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8030-明報：街知巷聞：七十年生死兩茫，西灣國殤紀念墳場，從墓碑說戰史
街知巷聞：七十年生死兩茫，西灣國殤紀念墳場，從墓碑說戰史
22:28 30/8/2015
（劉焌陶攝）西灣國殤墳場中入口的白石碑上刻上無數香港先烈的名字。
（劉焌陶攝）一次高空轟炸失誤，炸彈易被風向影響，16條人命隨之消失。
（劉焌陶攝）Lawson之墓。
（劉焌陶攝）赤柱墳場在日軍佔領期間，安葬了大量保衛香港的死難者、平民俘虜和戰俘的遺體。
（劉焌陶攝）西灣國殤墳場內的墓碑劃一而整齊，令人有肅寧之感。
（劉焌陶攝）七十年過去，墳地冷清，只偶有工人做整修工作，為白碑油上防苔藥水。
（劉焌陶攝）黃韶本之墳
（劉焌陶攝）大量華人姓名中間字為「ah」，周家建指，這些未必是死者真名，只是中國人的名難記又難叫，是故乾脆就叫「阿乜」。
（劉焌陶攝）周家建
（劉焌陶攝）丁新豹
【明報專訊】在外旅遊，不少人喜歡探走公墓，如法國的蒙帕納斯公墓，沙特和波娃二人合葬之地簡單清雅，除二人名字、生卒，碑上一無所有；美國的阿靈頓國家公墓位處河畔，與林肯紀念堂隔河相望，遍野白碑，時有士兵換崗守靈，紀念奮戰沙場的軍人——但其實毋須游走外地，香港墓場一樣有如此良景，教人同參生死兩茫，生本無常。
夏日午後，陽光漫爛，西灣國殤墳場墓園如葱。
二戰七十周年，墓園卻一如以往，除卻鳥鳴，一片寂靜。
回歸後，明天已不再是重光紀念日，可是先烈之死，永誌難忘。
THEIR NAME LIVETH FOR EVERMORE
西灣國殤紀念墳場位於柴灣以南，為安葬二戰時在戰場上犧牲或被俘後死亡人士的主要墳場，共有1578個墳墓，當中包括59個海軍，1406個陸軍，67個空軍，18個商船隊隊員，20個本地抗戰軍人和8個平民，屬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所管理。墳場的入口是間白石小屋，屋外刻上墳場名字，還有一把長劍分開「1939」年和「1945」年兩個年份，進去後抬頭細看，牆上刻滿了密密麻麻的名字，遠看像小蛇，是2071名戰時殉難卻無法尋回屍體的士兵名字，當中1319人來自英國軍隊、228人來自加拿大軍隊、287人來自印度軍隊、237人為本地士兵，深刻得如同刻住歷史。另有兩塊石碑，一塊記下144位遺體被火葬的印度軍人與錫克教軍人的姓名，其中9位隸屬香港及新加坡皇家炮兵團，118位隸屬印度軍，17人隸屬香港警隊；另一塊石碑則記下72位二戰時在中國各戰場殉難的英聯邦軍人。
加拿大少兵 離鄉來港陣亡
「二戰時，歐美國家多派兵到亞洲幫助抗日，如澳洲士兵派往新加坡，新西蘭軍人則往馬來亞與緬甸，加拿大兵則送往香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項目主任周家建於加拿大成長，熟知當地歷史，他說，這批加拿大兵多自鄉間地方長大，年紀不過十八十九。他們聚集在溫哥華後便坐船到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抵港，他們自尖沙嘴九龍倉碼頭上岸後，沿彌敦道一直操兵至深水埗，「操兵是一種姿態，一是向日本人表示，他們不會放棄香港；二是向香港人表示，他們一定會堅守香港這個地方」。這班年輕的加拿大兵的日記寫滿了對香港的回憶：「從未見過如香港般繁華的城市」、「香港的夜生活令人大開眼界」、「香港美女如雲」、「地方優美」。美好的日子不過片刻，1997個被派往香港的加拿大兵，三分之一人最後在香港陣亡。
加國最高將領戰死 日軍立木條紀念
在墓園漫步，青草地上一塊塊白碑無語，只有工人提着水桶，一遍又一遍往墓碑上掃上藥水，以防生苔，難怪一塊塊碑都無比潔白——John Kelburne Lawson的墓就在小道旁邊，碑上有象徽加國的楓葉，碑下小草中一直有小白蝶繞而不散。Lawson是加拿大軍官，是當時駐港加兵的最高將領，到港後，他被遣派到西旅，即現時的黃泥涌峽作指揮官，十二月十九日上午時分，日軍包圍Lawson的總部。他用無線電通知上司，指自己將「Fight it out」，然後雙手各拿一把手槍，衝出總部戰鬥中喪生。「日本人安葬這位加拿大軍官，更在他的總部外立了兩支木條，其中一支是為了紀念他的，但不要覺得日本人對他特別好，此舉只是日本人對死亡另有想法，對戰爭上死去的人有一份尊重罷了。」
「你最忠誠的兒子， John」獄中撰給母親的家書
另一位加拿大步兵John Payne的墓就在Lawson的不遠處——他並非在戰場上戰死的士兵，亦不是在香港保衛戰中的十八日中死去，而是在被日軍囚禁期間嘗試在深水埗集中營逃走而被殺。「被敵軍囚禁拼死逃跑是軍人的天職」，周家建扶着墓碑，輕輕說道，「談到香港保衛戰，我們都會提到John Payne在囚禁期間寫的信。」John Payne在獄中寫了好幾封信給他的sweetheart和母親，但他並沒有把這些信寄出去，「當時寄信手續比較轉折，要經過審查，是故他只把寫給媽媽的信交給同囚的同胞Manchester，Manchester把他的信緊緊收在自己的軍服中，直到戰後才把信給John Payne的媽媽，John Payne當時跟Manchester說的那句「請將信交給我母親，我們將會在溫尼伯再見（Get that letter to my mother. I will meet you all in Winnipeg.）」卻始終無法成真。
英年早逝高材生 千里孤墳話淒涼
除了加拿大的死士外，保衛戰中戰死沙場的也不乏香港的精英分子，當中包括前拔萃女書院校長西門氏夫人Dr. C.J. Symons的兄長Anderson。「在西灣墳場中，他是少有的華人而且在香港長大成長，受港式教育。據知當時他妹妹西門氏也被囚於拘留營中，幸保性命，戰後更成為女拔萃的校長。」Anderson為混血兒，於香港讀書，中學就讀男拔萃書院，曾為棒球隊隊長，大學就讀香港大學，完成大學課程後轉至英國讀法律。陰差陽錯，天意弄人，一九四一年，他剛好回港執業，被委任為裁判司，日戰開始，他回到部隊，即被派到黃泥涌峽當指揮官，在交戰時陣亡。
「番書仔」當間諜 遭日軍殺死
赤柱墳場於開埠初期主要為安葬香港駐軍和其家屬而設，墳墓後來曾關閉近七十年，直至一九四二年重開，以安葬香港逝去的戰俘和在拘留營中死去的平民。當中包括了大量因從事諜報工作而被日軍發現並殺死的英軍服務團成員——於日戰期間，英軍服務團大量聘請文職員工在中國的淪陷區工作，如協助戰俘逃走，為戰俘營供應藥物，收集軍事情報，為淪陷區內的美軍空軍提供避難所，協助拘捕軍人逃跑等。英軍服務團的成員並不僅為外國人，更多是具高學歷、英語良好的香港「番書仔」。黃韶本就是其中一員，他是聖保羅書院的學生，畢業後到英國劍橋大學就讀，學成後回到聖保羅書院任中文老師。在香港淪陷期間，他加入英軍服務團．從事間諜的工作，後被日軍發現，將之殺死。
華人精英投身英軍間諜
「當時很多讀傳統英語學校的青年人在日佔時期，因接受高等教育和熟習英語而投身英軍服務團服務，作為華人的他們易於隱藏人群之間，為間諜與地下工作作出很大的貢獻。」所謂的地下工作同時亦包括：留意海港船隻的往來與航行的方向。另，因當時日本人在多座建築物，如九龍公園、東亞酒店（今半島酒店）的外圍故意漆上隱藏色，使美軍空襲時不易被發現，故也有從事戰後工作的華人會為美軍繪畫地圖，方便美軍準確空襲。
兩種碑 白石與花崗岩
另一個同屬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管理的墳場，赤柱墳場的墓碑與西灣國殤墳場的整齊統一不一樣。赤柱墳場的墓碑遍佈一個又一個山坡，一些墓由白石製成，「這是最早期的墓碑，主要安葬戰前赤柱軍營中病死的軍人與其親屬」，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說，英軍初時抵港認為赤柱面南，有風流動，環境比較好，是故起了赤柱兵營。但不少英軍到港後因不適應亞熱帶氣候，死亡率高，因此就在兵營附近起了這座墳場，旁邊有大量粗糙的花崗岩墓碑，碑上只用黑漆塗上死者的姓名、生卒年份、歲數，小部分被加上部隊名稱，「這些全是日本人統治下死在集中營和拘留營中的人的墓碑，約為五百多個，因為打仗物資不足，又沒有時間，人們只可以在山上找花崗岩隨便做碑」。
墳場沉思地 戰場上生存
對許多扣押在赤柱的戰俘而言，赤柱墳場曾經成為避難與沉思的天堂。「被拘留在此的人多為外國與上流社會人士，如港大教授和銀行大班等。但是營中物資很少，住在這裏的人多因營養不良而死，也有無端死去的。我聽過有人見屋頂漏水，於是他穿了一對不太合腳的鞋攀高想維修屋頂，但不慎掉下，死了。後來有人發現他原來偷偷藏着一對新鞋，想和平後穿這對鞋步出營外，但諷刺的是這對鞋，他永遠再穿不了。」丁新豹感嘆道。
他接着走到一個碑前，數着碑上的人名，「共十六個」。一九四五年一月，戰爭接近尾聲，同月十六日，美國高空轟炸赤柱不幸誤炸了聖士提反拘留營，結果炸死十六人，「從這可以知道拘留營的環境其實很擠迫。營中缺乏糧食，不少人只好自己種吃，把番茄罐頭的番茄拿去風乾，再把籽拿去種植。」周家建回憶，「當時香港的天文台長也曾被困這裏，他用煙仔盒中的紙，記下香港的天氣，就算被困，很多營中的人也沒有放棄他們的專業。」
一碑一故事，歲月無聲流走，追憶戰爭無情，白碑下藏着戰爭中無數烈士往績，今日卻獨留青冢，朝向黃昏，月守青魂。
文/ 黃雅婷
圖/ 劉焌陶
編輯/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2:28 30/8/2015
（劉焌陶攝）西灣國殤墳場中入口的白石碑上刻上無數香港先烈的名字。
（劉焌陶攝）一次高空轟炸失誤，炸彈易被風向影響，16條人命隨之消失。
（劉焌陶攝）Lawson之墓。
（劉焌陶攝）赤柱墳場在日軍佔領期間，安葬了大量保衛香港的死難者、平民俘虜和戰俘的遺體。
（劉焌陶攝）西灣國殤墳場內的墓碑劃一而整齊，令人有肅寧之感。
（劉焌陶攝）七十年過去，墳地冷清，只偶有工人做整修工作，為白碑油上防苔藥水。
（劉焌陶攝）黃韶本之墳
（劉焌陶攝）大量華人姓名中間字為「ah」，周家建指，這些未必是死者真名，只是中國人的名難記又難叫，是故乾脆就叫「阿乜」。
（劉焌陶攝）周家建
（劉焌陶攝）丁新豹
【明報專訊】在外旅遊，不少人喜歡探走公墓，如法國的蒙帕納斯公墓，沙特和波娃二人合葬之地簡單清雅，除二人名字、生卒，碑上一無所有；美國的阿靈頓國家公墓位處河畔，與林肯紀念堂隔河相望，遍野白碑，時有士兵換崗守靈，紀念奮戰沙場的軍人——但其實毋須游走外地，香港墓場一樣有如此良景，教人同參生死兩茫，生本無常。
夏日午後，陽光漫爛，西灣國殤墳場墓園如葱。
二戰七十周年，墓園卻一如以往，除卻鳥鳴，一片寂靜。
回歸後，明天已不再是重光紀念日，可是先烈之死，永誌難忘。
THEIR NAME LIVETH FOR EVERMORE
西灣國殤紀念墳場位於柴灣以南，為安葬二戰時在戰場上犧牲或被俘後死亡人士的主要墳場，共有1578個墳墓，當中包括59個海軍，1406個陸軍，67個空軍，18個商船隊隊員，20個本地抗戰軍人和8個平民，屬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所管理。墳場的入口是間白石小屋，屋外刻上墳場名字，還有一把長劍分開「1939」年和「1945」年兩個年份，進去後抬頭細看，牆上刻滿了密密麻麻的名字，遠看像小蛇，是2071名戰時殉難卻無法尋回屍體的士兵名字，當中1319人來自英國軍隊、228人來自加拿大軍隊、287人來自印度軍隊、237人為本地士兵，深刻得如同刻住歷史。另有兩塊石碑，一塊記下144位遺體被火葬的印度軍人與錫克教軍人的姓名，其中9位隸屬香港及新加坡皇家炮兵團，118位隸屬印度軍，17人隸屬香港警隊；另一塊石碑則記下72位二戰時在中國各戰場殉難的英聯邦軍人。
加拿大少兵 離鄉來港陣亡
「二戰時，歐美國家多派兵到亞洲幫助抗日，如澳洲士兵派往新加坡，新西蘭軍人則往馬來亞與緬甸，加拿大兵則送往香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項目主任周家建於加拿大成長，熟知當地歷史，他說，這批加拿大兵多自鄉間地方長大，年紀不過十八十九。他們聚集在溫哥華後便坐船到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抵港，他們自尖沙嘴九龍倉碼頭上岸後，沿彌敦道一直操兵至深水埗，「操兵是一種姿態，一是向日本人表示，他們不會放棄香港；二是向香港人表示，他們一定會堅守香港這個地方」。這班年輕的加拿大兵的日記寫滿了對香港的回憶：「從未見過如香港般繁華的城市」、「香港的夜生活令人大開眼界」、「香港美女如雲」、「地方優美」。美好的日子不過片刻，1997個被派往香港的加拿大兵，三分之一人最後在香港陣亡。
加國最高將領戰死 日軍立木條紀念
在墓園漫步，青草地上一塊塊白碑無語，只有工人提着水桶，一遍又一遍往墓碑上掃上藥水，以防生苔，難怪一塊塊碑都無比潔白——John Kelburne Lawson的墓就在小道旁邊，碑上有象徽加國的楓葉，碑下小草中一直有小白蝶繞而不散。Lawson是加拿大軍官，是當時駐港加兵的最高將領，到港後，他被遣派到西旅，即現時的黃泥涌峽作指揮官，十二月十九日上午時分，日軍包圍Lawson的總部。他用無線電通知上司，指自己將「Fight it out」，然後雙手各拿一把手槍，衝出總部戰鬥中喪生。「日本人安葬這位加拿大軍官，更在他的總部外立了兩支木條，其中一支是為了紀念他的，但不要覺得日本人對他特別好，此舉只是日本人對死亡另有想法，對戰爭上死去的人有一份尊重罷了。」
「你最忠誠的兒子， John」獄中撰給母親的家書
另一位加拿大步兵John Payne的墓就在Lawson的不遠處——他並非在戰場上戰死的士兵，亦不是在香港保衛戰中的十八日中死去，而是在被日軍囚禁期間嘗試在深水埗集中營逃走而被殺。「被敵軍囚禁拼死逃跑是軍人的天職」，周家建扶着墓碑，輕輕說道，「談到香港保衛戰，我們都會提到John Payne在囚禁期間寫的信。」John Payne在獄中寫了好幾封信給他的sweetheart和母親，但他並沒有把這些信寄出去，「當時寄信手續比較轉折，要經過審查，是故他只把寫給媽媽的信交給同囚的同胞Manchester，Manchester把他的信緊緊收在自己的軍服中，直到戰後才把信給John Payne的媽媽，John Payne當時跟Manchester說的那句「請將信交給我母親，我們將會在溫尼伯再見（Get that letter to my mother. I will meet you all in Winnipeg.）」卻始終無法成真。
英年早逝高材生 千里孤墳話淒涼
除了加拿大的死士外，保衛戰中戰死沙場的也不乏香港的精英分子，當中包括前拔萃女書院校長西門氏夫人Dr. C.J. Symons的兄長Anderson。「在西灣墳場中，他是少有的華人而且在香港長大成長，受港式教育。據知當時他妹妹西門氏也被囚於拘留營中，幸保性命，戰後更成為女拔萃的校長。」Anderson為混血兒，於香港讀書，中學就讀男拔萃書院，曾為棒球隊隊長，大學就讀香港大學，完成大學課程後轉至英國讀法律。陰差陽錯，天意弄人，一九四一年，他剛好回港執業，被委任為裁判司，日戰開始，他回到部隊，即被派到黃泥涌峽當指揮官，在交戰時陣亡。
「番書仔」當間諜 遭日軍殺死
赤柱墳場於開埠初期主要為安葬香港駐軍和其家屬而設，墳墓後來曾關閉近七十年，直至一九四二年重開，以安葬香港逝去的戰俘和在拘留營中死去的平民。當中包括了大量因從事諜報工作而被日軍發現並殺死的英軍服務團成員——於日戰期間，英軍服務團大量聘請文職員工在中國的淪陷區工作，如協助戰俘逃走，為戰俘營供應藥物，收集軍事情報，為淪陷區內的美軍空軍提供避難所，協助拘捕軍人逃跑等。英軍服務團的成員並不僅為外國人，更多是具高學歷、英語良好的香港「番書仔」。黃韶本就是其中一員，他是聖保羅書院的學生，畢業後到英國劍橋大學就讀，學成後回到聖保羅書院任中文老師。在香港淪陷期間，他加入英軍服務團．從事間諜的工作，後被日軍發現，將之殺死。
華人精英投身英軍間諜
「當時很多讀傳統英語學校的青年人在日佔時期，因接受高等教育和熟習英語而投身英軍服務團服務，作為華人的他們易於隱藏人群之間，為間諜與地下工作作出很大的貢獻。」所謂的地下工作同時亦包括：留意海港船隻的往來與航行的方向。另，因當時日本人在多座建築物，如九龍公園、東亞酒店（今半島酒店）的外圍故意漆上隱藏色，使美軍空襲時不易被發現，故也有從事戰後工作的華人會為美軍繪畫地圖，方便美軍準確空襲。
兩種碑 白石與花崗岩
另一個同屬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管理的墳場，赤柱墳場的墓碑與西灣國殤墳場的整齊統一不一樣。赤柱墳場的墓碑遍佈一個又一個山坡，一些墓由白石製成，「這是最早期的墓碑，主要安葬戰前赤柱軍營中病死的軍人與其親屬」，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說，英軍初時抵港認為赤柱面南，有風流動，環境比較好，是故起了赤柱兵營。但不少英軍到港後因不適應亞熱帶氣候，死亡率高，因此就在兵營附近起了這座墳場，旁邊有大量粗糙的花崗岩墓碑，碑上只用黑漆塗上死者的姓名、生卒年份、歲數，小部分被加上部隊名稱，「這些全是日本人統治下死在集中營和拘留營中的人的墓碑，約為五百多個，因為打仗物資不足，又沒有時間，人們只可以在山上找花崗岩隨便做碑」。
墳場沉思地 戰場上生存
對許多扣押在赤柱的戰俘而言，赤柱墳場曾經成為避難與沉思的天堂。「被拘留在此的人多為外國與上流社會人士，如港大教授和銀行大班等。但是營中物資很少，住在這裏的人多因營養不良而死，也有無端死去的。我聽過有人見屋頂漏水，於是他穿了一對不太合腳的鞋攀高想維修屋頂，但不慎掉下，死了。後來有人發現他原來偷偷藏着一對新鞋，想和平後穿這對鞋步出營外，但諷刺的是這對鞋，他永遠再穿不了。」丁新豹感嘆道。
他接着走到一個碑前，數着碑上的人名，「共十六個」。一九四五年一月，戰爭接近尾聲，同月十六日，美國高空轟炸赤柱不幸誤炸了聖士提反拘留營，結果炸死十六人，「從這可以知道拘留營的環境其實很擠迫。營中缺乏糧食，不少人只好自己種吃，把番茄罐頭的番茄拿去風乾，再把籽拿去種植。」周家建回憶，「當時香港的天文台長也曾被困這裏，他用煙仔盒中的紙，記下香港的天氣，就算被困，很多營中的人也沒有放棄他們的專業。」
一碑一故事，歲月無聲流走，追憶戰爭無情，白碑下藏着戰爭中無數烈士往績，今日卻獨留青冢，朝向黃昏，月守青魂。
文/ 黃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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