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31-李兆富:假愛國,真自卑
李兆富:假愛國,真自卑
21:24 31/10/2014
■回歸後內地對香港一直以來的文宣,不斷強調各種中港政策是中央對香港的優惠和好處,但這些政策對大陸經濟和制度進步的貢獻,卻隻字不提。
愛國,是種很奇怪的情懷。
愛國,是要將全國所有人都愛嗎?常識教我們,愛一個人容易,再多就難。要愛全國人,怎樣愛?差不多是愛世人的水平,據說只有上帝才做得到;耶穌也只不過教我們,要愛近人猶如愛自己一樣。
「愛國,不是要你無差別地去愛所有國人。只不過,你應該對自己的身份有一種榮耀感,不可以嗎?」對不起,一個人出生在那裏,應該沒有經過選擇吧。
「你自己沒有選擇,可是你的父母有為你作出選擇,愛國是孝義的延伸,這個道理不難明白吧?」這種建基於血緣和感恩的愛國理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大前提也要大家的父母有作出過選擇,沒有錯吧?
今天活在香港,不少人的父母輩是當年選擇來到這個城市,說得難聽一點,是逃難過來。假如用以上邏輯去推演,香港人順理成章會效忠於香港,以香港利益為先。
無論是掛甚麼顏色的絲帶,都不能否定「凡事以香港整體利益為大前提」的命題。現在香港市民的分歧,在於究竟何謂「香港整體利益」。
我不相信香港整體利益,和全中國的整體利益,甚至全地球的整體利益有任何必然的矛盾。正如個人的利益,也不一定和整體利益有必然的矛盾。可是,一旦跌入了為了「整體必須犧牲個人」的謬誤,矛盾自然會出現;認定了必須有小我犧牲才能成就大我,結果都不會有任何好下場。
諷刺是,回歸後北京對香港一直以來的文宣,不斷強調各種中港政策是中央對香港的優惠和好處,但這些政策對大陸經濟和制度進步的貢獻,卻隻字不提。這種單方面的關係觀點,最終是雙方都不會感到自在。簡而言之,北京認為香港人不領情不感恩,香港人又認為北京想憑藉這些經貿關係,去控制香港。
在改革開放之初,香港人在大陸從商,北京直認是愛國行為,便給予港商各種方便。不,更貼切一點,應該說港商一直以香港自由市場的一套原則運作,大陸要引入他們,便要向世界標準接軌。可是,九十年代過後,大陸的既得利益集團續漸成形,對外商優惠的條件只會做成政治上的矛盾。結果,大國崛起之後,方便轉為對制度內的既得利益傾斜,而港商也由被招攬去建設祖國的愛國人士,變成要在制度中尋找依附的夾心人,其實進入了這個階段,已經不是港人到大陸去投資建設,而是將這些在圍牆內的權貴,帶到世界市場。
在中國還未加入世貿,不時要就最優惠國待遇談判時,港商還扮演一定角色。到後來,香港商人就連最後這一點功能也失去了。與此同時,香港的主權也移交予北京。港商和北京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其時,所以在金融和專業服務,還有點貢獻,還有高級港人被拉攏,但隨着大陸的專業壟斷利益成形,香港的所謂重要性又再倒退了一點。
這些港商和專業人士,改革開放後賺了許多桶金,但也貢獻了不少價值,其實雙方不拖不欠。曾幾何時因為大陸落後而賺大錢的,也沒有阻人前進,只是不斷尋找新的定位,正是資本主義社會最純粹的模式。可惜,在大陸的政官界,似乎沒有這種思維,反而將這些香港人視為被統治者般要求絕對的服從,不但是淺見,也反映了這一代的統治者質素,沒有謙卑感恩。香港被邊緣論,聽在耳中也不是忠告,而是威脅。在這種情況下,香港人,尤其是那些從來沒有在過去三十年中得到個人好處的新生代,很難會有甚麼大中華的愛國情懷。
況且,不愛國的,又何止是香港人?在大陸想盡辦法要向外逃的,每年又有多少人?說到底,至今這個政權的統治,仍然是以號召犧牲個人利益成全國家,有能力者離開,是理性選擇。最後,統治者剩下的感召,惟有祭出百年前列強亡我之心不死的幽靈,製造自卑心,同時又以國家強大國民臉上添光彩的替代心理,來聚集一群資訊相對貧乏者的支持。
謙卑和自卑,一字之差,卻有天淵之別。謙卑者能客觀審視自己的缺陷,但自卑者卻只見到別人的短處。謙卑者可愛,自卑者可厭。這種心態轉變,正是大陸統治者和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在過去三十年的轉變。可恨是,自卑情意結在香港蔓延,同化的過程,比甚麼愛國洗腦教育,恐怖百倍不止。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
21:24 31/10/2014
■回歸後內地對香港一直以來的文宣,不斷強調各種中港政策是中央對香港的優惠和好處,但這些政策對大陸經濟和制度進步的貢獻,卻隻字不提。
愛國,是種很奇怪的情懷。
愛國,是要將全國所有人都愛嗎?常識教我們,愛一個人容易,再多就難。要愛全國人,怎樣愛?差不多是愛世人的水平,據說只有上帝才做得到;耶穌也只不過教我們,要愛近人猶如愛自己一樣。
「愛國,不是要你無差別地去愛所有國人。只不過,你應該對自己的身份有一種榮耀感,不可以嗎?」對不起,一個人出生在那裏,應該沒有經過選擇吧。
「你自己沒有選擇,可是你的父母有為你作出選擇,愛國是孝義的延伸,這個道理不難明白吧?」這種建基於血緣和感恩的愛國理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大前提也要大家的父母有作出過選擇,沒有錯吧?
今天活在香港,不少人的父母輩是當年選擇來到這個城市,說得難聽一點,是逃難過來。假如用以上邏輯去推演,香港人順理成章會效忠於香港,以香港利益為先。
無論是掛甚麼顏色的絲帶,都不能否定「凡事以香港整體利益為大前提」的命題。現在香港市民的分歧,在於究竟何謂「香港整體利益」。
我不相信香港整體利益,和全中國的整體利益,甚至全地球的整體利益有任何必然的矛盾。正如個人的利益,也不一定和整體利益有必然的矛盾。可是,一旦跌入了為了「整體必須犧牲個人」的謬誤,矛盾自然會出現;認定了必須有小我犧牲才能成就大我,結果都不會有任何好下場。
諷刺是,回歸後北京對香港一直以來的文宣,不斷強調各種中港政策是中央對香港的優惠和好處,但這些政策對大陸經濟和制度進步的貢獻,卻隻字不提。這種單方面的關係觀點,最終是雙方都不會感到自在。簡而言之,北京認為香港人不領情不感恩,香港人又認為北京想憑藉這些經貿關係,去控制香港。
在改革開放之初,香港人在大陸從商,北京直認是愛國行為,便給予港商各種方便。不,更貼切一點,應該說港商一直以香港自由市場的一套原則運作,大陸要引入他們,便要向世界標準接軌。可是,九十年代過後,大陸的既得利益集團續漸成形,對外商優惠的條件只會做成政治上的矛盾。結果,大國崛起之後,方便轉為對制度內的既得利益傾斜,而港商也由被招攬去建設祖國的愛國人士,變成要在制度中尋找依附的夾心人,其實進入了這個階段,已經不是港人到大陸去投資建設,而是將這些在圍牆內的權貴,帶到世界市場。
在中國還未加入世貿,不時要就最優惠國待遇談判時,港商還扮演一定角色。到後來,香港商人就連最後這一點功能也失去了。與此同時,香港的主權也移交予北京。港商和北京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其時,所以在金融和專業服務,還有點貢獻,還有高級港人被拉攏,但隨着大陸的專業壟斷利益成形,香港的所謂重要性又再倒退了一點。
這些港商和專業人士,改革開放後賺了許多桶金,但也貢獻了不少價值,其實雙方不拖不欠。曾幾何時因為大陸落後而賺大錢的,也沒有阻人前進,只是不斷尋找新的定位,正是資本主義社會最純粹的模式。可惜,在大陸的政官界,似乎沒有這種思維,反而將這些香港人視為被統治者般要求絕對的服從,不但是淺見,也反映了這一代的統治者質素,沒有謙卑感恩。香港被邊緣論,聽在耳中也不是忠告,而是威脅。在這種情況下,香港人,尤其是那些從來沒有在過去三十年中得到個人好處的新生代,很難會有甚麼大中華的愛國情懷。
況且,不愛國的,又何止是香港人?在大陸想盡辦法要向外逃的,每年又有多少人?說到底,至今這個政權的統治,仍然是以號召犧牲個人利益成全國家,有能力者離開,是理性選擇。最後,統治者剩下的感召,惟有祭出百年前列強亡我之心不死的幽靈,製造自卑心,同時又以國家強大國民臉上添光彩的替代心理,來聚集一群資訊相對貧乏者的支持。
謙卑和自卑,一字之差,卻有天淵之別。謙卑者能客觀審視自己的缺陷,但自卑者卻只見到別人的短處。謙卑者可愛,自卑者可厭。這種心態轉變,正是大陸統治者和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在過去三十年的轉變。可恨是,自卑情意結在香港蔓延,同化的過程,比甚麼愛國洗腦教育,恐怖百倍不止。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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