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21掘史達人：不認識歷史，定性暴亂太危險
掘史達人：不認識歷史，定性暴亂太危險
23:24 21/2/2016
掘史達人張家偉（圖﹕馮凱鍵）
張家偉（圖﹕馮凱鍵）
六七暴動（資料圖片）
六七暴動時北角防暴警（資料圖片）
兩星期前，旺角警民衝突場面混亂，衝突雙方都有不少人受傷，有示威者被警棍擊中，血流披面。（資料圖片）
六七年，暴力抗爭持續了大半年，當年示威者向警員掟石、擲垃圾桶，最後暴力更升級至在街頭放炸彈。（資料圖片）
相距半世紀，暴力抗爭過後的旺角街頭，同樣滿目瘡痍。不過今年衝突後兩天，旺角巿面又迅速回復人來人往。（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在人們爭論年初一的旺角是否能與六七暴動相提並論之時，我找到四年前張家偉研究六七暴動的第四本書，看到的，是一幕幕的似曾相識：「防暴隊當然不予放行，並揮舞警棍毆打示威群眾」、「記者採訪示威，適值防暴隊鎮壓群眾，遂舉起相機拍照，被防暴隊員以警棍毆打」、「參與這場抗爭的群眾，不少人只涉及非暴力的抗爭行動，結果卻被捕入獄」。只是，四十九年過去，衝突事件易角了，「左派」變成「本土」，「港英政府」變成「特區政府」。「沒錯，時空錯置了。」張家偉幾次說，歷史很諷刺。在不同時空，人其實在做同樣的事。
千禧年，張家偉出版香港第一本關於六七的中文書，本來只想為歷史填補這作為香港發展分水嶺但居然沒人研究的空白，沒想到十六年後的今天，人們關心這課題，竟是因為香港陷入亂局。作為這段歷史的研究者，他認為以六七比喻旺角並不恰當，「暴亂」是有點言過其實。不過，最讓他不安的是，人們從歷史裏各取所需，不惜剪裁、扭曲歷史。而如果歷史可以讓人借古鑑今，不論是政府抑或民間，看來也並未曾好好汲取當年的教訓。探究暴動近二十年，或許未夠為當年歷史下定論，不過張家偉自己的結論是﹕「我反對暴力。」
相比六七暴動 把旺角定為暴亂不太對稱
旺角警民暴力衝突約九小時後，事件結束，特首沒多久就公開說「這是一場暴亂」。人們隨後開始拿六七暴動比較，一星期後，政府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發出的新聞稿中，稱六○年代的衝突為「騷動」。為此，張家偉在《南華早報》的報道裏整理了六六年騷動、六七年暴動、倫敦二○一○年暴動、美國警察殺黑人暴亂的數據，作為今次事件的參考。「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引起示威，最後釀成一人死亡，二十六人傷，千多人被捕，港英政府把事件稱為『九龍騷亂』。」據他第一本著作《香港六七暴動內情》中所描述，當時騷亂維持了五天，防暴隊在旺角、油麻地與民衝突，投放催淚彈後，示威者逃走時沿途向警員擲石、搗毁垃圾桶、交通標誌、商店招牌、焚燒巴士、擊碎商店櫥窗。「如果當年的是騷亂，如今特區政府把旺角定為暴亂，我覺得不太對稱。」至於一年後的六七年，新蒲崗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一個月後廠外發生衝突，事件觸發左派陣營發起長期投爭，成立「鬥爭委員會」，遊行至港督府，後來再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事件升溫，內地《人民日報》社論呼籲繼續鬥爭，左派發起罷工罷巿，經過港府大規模搜捕後，再升溫至暴徒四處放炸彈、林彬被燒死。「抗爭長達大半年，造成共五十一人死亡。當時社會主流大多稱之為『暴動』，左派則說這是『反英抗暴』，但其實政府後來出了一份機密報告，封面寫的是『Hong Kong Disturbances 1967』，同樣是『騷動』，不過沒多少人知道。」他說，論傷亡數字、暴力程度，旺角衝突其實都不及六六年。
認識歷史 不剪裁不扭曲
政府如何界定一場衝突的性質，相當敏感，「當年八九民運，北京政府稱之為『反革命暴亂』，後來或許為淡化事件，改稱『六四風波』」。這次旺角大衝突定性為「暴亂」，我們後人今天重看當年六七暴動的情景，覺得時空錯置，把相類似的地方比較討論，有譴責暴力的人認為，警方當天爭議性的兩槍並沒問題，說當年六七暴動時警方都有用霰彈槍；也有同情小販的人說，當年暴動並非單純勞工糾紛或境外政治風波，港英政府只歸咎於暴徒而無視社會問題也是錯誤的做法。但張家偉認為，兩者相提並論其實並不恰當「他們或許因為不認識歷史，或許歷史為我所用，有意無意剪裁、扭曲歷史，是讓我不安的」。他認為，要論性質的話，六六年反而與旺角比較相近，「六七年社會問題並非主因，我會說，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延伸」。張家偉說，當年北京以中國全國總工會名義撥款兩千萬港元予鬥委會支援罷工罷巿，都是公開進行的，而後來他在寫書時訪問不少左派參與者，也承認當時的新華社策動的角色，官方的前新華社副社長梁上苑說：「新華社發動六萬人參與聯合大罷工，其中不少是港英政府或英資財團職工，但所謂聯合大罷工僅限於左派，不能發揮很大威力，反而很多人丟了工作，丟了工作陣地，一直要由港澳工委出錢維持他們的生活，變成沉重的經濟包袱。」
挖掘資料 還原歷史真相
張家偉第一次聽到這種面向的六七暴動，非常訝異，才知道自己一直認知的歷史只是冰山一角。他生於六七暴動之後，沒有親身經歷六七暴動，自小與一般香港人無異，對它的印象只有土製菠蘿和林彬被燒死兩件事，「還有的畫面是，九十年代《我和春天有個約會》裏，主角在土製菠蘿爆炸後劫後餘生」。大學時代，他讀政治，常聽說六七年後，香港政府改革，才有了後來的德政如勞工法例改革、設立民政署收集民意、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免費教育。他知道，這事件是香港歷史的分水嶺，但直至畢業後、在《亞洲週刊》做記者時，才有機會直視這段歷史。那是一九九六年五月，文革三十周年，《亞洲週刊》為此做專題特刊，其中兩版談文革對香港的影響，「那一定是六七暴動了」。為寫報道，張家偉才發現，雖然三十年過去，但香港對這段歷史並沒有什麼資料。
兩版怎夠記錄？
「關於這事的政府檔案都被封存，當時只有一本英文書Colony in Conflict，由一個定居香港的英國記者所寫，但資料來源都是《南華早報》、《虎報》，所以不免是傾向港英政府的版本。」回歸前，左派對暴動不願多提，他因為認識時任《大公報》副總編輯兼《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訪問了幾個老左派。但一段爭議性極大卻沒人好好梳理的歷史，兩版怎夠記錄？他的使命感一觸即發，「在香港跑新聞，不外乎扑咪，寫的都是『你說我說他說』，都很浮淺，我一直希望有機會專注在一個課題，深入探究」。於是，他在往後兩年，公餘時間都去挖掘資料，也運用自己記者的身分，四出尋訪仍然健在的參與者，嘗試還原歷史的真相，「我希望寫一本留得下來的書。人生匆匆幾十年，能有這樣的一本書已無憾」。千禧年，寫成《香港六七暴動內情》。他說，回歸前後，內地有過一段時間掀起研究香港的熱潮，但他說那些都是偏頗的觀點，覺得假若香港人不寫自己的歷史，往後恐怕只剩下內地版本。「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沒政治背景，不是來自左派家庭，希望能用相對中立的角度，為香港寫下較中立的紀錄。」
極大爭議 如何中立地記錄？
要在極具爭議但資料極少的事件上中立地記錄，一點不容易，第一本著作，他訪問的大部分是左派參與者，包括羅孚、左派電影界元老廖一原、曾鈺成、前新華社副社長梁上苑，難免讓人覺得還是側重一方。「的確，當時我也覺得，這本還未夠全面，未有足夠的英方版本。雖然我有訪問當時負責處理騷亂的港督私人助理兼副布政司，當時他的說法也持平，曾承認警察有些行為是無理的。但除此以外，我無法接觸牽涉的前港英官員，不少都已離港。」他說當時幾管齊下，一方面做訪問，另方面量對照不同資料，曾經幾天躲在圖書館看當年的報紙，「逐日睇，睇至少四份，《文匯》、《大公》、《明報》、《南早》，同一件事，不同報紙或許有不同報道，從中再推敲事情可能的真相，睇到眼癱癱。但其實過程很有趣，例如看到《大公》《文匯》當時的暴動新聞花絮，說魚販肉販為了民族大義，生意都唔做，都要為鬥爭作出貢獻；也看到當時左派在報紙上登聲明，字眼很文革：『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著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吧﹗』我很吃驚，香港地，竟然出現過這種文革語言」。當時《人民日報》也有一篇社論，公開談匯款二千萬元到香港支援罷工，甚至有意收回香港，「這我才知道，原來當時香港有可能一個唔覺意就提早三十年回歸了」。
掘出鮮為人知的事
因為資料不多，無從入手，他唯有順藤摸瓜，從與不同人的訪談中，找到不少沒什麼人提起的環境。「例如當時政府逮捕不少左派組織的頭目，送到摩星嶺的集中營，都是未經審訊就坐牢的。這種濫權的做法，早前批評民主派濫用司法覆核的列顯倫，當時他其實大力反對，認為是侵犯人權，甚至寫信給英國國會議員投訴。」
政府檔案解封 增補英方角度
第一本書出版後幾年，英國關於六七的政府檔案逐步解封，張家偉終於有更多材料，還原歷史面貌。除了在香港的歷史檔案處找資料，他從英國國家檔案館買來十多個檔案夾，疊起來足有半米厚，花了上萬元。於是，他着手寫第二本書Hong Kong's Watershed: The 1967 Riots，為六七暴動增補英方的角度，包括當時對左派的策略，和緊急撤離香港的方案。後來再出版中文版本《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以及主要訪問暴動中小人物故事的《傷城記》。至今，他在工作時遇到相關的人，也會把握機會多問兩句關於當年的事，「不過這種人愈來愈少了，我○九年到北京工作時，訪問魯平，最後也請他說了些六七的事，談到沙頭角槍戰。他去年也過身了」。
歷史都是諷刺的原則立場隨時變
十六年的追尋，逐步揭開歷史的原貌，張家偉說，他對於六七的認識，也是一直隨着知道更多而改變。他一直以為，沒有六七暴動，就沒有後來殖民地政府的改革，但在政府檔案解封後，他看到原來早在六十年代中期、騷亂發生前，政府逐漸認同推動社會改革的需要，而在六七暴動前，政府也發表了社會保障問題報告，建議設立公積金、失業保障、最低工資，只不過來不及勸服商界，就爆發暴動了。而觀照歷史的長河，總看到人的原則立場會隨時間而一百八十度改變，就如當年左派至今仍然堅稱當年是為正義而抗爭，雖然激進但不能說成暴力，如今旺角的年輕人同樣認為是為正義而抗爭，但左派斬釘截鐵稱之為暴徒。「歷史都是諷刺的，像我們常說要香港繁榮安定，六六年騷動，左派報紙支持港府立場，強調社會安定的重要，但到了六七年，它們拒絕刊登港府維持安定繁榮的廣告，宣揚鬥爭到底。而到了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北京又重提香港要繁榮安定，立刻又把繁榮安定搬過來，哈哈。」
處理社會衝突矛盾 政府學到嗎？
我問張家偉，如果研究歷史是可以借古鑑今，暴動至今快半個世紀，我們有學到什麼嗎？「當年新蒲崗勞資糾紛，現在看來，其實本來是小事，但當年政府如臨大敵，很快便出動防暴隊鎮壓捉人，才有了後來的反彈，示威者遊行到港督府，再惹來另一場衝突，然後抗爭再升溫，搜捕再升級。如何處理社會衝突矛盾，政府有沒有學到？」他說，暴動初期，示威者其實獲得社會上部分人同情，但當事情發展至放炸彈，便慢慢失去主流社會支持。「我想說的是，當社會運動一旦暴力化，就很可能導致運動失敗，達不到初衷。」張家偉看過這次旺角衝突被捕者的背景資料，有廚師、售貨員、無業者、年輕人、男性，亦不是社會最底層，「這與六六年的情况，其實有點相似，社會應該正視，政府在法律層面處理後，值得看看這些人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我覺得，政府該做獨立調查」。
因為兩頁紙的報道，所以最後寫下四本書，但歷史仍未可以下定論，張家偉說當中仍有空白的地方好想要填補。「始終未有中方的政府檔案，但，沒什麼可能會公開吧，中國外交部有些檔案室，早年也曾經公開過部分，當中有提及香港的，但是關於什麼呢？某某政府高層簽署同意把東江水賣給香港，這一類。如果能找到這些檔案，就發達了。」
文﹕陳嘉文
圖﹕馮凱鍵、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3:24 21/2/2016
掘史達人張家偉（圖﹕馮凱鍵）
張家偉（圖﹕馮凱鍵）
六七暴動（資料圖片）
六七暴動時北角防暴警（資料圖片）
兩星期前，旺角警民衝突場面混亂，衝突雙方都有不少人受傷，有示威者被警棍擊中，血流披面。（資料圖片）
六七年，暴力抗爭持續了大半年，當年示威者向警員掟石、擲垃圾桶，最後暴力更升級至在街頭放炸彈。（資料圖片）
相距半世紀，暴力抗爭過後的旺角街頭，同樣滿目瘡痍。不過今年衝突後兩天，旺角巿面又迅速回復人來人往。（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在人們爭論年初一的旺角是否能與六七暴動相提並論之時，我找到四年前張家偉研究六七暴動的第四本書，看到的，是一幕幕的似曾相識：「防暴隊當然不予放行，並揮舞警棍毆打示威群眾」、「記者採訪示威，適值防暴隊鎮壓群眾，遂舉起相機拍照，被防暴隊員以警棍毆打」、「參與這場抗爭的群眾，不少人只涉及非暴力的抗爭行動，結果卻被捕入獄」。只是，四十九年過去，衝突事件易角了，「左派」變成「本土」，「港英政府」變成「特區政府」。「沒錯，時空錯置了。」張家偉幾次說，歷史很諷刺。在不同時空，人其實在做同樣的事。
千禧年，張家偉出版香港第一本關於六七的中文書，本來只想為歷史填補這作為香港發展分水嶺但居然沒人研究的空白，沒想到十六年後的今天，人們關心這課題，竟是因為香港陷入亂局。作為這段歷史的研究者，他認為以六七比喻旺角並不恰當，「暴亂」是有點言過其實。不過，最讓他不安的是，人們從歷史裏各取所需，不惜剪裁、扭曲歷史。而如果歷史可以讓人借古鑑今，不論是政府抑或民間，看來也並未曾好好汲取當年的教訓。探究暴動近二十年，或許未夠為當年歷史下定論，不過張家偉自己的結論是﹕「我反對暴力。」
相比六七暴動 把旺角定為暴亂不太對稱
旺角警民暴力衝突約九小時後，事件結束，特首沒多久就公開說「這是一場暴亂」。人們隨後開始拿六七暴動比較，一星期後，政府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發出的新聞稿中，稱六○年代的衝突為「騷動」。為此，張家偉在《南華早報》的報道裏整理了六六年騷動、六七年暴動、倫敦二○一○年暴動、美國警察殺黑人暴亂的數據，作為今次事件的參考。「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引起示威，最後釀成一人死亡，二十六人傷，千多人被捕，港英政府把事件稱為『九龍騷亂』。」據他第一本著作《香港六七暴動內情》中所描述，當時騷亂維持了五天，防暴隊在旺角、油麻地與民衝突，投放催淚彈後，示威者逃走時沿途向警員擲石、搗毁垃圾桶、交通標誌、商店招牌、焚燒巴士、擊碎商店櫥窗。「如果當年的是騷亂，如今特區政府把旺角定為暴亂，我覺得不太對稱。」至於一年後的六七年，新蒲崗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一個月後廠外發生衝突，事件觸發左派陣營發起長期投爭，成立「鬥爭委員會」，遊行至港督府，後來再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事件升溫，內地《人民日報》社論呼籲繼續鬥爭，左派發起罷工罷巿，經過港府大規模搜捕後，再升溫至暴徒四處放炸彈、林彬被燒死。「抗爭長達大半年，造成共五十一人死亡。當時社會主流大多稱之為『暴動』，左派則說這是『反英抗暴』，但其實政府後來出了一份機密報告，封面寫的是『Hong Kong Disturbances 1967』，同樣是『騷動』，不過沒多少人知道。」他說，論傷亡數字、暴力程度，旺角衝突其實都不及六六年。
認識歷史 不剪裁不扭曲
政府如何界定一場衝突的性質，相當敏感，「當年八九民運，北京政府稱之為『反革命暴亂』，後來或許為淡化事件，改稱『六四風波』」。這次旺角大衝突定性為「暴亂」，我們後人今天重看當年六七暴動的情景，覺得時空錯置，把相類似的地方比較討論，有譴責暴力的人認為，警方當天爭議性的兩槍並沒問題，說當年六七暴動時警方都有用霰彈槍；也有同情小販的人說，當年暴動並非單純勞工糾紛或境外政治風波，港英政府只歸咎於暴徒而無視社會問題也是錯誤的做法。但張家偉認為，兩者相提並論其實並不恰當「他們或許因為不認識歷史，或許歷史為我所用，有意無意剪裁、扭曲歷史，是讓我不安的」。他認為，要論性質的話，六六年反而與旺角比較相近，「六七年社會問題並非主因，我會說，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延伸」。張家偉說，當年北京以中國全國總工會名義撥款兩千萬港元予鬥委會支援罷工罷巿，都是公開進行的，而後來他在寫書時訪問不少左派參與者，也承認當時的新華社策動的角色，官方的前新華社副社長梁上苑說：「新華社發動六萬人參與聯合大罷工，其中不少是港英政府或英資財團職工，但所謂聯合大罷工僅限於左派，不能發揮很大威力，反而很多人丟了工作，丟了工作陣地，一直要由港澳工委出錢維持他們的生活，變成沉重的經濟包袱。」
挖掘資料 還原歷史真相
張家偉第一次聽到這種面向的六七暴動，非常訝異，才知道自己一直認知的歷史只是冰山一角。他生於六七暴動之後，沒有親身經歷六七暴動，自小與一般香港人無異，對它的印象只有土製菠蘿和林彬被燒死兩件事，「還有的畫面是，九十年代《我和春天有個約會》裏，主角在土製菠蘿爆炸後劫後餘生」。大學時代，他讀政治，常聽說六七年後，香港政府改革，才有了後來的德政如勞工法例改革、設立民政署收集民意、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免費教育。他知道，這事件是香港歷史的分水嶺，但直至畢業後、在《亞洲週刊》做記者時，才有機會直視這段歷史。那是一九九六年五月，文革三十周年，《亞洲週刊》為此做專題特刊，其中兩版談文革對香港的影響，「那一定是六七暴動了」。為寫報道，張家偉才發現，雖然三十年過去，但香港對這段歷史並沒有什麼資料。
兩版怎夠記錄？
「關於這事的政府檔案都被封存，當時只有一本英文書Colony in Conflict，由一個定居香港的英國記者所寫，但資料來源都是《南華早報》、《虎報》，所以不免是傾向港英政府的版本。」回歸前，左派對暴動不願多提，他因為認識時任《大公報》副總編輯兼《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訪問了幾個老左派。但一段爭議性極大卻沒人好好梳理的歷史，兩版怎夠記錄？他的使命感一觸即發，「在香港跑新聞，不外乎扑咪，寫的都是『你說我說他說』，都很浮淺，我一直希望有機會專注在一個課題，深入探究」。於是，他在往後兩年，公餘時間都去挖掘資料，也運用自己記者的身分，四出尋訪仍然健在的參與者，嘗試還原歷史的真相，「我希望寫一本留得下來的書。人生匆匆幾十年，能有這樣的一本書已無憾」。千禧年，寫成《香港六七暴動內情》。他說，回歸前後，內地有過一段時間掀起研究香港的熱潮，但他說那些都是偏頗的觀點，覺得假若香港人不寫自己的歷史，往後恐怕只剩下內地版本。「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沒政治背景，不是來自左派家庭，希望能用相對中立的角度，為香港寫下較中立的紀錄。」
極大爭議 如何中立地記錄？
要在極具爭議但資料極少的事件上中立地記錄，一點不容易，第一本著作，他訪問的大部分是左派參與者，包括羅孚、左派電影界元老廖一原、曾鈺成、前新華社副社長梁上苑，難免讓人覺得還是側重一方。「的確，當時我也覺得，這本還未夠全面，未有足夠的英方版本。雖然我有訪問當時負責處理騷亂的港督私人助理兼副布政司，當時他的說法也持平，曾承認警察有些行為是無理的。但除此以外，我無法接觸牽涉的前港英官員，不少都已離港。」他說當時幾管齊下，一方面做訪問，另方面量對照不同資料，曾經幾天躲在圖書館看當年的報紙，「逐日睇，睇至少四份，《文匯》、《大公》、《明報》、《南早》，同一件事，不同報紙或許有不同報道，從中再推敲事情可能的真相，睇到眼癱癱。但其實過程很有趣，例如看到《大公》《文匯》當時的暴動新聞花絮，說魚販肉販為了民族大義，生意都唔做，都要為鬥爭作出貢獻；也看到當時左派在報紙上登聲明，字眼很文革：『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著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吧﹗』我很吃驚，香港地，竟然出現過這種文革語言」。當時《人民日報》也有一篇社論，公開談匯款二千萬元到香港支援罷工，甚至有意收回香港，「這我才知道，原來當時香港有可能一個唔覺意就提早三十年回歸了」。
掘出鮮為人知的事
因為資料不多，無從入手，他唯有順藤摸瓜，從與不同人的訪談中，找到不少沒什麼人提起的環境。「例如當時政府逮捕不少左派組織的頭目，送到摩星嶺的集中營，都是未經審訊就坐牢的。這種濫權的做法，早前批評民主派濫用司法覆核的列顯倫，當時他其實大力反對，認為是侵犯人權，甚至寫信給英國國會議員投訴。」
政府檔案解封 增補英方角度
第一本書出版後幾年，英國關於六七的政府檔案逐步解封，張家偉終於有更多材料，還原歷史面貌。除了在香港的歷史檔案處找資料，他從英國國家檔案館買來十多個檔案夾，疊起來足有半米厚，花了上萬元。於是，他着手寫第二本書Hong Kong's Watershed: The 1967 Riots，為六七暴動增補英方的角度，包括當時對左派的策略，和緊急撤離香港的方案。後來再出版中文版本《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以及主要訪問暴動中小人物故事的《傷城記》。至今，他在工作時遇到相關的人，也會把握機會多問兩句關於當年的事，「不過這種人愈來愈少了，我○九年到北京工作時，訪問魯平，最後也請他說了些六七的事，談到沙頭角槍戰。他去年也過身了」。
歷史都是諷刺的原則立場隨時變
十六年的追尋，逐步揭開歷史的原貌，張家偉說，他對於六七的認識，也是一直隨着知道更多而改變。他一直以為，沒有六七暴動，就沒有後來殖民地政府的改革，但在政府檔案解封後，他看到原來早在六十年代中期、騷亂發生前，政府逐漸認同推動社會改革的需要，而在六七暴動前，政府也發表了社會保障問題報告，建議設立公積金、失業保障、最低工資，只不過來不及勸服商界，就爆發暴動了。而觀照歷史的長河，總看到人的原則立場會隨時間而一百八十度改變，就如當年左派至今仍然堅稱當年是為正義而抗爭，雖然激進但不能說成暴力，如今旺角的年輕人同樣認為是為正義而抗爭，但左派斬釘截鐵稱之為暴徒。「歷史都是諷刺的，像我們常說要香港繁榮安定，六六年騷動，左派報紙支持港府立場，強調社會安定的重要，但到了六七年，它們拒絕刊登港府維持安定繁榮的廣告，宣揚鬥爭到底。而到了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北京又重提香港要繁榮安定，立刻又把繁榮安定搬過來，哈哈。」
處理社會衝突矛盾 政府學到嗎？
我問張家偉，如果研究歷史是可以借古鑑今，暴動至今快半個世紀，我們有學到什麼嗎？「當年新蒲崗勞資糾紛，現在看來，其實本來是小事，但當年政府如臨大敵，很快便出動防暴隊鎮壓捉人，才有了後來的反彈，示威者遊行到港督府，再惹來另一場衝突，然後抗爭再升溫，搜捕再升級。如何處理社會衝突矛盾，政府有沒有學到？」他說，暴動初期，示威者其實獲得社會上部分人同情，但當事情發展至放炸彈，便慢慢失去主流社會支持。「我想說的是，當社會運動一旦暴力化，就很可能導致運動失敗，達不到初衷。」張家偉看過這次旺角衝突被捕者的背景資料，有廚師、售貨員、無業者、年輕人、男性，亦不是社會最底層，「這與六六年的情况，其實有點相似，社會應該正視，政府在法律層面處理後，值得看看這些人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我覺得，政府該做獨立調查」。
因為兩頁紙的報道，所以最後寫下四本書，但歷史仍未可以下定論，張家偉說當中仍有空白的地方好想要填補。「始終未有中方的政府檔案，但，沒什麼可能會公開吧，中國外交部有些檔案室，早年也曾經公開過部分，當中有提及香港的，但是關於什麼呢？某某政府高層簽署同意把東江水賣給香港，這一類。如果能找到這些檔案，就發達了。」
文﹕陳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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