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31-趙永佳、李子樂：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趙永佳、李子樂：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21:31 31/10/2014
【明報專訊】過去幾個月，社會繼續就通識科是否偏重政治課題爭辯。正方認為，通識科的落實逐漸偏離教改原旨，出現「異化」，教學偏重政治議題及相關方面的資料蒐集，另一方面公開試試卷設計偏重政治題，令課堂教學更為應試而集中火力放在本地政治議題上，其他「中國」、「全球化」等議題相對地受了輕視。反方則認為，通識科所探討的時事議題往往觸及「政治」，不應因此判斷通識科教學和考試評核上偏重政治課題，而且通識科是跨單元、跨學科的，不論教學或考核上，都不應把個別單元、主題割裂開來研究。與此同時，通識老師專業團體則堅持老師應當能在爭議性的議題上保持持平，不會為應試而偏教。
事實上，這個爭論背後有一個更大的社會關注點：通識科會否「淪為」政治灌輸的工具，令學生們的政治取向變得激進？無論是哪一方的立場，過往的論點多集中於該科課程架構、教與學和考試評核的具體實踐上。若把關注點放到通識科與學生政治參與之間的交集點上，我們要注意：首先，不可能把學生課堂所學的知識或考試答題內容，跟學生現實中的政治立場畫上等號；其次，通識科對政治課題上具體如何操作和其所帶來的影響，除了老師教學方面，我們也得看看學生「如何學」、「學得怎麼樣」、「學了什麼」。
知識與態度不可混為一談
我們討論通識科的實踐對學生政治參與的影響，有需要把「知識層面」和「參與態度」分清楚。不少外國研究顯示，公民教育或牽涉政治議題的課程與教學一般能提高學生相關的知識，但這不代表其政治參與度一定相應提高。例如學生對民主原則和相關議題認識多了，不一定能提高他們日後參與投票和政治競選活動的機會。青年人決定參與「政治」與否，更大機會受其他原因，例如可以取決於個人對參與個別政治事件之利弊得失的衡量。甚至乎有時候一些學生在學習政制議題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愈學愈有無力感」的情况，認為政治投入要求更專門的知識；自己既然未有足夠的專門知識，那「政治我就是搞不懂」便成為不參與的理由。又例如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到一些社會運動事件，看見其所面對重重困難的現實，看見年輕一代無力影響「政治」的一面，可能會因而對政治投入失去興趣或持懷疑態度。除了在極權社會，學校其實並非是意識形態灌輸的有效場所；這一點，也許我們從本港有不少宗教背景學校，卻未見有大量學生皈依，可略見一斑。
關於通識科之「政治影響」，我們因研究關係，過去兩年多訪問了幾十位新高中學生，了解他們相關的經驗和看法。從受訪學生的分享可見，整體上學生在通識科課堂上的學習過程和成效並非如一些輿論所言帶着政治色彩，對學生之政治取態的影響其實有限。不少受訪學生指出，通識科加深了他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且從不灌輸單一觀點、立場，而是要求他們盡量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所以他們於平日習作和考試上思考問題都嘗試兼顧和平衡各種立場、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另外，與其他科目相似，學生面對通識科，多抱以考試主導的學習態度，即使學科內容涉及社會時事議題，學習態度往往還是比較被動和抽離。要是真的面對切身議題，他們大都能在老師的教導下學會對不同立場和觀點予以尊重；即使自己有既定立場，也要時刻警剔自己要作個人批判和反思。
由此看來，通識科的「可貴」之處在於對多角度思考、批判思考的重視，儘管課堂教學可能會出現政治議題或課堂以外日常生活、新聞、網絡言論充斥政治爭拗。通識科所帶來的思考工具，不但讓學生能盡量避免受別人誤導、煽動，而且讓他們抱持較持平、客觀冷靜和包容的態度去分析各大社會爭議。
社會分化更需要通識科
回頭看今次佔領運動，在有進一步研究之前，我們可以總結通識科可能的影響為，一方面令部分學生（中學生和曾修讀通識科的大學生）對政治比較關注，而在他們對民主的嚮往得不到回應之後，以至於網絡、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下，建立了自己對運動的立場而決定投入抗爭。但在學生總體中他們畢竟是少數，因為新高中通識科推行至今已踏入第6年，我們高中以上、正修讀和已修讀的青年人約有42萬人（以每年7萬人計算），若通識真的有「教壞」學生的能力，那投身街頭抗爭的青年人又哪會只有一萬數千人？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通識對大部分青年人的影響，可能是令他們更能冷靜、全面地思考問題。他們因此不會收到手機短訊，或看到媒體報道，便立刻飛奔佔領區。他們會考量參與行動的對錯好壞，甚或成本與效益。因此無論是積極投入運動的少數，或暫時「置身事外」的大多數，都是青年人「深思熟慮」的結果，我們不應片面認為參與運動的同學是鹵莽、偏執，而又或者不參與的青年人是膽小、怕事。他們從通識科中所學會的不是對某些政治議題的知識或片面立場，而是一套如何去全面評估這些議題、再決定自身立場與行動的工具。佔領運動的出現，通識不單不能「居功」，反佔領人士更不應將它打成為代罪羔羊；若建制不加以警惕，誤判形勢，只會激起更大的反響。
學生現時和將來的政治投入度牽涉因素複雜，關乎家庭背景、朋輩、新一代文化、公民社會發展、政經大氣候等等不同因素，當中通識科究竟擔當着什麼樣的角色正是社會關注並值得深究的地方。我們在此不單希望說明通識科的「政治成分」與學生參與抗爭運動未有緊密關連，我們更要指出，於目前社會愈趨分化的局面下，通識科在實際意義上顯得更為重要。我們不得不承認，面對現在社會上日益兩極分化、高度政治化的局面，學生們將難以繼續「獨善其身」。我們更不能期望可以像殖民時代一樣令學校「非政治化」，將學生與政治隔離，或只傳達「正面」信息。青少年無可避免會被捲入政治議題，如果他們在一「無菌環境」中長大，又如何會有免疫力，來應付四方八面湧過來的政治信息、動員、反動員？這正正是為什麼，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趙永佳、李子樂
作者趙永佳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兼任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通識科課程委員會（One Committee）主席；李子樂為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21:31 31/10/2014
【明報專訊】過去幾個月，社會繼續就通識科是否偏重政治課題爭辯。正方認為，通識科的落實逐漸偏離教改原旨，出現「異化」，教學偏重政治議題及相關方面的資料蒐集，另一方面公開試試卷設計偏重政治題，令課堂教學更為應試而集中火力放在本地政治議題上，其他「中國」、「全球化」等議題相對地受了輕視。反方則認為，通識科所探討的時事議題往往觸及「政治」，不應因此判斷通識科教學和考試評核上偏重政治課題，而且通識科是跨單元、跨學科的，不論教學或考核上，都不應把個別單元、主題割裂開來研究。與此同時，通識老師專業團體則堅持老師應當能在爭議性的議題上保持持平，不會為應試而偏教。
事實上，這個爭論背後有一個更大的社會關注點：通識科會否「淪為」政治灌輸的工具，令學生們的政治取向變得激進？無論是哪一方的立場，過往的論點多集中於該科課程架構、教與學和考試評核的具體實踐上。若把關注點放到通識科與學生政治參與之間的交集點上，我們要注意：首先，不可能把學生課堂所學的知識或考試答題內容，跟學生現實中的政治立場畫上等號；其次，通識科對政治課題上具體如何操作和其所帶來的影響，除了老師教學方面，我們也得看看學生「如何學」、「學得怎麼樣」、「學了什麼」。
知識與態度不可混為一談
我們討論通識科的實踐對學生政治參與的影響，有需要把「知識層面」和「參與態度」分清楚。不少外國研究顯示，公民教育或牽涉政治議題的課程與教學一般能提高學生相關的知識，但這不代表其政治參與度一定相應提高。例如學生對民主原則和相關議題認識多了，不一定能提高他們日後參與投票和政治競選活動的機會。青年人決定參與「政治」與否，更大機會受其他原因，例如可以取決於個人對參與個別政治事件之利弊得失的衡量。甚至乎有時候一些學生在學習政制議題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愈學愈有無力感」的情况，認為政治投入要求更專門的知識；自己既然未有足夠的專門知識，那「政治我就是搞不懂」便成為不參與的理由。又例如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到一些社會運動事件，看見其所面對重重困難的現實，看見年輕一代無力影響「政治」的一面，可能會因而對政治投入失去興趣或持懷疑態度。除了在極權社會，學校其實並非是意識形態灌輸的有效場所；這一點，也許我們從本港有不少宗教背景學校，卻未見有大量學生皈依，可略見一斑。
關於通識科之「政治影響」，我們因研究關係，過去兩年多訪問了幾十位新高中學生，了解他們相關的經驗和看法。從受訪學生的分享可見，整體上學生在通識科課堂上的學習過程和成效並非如一些輿論所言帶着政治色彩，對學生之政治取態的影響其實有限。不少受訪學生指出，通識科加深了他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且從不灌輸單一觀點、立場，而是要求他們盡量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所以他們於平日習作和考試上思考問題都嘗試兼顧和平衡各種立場、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另外，與其他科目相似，學生面對通識科，多抱以考試主導的學習態度，即使學科內容涉及社會時事議題，學習態度往往還是比較被動和抽離。要是真的面對切身議題，他們大都能在老師的教導下學會對不同立場和觀點予以尊重；即使自己有既定立場，也要時刻警剔自己要作個人批判和反思。
由此看來，通識科的「可貴」之處在於對多角度思考、批判思考的重視，儘管課堂教學可能會出現政治議題或課堂以外日常生活、新聞、網絡言論充斥政治爭拗。通識科所帶來的思考工具，不但讓學生能盡量避免受別人誤導、煽動，而且讓他們抱持較持平、客觀冷靜和包容的態度去分析各大社會爭議。
社會分化更需要通識科
回頭看今次佔領運動，在有進一步研究之前，我們可以總結通識科可能的影響為，一方面令部分學生（中學生和曾修讀通識科的大學生）對政治比較關注，而在他們對民主的嚮往得不到回應之後，以至於網絡、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下，建立了自己對運動的立場而決定投入抗爭。但在學生總體中他們畢竟是少數，因為新高中通識科推行至今已踏入第6年，我們高中以上、正修讀和已修讀的青年人約有42萬人（以每年7萬人計算），若通識真的有「教壞」學生的能力，那投身街頭抗爭的青年人又哪會只有一萬數千人？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通識對大部分青年人的影響，可能是令他們更能冷靜、全面地思考問題。他們因此不會收到手機短訊，或看到媒體報道，便立刻飛奔佔領區。他們會考量參與行動的對錯好壞，甚或成本與效益。因此無論是積極投入運動的少數，或暫時「置身事外」的大多數，都是青年人「深思熟慮」的結果，我們不應片面認為參與運動的同學是鹵莽、偏執，而又或者不參與的青年人是膽小、怕事。他們從通識科中所學會的不是對某些政治議題的知識或片面立場，而是一套如何去全面評估這些議題、再決定自身立場與行動的工具。佔領運動的出現，通識不單不能「居功」，反佔領人士更不應將它打成為代罪羔羊；若建制不加以警惕，誤判形勢，只會激起更大的反響。
學生現時和將來的政治投入度牽涉因素複雜，關乎家庭背景、朋輩、新一代文化、公民社會發展、政經大氣候等等不同因素，當中通識科究竟擔當着什麼樣的角色正是社會關注並值得深究的地方。我們在此不單希望說明通識科的「政治成分」與學生參與抗爭運動未有緊密關連，我們更要指出，於目前社會愈趨分化的局面下，通識科在實際意義上顯得更為重要。我們不得不承認，面對現在社會上日益兩極分化、高度政治化的局面，學生們將難以繼續「獨善其身」。我們更不能期望可以像殖民時代一樣令學校「非政治化」，將學生與政治隔離，或只傳達「正面」信息。青少年無可避免會被捲入政治議題，如果他們在一「無菌環境」中長大，又如何會有免疫力，來應付四方八面湧過來的政治信息、動員、反動員？這正正是為什麼，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趙永佳、李子樂
作者趙永佳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兼任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通識科課程委員會（One Committee）主席；李子樂為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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