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15-星期日文學．書展．訪港作家：張抗抗——先做公民，才做作家
星期日文學．書展．訪港作家：張抗抗——先做公民，才做作家
2018年7月15日
圖3之1 - （圖 \\ tong）
【明報專訊】在火鍋宴席上，張抗抗把位子調到在方桌盡頭。便於她替眾人添菜遞調料，小小生活細節樂此不疲。是她長期自覺地進行人性關照而形成的習慣？集體責任意識？
她向記者解釋自己大概是有「潔癖」吧。火鍋宴是她安排的一人一小鍋的形式，不是「大鍋菜」。她指因為每人都有習慣，她怕亂了。
讓人聯想她從前寫過一篇〈牡丹的拒絕〉，文中頌揚洛陽牡丹孤潔品性，以暗喻理想中知識分子的人格。她井井有條地處理着有她出現場合的大小事項，一絲不亂。談起她被廣為流傳的一篇〈醜陋的老三屆〉，她表示不喜歡這個被網友擅改的粗魯標題，原文〈無法撫慰的歲月〉是一九九七年刊於上海《文匯報》上的。如今它已成為否定中國文革「知青」運動的代言範文。她在開篇直指「那個時代沒有『我』只有『我們』。這種老三屆人固有的群體意識，是長期高度集權國家遺留下來的文化心理」（編按：全文隨專訪附錄見下）。張抗抗多年來，在文化活動之外的社會甚或政治領域都有她音容笑貌。她的作家身分有「中國作協副主席」「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等。國務院參事？據她解釋「是國務院的高級諮詢機構，有各行各業幾十位專家」。他們每兩周開一次例會，每年做幾次分組調研。如此身分是需要社會責任感的？「我本來就有呀。」她說。她確實一直熱心公益活動，譬如為作家維權、支援網絡作家、為全民閱讀和實體書店呼籲等等。曾經，她在汶川地震救災活動率先提出「公民意識」的話題，引起學者與民眾關注。「公民」是內地文壇罕用的概念：「我首先是一個公民，然後才是一個有良心的作家。」她總是這樣說自己。
列「有骨氣公知名單」中
也有網文將她列入內地「有骨氣公知名單」。有一次，她參加《狼圖騰》出版十周年紀念活動，據記者現場目睹，她和各界大佬對談，當她提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自由」「平等」兩個詞彙，此話經她說出，效應奇詭，台下立即有人交頭接耳，談論「上面」是什麼動向。也就是說，她是某角度被視為「官方」的？記者這個問題，她笑而不答。
訪談中她充滿了顧全大局氣派，首先談到內地文壇集體情况，然後端出自身。「我這一代人缺少中國傳統文化素養。」她坦言，她初中畢業適逢文革，於一九六九年奔赴東北農村當「知青」，歷時八年。她父母輩深受魯迅影響，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糟粕太多。她的文學根基得之西方童話、俄羅斯文學、英法經典文學等，改革開放後接觸到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卻總是沒有時間把中國傳統文化課補上：「這好不好呢？也有不好。畢竟是中國人。」她強調自己「缺課」缺的不是儒家學術那種，而是古典文學，但她至今仍然不喜歡《紅樓夢》的繁瑣。對於她來說，「寫作不是從書本來。它很大部分是建立在我們的生命體驗上，建立在對實踐的認識上。寫作，是為了解決我自己的問題。意味着一直是在解決自己問題的狀態中」。
起初，她滿懷着俄蘇文學召喚的崇高激情和社會主義少女文學夢，帶一本《青年近衛軍》奔赴北大荒，開始在破落貧瘠的農舍炕沿寫作。一九七五年，她長篇小說處女作《分界線》出版，在沉寂一片的內地文壇即成亮點。及後她因寫作成果被選送黑龍江省藝術學校學習，並於一九七九年調入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後定居北京。《分界線》現已難覓。張抗抗曾指，《分界線》在嚴格意義上不是文學，而是政治概念的詮釋，「我的文學起步就這樣被納入了體制的軌道」。據悉，當年此書也曾發生了「重大的政治問題」，因為中央有人從中發現了「罌粟」一詞，指「罌粟」是國際上公認的毒品，怎麼能夠在社會主義土地上生長？這不是抹黑國家嗎？於是數十萬冊書改版重印，「罌粟花」換成了「石竹花」。當然，中國生長罌粟而且色彩各異。後來張抗抗以《白罌粟》《紅罌粟》《黃罌粟》題各寫一篇，似示反抗。她在《白罌粟》（短篇小說）以潔白的罌粟花為一個「反革命」勞改犯人做了祭悼。在文革後「撥亂反正」時期及八○年代，她以一系列「人性回歸」作品，多為知青題材，衝擊了社會的集體心聲，「極左」體制下遮掩架空欺騙的，以「人的問題」之反思還原，致力於建設人的「主體性」。一九七九年，她發表《愛的權利》（中篇小說），反響熱烈，女主人公因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不佳，深受心靈禁錮，在拉小提琴的弟弟的青春熱情和理想信念感化下，終於，她敢於去愛，當然也獲得了愛千千萬萬事物的能力。《北極光》（1980）是張抗抗一舉揚名之作，它以活潑純真的筆伐描繪「知青」們來到新時期的處境，在思想解放浪潮中苦惱和尋覓的，「人的問題」滲入豐富駁離視野的思考。張抗抗的作品，從人性壓抑時代獲得解放的抒情風格，總是表達得淳樸濃郁，流暢率性而幾無雕飾，思的軌道一以貫之。思寄寓於抒情，寄寓於她得之北大荒土地和時代坐標的人生體驗，令她作品形成特定的社會氛圍，後人再難複製。一種思的情懷推而廣至國家社會歷史進程，作品因而內蘊力量，真誠坦蕩。
一九八○年中國作協舉辦「文學講習所」，她作為文革後第一批學員參加，她仍記得講座內容「大多圍繞着打破桎梏解放思想，重新樹立正確的文學觀及文學創作的常識」。整個八○年代她都在激情萬丈中學習着。西方思潮文化湧入國門，佛洛伊德心理學和存在主義哲學幫助她理解「人的本質」，作品開始有了人性異變。在半自傳體長篇小說《隱形伴侶》（1986）中，講述了北大荒一對知青男女的故事：純真的愛情被政治高壓絞殺，單一蠻荒社會令謊言成為生存本能。一種撕裂性的自省，一種傷痛沉重的追根溯源，借助了某些西方現代派表現手法：意識流、夢境、囈語等等，她的創作因而變得較自由。
理性和獸性的妥協
張抗抗說，（八○年代中後期）比她年輕一些的作家們出道，他們迅速地進入了最現代最時髦的小說形式技巧，「而我們過不去，始終在這樣一條軌道。儘管我寫了實驗小說，但我的興趣並不在研究文學的技巧上，如果為個人取得文學成就而寫，這樣的寫作我沒有動力。文學需要表述作者對世界的看法」。
來到《赤彤丹朱》（1996），她開始面對體制之謎進行思考。書中抒寫「父親」「母親」的荒誕人生歷程：從接受「紅色理想」而參加「紅色革命」，及至文革後「紅色神話」解體，一部席捲中國半世紀的「紅色變奏曲」為個人愛情生活和命運帶來的是什麼？思之魔幻和頂真地追究就此展開。現實中，張抗抗父母似是書中男女主人公，從滿懷共產主義理想的革命知識分子，到建國後被打成「歷史反革命」。
張抗抗說，她九個月大就接受「政審」了，一九五一年她母親被送去「革大」（審查革命幹部的臨時「大學」），她在家裏餓得哇哇大哭，幾經交涉，才經允許被帶去和母親一同「禁閉」。她的童年少年一路蒙難於家庭出身而成長。她說，她的寫作也是受益於她父母對文學的熱愛，父親的堅韌頑強和母親的純真善美，是她的性格基因。
從小善思的張抗抗，洋溢着一代人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精神氣質，在寫作中推理體制，借助於西方文化對人性人慾的包容，她相信「人只有深刻地了解理性和獸性的妥協所產生的人性的全部要求，才能為自己設計和規定一個相對合理的社會」。她也向記者談起九○年代商品經濟大潮中，她寫《情愛畫廊》（1995年），「想要表現女性正在覺醒中的情愛審美意識」，「也想試驗自己的市場號召力，如果有一天我們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作家不發工資了，能不能（靠版稅）獨立生活？」《情愛畫廊》暢銷一時。書中「人性化」愛情故事充滿繪畫的唯美色彩，行文語調似有理性風範。後來她又寫作《作女》（2002年），「想要表現都市現代女性更為開放的姿態和女性生命力中的潛能。出於反感中國男性作家審美趣味中殘留的封建文化女性觀。」
如今，她更多回望八○年代，「那十年，止於我們青春的尾聲，帶有挽歌的淒美；那十年，始於我們中年的開端，具有行歌的悲壯。」她在新作的題記中如此寫道。
一部花費十年心血的巨篇浩製小說（暫未出版），她將電子版傳給記者。於是八○年代，那一幕幕早已被中國歷史風塵湮沒了的人物和故事，浮突出來，歷久彌新。瀰漫着思想戰場的硝煙，作家情志仍然飽滿，據記者略數一下，有關口說的詞彙有：探討、發言、反響、傳達、論述、批駁、疑問、勒令、談論、批評、表達、驚歎、辯論、演講、說服、教育、嘆息、發問、答辯、提問、轉述、傾訴等等。張抗抗說，在書中她不僅要告訴人們「八○年代是怎樣的」，而且試圖解答「為什麼會有八○年代」，最重要的是面對「八○年代為我們留下了什麼」。她說當然，它是小眾作品，也許年輕人會對小說的內容陌生了，「但正因如此，此書尤其重要」。
俄羅斯蕭斯塔科維奇音樂，引出女主人公從「知青」背景來到新時期的旋律，是封禁的靈魂沉重而輕揚，是人性開化的啟蒙誘惑。在那牛仔褲都是稀奇的時代，西方音樂傳入內地幾乎佔領普世價值觀大合奏之台前，充滿為國為民奔走的身影，上下而求索，跌宕頓挫，焦慮徬徨。
八○年代中國社會焦點事件、現象、思想情緒矛盾激蕩，人文潮流、政制風雲，一一盡情展現。精英心路歷程精彩紛呈。她說她寫作此書好比「排雷」，一個引信一個引信地拆除。當然，有些問題是永遠不能根除如癌細胞了。
她指寫作此書最重要的發現，是「體制的反對者和該體制的同源性與思維同構性」。歸宿在哪裏？她仍徬徨。但心定了，「多年來我始終沒有為名啊利啊那些喪失自我，而是保有進取之心和獨立精神。今天的我，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曾在東北黑土地勞動過
她和社會主義時期「假大空」問題的決裂，一路經過寫作完成，而伴隨了對「真善美」的追求。她也曾說：「真善美作為一種美學理想普照人類，然而三者真正達到內在的和諧麼？」而她對於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與啟蒙，正是奠基於她對「假醜惡」社會的批判與展示。
迄今張抗抗著述八百多萬字，攬獲多種文學獎項。她有大量散文隨筆，關注生活透出理性，透出她勞動過的東北黑土地氣場，單純粗獷，也透出她成長於杭州的南方人溫婉細膩情致。沒有作家地域性寫作的性徵，行文通曉直白。大量的自然景物佔據了她的文筆，透出她「崇高優美」的審美傾向。
記者去京郊她家做客，目睹別墅花園勝景被打理得有聲有色，一叢綠色植物從二樓爽朗地傾泄而下。生活中張抗抗和夫君實踐着「民主」「平等」的生活範式，其樂融融，自我完成。聽說她家的花都和主人貼心，有一次張抗抗過生日，書房中一盆從未開花的劍蘭，恰逢此際吐出了六枝香花，大展芳顏。
訪談中張抗抗首先和記者談及內地文壇集體概况。為什麼中國好作家男的多？而且幾乎都是鄉村背景？是有其時代社會原因，和早前農村受教育「重男輕女」問題。與她同期幾位五○後女作家，都在城市長大，有更多機會閱讀並親近文學。不過，「近年來，內地出現了具有農村生活經歷的年輕女作家，她們寫得比我們好，我想是由於這三十年來鄉村教育的普及，使農村女孩也能得到文學的滋養」。她說話中透出強烈的女性關懷，儘管女性批評家從不認為她是女性主義作家，她對此並不苟同。張抗抗說迄今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是百萬字新作。它是第一部文學作品深掘內地八○年代。
追溯至十多年前，她將興趣轉到了對中國「改革史」的研究，由二十世紀七○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最初十年，往前倒推至「文革」史、建國史、民國史，再追至先秦思想史、文化史……由史及今，弄清楚了多年疑惑的一些問題。但歷史不是文學，文學更不等同於歷史，要把梳理過的遠史和近史融入自己筆下的小說，成為一部有思想價值的「文學」作品，她說，那是何等艱難、艱辛的創造性勞動。
她試圖用文學表達自己對歷史的思考。「二十世紀八○年代已經成為歷史，當年發生的一切，在我的記憶中依然鮮活如初。那些石破天驚的事件和人物，對於中國的變革有着無可估量的意義，目前已有不少文學作品進行了局部的記述。而我的目光聚焦在知識分子群體，在那場未完成的『啟蒙』中，老一輩知識分子微弱的思想光芒，究竟是怎樣衝破一道道藩籬，牽引着夜行尋路的人們？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在紛繁的世相中，怎樣接續有關『人』的主題並完成自己？」她作品中知青題材佔相當比例，在內地關於知青運動的正反兩種評價中，她是贊成知青應該有「懺悔意識」的作家。她有關作品如《請帶我走》《永不言悔》《殘忍》等都幾乎在叩問知青自身，尋找那段歷史與人性弱點之間的關係。甚至表達了知青「懺悔」意識。「整整一代人所犧牲和浪費的青春、時間和生命，不能用『青春無悔』這種空洞和虛假的豪言壯語一筆抹去的。」她說，她對外界有稱她「知青作家」，她不太認同，「知青只是我們曾經的一個身分，我們早已融入了社會的知識階層。也早已超越了知青生活，進入更廣闊的社會領域。改革開放已經近四十年了，老知青的後半生（當然也包括那個年代過來的所有人），一直在『脫胎換骨』之中，要從『紅衛兵』和『老知青』的思維模式、語言、行為方式，『蟬蛻』為一個正常社會的公民意識和身分認同。這個轉換是很艱難的，直到現在，我們還常常會從某些人的日常用語裏，看到文革的影子。」
知青的歷史功過
「我們討論知青的歷史功過，一定要在具體的語境或特定歷史背景下來說。我多次說過，我們這一代知青，文化知識其實也是少得可憐。建國以後，傳統文化就被打入冷宮了，我們中小學時代的教科書，很多時間都在背誦老三篇，或其他歌功頌德的那些內容，文化含量原本就很低，再加上在校讀書時間又短，除了老高中生相對接受教育的時間、品質稍高一點，大多知青都是初中生，一共就念了不到十年書，所以這一代知青，實際上『知識』並不太多，所謂有文化，只是相比農民而言。這個標準也太低了吧，我們要有勇氣正視自身的弱點，不要像鴕鳥一樣，把腦袋埋在沙子裏，就自以為躲藏得遁形了。」
儘管，她對知青一代深受極左毒害耿耿於懷，而她回顧自己灑下青春汗水的北大荒，記憶中流連忘返的，除了寒冷蠻荒艱苦的生活對個人性格和意志的磨練，便是當年大自然的雲彩、野花、小河、冰棱雪原。北大荒八年，大自然是她情感的撫慰。
曾經，她推薦過年輕的網絡作家們加入作協。「我對網絡寫作最初的好感，來自它對傳統文學體制的反叛，我欣賞文字中那種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純真氣味。」她介紹，內地網絡文學初萌階段，作者只是為了表達內心而寫作，只求讀者呼應，很少功利需求，網絡為每一個熱愛文學的人發表作品提供了可能，那是網絡文學最具魅力的時期，後來它被納入了商業軌道，成為大眾的熱門消費品，對此，她表示遺憾。此後便很少看網絡小說了。
文 \\ 戴萍
編輯 \\ 袁兆昌
電郵 \\ literature@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8年7月15日
圖3之1 - （圖 \\ tong）
【明報專訊】在火鍋宴席上，張抗抗把位子調到在方桌盡頭。便於她替眾人添菜遞調料，小小生活細節樂此不疲。是她長期自覺地進行人性關照而形成的習慣？集體責任意識？
她向記者解釋自己大概是有「潔癖」吧。火鍋宴是她安排的一人一小鍋的形式，不是「大鍋菜」。她指因為每人都有習慣，她怕亂了。
讓人聯想她從前寫過一篇〈牡丹的拒絕〉，文中頌揚洛陽牡丹孤潔品性，以暗喻理想中知識分子的人格。她井井有條地處理着有她出現場合的大小事項，一絲不亂。談起她被廣為流傳的一篇〈醜陋的老三屆〉，她表示不喜歡這個被網友擅改的粗魯標題，原文〈無法撫慰的歲月〉是一九九七年刊於上海《文匯報》上的。如今它已成為否定中國文革「知青」運動的代言範文。她在開篇直指「那個時代沒有『我』只有『我們』。這種老三屆人固有的群體意識，是長期高度集權國家遺留下來的文化心理」（編按：全文隨專訪附錄見下）。張抗抗多年來，在文化活動之外的社會甚或政治領域都有她音容笑貌。她的作家身分有「中國作協副主席」「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等。國務院參事？據她解釋「是國務院的高級諮詢機構，有各行各業幾十位專家」。他們每兩周開一次例會，每年做幾次分組調研。如此身分是需要社會責任感的？「我本來就有呀。」她說。她確實一直熱心公益活動，譬如為作家維權、支援網絡作家、為全民閱讀和實體書店呼籲等等。曾經，她在汶川地震救災活動率先提出「公民意識」的話題，引起學者與民眾關注。「公民」是內地文壇罕用的概念：「我首先是一個公民，然後才是一個有良心的作家。」她總是這樣說自己。
列「有骨氣公知名單」中
也有網文將她列入內地「有骨氣公知名單」。有一次，她參加《狼圖騰》出版十周年紀念活動，據記者現場目睹，她和各界大佬對談，當她提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自由」「平等」兩個詞彙，此話經她說出，效應奇詭，台下立即有人交頭接耳，談論「上面」是什麼動向。也就是說，她是某角度被視為「官方」的？記者這個問題，她笑而不答。
訪談中她充滿了顧全大局氣派，首先談到內地文壇集體情况，然後端出自身。「我這一代人缺少中國傳統文化素養。」她坦言，她初中畢業適逢文革，於一九六九年奔赴東北農村當「知青」，歷時八年。她父母輩深受魯迅影響，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糟粕太多。她的文學根基得之西方童話、俄羅斯文學、英法經典文學等，改革開放後接觸到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卻總是沒有時間把中國傳統文化課補上：「這好不好呢？也有不好。畢竟是中國人。」她強調自己「缺課」缺的不是儒家學術那種，而是古典文學，但她至今仍然不喜歡《紅樓夢》的繁瑣。對於她來說，「寫作不是從書本來。它很大部分是建立在我們的生命體驗上，建立在對實踐的認識上。寫作，是為了解決我自己的問題。意味着一直是在解決自己問題的狀態中」。
起初，她滿懷着俄蘇文學召喚的崇高激情和社會主義少女文學夢，帶一本《青年近衛軍》奔赴北大荒，開始在破落貧瘠的農舍炕沿寫作。一九七五年，她長篇小說處女作《分界線》出版，在沉寂一片的內地文壇即成亮點。及後她因寫作成果被選送黑龍江省藝術學校學習，並於一九七九年調入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後定居北京。《分界線》現已難覓。張抗抗曾指，《分界線》在嚴格意義上不是文學，而是政治概念的詮釋，「我的文學起步就這樣被納入了體制的軌道」。據悉，當年此書也曾發生了「重大的政治問題」，因為中央有人從中發現了「罌粟」一詞，指「罌粟」是國際上公認的毒品，怎麼能夠在社會主義土地上生長？這不是抹黑國家嗎？於是數十萬冊書改版重印，「罌粟花」換成了「石竹花」。當然，中國生長罌粟而且色彩各異。後來張抗抗以《白罌粟》《紅罌粟》《黃罌粟》題各寫一篇，似示反抗。她在《白罌粟》（短篇小說）以潔白的罌粟花為一個「反革命」勞改犯人做了祭悼。在文革後「撥亂反正」時期及八○年代，她以一系列「人性回歸」作品，多為知青題材，衝擊了社會的集體心聲，「極左」體制下遮掩架空欺騙的，以「人的問題」之反思還原，致力於建設人的「主體性」。一九七九年，她發表《愛的權利》（中篇小說），反響熱烈，女主人公因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不佳，深受心靈禁錮，在拉小提琴的弟弟的青春熱情和理想信念感化下，終於，她敢於去愛，當然也獲得了愛千千萬萬事物的能力。《北極光》（1980）是張抗抗一舉揚名之作，它以活潑純真的筆伐描繪「知青」們來到新時期的處境，在思想解放浪潮中苦惱和尋覓的，「人的問題」滲入豐富駁離視野的思考。張抗抗的作品，從人性壓抑時代獲得解放的抒情風格，總是表達得淳樸濃郁，流暢率性而幾無雕飾，思的軌道一以貫之。思寄寓於抒情，寄寓於她得之北大荒土地和時代坐標的人生體驗，令她作品形成特定的社會氛圍，後人再難複製。一種思的情懷推而廣至國家社會歷史進程，作品因而內蘊力量，真誠坦蕩。
一九八○年中國作協舉辦「文學講習所」，她作為文革後第一批學員參加，她仍記得講座內容「大多圍繞着打破桎梏解放思想，重新樹立正確的文學觀及文學創作的常識」。整個八○年代她都在激情萬丈中學習着。西方思潮文化湧入國門，佛洛伊德心理學和存在主義哲學幫助她理解「人的本質」，作品開始有了人性異變。在半自傳體長篇小說《隱形伴侶》（1986）中，講述了北大荒一對知青男女的故事：純真的愛情被政治高壓絞殺，單一蠻荒社會令謊言成為生存本能。一種撕裂性的自省，一種傷痛沉重的追根溯源，借助了某些西方現代派表現手法：意識流、夢境、囈語等等，她的創作因而變得較自由。
理性和獸性的妥協
張抗抗說，（八○年代中後期）比她年輕一些的作家們出道，他們迅速地進入了最現代最時髦的小說形式技巧，「而我們過不去，始終在這樣一條軌道。儘管我寫了實驗小說，但我的興趣並不在研究文學的技巧上，如果為個人取得文學成就而寫，這樣的寫作我沒有動力。文學需要表述作者對世界的看法」。
來到《赤彤丹朱》（1996），她開始面對體制之謎進行思考。書中抒寫「父親」「母親」的荒誕人生歷程：從接受「紅色理想」而參加「紅色革命」，及至文革後「紅色神話」解體，一部席捲中國半世紀的「紅色變奏曲」為個人愛情生活和命運帶來的是什麼？思之魔幻和頂真地追究就此展開。現實中，張抗抗父母似是書中男女主人公，從滿懷共產主義理想的革命知識分子，到建國後被打成「歷史反革命」。
張抗抗說，她九個月大就接受「政審」了，一九五一年她母親被送去「革大」（審查革命幹部的臨時「大學」），她在家裏餓得哇哇大哭，幾經交涉，才經允許被帶去和母親一同「禁閉」。她的童年少年一路蒙難於家庭出身而成長。她說，她的寫作也是受益於她父母對文學的熱愛，父親的堅韌頑強和母親的純真善美，是她的性格基因。
從小善思的張抗抗，洋溢着一代人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精神氣質，在寫作中推理體制，借助於西方文化對人性人慾的包容，她相信「人只有深刻地了解理性和獸性的妥協所產生的人性的全部要求，才能為自己設計和規定一個相對合理的社會」。她也向記者談起九○年代商品經濟大潮中，她寫《情愛畫廊》（1995年），「想要表現女性正在覺醒中的情愛審美意識」，「也想試驗自己的市場號召力，如果有一天我們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作家不發工資了，能不能（靠版稅）獨立生活？」《情愛畫廊》暢銷一時。書中「人性化」愛情故事充滿繪畫的唯美色彩，行文語調似有理性風範。後來她又寫作《作女》（2002年），「想要表現都市現代女性更為開放的姿態和女性生命力中的潛能。出於反感中國男性作家審美趣味中殘留的封建文化女性觀。」
如今，她更多回望八○年代，「那十年，止於我們青春的尾聲，帶有挽歌的淒美；那十年，始於我們中年的開端，具有行歌的悲壯。」她在新作的題記中如此寫道。
一部花費十年心血的巨篇浩製小說（暫未出版），她將電子版傳給記者。於是八○年代，那一幕幕早已被中國歷史風塵湮沒了的人物和故事，浮突出來，歷久彌新。瀰漫着思想戰場的硝煙，作家情志仍然飽滿，據記者略數一下，有關口說的詞彙有：探討、發言、反響、傳達、論述、批駁、疑問、勒令、談論、批評、表達、驚歎、辯論、演講、說服、教育、嘆息、發問、答辯、提問、轉述、傾訴等等。張抗抗說，在書中她不僅要告訴人們「八○年代是怎樣的」，而且試圖解答「為什麼會有八○年代」，最重要的是面對「八○年代為我們留下了什麼」。她說當然，它是小眾作品，也許年輕人會對小說的內容陌生了，「但正因如此，此書尤其重要」。
俄羅斯蕭斯塔科維奇音樂，引出女主人公從「知青」背景來到新時期的旋律，是封禁的靈魂沉重而輕揚，是人性開化的啟蒙誘惑。在那牛仔褲都是稀奇的時代，西方音樂傳入內地幾乎佔領普世價值觀大合奏之台前，充滿為國為民奔走的身影，上下而求索，跌宕頓挫，焦慮徬徨。
八○年代中國社會焦點事件、現象、思想情緒矛盾激蕩，人文潮流、政制風雲，一一盡情展現。精英心路歷程精彩紛呈。她說她寫作此書好比「排雷」，一個引信一個引信地拆除。當然，有些問題是永遠不能根除如癌細胞了。
她指寫作此書最重要的發現，是「體制的反對者和該體制的同源性與思維同構性」。歸宿在哪裏？她仍徬徨。但心定了，「多年來我始終沒有為名啊利啊那些喪失自我，而是保有進取之心和獨立精神。今天的我，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曾在東北黑土地勞動過
她和社會主義時期「假大空」問題的決裂，一路經過寫作完成，而伴隨了對「真善美」的追求。她也曾說：「真善美作為一種美學理想普照人類，然而三者真正達到內在的和諧麼？」而她對於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與啟蒙，正是奠基於她對「假醜惡」社會的批判與展示。
迄今張抗抗著述八百多萬字，攬獲多種文學獎項。她有大量散文隨筆，關注生活透出理性，透出她勞動過的東北黑土地氣場，單純粗獷，也透出她成長於杭州的南方人溫婉細膩情致。沒有作家地域性寫作的性徵，行文通曉直白。大量的自然景物佔據了她的文筆，透出她「崇高優美」的審美傾向。
記者去京郊她家做客，目睹別墅花園勝景被打理得有聲有色，一叢綠色植物從二樓爽朗地傾泄而下。生活中張抗抗和夫君實踐着「民主」「平等」的生活範式，其樂融融，自我完成。聽說她家的花都和主人貼心，有一次張抗抗過生日，書房中一盆從未開花的劍蘭，恰逢此際吐出了六枝香花，大展芳顏。
訪談中張抗抗首先和記者談及內地文壇集體概况。為什麼中國好作家男的多？而且幾乎都是鄉村背景？是有其時代社會原因，和早前農村受教育「重男輕女」問題。與她同期幾位五○後女作家，都在城市長大，有更多機會閱讀並親近文學。不過，「近年來，內地出現了具有農村生活經歷的年輕女作家，她們寫得比我們好，我想是由於這三十年來鄉村教育的普及，使農村女孩也能得到文學的滋養」。她說話中透出強烈的女性關懷，儘管女性批評家從不認為她是女性主義作家，她對此並不苟同。張抗抗說迄今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是百萬字新作。它是第一部文學作品深掘內地八○年代。
追溯至十多年前，她將興趣轉到了對中國「改革史」的研究，由二十世紀七○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最初十年，往前倒推至「文革」史、建國史、民國史，再追至先秦思想史、文化史……由史及今，弄清楚了多年疑惑的一些問題。但歷史不是文學，文學更不等同於歷史，要把梳理過的遠史和近史融入自己筆下的小說，成為一部有思想價值的「文學」作品，她說，那是何等艱難、艱辛的創造性勞動。
她試圖用文學表達自己對歷史的思考。「二十世紀八○年代已經成為歷史，當年發生的一切，在我的記憶中依然鮮活如初。那些石破天驚的事件和人物，對於中國的變革有着無可估量的意義，目前已有不少文學作品進行了局部的記述。而我的目光聚焦在知識分子群體，在那場未完成的『啟蒙』中，老一輩知識分子微弱的思想光芒，究竟是怎樣衝破一道道藩籬，牽引着夜行尋路的人們？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在紛繁的世相中，怎樣接續有關『人』的主題並完成自己？」她作品中知青題材佔相當比例，在內地關於知青運動的正反兩種評價中，她是贊成知青應該有「懺悔意識」的作家。她有關作品如《請帶我走》《永不言悔》《殘忍》等都幾乎在叩問知青自身，尋找那段歷史與人性弱點之間的關係。甚至表達了知青「懺悔」意識。「整整一代人所犧牲和浪費的青春、時間和生命，不能用『青春無悔』這種空洞和虛假的豪言壯語一筆抹去的。」她說，她對外界有稱她「知青作家」，她不太認同，「知青只是我們曾經的一個身分，我們早已融入了社會的知識階層。也早已超越了知青生活，進入更廣闊的社會領域。改革開放已經近四十年了，老知青的後半生（當然也包括那個年代過來的所有人），一直在『脫胎換骨』之中，要從『紅衛兵』和『老知青』的思維模式、語言、行為方式，『蟬蛻』為一個正常社會的公民意識和身分認同。這個轉換是很艱難的，直到現在，我們還常常會從某些人的日常用語裏，看到文革的影子。」
知青的歷史功過
「我們討論知青的歷史功過，一定要在具體的語境或特定歷史背景下來說。我多次說過，我們這一代知青，文化知識其實也是少得可憐。建國以後，傳統文化就被打入冷宮了，我們中小學時代的教科書，很多時間都在背誦老三篇，或其他歌功頌德的那些內容，文化含量原本就很低，再加上在校讀書時間又短，除了老高中生相對接受教育的時間、品質稍高一點，大多知青都是初中生，一共就念了不到十年書，所以這一代知青，實際上『知識』並不太多，所謂有文化，只是相比農民而言。這個標準也太低了吧，我們要有勇氣正視自身的弱點，不要像鴕鳥一樣，把腦袋埋在沙子裏，就自以為躲藏得遁形了。」
儘管，她對知青一代深受極左毒害耿耿於懷，而她回顧自己灑下青春汗水的北大荒，記憶中流連忘返的，除了寒冷蠻荒艱苦的生活對個人性格和意志的磨練，便是當年大自然的雲彩、野花、小河、冰棱雪原。北大荒八年，大自然是她情感的撫慰。
曾經，她推薦過年輕的網絡作家們加入作協。「我對網絡寫作最初的好感，來自它對傳統文學體制的反叛，我欣賞文字中那種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純真氣味。」她介紹，內地網絡文學初萌階段，作者只是為了表達內心而寫作，只求讀者呼應，很少功利需求，網絡為每一個熱愛文學的人發表作品提供了可能，那是網絡文學最具魅力的時期，後來它被納入了商業軌道，成為大眾的熱門消費品，對此，她表示遺憾。此後便很少看網絡小說了。
文 \\ 戴萍
編輯 \\ 袁兆昌
電郵 \\ literature@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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