，實物和虛擬空間出現大量包含本土元素的畫作、樂曲、小說、詩詞、 視頻等的一、二次創作，本來乾癟無味的社運，變得充滿生活氣息；每件事都有相應的藝術表達手法，每個參與者都是或多或少的社運藝術消費者和創造者。三十年 之後的今天，社運終於接地生根，不是那麼容易剷除。
藝術對運動很重要，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藝術品包含的傳遞的訊息量大得驚人。就以獅山掛幡為例：獅山的傳統歷史涵義，港人耳熟能詳，但在世代交替之際，上一代的圖騰和神話，不說是過時，卻已然不足，需要補白、刷新，加進這一代更為珍視、更願為之奉獻爭取的精神價值。用文字表達這一切，可以寫一本書，但行 為藝術人只用了一個標識（傘）五個字（我要真普選）一個地標（獅子山），就把人腦裏的所有相關資料串合，呼出完整訊息。書讀了可以忘記，一幅圖像，你看了 卻會帶着一輩子，每日每夜提醒你，與你的心靈一道呼喊。
三、黨爺要面子 田少付代價
田北俊給全國政協掃地出門，終止了他的「涉北」政治生命。在香港的那部分，為了把事件對自由黨的影響減至最低，辭掉黨魁之職，作相當大的公開切割， 也是意料中事；至於他在立法會的新界東直選議席，則無必要放棄，除非他心灰意冷，從此退出江湖，但那似乎不是他的性格。事實上，經過今次事件，2016年 他若再參選，得票率肯定更高，原因之一是，大家知道他沒有了政協身份，評論一些北人會很敏感的香港政事，能夠更坦白由衷（政協與立委的角色有衝突，田在昨天的記者會上已經點出了。這個問題港人應該深思）。
但到底田犯了什麼錯？田犯天條，不在於反對梁振英，而是在中共三番四次說了「堅定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之後，公開唱反調，不給中共面子。面子對中共來說，太重要了。
大家想想，倘若中共按《基本法》辦事，把第15、45條裏的「任命行政長官」的權力認真看待，面對香港人選出的準特首光明正大，喜歡的任命，不喜歡 的擦下來，那就根本不必挖空心思搞那麼多的小動作推銷假民主，激怒全港泛民，難為所有當權派，最終把香港推到今天那種全民親共反共大決鬥的局面。之所以如 此，毋乃因為此黨無法忍受要面對港人把一個眾人皆知自己不喜歡的特首人選擺到自己的面前；那種情況，有人稱之為「憲政危機」，那是天大的笑話。每一步都按 《基本法》行事，有什麼憲政危機的呢？有危機的話，是黨的「面子危機」而已。
僅僅是因為要照顧這黨的面子，香港社會便得付出沉重代價。如此照顧，「愛國愛黨」而已，絕不是什麼愛港。
對一個沒有其他認受性的專制政權而言，面子的確重要，因為那是政權能否壓服所有有效反對勢力的標誌。能夠壓服（像昨天田少還要低調補鑊），就有面子，因為被壓服的一方不能不給；反之，假如沒有了面子，就表示壓而不服，那就可能面臨倒台危機。我們常說，「面子是人家給的」，但專制政權的面子並非如 此，而是把別人壓服了蠻要回來的。
面子的時義，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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