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19-呂大樂：旺角暴力衝突的核心問題，不是「為什麼」 而是「如何回應」
呂大樂：旺角暴力衝突的核心問題，不是「為什麼」 而是「如何回應」
23:07 19/2/2016
【明報專訊】問題的核心不在於年初一晚上參與暴力衝突的人，而是香港社會對這次事件的回應。
我之所以這樣說，並非想迴避對這次暴力衝突事件本身作出價值判斷。在此我可以清楚表明，對於這次暴力衝突，沒有任何可以借辭於「社會的錯」、「和理非非的錯」、「梁振英政府的錯」、「他們已感到絕望了」等等，而將它（像一些評論所指出）「高高的舉起，輕輕的放下」的理由。當晚所出現的暴力場面，無論再作任何解釋（例如說新聞鏡頭只是有選擇性的角度，又或者並不是每一位參與者都曾經擲磚頭等），都是超越了合理抗爭的底線。究竟參與者有何良好的主觀意圖、怎樣崇高的理想，均不可以將其行為合理化。或者在20年、30年、50年，或100年後政治環境出現變化，會為這件事件提供一個重新解讀的機會，到時按照那時候的政治需要、意識形態來理解它的歷史意義。但這樣的可能性也不應阻礙我們對暴力手段的批評。正如1789年所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對後世的歷史帶來巨大的轉變，可是這並不等於說它的暴力沒有問題；當代的思想家對此有提出批評，後世的歷史學家之中亦指出當中的後遺症。在批判暴力手段、追求翻天覆地變革而不惜一 切的想法等問題上，我自問是保守主義者。
「革命」的夢遊人
在我這個保守主義者眼中，將磚頭擲向警員，那恐怕並非只是發泄一下心中不滿的小動作，而是有意傷害他人的所為。或者好些年輕人會問：這有何不可？又或者我也聽過一些年輕朋友所講，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到警員採取行動時，受到傷害的將會是自己。既然這樣，擲磚頭也只不過是出於（先發制人的）自衛而已。這樣的辯論大可永不休止，但撫心自問：那真的是自衛嗎？年輕朋友可能會覺得我這類「離地中產」，迷信社會秩序，沉迷於「小布爾喬亞」的所謂普世價值，所講的全是抽象的、漠視公義的仁愛，是偽善的所為。但我想反問的是：見人倒地而仍想襲擊，那還可以解釋為不是有意傷人嗎？那是勇？還是惡？
而向新聞工作人員作出言語上的攻擊，或甚至是肢體上發生衝突，也反映出一種態度——部分參與者會覺得可憑自己的政治價值、信念，而界定哪些記者不需要尊重（例如受攻擊的是他們口中的「CCTVB」）。在他們看來，記者採訪的權利似乎是可以商榷的。這一種態度的流露令人擔心。我擔心的是，當晚在旺角所見到的情况，是有人堅信他們的政治想法（其實很多都談不上是政治主張，更遑論是意識形態）可以凌駕於普世價值之上；採訪的自由並非絕對，而是要通過他們的檢測。坦白說，這一種對待他人及事情的態度，理論上應該是時下青年所痛恨的。他們極不喜歡中共，因為共產主義者（及其政黨）往往自以為擁抱真理，而可以按其意識形態來對人對事。香港社會和香港人在過去多年以來，一直很努力的嘗試打造一個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盡量不會干預日常生活的社會制度。我們之所以會這樣做，很 大程度上跟其（或上一輩）的移民經歷有關——他們來到香港，希望自己及家人可以在一個可免於政治運動，由自己支配（儘管並不容易，同時我們的社會亦存在不 平等）生命的環境裏生活；沒有人可以以意識形態、終極價值之名，而影響另一個人的生活。今天，諷刺地，一些揮舞着「革命」旗幟、進行反宰制的人士，在尚未 革命成功之時，已對「反革命分子」毫不客氣了。我想說的是，很多以正義之名而動手的青年，不知不覺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為了他們最為痛恨的同類！有時候 我在想：他們一直批評別人為「裝睡的人」，但他們自己何嘗不是成為了夢遊人呢！
回到本文的第一句：我們現在最值得好好研究與思考的問題，不是為什麼會發生當晚的暴力衝突（香港社會存在深層次矛盾，我們大大話話談了10年；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早已懂得這個道理），而是整個社會是怎樣回應這次事件。
今天 港人要對自己坦白
到了今天，香港人實在有需要對自己坦白。坦白之一，是我們一直以為香港社會和香港人重視秩序，不會輕易動手動腳，其實那恐怕只是我們的期望，多於現實。一來「香港人」一詞從來都是眾數，而並非完全一致。無論如何不情願，我們都要接受已經爆發這類行動的事實，而且相信亦不會是最後一次。二來舊有的規範與秩序，其實建基於一個遠較我們想像中脆弱的基礎之上。所以，換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今次旺角暴力衝突事件最需要冷靜思考的地方，不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為何香港社會會出現了採用這種手段和提出這樣的主張的人。坦白說，香港作為一個擁有700多萬人口的城市，當中有數百至1000多人認為需要以暴力的方式來改變社會，實在不足為奇。過去香港人以為自己只重經濟，不重視意識形態，理所當然的以為絕大部分市民都接受所謂的社會主流思想，多多少少是有點自欺欺人。隨着政治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各種各樣的政治想法自然而然的會在民間的各個角落出現。過去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假設什麼「建制」、「泛民」、 「免費午餐派」、「保守派」之類的分類已足以涵蓋現實的政治光譜的所有分類，那很大程度上只反映出我們在政治思維方面未見成熟，同時也顯示出香港人一廂情願的自我感覺良好——每次在公共領域見到偏離於主流的行動、行為時，大家（由新聞媒體到意見領袖）總是急忙出來澄清，表示那只是偶發現象或極少數人士所 為，而很少會問：那類做法能在社會上產生迴響嗎？同樣，當在公共領域聽到「港獨」的口號時，同樣大家的第一時間反應是去淡化（也是說那只是極少數、毫無代 表性的言論，有時甚至代為解釋，所謂「港獨」其實並非港獨），而很少會承認那恐怕的確是這個社會所存在的一種想法。今天，我們需要坦白承認，這樣那樣的想 法、主張、口號全部早已「流入市面」。我們需要研究的是，究竟它們在社會上能引起多少迴響？有多大的影響力？
我的提問很簡單：發生了旺角暴力衝突事件後，香港社會如何反應？我明白，很多朋友對這個問題都有他們的答案。而眾多答案中的其中一種，是認為香港社會處於撕裂的狀態，所以支持特區政府的人士譴責群眾的暴力行動，而反對政府的則譴責政府高壓、警察開槍。在一個撕裂的社會裏，意見也各走極端。這樣的觀察當然重 要，但卻似乎未夠全面。對此我們應有系統的進行分析。
「泛民」尷尬 躲勇武大旗背後
關於社會的回應，我們可以分開幾個不同的層次來討論。首先，我們即時會想到的，是政治圈內不同勢力、派系的反應。「建制派」的回應大致上是不難預測的，在 未來的日子裏，相信他們仍會繼續，陸陸續續發表聲明譴責暴力或到警署打氣支持警隊，作為表態的方式。值得注意的不是他們做了些什麼，而是要留意為何他們的 行動力度不大、投入相當有限。理論上這次暴力衝突事件是很好的題材，大可有一番發揮。但目前所見，力度是較預期中的低。
第二，是「泛民」及其他活躍於社會運動的社會力量的反應。這是一個很重要和有趣的課題，大可成為論文題目。先談「泛民」政黨中的民主黨、公民黨，又或者還 可以包括民協、工黨。近年它們一直被（廣義的）激進一翼牽着鼻子走，而這個現象不能只以它們的領袖什麼欠缺政治家風範、勇氣之類的批評而解釋過去。以今次 事件為例，這些中游「泛民」明明不認同「動武派」的行動及作風，但卻一直不敢明言；難得警權問題可以成為一個可以發揮一下的題目，於是也就尷尷尬尬的左右 而言他，擺出一個不滿梁振英政府的姿態，避開直接談論旺角暴力衝突事件背後的主張和策略。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做，並非因為想親近「動武派」（他們清楚明白這 只會自討苦吃），而是害怕完全失去青年群眾（包括積極參與人士和一般的「花生友」）。他們明白在青年群眾的輿論圈子裏，不做「敵人的敵人」（即必須站在梁 振英政府的對立面），便一定會受到圍攻。他們近年在政改、佔領運動等議題上吃盡苦頭，以至不敢輕舉妄動。直接的說，他們怕得失一些不知如何討好的群眾。而 到了今天，他們不單止不敢理直氣壯的提出所謂的「和理非」路線，現在甚至是越過了底線，仍不敢多說一句話。在中游「泛民」政黨的想像之中，「動武派」的行動、話語有一定的市場，而正由於這樣，他們甘於躲在勇武的大旗後面，以免成為眾矢之的。
以上的情况的確有點搞笑，因為無論中游「泛民」政黨如何努力討好各方各界，在「動武派」面前，他們永遠是「和理非非」，是年輕人——尤其是那些已失去耐性 的一群——挖苦的對象。當被問到如何理解暴力衝突時，他們一定吞吞吐吐，而「動武派」對這個弱點看得很準，就算中游「泛民」嘗試「包容」一點（即對暴力行 為不直接表態），結果亦一樣會被矮化（因為中游「泛民」根本就不會參與其中）。事實上，中游「泛民」不索性割蓆的話，是死路一條——既無法討好年輕人，同 時又流失溫和民主取向的支持者。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左閃右避。
社運界陷入困局
有趣的是，差不多同樣的情况也出現於其他社會運動派系之上。所謂「本土派」，是一個眾數，並非只得一家。但所有「本土派」都有共同的弱點，就是太重視政治 正確性，要顯示出不畏強權、敢於爭取公義、敢向北京說不。這樣的話，只要有人施展一招「制空權」（即搶奪最能引來支持群眾讚好的政治位置，而這通常是道德 高地或最激烈的抗爭手段），其他人便不敢不靠過來一下。於是，「動武派」看準這一點，由原來經常依靠其他組織來「搭台」，而他們則借題發揮的狀態，轉變為 他們以行動的形式來牽引着其他組織，就算後者並不同意其主張（如果真的有具體的主張的話），亦不會表示異議，有的甚至自動歸隊。
在這樣的情况下，儘管「動武派」所宣揚的暴力革命在內容上相當空洞，其他不完全是同一路線的社運團體，亦只有乖乖的尾隨其後。而更有趣的是，「泛民」、社 運界、學生組織、其他「本土派」並不會在這一種新的運作方式底下而變得更團結。過去幾年香港的社運界別中的一項特色，是內部分化日趨嚴重，而不是走向團結 （甚至連走向團結的條件亦相當缺乏）。團體、派系之間在爭取「制空權」、話語權的競爭，令彼此之間不斷互相矮化對方——衝動的、轟烈的行動形式作為政治正 確性的指標，較諸其他任何政治元素都更為重要，而愈能觸動特區政府的神經者，愈有條件取得主導運動的話語權。於是，誰更堅持？誰敢犯禁？誰敢挑戰底線？這 些口號變得十分重要，甚至較諸綱領、策略都來得重要。而我們經常可以見到，在內容空洞的情况下，行動的形式變為衡量政治正確的最重要指標。於是，現在是身 體帶動腦袋，誰敢跑得最前，便能牽着其他山頭、派系。
或者讀者會問：以上 所講的只跟社會運動、參與政治的圈子有關，與社會上的迴響有何關係？上面所討論的情况，背後是一種頗值得了解的心理，這就是在目前香港社會裏，至少在大部 分年輕人（我的觀察是年齡在35歲以下）圈子，誰跟梁振英政府同一陣線，一定是負分，至於屬現屆政府的對立面，則有可能屬不同高低的正分數。這是廣泛社會 大眾層次上的情况，而正因為存在這種大眾情緒，我們才能理解為何上面所指出在政黨、社會運動等不同範圍的活躍分子，會作出種種自相矛盾、不易理解的行為。 中游「泛民」害怕的不是「動武派」（反正早已不是同一陣線，後者專以拖前者後腿而建立聲望和爭取支持者，而前者對此亦心裏有數），而是背後支持或接受後者 的行動、手段、論述的（隱形）群眾。而社運界的不同派系，同樣擔心會因在言論上不靠近一下，便會被貼上標籤，再難介入那個圈子。在過去5年左右的時間裏 （我的看法是在2010年前後），這種情緒慢慢累積、結集起來，而（其無形的）影響力逐年遞增。
看不到現屆政府可推動重建
所以，儘管爆發了旺角暴力衝突，預期中市民對梁振英政府的同情分會有所增加的情况未有出現，而全民聲討暴力的場面也未有在社會上形成。以當晚事態之嚴重， 社會是應該會出現反彈的，但結果又並非如此。香港目前這個社會狀况，確實相當古怪。這是一種政治疏離的狀態，現屆特區政府似乎完全沒有辦法將市民大眾和坊 間的輿論拉近過來，反對力量就不用多說了，就連「建制派」也會小心翼翼，很謹慎的作出有限度支持。究竟誰是誰非，暫且不談，但從香港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 則在這次旺角暴力衝突事件後，我看不到現屆特區政府可以擔起推動社會重建的角色。若由他們來牽頭，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便會走到對面，令重建規範、 秩序倍加困難。但這項重建工程是當前香港最為重要的事情。或者在現屆特區政府缺席的情况下，香港社會和香港人更有辦法去做好事後的工作。
呂大樂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23:07 19/2/2016
【明報專訊】問題的核心不在於年初一晚上參與暴力衝突的人，而是香港社會對這次事件的回應。
我之所以這樣說，並非想迴避對這次暴力衝突事件本身作出價值判斷。在此我可以清楚表明，對於這次暴力衝突，沒有任何可以借辭於「社會的錯」、「和理非非的錯」、「梁振英政府的錯」、「他們已感到絕望了」等等，而將它（像一些評論所指出）「高高的舉起，輕輕的放下」的理由。當晚所出現的暴力場面，無論再作任何解釋（例如說新聞鏡頭只是有選擇性的角度，又或者並不是每一位參與者都曾經擲磚頭等），都是超越了合理抗爭的底線。究竟參與者有何良好的主觀意圖、怎樣崇高的理想，均不可以將其行為合理化。或者在20年、30年、50年，或100年後政治環境出現變化，會為這件事件提供一個重新解讀的機會，到時按照那時候的政治需要、意識形態來理解它的歷史意義。但這樣的可能性也不應阻礙我們對暴力手段的批評。正如1789年所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對後世的歷史帶來巨大的轉變，可是這並不等於說它的暴力沒有問題；當代的思想家對此有提出批評，後世的歷史學家之中亦指出當中的後遺症。在批判暴力手段、追求翻天覆地變革而不惜一 切的想法等問題上，我自問是保守主義者。
「革命」的夢遊人
在我這個保守主義者眼中，將磚頭擲向警員，那恐怕並非只是發泄一下心中不滿的小動作，而是有意傷害他人的所為。或者好些年輕人會問：這有何不可？又或者我也聽過一些年輕朋友所講，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到警員採取行動時，受到傷害的將會是自己。既然這樣，擲磚頭也只不過是出於（先發制人的）自衛而已。這樣的辯論大可永不休止，但撫心自問：那真的是自衛嗎？年輕朋友可能會覺得我這類「離地中產」，迷信社會秩序，沉迷於「小布爾喬亞」的所謂普世價值，所講的全是抽象的、漠視公義的仁愛，是偽善的所為。但我想反問的是：見人倒地而仍想襲擊，那還可以解釋為不是有意傷人嗎？那是勇？還是惡？
而向新聞工作人員作出言語上的攻擊，或甚至是肢體上發生衝突，也反映出一種態度——部分參與者會覺得可憑自己的政治價值、信念，而界定哪些記者不需要尊重（例如受攻擊的是他們口中的「CCTVB」）。在他們看來，記者採訪的權利似乎是可以商榷的。這一種態度的流露令人擔心。我擔心的是，當晚在旺角所見到的情况，是有人堅信他們的政治想法（其實很多都談不上是政治主張，更遑論是意識形態）可以凌駕於普世價值之上；採訪的自由並非絕對，而是要通過他們的檢測。坦白說，這一種對待他人及事情的態度，理論上應該是時下青年所痛恨的。他們極不喜歡中共，因為共產主義者（及其政黨）往往自以為擁抱真理，而可以按其意識形態來對人對事。香港社會和香港人在過去多年以來，一直很努力的嘗試打造一個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盡量不會干預日常生活的社會制度。我們之所以會這樣做，很 大程度上跟其（或上一輩）的移民經歷有關——他們來到香港，希望自己及家人可以在一個可免於政治運動，由自己支配（儘管並不容易，同時我們的社會亦存在不 平等）生命的環境裏生活；沒有人可以以意識形態、終極價值之名，而影響另一個人的生活。今天，諷刺地，一些揮舞着「革命」旗幟、進行反宰制的人士，在尚未 革命成功之時，已對「反革命分子」毫不客氣了。我想說的是，很多以正義之名而動手的青年，不知不覺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為了他們最為痛恨的同類！有時候 我在想：他們一直批評別人為「裝睡的人」，但他們自己何嘗不是成為了夢遊人呢！
回到本文的第一句：我們現在最值得好好研究與思考的問題，不是為什麼會發生當晚的暴力衝突（香港社會存在深層次矛盾，我們大大話話談了10年；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早已懂得這個道理），而是整個社會是怎樣回應這次事件。
今天 港人要對自己坦白
到了今天，香港人實在有需要對自己坦白。坦白之一，是我們一直以為香港社會和香港人重視秩序，不會輕易動手動腳，其實那恐怕只是我們的期望，多於現實。一來「香港人」一詞從來都是眾數，而並非完全一致。無論如何不情願，我們都要接受已經爆發這類行動的事實，而且相信亦不會是最後一次。二來舊有的規範與秩序，其實建基於一個遠較我們想像中脆弱的基礎之上。所以，換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今次旺角暴力衝突事件最需要冷靜思考的地方，不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為何香港社會會出現了採用這種手段和提出這樣的主張的人。坦白說，香港作為一個擁有700多萬人口的城市，當中有數百至1000多人認為需要以暴力的方式來改變社會，實在不足為奇。過去香港人以為自己只重經濟，不重視意識形態，理所當然的以為絕大部分市民都接受所謂的社會主流思想，多多少少是有點自欺欺人。隨着政治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各種各樣的政治想法自然而然的會在民間的各個角落出現。過去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假設什麼「建制」、「泛民」、 「免費午餐派」、「保守派」之類的分類已足以涵蓋現實的政治光譜的所有分類，那很大程度上只反映出我們在政治思維方面未見成熟，同時也顯示出香港人一廂情願的自我感覺良好——每次在公共領域見到偏離於主流的行動、行為時，大家（由新聞媒體到意見領袖）總是急忙出來澄清，表示那只是偶發現象或極少數人士所 為，而很少會問：那類做法能在社會上產生迴響嗎？同樣，當在公共領域聽到「港獨」的口號時，同樣大家的第一時間反應是去淡化（也是說那只是極少數、毫無代 表性的言論，有時甚至代為解釋，所謂「港獨」其實並非港獨），而很少會承認那恐怕的確是這個社會所存在的一種想法。今天，我們需要坦白承認，這樣那樣的想 法、主張、口號全部早已「流入市面」。我們需要研究的是，究竟它們在社會上能引起多少迴響？有多大的影響力？
我的提問很簡單：發生了旺角暴力衝突事件後，香港社會如何反應？我明白，很多朋友對這個問題都有他們的答案。而眾多答案中的其中一種，是認為香港社會處於撕裂的狀態，所以支持特區政府的人士譴責群眾的暴力行動，而反對政府的則譴責政府高壓、警察開槍。在一個撕裂的社會裏，意見也各走極端。這樣的觀察當然重 要，但卻似乎未夠全面。對此我們應有系統的進行分析。
「泛民」尷尬 躲勇武大旗背後
關於社會的回應，我們可以分開幾個不同的層次來討論。首先，我們即時會想到的，是政治圈內不同勢力、派系的反應。「建制派」的回應大致上是不難預測的，在 未來的日子裏，相信他們仍會繼續，陸陸續續發表聲明譴責暴力或到警署打氣支持警隊，作為表態的方式。值得注意的不是他們做了些什麼，而是要留意為何他們的 行動力度不大、投入相當有限。理論上這次暴力衝突事件是很好的題材，大可有一番發揮。但目前所見，力度是較預期中的低。
第二，是「泛民」及其他活躍於社會運動的社會力量的反應。這是一個很重要和有趣的課題，大可成為論文題目。先談「泛民」政黨中的民主黨、公民黨，又或者還 可以包括民協、工黨。近年它們一直被（廣義的）激進一翼牽着鼻子走，而這個現象不能只以它們的領袖什麼欠缺政治家風範、勇氣之類的批評而解釋過去。以今次 事件為例，這些中游「泛民」明明不認同「動武派」的行動及作風，但卻一直不敢明言；難得警權問題可以成為一個可以發揮一下的題目，於是也就尷尷尬尬的左右 而言他，擺出一個不滿梁振英政府的姿態，避開直接談論旺角暴力衝突事件背後的主張和策略。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做，並非因為想親近「動武派」（他們清楚明白這 只會自討苦吃），而是害怕完全失去青年群眾（包括積極參與人士和一般的「花生友」）。他們明白在青年群眾的輿論圈子裏，不做「敵人的敵人」（即必須站在梁 振英政府的對立面），便一定會受到圍攻。他們近年在政改、佔領運動等議題上吃盡苦頭，以至不敢輕舉妄動。直接的說，他們怕得失一些不知如何討好的群眾。而 到了今天，他們不單止不敢理直氣壯的提出所謂的「和理非」路線，現在甚至是越過了底線，仍不敢多說一句話。在中游「泛民」政黨的想像之中，「動武派」的行動、話語有一定的市場，而正由於這樣，他們甘於躲在勇武的大旗後面，以免成為眾矢之的。
以上的情况的確有點搞笑，因為無論中游「泛民」政黨如何努力討好各方各界，在「動武派」面前，他們永遠是「和理非非」，是年輕人——尤其是那些已失去耐性 的一群——挖苦的對象。當被問到如何理解暴力衝突時，他們一定吞吞吐吐，而「動武派」對這個弱點看得很準，就算中游「泛民」嘗試「包容」一點（即對暴力行 為不直接表態），結果亦一樣會被矮化（因為中游「泛民」根本就不會參與其中）。事實上，中游「泛民」不索性割蓆的話，是死路一條——既無法討好年輕人，同 時又流失溫和民主取向的支持者。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左閃右避。
社運界陷入困局
有趣的是，差不多同樣的情况也出現於其他社會運動派系之上。所謂「本土派」，是一個眾數，並非只得一家。但所有「本土派」都有共同的弱點，就是太重視政治 正確性，要顯示出不畏強權、敢於爭取公義、敢向北京說不。這樣的話，只要有人施展一招「制空權」（即搶奪最能引來支持群眾讚好的政治位置，而這通常是道德 高地或最激烈的抗爭手段），其他人便不敢不靠過來一下。於是，「動武派」看準這一點，由原來經常依靠其他組織來「搭台」，而他們則借題發揮的狀態，轉變為 他們以行動的形式來牽引着其他組織，就算後者並不同意其主張（如果真的有具體的主張的話），亦不會表示異議，有的甚至自動歸隊。
在這樣的情况下，儘管「動武派」所宣揚的暴力革命在內容上相當空洞，其他不完全是同一路線的社運團體，亦只有乖乖的尾隨其後。而更有趣的是，「泛民」、社 運界、學生組織、其他「本土派」並不會在這一種新的運作方式底下而變得更團結。過去幾年香港的社運界別中的一項特色，是內部分化日趨嚴重，而不是走向團結 （甚至連走向團結的條件亦相當缺乏）。團體、派系之間在爭取「制空權」、話語權的競爭，令彼此之間不斷互相矮化對方——衝動的、轟烈的行動形式作為政治正 確性的指標，較諸其他任何政治元素都更為重要，而愈能觸動特區政府的神經者，愈有條件取得主導運動的話語權。於是，誰更堅持？誰敢犯禁？誰敢挑戰底線？這 些口號變得十分重要，甚至較諸綱領、策略都來得重要。而我們經常可以見到，在內容空洞的情况下，行動的形式變為衡量政治正確的最重要指標。於是，現在是身 體帶動腦袋，誰敢跑得最前，便能牽着其他山頭、派系。
或者讀者會問：以上 所講的只跟社會運動、參與政治的圈子有關，與社會上的迴響有何關係？上面所討論的情况，背後是一種頗值得了解的心理，這就是在目前香港社會裏，至少在大部 分年輕人（我的觀察是年齡在35歲以下）圈子，誰跟梁振英政府同一陣線，一定是負分，至於屬現屆政府的對立面，則有可能屬不同高低的正分數。這是廣泛社會 大眾層次上的情况，而正因為存在這種大眾情緒，我們才能理解為何上面所指出在政黨、社會運動等不同範圍的活躍分子，會作出種種自相矛盾、不易理解的行為。 中游「泛民」害怕的不是「動武派」（反正早已不是同一陣線，後者專以拖前者後腿而建立聲望和爭取支持者，而前者對此亦心裏有數），而是背後支持或接受後者 的行動、手段、論述的（隱形）群眾。而社運界的不同派系，同樣擔心會因在言論上不靠近一下，便會被貼上標籤，再難介入那個圈子。在過去5年左右的時間裏 （我的看法是在2010年前後），這種情緒慢慢累積、結集起來，而（其無形的）影響力逐年遞增。
看不到現屆政府可推動重建
所以，儘管爆發了旺角暴力衝突，預期中市民對梁振英政府的同情分會有所增加的情况未有出現，而全民聲討暴力的場面也未有在社會上形成。以當晚事態之嚴重， 社會是應該會出現反彈的，但結果又並非如此。香港目前這個社會狀况，確實相當古怪。這是一種政治疏離的狀態，現屆特區政府似乎完全沒有辦法將市民大眾和坊 間的輿論拉近過來，反對力量就不用多說了，就連「建制派」也會小心翼翼，很謹慎的作出有限度支持。究竟誰是誰非，暫且不談，但從香港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 則在這次旺角暴力衝突事件後，我看不到現屆特區政府可以擔起推動社會重建的角色。若由他們來牽頭，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便會走到對面，令重建規範、 秩序倍加困難。但這項重建工程是當前香港最為重要的事情。或者在現屆特區政府缺席的情况下，香港社會和香港人更有辦法去做好事後的工作。
呂大樂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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